《紐約書評》:讓這個時代最有趣和最優秀的心靈在這聚集

這本雜誌第一期的作者包括詩人奧登W.H. Auden、評論家Dwight MacDonald, Irving Howe, Philip Rahv, Susan Sontag、作家Mary McCarthy(評論「裸體午餐」)、Norman Mailer、Gore Vidal,社會學家Lewis A. Coser,都是當時最活躍的作家,後來的大師。

那是1963年一月的《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多年後紐約客(New Yorker)總編輯David Remnick說,「這肯定是雜誌史上最厲害的第一期。」

的確。而他們創刊到現在超過五十年的主編席維斯(Robert Silvers)在兩週前過世了。他可以說,西方出版與媒體史上一則傳奇,他一個人,讓美國五十年來知識與文化更為豐盛。

席維斯在五零年代先是擔任「巴黎評論」(Paris Review)的編輯,後來擔任「哈潑」(Harper’s)的編輯。1959年,他策劃了一個專題叫「美國的寫作」(Writing in America)引起很大迴響,其中一篇文章是「書評的衰落」,作者Elizabeth Hardwick嚴厲批評當下的書評缺乏生氣 — — 她最主要批評的是「紐約時報書評」。她所期待的書評文章是「不尋常的、困難的、長篇的、不妥協的,更重要的是有趣的文章」。

到了1963年的一個冬夜,Hardwick和她先生,與另一對夫婦包括在藍燈書屋工作的Jason Epstein和也是編輯的太太Barbara Epstein,在上西區共進晚餐 。他們談論著紐約市印刷工人已經進行了幾個月的罷工,造成紐約時報和其他報紙停刊,尤其是週日書評版不能出刊讓出版社無法廣告新書。他們半開玩笑地說,既然我們一直對書評生態不滿,出版社又有廣告需求,那我們為何不自己來辦一份書評雜誌呢?

第二天,他們就去銀行借錢,並邀請「哈潑」雜誌編輯席維斯和Barbara Epstein一起主編這個新刊物:《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在1963年二月的第一期之後,這個小雜誌成為英語世界最重要的知識與思想性刊物,直到五十多年後的今天,依然如此。

第一期的所有作者都沒有拿稿費,他們願意無償寫稿是因為雜誌提供了一種新風格的書評書寫:在這裡,書評文章不是對於一本書的報導或是評價,而是本身就是重要的散文,或是對一個議題的深度評論。銷量也令創辦人們振奮:首發的十萬份迅速賣完。

《紐約書評》的出現主要是因為這幾位創辦人深感美國欠缺一個可以刺激思想的書評空間,此前最重要的知識界刊物《黨派評論》(Partisan Review)也影響力漸失,所以他們要創造一種新形式的書評,要提供一個論壇讓作者們可以激烈地討論思想和書籍。尤其,他們既關注文學也關心政治──這可以說是「紐約知識份子」一直以來的傳統。

在創刊的六零年代中期,又適逢美國社會與文化開始猛烈搖盪:民權運動逐漸轉向「黑權運動」(Black power movement),反越戰運動號角激烈響起,新左派學生運動也不斷前進。那是一個思想燃燒的年代,不論是左翼學者喬姆斯基(Noam Chomsky)、獨立媒體人I.F. Stone、學運領袖Tom Hayden、左翼歷史學者霍布斯邦(Eric Hobsbawn)都是他們刊物上的重要作者。而那個時代的重要騷動如芝加哥八君子審判、五角大廈前的反戰遊行、紐沃克(Newark)黑人貧民區的暴動、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學生佔領校園等, 也都會在《紐約書評》上有深度評論。

席維斯曾在訪問中說,「對我們來說,權力及其濫用的經典政治問題永遠是我們關心的。」以及「我們認為你必須提供一種對美國的政治權力的本質的分析──誰擁有他以及誰受到影響。」

很快地,《紐約書評》成為美國文化和知識菁英必讀的刊物,英語世界的思想地標。知名作家Tom Wolfe在1970年一篇極有影響力的文章「激進潮人」(Radical chic)中說,紐約書評就是這批「激進潮人」的「主要理論機構」。此後更有無數重要的思想家和作家在這裡發表文章。

席維斯不斷強調,他們編輯的宗旨是:「尋找我們尊敬的作者並且幫他們找出適合討論的書。我崇敬好的作家,有美麗心靈和特殊思想的作家,並總是希望他們能做出特別的事情。」或者,讓「這個時代最有趣和最優秀的心靈在這裡深度討論書籍和議題。」

他們確實做到了。 席維斯說,「我們把書評視為一種可以用來處理任何議題的形式,因為任何問題都會有相關的書。書評是一種將批判性觀點用來和最迫切政治議題對話的方式。」尤其,作為編輯,席維斯不僅擅長發掘好的作家,而且會給作家搭配一般難以想像的任務,例如在1984年,他請小說家奈波爾(V. S. Naipaul)去採訪共和黨大會。他本來一再拒絕,說這題目他不熟,但席維斯卻寄給他各種相關剪報,終於說服他用全新的角度去寫這個政治事件。

五十年的路途當然不時有些轉向。進入七零年代後,六零年代的左翼激進主義轉向為比較溫和的自由主義。一篇分析《紐約書評》政治立場的文章「紐約書評的重生」中說,如果《紐約書評》在六零年代是喬姆斯基(Noam Chomsly)式的批判,那麼後越戰時期則是以賽柏林(Isaiah Berlin)對自由主義、多元主義和個人自由的強調界定了它的氣質,且「紐約知識分子小圈子、常春藤大學明星學者、諾貝爾獎得主取代了喬姆斯基和他們的左翼同志。」喬姆斯基也在這篇文章中提到,和六零年代和平運動有關的活躍份子後來在《紐約書評》上幾乎都消失了。

但另方面,《紐約書評》也始終關注第三世界的異議知識份子,刊登過索忍尼辛、沙卡洛夫、哈維爾的訪談,也經常討論中國的民主運動,並登零八憲章的英譯版。

進入二十一世紀後,《紐約書評》再度成為反對政治的基地。小布希的當選、九一一事件、伊拉克戰爭,讓他們如六零年代般站到鮮明的左翼位置,嚴厲批評小布希的政策侵蝕公民權利,更批評所謂的「自由鷹派」(liberal hawks)知識分子(亦即支持美國出兵伊拉克的自由派)。事實上,在2003年美國剛出兵伊拉克時,許多自由派媒體和知識分子都支持這場戰爭,但《紐約書評》的主要作者們,Thomas Powers, Ian Buruma、Joan Didion, Norman Mailer、Stanley Hoffmann, Ronald Dworkin, Arthur Schlesinger Jr.,都站到批判的前線。

席維斯說,這是因為他擔心「政府所製造出的愛國氣氛,恐懼氣氛,會打壓異議。」

五十年來,他們始終維持十萬左右的發行量,也一直是獲利狀態。(1984年時原來投資者把雜誌賣給一個德州商人,但仍維持編輯自主性。)但在這個眾聲喧嘩的數位時代,《紐約書評》該以什麼姿態繼續對世界發聲呢?

事實上,雖然《紐約書評》始終具有強烈批判性,且是英語世界最受尊敬的刊物,但也顯出某些疲態,例如作者群總是同一批人(因此被諷刺是”The New York Review of Each Other’s Books”),且文章觀點可預期性高。這或許因為五十年來都是同一主編席維斯(從創刊開始的共同主編Barbara Epstein於2006年過世)。但席維斯實在太特別,他對於這份工作近乎是宗教式的虔誠。他說,「我一出生就是單身漢,此後一直如此。」一個朋友說,他娶的是書桌。他一週工作七天,作者在聖誕節也會接到他的電話,可能只是為了改一個標點符號。

網路時代的來臨當然也對這份傳統刊物造成新挑戰。2010年起,他們開創了網路部落格,提供更即時、更短篇幅的文章。對於數位時代的挑戰,席維斯不悲觀:「一個關於政治、文學、科學和藝術獨立而批判的聲音,在現在比五十年前我們創辦這個雜誌更為需要。因為電子的溝通形式在每一個領域日益發展,但是他們對於文化的影響仍然是模糊的,因此需要新形式的批判性檢視。這會是紐約書評未來的核心關懷。」

的確。《紐約書評》始終會用思想與論辯介入世界,始終會試圖啟發人心。

大導演馬丁史柯西斯曾在《紐約書評》五十年時為這份刊物拍攝一個紀錄片,當時有人質疑要如何拍攝一部關於書評的電影,因為那是一個如此安靜的世界。但席維斯不這麼看,「書評聽起來像是很安靜,但它其實可以很有張力和啟發性。它可以具有強大的力量 — — 或者,我們是如此希望。」

(本文刊登於香港01 週報 2017/04/01)

Show your support

Clapping shows how much you appreciated soundfury’s 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