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狀病毒的確診案例在監獄、看守所和收容中心中不斷增加，面對病毒在拘留設施內大量傳播的風險，國際人權聯盟呼籲當局採取緊急措施，以維護被拘留者的健康，政府應釋放感染風險最大、輕罪、待審以及違反國際準則但被拘留的人。

在危機時期，政府有義務保護最弱勢者。受刑人被關在很容易成為病毒熱點的拘留設施內，是最容易受到新型冠狀病毒威脅的群體。拘留設施內的風險特別大，因拘留設施內多人牢房人滿為患為常態，根本不可能保持必要的社交距離，收押待審者人數眾多，監獄的醫療體制也無法負荷。

在過去的幾週中，新型冠狀病毒已經蔓延到許多國家和地區，有大量的監獄囚犯、工作人員和照護人員也已經確診。數以百計的有病症囚犯在獄中又被“監禁”，監獄超收的現況加上缺乏個人衛生條件、醫療照護以及對探監的限制等等因素，造成獄中緊張的局勢也隨著病毒的散播而升高。

每個監獄、看守所和收容中心都可能爆發疫情，除非採取緊急措施降低這種風險，否則病毒將不可避免地在這些場所傳播。

國際人權聯盟呼應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非洲人權和人民權利委員會、歐洲委員會人權事務專員、美洲人權委員會和歐洲防止酷刑委員會所發布之新型冠狀病毒 原則聲明中所呼籲的「政府應通過各種方式釋放大量囚犯，包括暫時釋放或提前釋放和特赦、減刑和居家執行等方式，以減輕監獄的擁擠狀況。」

國家採取此類措施時應符合各國根據《聯合國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修訂並通過為“曼德拉規則”）之規定，並應詳細說明措施旨於確保個人衛生條件及受刑人的健康與安全為考量。

我們樂見阿根廷、智利、衣索匹亞、印尼、伊朗、突尼斯和土耳其等許多國家採取行動並開始釋放囚犯，以減少人滿為患的狀況，來防止病毒傳播。但是，這些舉措卻與國家應負之人權義務和國際機構的建議有所出入。

中國、埃及、伊朗與土耳其等國家之政策，大規模監禁記者、吹哨者、人權捍衛者、政治犯及參與示威活動的公民，也將這些人排除在釋放名單中，則明顯的違背了國際人權常規。

因此，各國應遵循明確的優先釋放順序，其順序應以被拘留者的風險指數及其拘留原因為依據。應優先考慮釋放老年人、孕婦和兒童，健康狀況不良者、行政拘留者、因輕微或非暴力犯罪被拘留者以及待審者。此外，應立即無條件釋放良心犯、因發表評論而被拘留的人、人權捍衛者、吹哨者和無證件的移民收容人。

各國政府還應確保在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期間，保障所有被拘留者的人權。因此，應針對拘留條件採取相關的措施，包括食物、健康、衛生和檢疫等措施，以防止新型冠狀病毒在設施內傳播，確保所有被拘留者有合理的生活和健康環境。

對被拘留者的任何限制都不該帶有歧視、要符合比例原則，是必要且有限期和明確的限制。處遇措施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將絕對監禁或單獨監禁合理化。在遵守世界衛生組織所建議的社交距離和洗手準則下，隔離措施應提供拘留人以遠距且有隱私的方式與家人、朋友和律師進行會面。在當前病毒大流行的情況下，我們建議所有被拘留者都應該有牢房範圍之外的放風時間，並可以使用設施內的休閒空間。

最後，雖然當局必須在監獄、看守所及收容中心內維持秩序和安全，以防止騷亂和恢復監獄安全，但政府不應授權當局採取過度使用武力的方式來達到目的。

原文：

https://www.fidh.org/%E4%B8%AD%E6%96%87/%E6%96%B0%E5%9E%8B%E5%86%A0%E7%8B%80%E7%97%85%E6%AF%92

四分之一個年過了，新冠狀病毒疫情持續延燒，當法治國遇上病毒，官方政策該如何在人權和和防疫取得平衡？六年前的這時，正是人民行使集會自由、進而影響國家重大政策的具體表現。六年後的今日，台權會仍透過各種方式提倡人權自由，像是聲援李明哲，又或透過訴訟提醒公民社會，政府不應以層層法規限制人民言論與集會自由。

而這個月最讓人悲慟的消息，是蔡英文總統在任內執行第二次死刑。面對一心求死的翁仁賢，死刑是否是唯一解套？它真的有嚇阻犯罪的功效嗎？還是只是滿足社會報復性的正義感？

即將起飛的航空城，人民的居住權在哪呢？桃園航空城作為涉及多個政府單位共同開發、規模龐大的整體開發案，環評卻僅限縮在第三跑道的單一開發行為。台權會期望大家能一同關注本案，也呼籲土徵審議委員應謹慎審查做開發前的最後把關。

這是三月份，疫情持續蔓延、而我們仍努力著的三月份。 -台權會

我們沒有忘記李明哲 言論自由無罪— —

李明哲被消失三週年記者會

李明哲三年前因在網路上與中國網友分享及討論議題相關言論，在2017年3月19日被中國政府強迫失蹤，如今，李明哲仍被關在中國赤山監獄未釋放。新型冠狀病毒進入非常時期，台權會呼籲中國政府重視監獄的健康情況及公共衛生情況，並確保監獄所有人員，包括囚犯的健康權應被充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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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還權於民，鬆綁「許可制」保障集會遊行自由

六年前的這天正是人民行使集會自由、進而影響國家重大政策的具體表現。而六年後的今天，台灣人權促進會向政府提起行政訴訟，透過訴訟提醒公民社會，政府不應以層層法規限制人民言論與集會自由。以行政規則禁止在火車站集會違反了憲法對言論自由的保障，應廢除許可制才能真正落實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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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法治國遇上病毒：勿濫用概括條款，防疫與民主才能共存

旅遊禁令、非必要前往第三級警示區返台禁領補償、公布上述確診個案姓名。我國的防疫措施受到國際肯定的同時，為了避免辛苦的第一線工作者面臨違法執勤的法律風險，台權會強調「依法行政原則」、「法律保留」、「授權明確性原則」、「比例原則」等法治國原則，在緊急時刻更應該謹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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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機場第三跑道環評通過聲明：即刻停止違法徵收與開發

航空城即將進入徵收階段，正式進入開發，但人權與環境爭議都解決了嗎？桃園航空城是由交通部與桃園市府共同進行的大規模整體開發案，環評卻僅限縮在第三跑道的單一開發行為。台權會期望大家能一同關注本案，並呼籲土徵審議委員應謹慎審查做開發前的最後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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譴責蔡英文總統任內的第二次死刑執行

4月2日晚間八點，現年54歲的翁仁賢在台北看守所被施以槍刑方式執行。

面對一新求死的翁人賢，死刑並非阻止犯罪的最大阻力。台權會強烈譴責政府不願意停止執行死刑，特別是因為他們完全理解執行死刑不會解決任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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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消息對公民社會討論公共議題產生危害，對於防治假消息可行的做法。

資訊透明優先於刑罰

刑罰是否能有效防治假消息，需要政府提供更多資訊。除了檢舉量、偵結量、移送量，還需要法官判決需要處罰的數量等資訊，才能釐清法院和偵察機關的認定情形是否趨近一致。畢竟立法的目的不是為了處罰因恐懼誤信疫情謠言的轉傳者，某種程度上，他們可能也是假消息的受害者。立法的目的還是在避免惡意散播假消息。

揭弊者/吹哨者保護

當一則還沒經過政府宣布或證實的「真實訊息」在坊間流傳，需要相應的保護措施，防止揭露者受責罰。比如中國的李文亮就是在政府之前揭露疫情而被認定為不實言論。未來台灣若出現先於政府公布的疫情發現、防疫措施等真實訊息，政府需要相應的措施保護發言者。

平台自律的透明及問責機制

當政府要求平台自律，如何同時保障言論自由？當平台需要管制內容，就可能影響到使用者在平台發表意見的權利。因此平台需要清楚理解政策，向用戶說明什麼樣的訊息，經過什麼樣的判斷標準，被平台認定為假消息。當平台進一步限制該訊息的流通時，需要「告知」當事人原因，並提供有效的「申訴機制」。後續，平台也要對這些被限制的內容，定期公布統計，讓所有用戶得知被刪除的內容量和原因。以上是美國公民社會提出的聖塔克拉拉原則要求的最低限度的問責措施。另外，政府和平台雙方若對特定內容處理約定合作的方式，也必須公開讓公民社會知道。

個資保護

假消息如何找到它的群眾？已知的一條途徑就是靠個資。劍橋分析事件就是如此。因此討論防治假消息傳遞，就更不能忽視個資保護。 依個資法第11條，蒐集個資的目的消失時，就應該將資料刪除。如何確保資料確實刪除，不被機關、業者或能夠讀取資料的機構保存並從事目的外利用？機關須在蒐集資料同時，向大眾說明蒐集的資料類別、目的、用途，以及分享的對象。同時也需要機關外部的監察單位稽核資料的處理利用和刪除。先有完整的資訊揭露和退場機制，後續才可能有公民社會能參與檢視的空間。

定期檢討相關措施

問題是，如果疫情持續很久呢？是否需要預先設定討論逐步退場或刪除部分已過時資料的時程？希望能在不確定疫情何時結束的當下，儘快開始討論。

「防治訊息操弄與人權保障」座談會於4/10由立法委員鍾佳濱、江永昌、趙天麟、何志偉、劉世芳、賴惠員、范雲國會辦公室主辦，討論疫情假訊息與防疫期間的個資蒐集等措施的人權保障，本文為本會台灣網路透明報告專員周冠汝的發言。

原文請見：https://www.tahr.org.tw/news/2639

2019冠狀病毒疫情重創全球經濟，旅遊業、航空業至金融業，服務業更是受到極大的威脅。在這樣的環境下，唯一屹立不搖的正是電商和外送產業，這說明了數位時代對人類的重要性。

但你知道嗎？政府在防疫的這段期間，也利用科技的進步偷偷做了些事，例如偷渡「國民身分證全面換發辦法」。

今年3月才公布的辦法，但卻在去年1月就已生效

政府至今為止唯一堪稱修法的動作，是公布了《國民身分證全面換發辦法》。但這個在2020年3月23日才公布的辦法，生效日卻是2019年1月1日。偷渡了一整年的生效日，導致去年中，行政院所核定的數位身分證的換發計畫，頓時成為一個符合法令的計畫。但即使辦法已經生效了超過一年，按照這個辦法核定的全面換發計畫，卻至今仍處在黑箱的狀態。

堅稱eID無隱私及資安風險，但我國政府過去資安事件頻傳

政府不斷以懶人包式的回應，要求人民相信eID不會有隱私及資安風險。但政府將身分證擴大應用到數位領域，本來就可能大幅侵蝕人民數位生活的匿名性，且讀卡驗證更可能有留存數位足跡、線上身分遭盜用等其他衍生的隱私風險，這都是不爭的事實。此外，針對大量資料的資訊安全，我國過去的戶籍資料、健保資料，更是都有遭駭的經驗，政府要用什麼保證人民的隱私與資訊安全？

持常援引德國為例，但卻始終堅持不需立法或修法

針對上述風險，政府說現行法制以足，不需修法或立法。但以政府最愛援引的德國為例，德國製作eID時，不僅有個資法，也有台灣目前欠缺的個資專責機關；即使如此，德國卻仍立了專法，確立了數位身分證的驗證時機、驗證方式、身分證應載資訊、資訊安全事宜、誰能儲存資料、以及違反規範的罰則等。反觀台灣，若非無法律規範，便是貪圖方便，僅以辦法訂之，何來足夠之說？

堅持身分證只能有一種規格，但卻同時在規劃無卡身分證

政府說，為了節省行政及管理成本，國家身分證必須統一規格，不能有兩種卡片（有晶片卡＆無晶片卡）。但問題是，政府卻又已同時在著手設計透過行動APP進行身分驗證的機制，倘若「身分證」只能有一種形式，則我們也想請問政府，無卡化的行動APP是不是另一種形式？設計APP難道不會提高行政及管理的成本嗎？

全面換發計畫至今黑箱，但44億的標案已近乎招標完畢

政府密集籌畫換發eID至今已逾兩年，全面換發計畫也早已在去年6月經行政院核定，但計畫全文卻至今都仍未公布。民間團體從去年要求資訊公開至今，政府卻始終以「意思決定前之準備作業」為由，堅持不公布相關計畫。但計畫內容的黑箱，卻無損於eID的標案接二連三的開標。截至目前，已招標有印製卡片案（32.9億）、軟硬體系統建置（8.9億)、以及系統驗證案（1.5億）。用近44億的巨額標案綁架原該遵循的正當程序，程序上的本末倒置，這樣的政策要如何取信人民？

我們呼籲立法院應在未來將《國民身分證全面換發辦法》送入委員會具體審視，別默許行政機關偷渡生效年限的作法。行政院應暫停eID的發放、公開全面換發計畫，提供公民審議的時間，確認全面換發之必要性。並且立法或修法，保障人民權益。

採訪／何宇軒、許哲維（時任台權會志工）、整理／黃國銘（時任台權會志工）、校對／彭立言（時任電子報主編）

本文完成於2015年。為撰寫《抗爭防身手冊》，台權會志工訪問了時任公投護台灣聯盟總召集人蔡丁貴教授，希望能讓手冊的讀者，在進行集會遊行抗爭時，得到他寶貴的經驗。

原本訪談內容只作為手冊取材之用，但在過程中，蔡教授也另外提到了他進行街頭抗爭的理念與心路歷程，因此在取得同意後，將訪談內容改寫成本篇訪談，以下用第一人稱呈現。

知道自己為何抗爭

「要參加非暴力抗爭或社會運動前，都應該要先知道自己為甚麼要參加。要知道自己參加活動的立場和意義，當之後需要承擔法律責任時，才不會驚慌和感到後悔；在參加運動之前，應該要充分理解訴求，以及思考自己願意承擔多大的代價，無論是法律上或是身體、心理上的代價。」

「我自己年輕的時候也沒甚麼膽量，當台灣社會運動蓬勃發展的時候，正好在國外留學，近幾年才在台灣帶領及站在第一線街頭抗爭；以前也都只是站在抗爭的第二線，在抗爭現場幫忙或是觀望。」

警察不是敵人，是體制的一部分

「非暴力抗爭其實平常都可以有所準備，像是跟警察建立好的關係。因為抗爭必須要了解社會的權力結構，在了解之後才會知道警察並不是我們的敵人，是統治者的工具，是體制的一部份。像是軍隊、行政人員、司法人員也是統治者的工具和資源。因此平時跟警察維持關係，讓警察了解我們抗爭者並不是針對他們，而是想打破或挑戰這個體制與不公不義。抗爭者不該跟警察為敵，因為會造成社會上的同情者和支持者減少，這樣訴求和運動目標的阻力就會增加。」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社會運動也是要讓本來就不關心社會議題或是沒意見的人、以及統治者的支持者，變成支持我們的人，或是至少讓他們不偏向支持統治者。」

「抗爭是要讓人民的生活更好，所以我認同非暴力抗爭的方式。當我們知道有比較溫和的方法能夠改變體制和達成運動目標的時候，就會比較不容易急躁，而且知道自己在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往目標前進。比較不會無力或是仇恨。我以前也很討厭警察，但後來心境轉變的原因，就是因為我了解警察的角色，知道不必以衝動的方式和警方互動。」

在抗爭現場，為警察做公民教育

「我在現場，也會試圖說服警察，對於某些不正當的命令應該要拒絕。我們公投盟長期在立法院周邊申請路權搭帳棚，也都會和警察對話溝通，抗爭的時候也會和他們說明非暴力抗爭的意義、公民教育、台灣的歷史的訴求，讓他們警察能夠瞭解抗爭者的聲音。」

「如果和警察有衝突時，不應該主動用言語或肢體暴力攻擊警察。因為警察也有他的情緒和體制訓練的狹隘性，有時候會自認為是上位者的代言人。抗爭者對警察進行公民教育和交流，也能藉此與警察培養一定的默契，了解上級給警察的底線是甚麼；為了避免衝突升高，也應該讓警方知道我們抗爭的內容和強度。才能讓他們在心理上有所準備，防止突發的事故。」

感到無力的時候，要對自己有信心

「我參與運動多年，也有充滿無力感的時候；根據Dr. Gene Sharp的非暴力抗爭理論，人民對體制壓迫的無力感與無助感，是因為不知道要如何反抗。要盡量對自己有信心，而且不要太急躁，也不要過度仇恨別人，像是警察、行政單位；換個角度思考的話，其實大家都是在台灣共同生活的人，也都是為了台灣好。再來就是多讀一些有關『非暴力抗爭』的書籍，瞭解社會運動是怎麼一回事，就不會得失心那麼重，也比較不會那麼容易失落。」

克服恐懼，是參與運動的重要過程

「我和太太時常有被跟蹤的經驗，以前擔心的時候，我也都會請志工陪同回家。但我目前已經不太害怕了，帶領運動到某個階段後，我們受到的傷害對於運動來說或許是有助益的。都已經投資了這麼多的成本和心力，大不了就是一死，我已經看開、也慢慢克服死亡的恐懼。因此，克服自己的恐懼感、心理障礙和自我解放，是參與非暴力抗爭的一個重要的過程。」

面對難民，政府與NGO怎麼做— — 台灣留學生在希臘與西班牙的第一手觀察

前言：台灣是一個海島國家，對於難民從邊境無止境湧出的事情，可能完全無法想像，但這可能是某些國家的日常；目前難民進入歐洲主要有3條路線，分別是：中地中海路線、由土耳其到希臘、由摩洛哥到西班牙。本文為台權會的實習生陳姵如分享在德國念社會工作研究所時，去希臘Lesvos和西班牙Melilla的觀察經驗。

文／方大宇
校訂／林彤

為紀念美麗島事件四十周年，本會邀請綠色小組成員林信誼在2019年12月21日擔任「後美麗島的社運新浪潮」講座的講者，聊聊他對於美麗島事件後台灣民主運動的看法，並與前來參與的夥伴進行交流。

美麗島大審判成為台灣民主運動的開端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實施戒嚴，在中國國民黨的威權統治下人民權利遭到限縮，並於1951年以戰爭時期紙張短缺避免浪費資源為由開始實施報禁，實際上則是對人民思想上的控制，以限縮異議聲浪來掩蓋自身施政的不力。1970年代，異議人士隨著少數開放的公職選舉漸漸凝聚，形成稱為「黨外」的一股反對力量，而《美麗島雜誌》也於1979年創刊作為黨外運動人們在戒嚴時期發聲的管道，來推動臺灣民主的進程。隨著《美麗島雜誌》知名度不斷提高，便在第二波黨外雜誌高峰時遭到關切，並於當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當天傍晚遊行時與軍警爆發嚴重衝突，現場出動裝甲車和施放催淚瓦斯造成多人受傷。隔天12月11日國安局和警備總司令召開會議，決議大舉逮捕黨外人士，而此次大逮捕並沒有遏止台灣民主運動的腳步，反而作為往後1980年代臺灣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開端。

如何覺醒反抗的精神？

林信誼提到，統治者常以「教化」為名對人民行以歧視，如中國國民黨在威權統治時期所實施的禁母語政策便是一個例子，在如此自認低人一等的社會氛圍中，臺灣人民一步步覺醒反抗的精神。林信誼指出，因國際和臺灣政治局勢、社會氛圍轉變的影響，在美麗島事件後臺灣很少發生大型衝突，但從白色恐怖時期以來的壓抑和沉默，在國民黨長期壟斷政治權力下，開始逐漸醞釀爆發，1986年9月28日民進黨成立，同年11月發生桃園機場事件，大批民眾聲援流亡海外的黨外人士回臺．而這也是綠色小組成立以來第一起影像紀錄的社會運動，在當時綠色小組是透過非正式的管道，發行錄影帶散播社運訊息，以影像顛覆當時老三台（台視、中視、華視）所報導的官方說法．而民眾的反抗和激情於1988年春季來到高峰，當時在李登輝執政下決定擴大開放外國農產品進口台灣的數量與種類，引起大多數農民的質疑和恐慌，一同北上前往抗議，爆發大規模警民衝突，後來稱為「520農民運動」，國民黨執政的正當性備受考驗，異議聲浪不斷積累．

透過多元形式呈現歷史

最後QA時間講者與民眾，共同熱情討論台灣社會運動與鄰近國家的差異，和分析兩黨各自的政治光譜和對社會運動的影響。過程中，林信誼也建議應透過不同的形式來呈現這段歷史來喚回人民的重視，像反送中主題曲《願榮光歸香港》便有粵劇的版本，臺灣也應找回自身文化的底蘊，如何讓大眾有感並記錄這段歷史，值得我們共同來發想。

講座全程錄影：

本文翻譯自電子前線基金會 (EFF)：在公衛危機期間保障公民權（Protecting Civil Liberties During a Public Health Crisis），譯者：周冠汝

Across the world, public health authorities are working to contain the spread of COVID-19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In pursuit of this urgent and necessary task, many government agencies are collecting and analyz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about large numbers of identifiable people, including their health, trave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As our society struggles with how best to minimize the spread of this disease, we must carefully consider the way that “big data” containment tools impact our digital liberties.

橫跨全球的公共衛生當局正著手阻擋COVID-19病毒的散播。為了完成這項急迫且必要的任務，許多政府機關蒐集並分析數量龐大且可識別出個人的資料（包含健康、旅遊、人際關係）。當我們的社會竭力減緩疾病的散播，我們必須謹慎思考「大數據」防疫工具對數位權利的衝擊。

Special efforts by public health agencies to combat the spread of COVID-19 are warran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