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攝影：王新茜
採訪/企劃：馮安安、林品妤、王新茜
採訪的這個下午，明璁老師與我們約在他平常就愛光顧的書店。他頂著一頭招牌捲髮，穿了一雙高筒帆布鞋，揹著別上數個徽章的背包，刷色牛仔褲、粉色襯衫，說實在如果你說這個形象是男大學生一點也不誇張。
「賺到」與「掉到」輔大？
我們從大學生活談起，李明璁在西元1990年進入輔大社工系，對於大學的回憶從入學那刻就開始與眾不同。
「其他同學心情都蠻糟的，對他們來說是『掉到』輔大，但對我來說我是『賺到』。」他這麼回憶。
一心一意要上所謂「頂尖」的大學，但最後來到輔大，這是一個要用動詞「掉」到來形容的落差。
原先甚至以為會落榜，都準備好報名重考班了，所以抱著考不上的心情，進入輔大變成是件值得開心的事。可是現在回想，李明璁認為這是荒謬的。
「對一個十七、八歲的臺灣青少年、青少女來說，他們已經學會在教育體制中，被馴化、被教導成根據考試成績的表現，去評斷自己也評斷他人。據此得出我是一個比你好一點的人，或者是比我想像中比較不好的人。」
在考試之中、在體制之下，因為分數計算，便有互相評斷的憑藉，在年輕的日月當中，這樣的不自由，李明璁的解藥就是 — 讀書，讀考試不考的書
讓「讀書」解放在體制中的不自由
認真讀書、準備考試，成為體制中的贏家，獲得自由嗎？並不是，那種study hard play hard的生活，我會讀書又叛逆，這些都無法套用於李明璁身上。
「沒有啊！我就是單純叛逆而已。」他用十足的叛逆獲得思想上的自由。不讀正規教育中的書，沒有認真準備聯考，而是一星期閱讀四到五本書。
他雜食、他飢渴，在那個沒有網路與手機，只能關在教室之中的時代，「唯一能感受到自由的便是閱讀。」李明璁非常堅定的吐出這一句像是誓言的肯定句。從圓框眼鏡背後，看見那閃閃的瞳孔，癡情的與書共舞，他嚥下一口茶，就像對書、對閱讀說了一句情話。
「你每天只能去上學，當然你偶爾翹課，但是基本上還是被釘在教室裡，所有人都向著單一的目標 — 就是要考上聯考，多麼無聊，多麼窒息。」相對於教室中的壓制，閱讀成為一扇通向自由的路。對高中時的李明璁來說－我想對現在的他也還是一樣，「讀書」是無所為的。
讀書是手段還是目的？
「我們教育最失敗的就是把讀書變成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為了考試求書、為了求職，讀書就是一種手段，它朝向一種明確的工具目的。」
以閱讀叛逃體制的他，早已深知讀書並不是手段，讀書就是目的。
「對應於什麼事情都用效率、效度計算的世界，裡面一個最原點、最終極的抵抗便是無所為。享受於想像每一本書的作者都多麼嘔心瀝血、多麼認真的營造什麼樣的世界觀，想要解決一個什麼樣的難題，想要把作為一個創作者或是作為一個讀者，千千萬萬他認識或不認識的人帶到哪裡去。」
或許，我們可以歸納出這樣的行動，都是為了獲得自由。從體制中的評斷機制，受到逼迫，所以不自由；因為閱讀的反抗，所以最終有了自由。
不過李明璁說這一切其實在那時沒有為了什麼，就是為了反抗不知道原因就被填鴨而吃進來，其實一輩子都沒用的荒謬東西。
這樣的「抗」，看來勇敢，但也當然帶來後果，而在這裡，考進輔大其實說明白了，「就是自由的懲罰。」但是，李明璁也說輔大就是讓他重新理解世界的開始。
時代與自我的糾結
1990年進入大學的李明璁，那年野百合運動成為時代重要的轉折。很快地，大一的他成為學運分子。他參加臺灣社會問題研究社（現在輔大黑水溝社的前身)，雖然名為研究，但卻是一個上街與下鄉的異議性社團。但在參與活動中，李明璁遇到許多自我的抉擇，甚至對於群體感到茫然。他最後去了宜蘭、高雄、臺南，關心農民權益、公害汙染，去思考有沒有一些事情是身為學生可以使得上力的。
「我感到挫敗的那些事情 — 學生內部的權力鬥爭、現實政治的各種關係，也許不是理想美好？但又怎麼樣，這不是重點，重點不是學生，重點不是跟學生保持什麼關係的政治人物、政黨，重點是像我爸爸媽媽、爺爺奶奶的人，他們很辛苦的生活，他們有很多問題需要幫助。」出身於勞工家庭，他更能體會底層的聲音。
家庭與時代的穿插
李明璁的父母年輕時在新光紡織廠工作，他深怕我們不知道那是哪裡，耐心的解釋，「位置就在現在的新光醫院前面，一整塊很大的空地，以前就在那裡。」（1988 年新光紡織士林廠關廠）他們在工廠裡認識並結婚，李明璁因此出生在工廠宿舍，從小生長於臺北士林。照李明璁的形容，他說家裡的背景就是臺灣那個時代的寫照。
1970年代經濟起飛之後，他們搬離工廠，從勞工成為小頭家，只要有幾台機器就成為老闆，「這是好聽的說法！」他笑著說。雖然名為老闆，但工作時間絕對最長，身兼多職、甚麼都要會一點，才能撐起這個事業，「那個年代有很多人夢想可以不用再做勞工，而階級翻身，我就是在那樣的情況下長大的。」
八零年代臺灣社會開始金錢遊戲、股市房市飆漲，李明璁父親的工廠就因惡性倒會而倒閉，原本好不容易從工廠的勞工成為中產階級，瞬間跌落，連家都沒了。
「在時間軸上面，我的家庭背景就是一個順著臺灣社會從勞工階級變成中產階級，又在中產階級不穩定的資本流動中變成一個受害者，但是最後慢慢重新的站回來。」
開始上街與下鄉
從入學輔大的時間軸來說，這讓李明璁成為一位積極的行動者，可是地理位置，也影響了他的視野。
輔大在新北市的角落，這讓從小在臺北生長的他，生活在一個感覺沒那麼有「臺北感」的地方，也感受到父母以前生活的模樣。
輔大後頭泰山的臺塑南亞廠，在籌組工會時期，李明璁曾跟著社團踏進工廠，做一些「學生能幫上的事」，也才意識父母曾工作的工廠是這個模樣，原本只能在小說中的意象，成為用感官承接的真實。
「原來噪音這麼巨大，原來味道這麼不好聞，原來人跟人的關係被切隔成如此工具性的利用，原來馬克思所說的勞動異化是這個狀態。你讀你看你聽你想，但它都缺乏一種身體的連結感，所以當我走進工廠之後，一切都能理解了。」
或是學校天橋底下現在仍然營運的三重客運，也是在李明璁的大學時期發生工會抗爭。司機的工時長，影響到肇事率，也連帶影響學生的權益，所以他們陪伴、支持工會抗議。
所以當李明璁談到學生運動時，我下意識地回覆「上街」，但他立刻否定，因為對他來說下鄉相較於上街，意義是更重大的，因為讓他因此進入「記憶陌生又隱約熟悉的中下階層生活現場」。
他們那時幻想革命的開始，覺得積極的行動，就能成就些什麼，他說：「最後累積許多困惑，那些困惑是在各種行動運動中感到不安，不能解決的覺得 — 然後呢？我是這樣的一個人嗎？該何以為繼？」
我是誰？
從年少層層感知的不自由，閱讀與知識獲得的自由，或是學運中獲得的年代體驗，最後成為站上講台傳授學問的老師。
李明璁談著過往，回憶起那段在輔大時期少被敘說的記憶，可以看見那些許徬徨，反叛的熱情、喜愛的思念，還有思考過去年代的感慨。
打開教室的大門，讓自由走進來。
讓我引句明璁老師最後特別討論的米蘭昆德拉，「悲涼是形式，快樂是內容。快樂注入了悲涼之中。」我們在生活中能否發現笑的力量、苦難的荒謬？是否能在疑惑之中，知其然知其所以然，面對自己、面對社會，在世界與教室之中，能夠深刻同理、瞻顧時代，直看人心。
如果說李明璁身為一位研究社會的學者、教授社會學的老師、社會的行動者，能夠告訴我們什麼，我想他說的：「人之所以為人，就是你不用活過他人的生命也能理解他人的孤獨、偉大與哀傷」就能說明 — 因為他就是這樣的人，他帶著家庭回憶投入鄉里，他感知學派的封鎖，開啟不停止的公眾教育實驗。
後記：
明璁老師在訪問說社會學是一種「再度相遇與面對」的方式。對學新聞的我來說，其實採訪也是如此，它讓人再度面對並交換故事，而我從未想過，這樣的交叉，可以如此深切。
其實老師的故事，對我來說是熟悉但陌生的。我的母親在晚了他幾年之後，進入輔大社會學系。我的外婆，在她國小畢業之後，便隻身北上臺北工作，而她就是在新光紡織廠做女工。
在採訪當下，一下沒兜起印象，或是說對於家庭年代的故事不全然知悉。
交會還真不只如此，我的外公就讀瑞芳高工，習得建築的製圖一技。從事務所的小助理開始，後來成為建築師，與朋友合開事務所，臺北市有一區房子便是出自我外公的手。當我重新問起這些事，我在搜尋欄打下一些關鍵字，看見過去奮鬥的積累與存在的痕跡，原來這就是過去那個年代，我們不曾也無法體會的。
採訪是一個人把他的故事交託給你，這是一個莫大的責任，非常謝謝明璁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