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中的他者,酷兒中的酷兒:《命運寫手》

Chia-Cheng Tang
Apr 14 · 6 min read
《命運寫手》劇照。

Netflix 在 4/12 發佈了新的喜劇劇集《命運寫手》(Special)。本劇是改編自 Ryan O’Connell 所撰寫的自傳 “I’m Special: And Other Lies We Tell Ourselves”。而本劇的主角 Ryan Kayes,正是由作者親自出演。

Ryan O’Connell 本身是一名腦性麻痺 (Cerebral Palsy,簡稱 CP) 患者,也是一名男同志。這也正是使得本劇何以特別的原因——這種身分上的交織,使我們得以更細緻的看待個人身份所具有的雜多性,以及當今各種訴諸「多元」的修辭,時常所落入的僵化模式和問題。

同志受社會所排除、打壓,這種說法與事實早已不是新鮮事。在本劇中,身為一名同志,同樣也不是件值得大驚小怪的事。裡頭沒有(性向上的)出櫃,沒有因為身為男同志而受到欺侮,反倒是呈現了作為一名身障者,在同志與非同志社群中的艱難。因而「同志受到社會壓迫」的說法,在這反倒成了一種反諷——不只是異性戀中心的主流社會,即便是受到排除的同志自己,也是會排除人的。

或許我們該問問自己,「身為一名同志」的意義究竟是什麼?同志運動作為一種符號,在某種程度上成了「平等」、「包容」的象徵。然而這種「平等」與「涵括/包容」(inclusiveness),又是誰的平等,誰的包容?進一步來說,所謂的「同志」,究竟是誰?

或許對某些人來說比較意外,但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其中類似的困境,我們可以在 Ryan 對物理治療師所說的話看出端倪。他說,他很羨慕另一名身障更為嚴重的朋友。治療師不解,因為他連「小解都必須依賴導尿管」。但 Ryan 說,自己的身障較為輕微,面對較為嚴重的身障群體時,他總覺得自己不足作為一份子;但面對「健全」群體時,他又是如此的格格不入。他就這樣卡在中間,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什麼。

各種不同的概念,有時能有效的用來處理問題;但概念也可以反過來失去彈性,成了一種教條式的事物。所謂的身份 (identity) 也面臨著相同的狀況——例如,我們要怎麼判定,一個人究竟夠不夠「gay」?當今的黑人社群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許多黑人因為習慣、喜好、品味上的差異,使得群體中的其他人認為自己「不夠黑」。但究竟誰能夠斷言,怎樣才夠黑,怎樣才夠 gay?於是這種僵固的身份便自成一格,自己也成了一種排除性的、而不是涵括性的概念。

這種邏輯在社會中隨處可見,甚至「人」本身就是這種爭戰下的產物。什麼是人?在以前只有男人是人,經過各種抗爭後,女人才終於成為人。但此時黑人也還不是人,是在經過各種抵抗後,黑人才終於成為人⋯⋯這種橋段在歷史中不斷上演著。甚至現在,女人、黑人、同志在許多地方仍然不是人。所以,與其說上帝用自身的形象造男人,又用人的肋骨造女人。倒不如說,部分的人類造了上帝的形象,再用上帝造了男人,才用男人的肋骨造女人。

但事實是,沒有人是純粹的。而純粹往往只是極權主義所打造的神話。身為人,沒有固定、絕對的樣貌;同樣地,身為黑人、身為同志、身為女人、身為障礙者,怎麼會有固定的樣貌可言?這些身份甚至會相互重疊,交錯影響 [1]。

當少數群體受到主流所崇尚的理想形象所排斥,少數群體在身份上的鞏固與驕傲,也使得他們建立了一種主流,進而產生各種理想的形象與等級。而這種形象的建立,這種使他們被排斥的邏輯,同樣也被他們拿來運用。於是這些被壓迫者中,又有了另一群被壓迫者;酷兒中有了新的酷兒;他者之中有了新的他者。

因而並不意外,何以男同志社群會出現如此歧視陰柔或女性的厭女情結 (misogyny)。男同志作為生理男性,仍是一般社會中優越的身份;他們可以一邊享受性別帶來的特權,又坐在少數群體的位置,選擇性地與其他少數靠攏。只有陽剛、健壯、長相俊俏、身心「健全」的,才具有最完整的人格,成為所有人追求的目標。而外於這些標準的人們,不是假裝看不見,就是低人一等。

對我自己而言,作為同志,與作為女性主義者的意義是相同的。這兩種身份,都是一種反壓迫 (anti-oppression) 的立場 [2]。也就是說,抵抗任何形式的壓迫,例如種族主義、物種主義、健全主義 (ableism),而不只是在性別上。因為,作為少數群體,我們最清楚這種壓迫的邏輯是如何的運用在自己身上;我們怎麼能對同樣的壓迫邏輯袖手旁觀?我們又怎麼能運用同樣的邏輯,進一步的壓迫他人?

在劇中,不只是 Ryan 受到排斥,Ryan 自己也運用同樣的邏輯歧視了不同的障礙者。當他的上司提議給他安排約會,而沒告訴他對象是一名聾啞人士時,Ryan 當場愣住而不知如何反應。事後跑去找上司理論,卻反被上司指責,自己雖然也是身障人士,卻有著內化的健全主義 (internalized ableism)。也就是說,雖然作為一名身障者,內心卻還是對身障者有所歧視。

如此看來,他者中的他者問題,似乎並不容易拆解。不論是在任何單一身份,或不同身份的交織上。但將這種現象問題化 (problematize),或許是改變所需的第一要件。而這種問題的出現,更給了我們一個忠告:當我們訴諸身分政治的時候,除了尋求社群之外的認同與改變,也得學會看見社群內的差異。只有試著從這種支配與壓迫的邏輯中跳脫出來,我們才有可能,更靠近自由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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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也是為何,許多人提議改變對 LGBT 一詞的使用。例子如 Why you should think twice before you talk about ‘the LGBT community’ It’s Time to Drop the ‘LGBT’ From ‘LGBTQ’

[2] 這種看法起初是受到 Jennifer McWeeny 的影響。可見 Feminist Ontolog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hia-Cheng 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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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osophy major. Facebook: 湯嘉誠 (Tang Chia-Ch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