聘用了，然後呢？身心障礙者的就業現況與反思
文／洪靖雅（台灣人權促進會志工）
曾買過庇護工場商品的你，知道庇護工場裡的身心障礙者是要被篩選過的嗎？在政府要求庇護工場自負盈虧後，工場不再提供足夠「庇護」，那麼身心障礙者的就業議題又該何去何從？
針對這個問題，法律扶助基金會3月22日、23日兩日在台灣大學舉辦了「UNCRPD的國際與台灣經驗：法律適用與社會政策改善」國際研討會，聘請德國、韓國、日本學者與台灣專家學者交流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RPD）在各國的實踐情況。
台灣推動落實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歷程
1980年代，從慈善救助觀點出發的殘障福利法在台灣施行，直至2007年，政府參採當年度生效的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的人權保障精神，制訂了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2014年，立法院審查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CRPD所揭示之相關規定，開始具有國內法律效力。
回顧台灣將CRPD國內法的歷程後，在22日研討會中，特別針對教育與工作現況與CRPD第24條教育權、第27條的工作和就業權再深入探討，並藉韓國及日本學者經驗分享以相互對照學習。本文以身心障礙者就業相關內容為記錄主題。
台灣身心障礙者的就業現況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周怡君教授依衛福部105年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調查、勞動部105身心障礙者勞動狀況調查[1]指出，台灣身心障礙者的勞動參與率僅約20.4％，低於國際、甚至東亞國家的數值。換句話說，在台灣整體就業環境欠缺身心障礙者權利的意識下，無法進入職場的障礙者比例是較高的。縱使在《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中存在就業權益的規範，障礙者在就業上仍多依賴自己的網絡。多數障礙者並不理解就業支持是權利，再加上政府的障礙者就業服務與職業重建能量事實上的不足，障礙者多只能從事低專業勞動，更遑論障別嚴重者、女性障礙者在就業上更是困難重重。
定額進用：用就好了嗎？
在現行法規定額進用制度下，台灣身心障礙者的實際進用人數其實是超過法定應進用人數的[2]。然而相較於漂亮的統計數據，身心障礙者在職場中的處境就不一定如此理想了。無論是比起一般員工缺乏升遷機會、工作天數少，到職務沒有經過再設計、遭受同事歧視等，甚至是部分企業寧願繳納差額補助費，也不願僱用障礙者的案例都在所多聞。
當庇護工場變成職場
原先作為封閉式就業環境的庇護工場，在政府要求自負應虧下，漸漸地提高了對員工能力的要求。這使得許多年輕障礙者不但進不去一般職場，也進不了庇護工場。甚至，庇護工場亦不再提供訓練與職業能力強化，作為職業重建的場所，變相成了廉價勞力職場（僅約5.4%的庇護員工高於《勞基法》規範的基本工資）。
日本訴求身心障礙權利經驗
1970年代，日本原住民族障礙權運動興起。為求與聯合國、世界行動計畫接軌，日本政府在1980年代，始接受對於身心障礙者權利的訴求，並在2007年接觸CRPD，2014年也加入批准國家的行列。
日本的法定僱佣與「壞雇主」
日本首都大學東京社會科學系杉野昭博（Akihiro Sugino）教授分享道，日本身心障礙人士的僱佣人數正穩定的上升。自1980年代起，縱使法定僱佣率逐漸提高標準，僱佣障礙者的比例與其之差距卻不斷地縮小。而這要歸功於日本身心障礙者組織自2001年起積極要求日本勞動部公布「壞雇主」名單。最終，日本政府在2002年至2003年間，公布了位於東京的9040間未達成法定僱用率的雇主，並開始每年公布「最差勁」雇主。在此之前，只有25％的企業達到法定標準，然而在2017年，已經有一半的企業符合進用比例[3]。
數字不是問題
但是，正如同台灣的現況，杉野教授也提醒，數據的增加並不會保證工作品質的提升，且工作可及性與可能面對的歧視、虐待仍因障別嚴重程度、年齡、性別等而有所不同。對此，日本在2011年通過了《身心障礙者虐待防治條例（Japanese Abuse Prevention Act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要求地方勞動部門負起預防障礙者遭受暴力對待的責任。 定額進用制度固然可以增加障礙者的就業率，然而重點仍應放在是否落實如CRPD所要求不歧視原則，或是達成身心障礙者的權利保障。
CRPD初次國際審查後的今天
2017年，我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初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後，國際審查委員會共提出85點結論性意見。不只是在就業、就學方面，其他身心障礙者的權利，委員均對其「無障礙／可及性」、「合理調整」與「通用設計」表達了重點關切，並建議政府應進行統計資料數據的收集。在結論性意見公布一年多後的今天，縱看政策法規的修正、實施以及我國人民對於障礙者的權利認識，似乎距離CRPD的理想，還有一段漫長的路途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