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OPHONE會議,紀大偉:「同志現代性:香港與台灣」

文:紀大偉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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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釋「同志現代性:香港與台灣」這個標題之前,請容我先坦承《同志文學史》這本書的構思基礎。

首先我要坦承:如果沒有史書美教授的《反離散》,那麼我的《同志文學史》就不可能是《台灣的invention》,反而可能是《中國的legacy》。雖然《反離散》的中文版在《同志文學史》出版幾個月之後才在台灣上市,但是《反離散》的基本精神早就對我產生潛移默化的重大影響。我不但陸陸續續讀過《反離散》部分內容的英文版,還早在我就讀UCLA博士班第一年的時候,在我才二十七歲的時候,就親身接受史老師帶給我的震撼教育。例如,她當時已經持續質疑「中港台兩岸三地」的研究框架,不視為理所當然。

《同志文學史》也不將「中港台兩岸三地」的框架視為理所當然,選擇將焦點放在台灣這個文化殖民地的在地化生產,並且選擇不再延續慣例將中國這個文化帝國遵奉為文化上游。

我的選擇跟許多學者相左:他們認為,中國這個文化母國先於台灣這個文化殖民地存在。他們遵奉 「落葉歸根」、「飲水思源」的價值,相信台灣等等文化殖民地的生產都是中國離散(Chinese diaspora)的果實。但是我在撰寫《同志文學史》的過程中,我從圖書館與舊書店收集來的文學史料卻一再提醒我Chinese diaspora的證據薄弱,並且提醒我台灣在地creole式文化的創意。

也因此,《同志文學史》的佈局跟桑梓蘭早在2003年出版的《浮現中的女同性戀》大不相同。桑梓蘭的書固然帶給我撰寫同性戀文化史的模範,但是該書採信了「中港台」兩岸三地理所當然合在一起的格局。《同志文學史》卻拒絕將「中港台」視為理所當然的共同體。

每個學者的時間、精力和專業生涯都是有限的資源。我寧可用我的有限資源彰顯「creole式、文化殖民地」(在這裡指台灣)自己的成果,而不將有限資源拿去重複謳歌「文化帝國」(在這裡指大中國)的偉大疆土。今天我的報告題目「同志現代性:香港與台灣」,一方面是要解釋為何《同志文學史》重用「同志現代性」這個概念,另一方面是要補充《同志文學史》這本書中沒有提及的香港。

而這兩方面的解釋都受惠於歷年來各界針對華語系文學概念的討論。
我用「同志現代性」這個詞來強調歷史之中的斷裂。什麼是現代?就是跟過去告別。就算這個告別是藕斷絲連的,但是斷裂終究發生。

歷史中充滿了種種「延續」(或,延續性,continuities)以及種種「斷裂」(或,斷裂性,ruptures)。有些學者談到台灣的同性戀就要回溯中國的斷袖餘桃古老傳說、漢朝皇帝的風流韻事等等;這些學者看重歷史的「延續」,也就是從古老中國一直傳遞薪火到現代台灣、現代中國。但是我選擇更加看重歷史的「斷裂」,也就是不輕易相信現代台灣從中國老祖宗學會成為同性戀的道理。

「同志現代性」的「現代性」一詞就是要強調歷史的斷裂而不是延續:現代性在歷史的長河上頭區隔了過去與現在,區隔了中國這個文化帝國的傳統和台灣這個文化殖民地的地方知識。

《同志文學史》強調「同志現代性」,就是要看重「現代同性戀」如何在台灣生成,而不是要再一次重複「中國早就有同性戀」這樣的論調。

許維賢在2015年出版的《從豔史到性史:同志書寫與近現代中國的男性建構》只聚焦在現代中國(沒有納入台灣),在書名標示了歷史的斷裂性:在二十世紀,在新中國草創之前,中國享有比較鼓勵情慾流動的豔史,但是在中國的新國體逐漸固定成形之後,管束情慾的性史取代了昔日的豔史。《同志文學史》像《從艷史到性史》一樣重視現代性帶來的歷史斷裂。只不過,《從艷史到性史》承認了中國境內同志現代性在毛澤東時期(也就是冷戰時期)的荒蕪,但是《同志文學史》卻強調在台灣境內同志現代性在蔣介石、蔣經國時期(也就是冷戰時期)的豐收。

誠然,《同志文學史》的副標題《台灣的發明》讓一些讀者不以為然。有些讀者認為,「同志」、「同志文學」、「同志文學史」都不可能是台灣的發明,而是中國傳給台灣的資產。甚至,「台灣」自己也不是台灣自己的發明,而是中國的衍生物。這些讀者都太習慣尊奉文化帝國的權威,卻不信任creole式文化殖民地土生土長土產的能耐。華語系研究的詞彙正好讓我解釋上述詞語與其說是「Chinese」,還不如說是「Sinophone」。

先說台灣。這個以漢人獨大、漢語獨大的文化殖民地(當然在國內欺壓了原住民以及其他族裔弱勢人口),與其說是冷戰時期的「Free China」,或者是自以為中華正統的「中華民國」,還不如承認台灣是個「Sinophone state」。

對國外人士來說,台灣是個「Sinophone state」而不是另一個中國;對國內民眾來說,台灣是個「Sinophone中心主義的政權」,排擠、忽視「不夠Sinophone」的住民和移民。至於「同志」、「同志文學」、「同志文學史」這些詞語和概念,與其說是中國輻射出去的,不如說是香港跟台灣這兩個「Sinophone states」互相切磋琢磨的結果。

先有香港和台灣使用、挪用「同志」,用「同志」指稱「同性戀」,中國後來才接收了、收割了Sinophone states在中國境外的知識勞動成果。

先說「同志」是不是中國的固有資產。1990年代初,台北金馬影展的「同志電影」單元帶給台灣社會強烈的衝擊,讓台灣人開始快速使用「同志」這個詞來取代「同性戀」。當時影展放映的同志電影,就是在1990年代英國美國興起的queer cinema。香港作家林奕華是當時的curator和中介者,把英美國家進口到香港的queer cinema帶到台灣,而且跟台灣人宣傳用「同志」來翻譯「queer」的好處。林奕華明確強調,用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同志」一詞來翻譯「queer」,是一種parody;換句話說,這項parody行為是香港在中國巨大陰影之下的苦中作樂。雖然「同志」一詞的材料來自於中國,但是「同志」一詞畢竟是在香港和台灣「加工」、「創新」之後才能夠用來翻譯「queer」。如果一再強調「同志」是中國固有詞彙卻輕忽了這個詞在Sinophone states「加工」生產的過程,那麼這樣的思維就只是一再鞏固文化帝國的中心地位,忽略了香港、台灣這些文化殖民地在邊緣位置(相對於中國而言)的「勞動」。同時值得留意的是,台灣人固然是因為林奕華率先挪用了同志才知道如何讓同志一詞酷兒化,但是林奕華也是因為一位 #新加坡人#南洋人)率先挪用了同志才知道同志可以被歪讀。這位新加坡人是著名影評人邁克。後來移居到香港的邁克在一九八O年代就已經歪讀了同志。

桑梓蘭的《浮現中的女同性戀》採用了「中港台」格局,但是卻把香港剔除研究範圍,彷彿香港的同性戀文化展現並不可觀。

《同志文學史》則不然。剛才我提及,「同志」一詞被歪讀,是香港和台灣兩地切磋的結果。如果沒有香港跟台灣互動生產同志的新鮮意涵,那麼中國本土就無法收割被重新賦予意義的同志這一個詞。也就是說,香港對於同志現代性的貢獻絕對不可以被低估。但是我也要承認,雖然《同志文學史》確實在某些地方提及香港,但是《同志文學史》並沒有使用足夠的篇幅呈現香港對台灣同志的強烈影響。例如,我沒有提及凌波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曾經在冷戰初期帶給台灣女性豐富狂熱的女同性戀想像,沒有提及邵氏公司的情慾電影(例如大量展示女體以及女女情愛的《愛奴》)如何讓台灣享受異性戀以及同性戀的意淫,也沒有提及世紀末Sinophone世界最重要的同性戀ICON張國榮。我在這裡尤其要強調張國榮這個ICON的重要性。雖然張國榮的作品並不算特別多,獲得的電影獎也遠遜於同時期明星梁朝偉張曼玉等人,但是張國榮幾乎是空前絕後的STAR:

要講SINOPHONE的同性戀面孔,我們首推張國榮的臉。幾乎沒有別人比張國榮更適合signify同性戀/同志/酷兒。在冷戰期間,在香港和台灣這些Sinophone states,人們講到同性戀腦裡就會先浮現西洋人的臉孔(詳見冷戰時期的台灣文學,例如白先勇《孽子》);在冷戰末期,在Sinophone世界,人們講到同性戀就想到張國榮的臉。

《同志文學史》辜負《梁祝》、邵氏、張國榮,理由很簡單:《同志文學史》是一個文學優先的計畫,我自己屬於一個文學優先的系所(台灣文學)。
在文學優先的原則下,視覺的文化產品難免被排擠到舞台邊緣。也就是說,當Sinophone研究被窄化為Sinophone literature研究的時候,其他的Sinophone articulations,例如Sinophone visual culture,就容易被擱在一邊。我承認我是文學優先這種情勢的共犯,但是我願意一再提醒在文學之外珍視Sinophone articulations的必要性。在《同志文學史》出版之前之後,香港的某些文藝青年讀者和記者對我這個聚焦在台灣的計畫很有興趣,並且經常感嘆「香港有沒有自己的同志文學史呢?」「如果香港像台灣一樣也有同性戀文學史就好了。」她們的友善感嘆,讓我大感尷尬:她們的感嘆暗示香港的同志文化生產有限、暗示香港要跟台灣看齊。但是我要指出,台灣和香港不必比賽輸贏。香港有很多地方比台灣強,台灣也有很多地方比香港有力。各有各的妙處。如果計較台灣和香港誰強誰弱,那就掉入弱弱香腸(弱弱相殘)的邏輯:做為Sinophone states的台灣和香港被迫進行競爭,而不是互相培力。

事實上台灣的同志文化生產受惠於香港甚多,就同志文化而言台灣也曾經想要向香港看齊。如果我們能夠持續進行跨領域、跨國界的歷史化工夫,承認Sinophone的各個社會都各有不同的擅長舞台,那麼我們才能夠察覺香港最重要的同志歷史資料庫或許在於電影電視而不在於文學,才能夠體認台灣的同志歷史資料在於文學是因為台灣長久以來重視文學卻讓電視電影邊緣化。台灣的同志文學能夠在1990年代大放異彩,終究也是要歸功香港人對於中國「同志」的parody,香港人仲介的英語queer cinema,以及香港電影打造的張國榮stardom。

如果沒有香港同志文化,怎麼會有台灣同志盛世?如果沒有香港和台灣的共同努力,中國本土怎麼會出現意味同性戀而非政黨的同志文化?

「同志文學史」是受惠於香港但沒有受惠於中國的台灣發明。正是因為香港人在1990年代初期企圖用同志這個詞來取代被污名化的同性戀一詞,台灣社會才開始想像同志歷史的可能性。

同志跟同性戀這兩個詞最大的差異,在於同志不再將homosexuality視為污名而同性戀長久以來將homosexuality視為污名。不論同志這個詞是否真的擺脫污名,不管污名是否真的只能擺脫而沒有辦法回收(recycle),同志這個詞興起的時代(1990年代以降)終究開啟了“remember” homosexuality的可能性,而不像是同性戀一詞壟斷的時代(1990年代以前)想要“forget” homosexuality。在只有同性戀一詞的時代,在forget污名勝過remember the past 的時代,台灣人不敢奢想同性戀歷史,也不會想要整理同性戀文學的歷史。但是同志一詞流行之後,台灣人才開始樂於想像同志歷史與同志文學史的宏圖大展。

台灣能夠土生土長同志文學史,要歸功香港的刺激,而不該歸功於中國本土。

「同志現代性:香港與台灣」這個報告並沒有反中國,也沒有排斥中國。事實上,我相信許多香港人和台灣人都會樂見香港與台灣這兩個Sinophone states互相激盪產生的同志現代性可以激勵世界各地,包括新加坡,馬來西亞,也包括中國。中國境內的同志文化和同志人權如果得以振興,其他國家也將會額手稱慶。但是這份報告的確反對將中國視為文化上游並且將香港、台灣視為文化下游的舊有hierarchy。這份報告不相信hierarchy,反而相信network:在網絡中,中國本土未必是發光的光源,反而可能像月亮一樣,折射、吸收了其他星星的光線。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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