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國家安定就能犧牲人權嗎？在動盪不安的斯里蘭卡，人權捍衛者成了頂罪羔羊

台灣人權促進會（Taiwan Association for Human Rights）

10 min readApr 12, 2018

Ruki Fernando, 圖片取自Ruki Fernando臉書，經剪裁處理

位於印度南方的斯里蘭卡，日前才因為佛教徒與穆斯林之間的宗教暴亂延燒全國，躍上國際新聞版面。而在更早，斯里蘭卡也才打了長達26年的內戰，到2009年才告平息。但是被官方視為叛亂組織的「塔米爾之虎」至今仍不時引起動盪，讓斯里蘭卡對一點風吹草動都不敢掉以輕心，但這也讓其他捍衛人權的人士，容易被官方套上恐怖份子的罪名，加以整肅。本篇要介紹的Ruki Fernando，就是一位被官方羅織罪名的人權捍衛者（編輯／何宇軒）

文／陳㵾伃（台灣人權促進會實習生）

2014年3月16日，斯里蘭卡活躍的人權捍衛者Ruki Fernando與天主教神父Father Praveen被官方指控違反了恐怖主義防治條款（Prevention of Terrorism Act, PTA）[1]並遭到逮捕。當日，他們前往拘留所探視一對因抗議政府將人民「強迫失蹤」而被判刑的母女，尤其希望為年僅13歲遭受緩刑處分的女兒Balendran Vithushaini爭取她應有的權利，並隨即遭到逮捕。被恐怖主義調查部（Terrorism Investigation Division, TID）拘留的期間，Fernando與神父分別接受訊問，連要求律師陪同的基本權利都被剝奪。

執政者的憂慮vs.無辜的人民

時間回到2018年3月6日，斯里蘭卡總統西里塞納（Maithripala Sirisena）宣布全國進入為期十天的緊急狀態。起因為位於首都可倫坡東北方的佛教聖城康提（Kandy）發生了信奉佛教的僧伽羅人與少數的穆斯林教徒之間的衝突。為了避免衝突蔓延至全國導致不可收拾的局面，斯里蘭卡政府實施宵禁等各項管制，甚至為了防止民眾利用社群網站進一步煽動暴力和種族間的仇視而短暫關閉了境內Facebook等社群媒體的使用權。

長年內戰，讓人權捍衛者動輒得咎

宗教與種族問題長久以來一直牽動著斯里蘭卡政治與國家內部和平的敏感神經。上一回的宗教與種族衝突引發的不僅僅是幾座清真寺和建築物遭到燒毀，而是長達26年的內戰與全國緊急狀態。這也解釋了斯里蘭卡政府對於牽扯到相關議題的團體與個人會更加留意與「關切」的原因。但國家要追求檯面上的風平浪靜，難道就能合理化其對國內人權捍衛者的追捕與迫害嗎？

面對不穩定的政治環境，斯里蘭卡將矛頭指向人權捍衛團體與工作者。他們為保護無辜民眾的生命與人權所付出的努力，到了執政者眼裡卻成了危及國家安全的叛亂份子。Ruki Fernando當時面臨了恐怖主義調查部的三項指控並，包含販賣國家資訊和企圖破壞國家族群間的和平，而其中最嚴厲的指控莫過於第三項：援助暴力分裂主義組織泰米爾伊拉姆猛虎解放組織（Liberation Tigers of Tamil Eelam, LTTE），也就是一般人熟知的泰米爾之虎，它的重組與崛起。

泰米爾之虎在內戰期間以殘暴血腥聞名，被視為為了達成建國目標不擇手段的暴力份子。即便內戰結束了，官方對泰米爾之虎的戒備卻不曾降低。今日的斯里蘭卡依舊動盪，政府擔心泰米爾之虎會再度聚集滋事，因此對相關活動與言論處處留意，甚至不惜剝奪民眾人權來保障國家表面的和平，任意逮捕人民、將其定罪且無視國際人權公約的規定，首當其衝的就是社會運動參與者及人權捍衛者等，Ruki Fernando便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被冠上種種罪名。

身處危機的人權捍衛者

究竟Ruki為什麼會被斯里蘭卡政府盯上？他做了什麼樣的工作讓自己陷入險境？身為天主教徒的Ruki從1997年起開始接觸人權與社會正義相關議題，並與教會及其他民間組織合作，為斯里蘭卡人權受侵犯者耕耘。他不斷採訪和寫作，作品散見於全國性的報紙及線上期刊，並將資訊提供給相關組織與記者來提高人權受侵害案件的曝光度。

同時，他參與針對政府官員、聯合國官員及外交官等等的遊說與宣傳活動，舉辦各種抗議遊行、守夜、紀念活動及展覽等等。最重要的是，他親身貼近受人權侵害者及其家人，陪伴他們對抗不合理的體制並追求正義。為了訓練更多人權工作者，他建立了非正式的志工網絡，讓各行各業的有志者皆能為斯里蘭卡的人權盡一份力。

這些和平無害的活動與工作，卻引起斯里蘭卡官方的密切關注。當國家成了迫害人權的首謀，任何與之相關的工作者皆有可能成為國家的敵人。Ruki對人權受侵害者付出的關懷，及對當地人權工作者所進行的訓練在政府眼中都成了叛亂與攪動國家穩定的行為。Ruki要保護的不只是自己，還有其他備受威脅甚至攻擊的人權運動者、記者及難民等等。

“Like most human rights defenders in Sri Lanka, my work had put me at risk, particularly due to the work in war affected north and east of Sri Lanka, sensitive individual cases I was dealing with, reports and articles I wrote, interviews I gave and international advocacy I was engaged in.” –Ruki Fernando

Ruki Fernando表示：「如同斯里蘭卡大部份的人權捍衛者，我的工作將我置於險境，特別是那些在戰爭期間影響到斯里蘭卡東部及北部的工作，我所接觸到的較為敏感的個案、我寫的文章與報告、我所做的採訪以及我所參與的國際性宣傳活動。」

為了自身的安全，Ruki在2012年不得不離開其所工作的組織，在備受官方威脅的情況下，Ruki與任何無論是國際性或當地的人權相關非政府組織，甚至是與天主教教會有所牽連，都有可能讓他面臨更多潛在的風險。諷刺的是，離開了組織的Ruki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立無援，他隨時隨地都面臨著可能遭到跟蹤、電話被監聽，甚至無故被捕等更嚴峻的狀況。

人人自危

斯里蘭卡打著反恐的名義打擊國人的言論自由，壓制甚至消滅任何異議或反抗的聲音。根據國際非政府組織「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2017至2018年的報告，斯里蘭卡境內的人權狀況在內戰結束後可說是幾乎沒有起色，大量被拘留與囚禁者遭受身體虐待及酷刑，其中又以違反恐怖主義防治條款者受到暴力對待的比例最高。被任意逮捕、拘留甚至強迫失蹤的人數居高不下，數以百計的家庭苦苦尋覓著下落不明的親人，團聚的盼望卻因政府的（刻意）忽視而一再落空。國際社會將斯里蘭卡政府逮捕Fernando的行為視為對維權人士的警告，威脅他們若與外界，尤其是聯合國間產生了任何「不當的連結」，包含傳遞資訊、出庭作證等，都將讓其付出慘痛的代價。

在國際聲援的壓力下，Fernando與Father Praveen在被拘留後的48小時便被釋放。然而，這並不代表此後他便能高枕無憂，更不代表其他維權人士在面對官方迫害時，皆能這般幸運地安然脫身，斯里蘭卡的恐怖主義防治條例允許警方不經正當審判與法律程序地將任何有嫌疑者拘留18個月，且後續最高可判處20年的有期徒刑。

如今生活在斯里蘭卡的人權捍衛者、維權律師與記者們仍處處遭到針對，除了一舉一動皆受官方的監視、騷擾、申請旅行文件時遭受刁難外，更活在緊繃與恐懼之中，不知何時會被政府一手主導的迫害行動波及。

今年5月，斯里蘭卡將度過內戰結束的第一個十週年紀念，只可惜內戰的終結並沒有為人權迫害劃下句點。若政府持續為維護政權將人民視為敵人，只怕無論再歷經幾個十年烈火都無法被撲滅，而斯里蘭卡也將永無安寧之日。

政權皮膚底下的一根針 — 泰米爾之虎
僧伽羅人一直以來皆佔斯里蘭卡人口組成的一大部份[2]，相對地，主要來自印度的泰米爾人變成了少數群體。而原先在社會上身處弱勢的泰米爾人又是怎麼成為令斯里蘭卡政府聞之色變的「泰米爾之虎」的？
1994年發生在盧安達的屠殺慘案，讓境內的胡圖族與圖西族人之間的紛爭浮上國際台面，雙方對彼此的不滿並非單一事件引起，而是從1962年比利時結束殖民後卻沒有妥善處理民族間的問題，將大部份的政權交由胡圖族，加深了雙方的對立，衝突歷經長久的醞釀後一觸即發，導致了死傷人數高達一百萬人的大屠殺。
斯里蘭卡內戰也是源自於類似的狀況，歷經了英國的殖民，僧伽羅人與泰米爾人間的矛盾逐漸擴大，英國政權退出斯里蘭卡後，政治的紛紛擾擾一步步侵蝕泰米爾人對僧伽羅政府的信心，更威脅到整個國家的和平。議會通過的部分法條變相剝奪了泰米爾人的種種權力，讓他們在斯里蘭卡漸無容身之處。從《錫蘭公民身份法》（the Ceylon Citizenship Act）讓這些少數族群無法獲得公民身份，到《僧迦羅唯一法案》（Sinhala Only Act）將僧伽羅語定為國家唯一官方語言，大大減低了泰米爾人就公職的機會；甚至，連教育都牽扯到了種族，相較於僧伽羅學生，泰米爾學生需要更高的分數才能進入大學就讀。
種族間不公平所造成的剝奪感讓泰米爾人不得不起身反抗，支持政治分離主義的的年輕人進行了一連串游擊行動打擊官方，而這樣的意識形態很快地將抱持反抗決心的人們凝聚在一起，把原本僅為一個學生領導的革命組織壯大為後來的泰米爾猛虎解放組織[3]，他們的終極目標為從斯里蘭卡分離出來，建立一個只屬於泰米爾人的獨立國家；他們對軍方、警方、公共場所與官方機構進行暴力攻擊，甚至屠殺對手無寸鐵的僧伽羅平民。當零星武力事件演變為全國性的衝突，內戰也正式展開，直到2009年政府軍才平息這場長達26年的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