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攝影:王新茜
採訪/企劃:馮安安、林品妤、王新茜
採訪的這個下午,明璁老師與我們約在他平常就愛光顧的書店。他頂著一頭招牌捲髮,穿了一雙高筒帆布鞋,揹著別上數個徽章的背包,刷色牛仔褲、粉色襯衫,說實在如果你說這個形象是男大學生一點也不誇張。
「賺到」與「掉到」輔大?
我們從大學生活談起,李明璁在西元1990年進入輔大社工系,對於大學的回憶從入學那刻就開始與眾不同。
「其他同學心情都蠻糟的,對他們來說是『掉到』輔大,但對我來說我是『賺到』。」他這麼回憶。
一心一意要上所謂「頂尖」的大學,但最後來到輔大,這是一個要用動詞「掉」到來形容的落差。
原先甚至以為會落榜,都準備好報名重考班了,所以抱著考不上的心情,進入輔大變成是件值得開心的事。可是現在回想,李明璁認為這是荒謬的。
「對一個十七、八歲的臺灣青少年、青少女來說,他們已經學會在教育體制中,被馴化、被教導成根據考試成績的表現,去評斷自己也評斷他人。據此得出我是一個比你好一點的人,或者是比我想像中比較不好的人。」
在考試之中、在體制之下,因為分數計算,便有互相評斷的憑藉,在年輕的日月當中,這樣的不自由,李明璁的解藥就是 — 讀書,讀考試不考的書
讓「讀書」解放在體制中的不自由
認真讀書、準備考試,成為體制中的贏家,獲得自由嗎?並不是,那種study hard play hard的生活,我會讀書又叛逆,這些都無法套用於李明璁身上。
「沒有啊!我就是單純叛逆而已。」他用十足的叛逆獲得思想上的自由。不讀正規教育中的書,沒有認真準備聯考,而是一星期閱讀四到五本書。
他雜食、他飢渴,在那個沒有網路與手機,只能關在教室之中的時代,「唯一能感受到自由的便是閱讀。」李明璁非常堅定的吐出這一句像是誓言的肯定句。從圓框眼鏡背後,看見那閃閃的瞳孔,癡情的與書共舞,他嚥下一口茶,就像對書、對閱讀說了一句情話。
「你每天只能去上學,當然你偶爾翹課,但是基本上還是被釘在教室裡,所有人都向著單一的目標 — 就是要考上聯考,多麼無聊,多麼窒息。」相對於教室中的壓制,閱讀成為一扇通向自由的路。對高中時的李明璁來說-我想對現在的他也還是一樣,「讀書」是無所為的。
讀書是手段還是目的?
「我們教育最失敗的就是把讀書變成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為了考試求書、為了求職,讀書就是一種手段,它朝向一種明確的工具目的。」
以閱讀叛逃體制的他,早已深知讀書並不是手段,讀書就是目的。
「對應於什麼事情都用效率、效度計算的世界,裡面一個最原點、最終極的抵抗便是無所為。享受於想像每一本書的作者都多麼嘔心瀝血、多麼認真的營造什麼樣的世界觀,想要解決一個什麼樣的難題,想要把作為一個創作者或是作為一個讀者,千千萬萬他認識或不認識的人帶到哪裡去。」
或許,我們可以歸納出這樣的行動,都是為了獲得自由。從體制中的評斷機制,受到逼迫,所以不自由;因為閱讀的反抗,所以最終有了自由。
不過李明璁說這一切其實在那時沒有為了什麼,就是為了反抗不知道原因就被填鴨而吃進來,其實一輩子都沒用的荒謬東西。
這樣的「抗」,看來勇敢,但也當然帶來後果,而在這裡,考進輔大其實說明白了,「就是自由的懲罰。」但是,李明璁也說輔大就是讓他重新理解世界的開始。
時代與自我的糾結
1990年進入大學的李明璁,那年野百合運動成為時代重要的轉折。很快地,大一的他成為學運分子。他參加臺灣社會問題研究社(現在輔大黑水溝社的前身),雖然名為研究,但卻是一個上街與下鄉的異議性社團。但在參與活動中,李明璁遇到許多自我的抉擇,甚至對於群體感到茫然。他最後去了宜蘭、高雄、臺南,關心農民權益、公害汙染,去思考有沒有一些事情是身為學生可以使得上力的。
「我感到挫敗的那些事情 — 學生內部的權力鬥爭、現實政治的各種關係,也許不是理想美好?但又怎麼樣,這不是重點,重點不是學生,重點不是跟學生保持什麼關係的政治人物、政黨,重點是像我爸爸媽媽、爺爺奶奶的人,他們很辛苦的生活,他們有很多問題需要幫助。」出身於勞工家庭,他更能體會底層的聲音。
家庭與時代的穿插
李明璁的父母年輕時在新光紡織廠工作,他深怕我們不知道那是哪裡,耐心的解釋,「位置就在現在的新光醫院前面,一整塊很大的空地,以前就在那裡。」(1988 年新光紡織士林廠關廠)他們在工廠裡認識並結婚,李明璁因此出生在工廠宿舍,從小生長於臺北士林。照李明璁的形容,他說家裡的背景就是臺灣那個時代的寫照。
1970年代經濟起飛之後,他們搬離工廠,從勞工成為小頭家,只要有幾台機器就成為老闆,「這是好聽的說法!」他笑著說。雖然名為老闆,但工作時間絕對最長,身兼多職、甚麼都要會一點,才能撐起這個事業,「那個年代有很多人夢想可以不用再做勞工,而階級翻身,我就是在那樣的情況下長大的。」
八零年代臺灣社會開始金錢遊戲、股市房市飆漲,李明璁父親的工廠就因惡性倒會而倒閉,原本好不容易從工廠的勞工成為中產階級,瞬間跌落,連家都沒了。
「在時間軸上面,我的家庭背景就是一個順著臺灣社會從勞工階級變成中產階級,又在中產階級不穩定的資本流動中變成一個受害者,但是最後慢慢重新的站回來。」
開始上街與下鄉
從入學輔大的時間軸來說,這讓李明璁成為一位積極的行動者,可是地理位置,也影響了他的視野。
輔大在新北市的角落,這讓從小在臺北生長的他,生活在一個感覺沒那麼有「臺北感」的地方,也感受到父母以前生活的模樣。
輔大後頭泰山的臺塑南亞廠,在籌組工會時期,李明璁曾跟著社團踏進工廠,做一些「學生能幫上的事」,也才意識父母曾工作的工廠是這個模樣,原本只能在小說中的意象,成為用感官承接的真實。
「原來噪音這麼巨大,原來味道這麼不好聞,原來人跟人的關係被切隔成如此工具性的利用,原來馬克思所說的勞動異化是這個狀態。你讀你看你聽你想,但它都缺乏一種身體的連結感,所以當我走進工廠之後,一切都能理解了。」
或是學校天橋底下現在仍然營運的三重客運,也是在李明璁的大學時期發生工會抗爭。司機的工時長,影響到肇事率,也連帶影響學生的權益,所以他們陪伴、支持工會抗議。
所以當李明璁談到學生運動時,我下意識地回覆「上街」,但他立刻否定,因為對他來說下鄉相較於上街,意義是更重大的,因為讓他因此進入「記憶陌生又隱約熟悉的中下階層生活現場」。
他們那時幻想革命的開始,覺得積極的行動,就能成就些什麼,他說:「最後累積許多困惑,那些困惑是在各種行動運動中感到不安,不能解決的覺得 — 然後呢?我是這樣的一個人嗎?該何以為繼?」
我是誰?
從年少層層感知的不自由,閱讀與知識獲得的自由,或是學運中獲得的年代體驗,最後成為站上講台傳授學問的老師。
李明璁談著過往,回憶起那段在輔大時期少被敘說的記憶,可以看見那些許徬徨,反叛的熱情、喜愛的思念,還有思考過去年代的感慨。
打開教室的大門,讓自由走進來。
讓我引句明璁老師最後特別討論的米蘭昆德拉,「悲涼是形式,快樂是內容。快樂注入了悲涼之中。」我們在生活中能否發現笑的力量、苦難的荒謬?是否能在疑惑之中,知其然知其所以然,面對自己、面對社會,在世界與教室之中,能夠深刻同理、瞻顧時代,直看人心。
如果說李明璁身為一位研究社會的學者、教授社會學的老師、社會的行動者,能夠告訴我們什麼,我想他說的:「人之所以為人,就是你不用活過他人的生命也能理解他人的孤獨、偉大與哀傷」就能說明 — 因為他就是這樣的人,他帶著家庭回憶投入鄉里,他感知學派的封鎖,開啟不停止的公眾教育實驗。
後記:
明璁老師在訪問說社會學是一種「再度相遇與面對」的方式。對學新聞的我來說,其實採訪也是如此,它讓人再度面對並交換故事,而我從未想過,這樣的交叉,可以如此深切。
其實老師的故事,對我來說是熟悉但陌生的。我的母親在晚了他幾年之後,進入輔大社會學系。我的外婆,在她國小畢業之後,便隻身北上臺北工作,而她就是在新光紡織廠做女工。
在採訪當下,一下沒兜起印象,或是說對於家庭年代的故事不全然知悉。
交會還真不只如此,我的外公就讀瑞芳高工,習得建築的製圖一技。從事務所的小助理開始,後來成為建築師,與朋友合開事務所,臺北市有一區房子便是出自我外公的手。當我重新問起這些事,我在搜尋欄打下一些關鍵字,看見過去奮鬥的積累與存在的痕跡,原來這就是過去那個年代,我們不曾也無法體會的。
採訪是一個人把他的故事交託給你,這是一個莫大的責任,非常謝謝明璁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