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森‧摩爾 (Jason W. Moore) 訪台記錄:人類世或資本世?

Chia-Cheng Tang
May 24 · 8 min read

註:此文為 2019/05/24 傑森‧摩爾在國立台灣大學社科院演講《人類世或資本世?氣候、權力、資本造成的地球危機》的摘要紀錄。此紀錄經過個人的整理、安排與節選,某些段落則參考了摩爾的其他作品加以補充,僅供參考。


面對當今的氣候危機,許多學者專家,都將此稱為某種「狀態改變」(state shift)。這意味著,我們當今的處境已經不是「氣溫增加幾度=某些程度的變化」的可預測狀態了。而是:只要一點點的異動,就會造成不可逆轉的、不可預測的巨大轉變。但摩爾認為,我們所面臨的其實並不只是地質學意義上的事件而已,這更是對資本主義、對於知性 (intellectual) 的狀態改變。

我們該怎麼理解這句話?我們得從摩爾如何理解資本主義來看。對摩爾來說,資本主義本身就是一種「世界 — 生態」(world-ecology):它不同於「世界的生態」(ecology of the world),指的是各個物種與環境,或生命製造 (life-making) 的生發性關係 (generative relations)。也就是說,資本主義本身就是從自然的生命網絡 (web of life) 之中浮現出來的,不是如許多人認為的純粹「社會」的產物。

而摩爾所謂的「知性改變」,也是延續著這樣的思路,質問了「社會」/「自然」區分的思想結構。這種「綠色算術」(Green Arithmatic) 的思考,認為所謂的歷史,可以用下列等式來表現:

歷史=社會(人類/文明)+ 自然

這種思考模式有其醜陋的歷史,它反映了歷史上的各種歧視、排除與壓迫。這種二元論縱使有效,卻從不無辜。所謂的「社會/文明/人類」代表的,一直都是貴族、地主、某部分白人男性;而所謂的「自然」,其實就是大部分的人類(非白人、原住民、女人),與所有的非人類(動物與非動物)。

而所謂的人類世 (Anthropocene) 論述,主張我們該把當今這個人類作為最大改變驅力的時期,正是以人類 (Anthropos,希臘文) 來命名。摩爾區分了兩種意義的人類世:第一是地質學上的人類世,企圖尋找一個「黃金釘」(golden spike),來定位人類世開始的起點或關鍵。第二,則是大眾意義上的 (popular) 人類世。這種論述認為,現在的災難與處境,都是「我們所有人類」(we all humans) 造成的。

第二種論述,在上述思路之下便顯得問題重重,但第一種亦不遑多讓。其中一種說法宣稱,開啟人類世的關鍵是「工業革命」。正是由於工業革命,由於蒸汽機的發明與使用,才導致碳排放的上升,以及自然資源的消耗 — — 而這些在地質與大氣紀錄上都顯而易見。但對於這種說法,摩爾顯然不買單。對他來說,如果所謂的「技術發展」真的主要決定了我們的歷史走向,那麼現在的技術發展應該早就使我們脫離危機了才是。造成危機的主要力量,從來就不是「技術的」,而是「政治的」。是某種政治上的力量阻止了我們的行動與改變。

另外,許多所謂的「工業革命」故事或歷史,都具有歐洲中心 (eurocentric) — — 尤其是英國 — — 的強烈色彩。這種敘事認為,工業革命是純粹發生在英國的獨立事件:英國發明了蒸汽機、英國煤礦業發達,因而形成了工業革命發生的條件,接著才慢慢向外外擴散。然而這種說法卻不甚精確,因為工業革命作為資本主義加速的主要推力,並不是純然獨立的。例如,我們知道如紡織廠的工廠採用了蒸汽機,使得生產力倍增,但故事卻往往忽略了紡織業所需的便宜棉花從何而來。而事實上,這些都是從對於美洲原住民及其資源的剝削、殖民與支配而來。

基於這些想法,摩爾支持「資本世」(Capitalocene) 的名稱,而非人類世。因為對他來說 — — 正如前述 — — 資本主義作為一種「世界 — 生態」,關涉的不只是經濟上的模型或邏輯,更是關於自然、權力、帝國與殖民的關係網絡。資本的積累,其實是資本與勞動在生命網絡之中的某種特定關係。因而,比起說當今我們所面臨的危機是源於人類 (anthropogenic),不如說是源於資本 (capitalogenic)。

摩爾舉了許多歷史紀錄,說明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的氣候變遷,其實都是革命的契機。如羅馬帝國與中世紀封建時期,都是遇上小冰河期而有了衰亡的徵兆與條件。而在這些革命與衰敗之後,帶來的都是對多數人而言更好的生活水準。然而,摩爾也提醒我們,不該將氣候視為一種決定論 (determinism),而是該視為一種決定 (determination),一種有力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沒有任何文明能夠永久存續。文明也有他的生命,意即:有出生,有成長,當然也有死亡。

不過,這樣的歷史紀錄有給了我們什麼提示嗎?摩爾認為,我們能在當今的危機中,看出兩種意義。第一是「生命製造」(life-making) 的危機:也就是我們當今面對的氣候變遷,以及大規模的生物滅絕。第二,則是「利潤製造」(profit-making) 的危機:也就是摩爾稱為「廉價自然」(cheap Nature) 的終結 (1),也就是對於自然的驚人剝削的終結,資本主義的危機。

在歷史上的小冰河期,都直接或間接的造成了既有社會秩序或結構的衰亡。但這種下場卻沒有發生在資本主義身上 — — 為什麼?因為資本主義的產生與延續,仰賴的是疆界/前線 (frontier):也就是說,從「地理大發現」開始,他們便以剝削的方式,暴力地耗竭他們所殖民的新自然而獲利 — — 而這個自然當然包含了人類與非人類。所以我們可以說,這些前線正是維穩資本主義的重要關鍵。並且權力、階級與帝國殖民,一直都是資本主義的根本元素。

在這個過程當中,科學,以及所謂的製圖學的發展,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隨著製圖技術與海外殖民的發展,世界作為一個「球」的觀念逐漸領銜。地球作為一個球體的描繪,儘管是一個事實,卻有著一段血跡斑斑的歷史。我們可以說,在現代製圖學的幫助之下,世界作為一個「球體」的事實,成為一種「文明的」視角,一種「文明」用以征服「自然」的方式與計畫。

從征服者的視角來看,他們所要征服的自然,就是這個球體:地球。而他們正是外於地球、外於自然的存在,所以他們始終都是從一個地球之外的觀點來觀看。這種觀點,在 1968 年一張廣為人知的照片中又再次受到驗證:〈地球上升〉(Earthrise)。人類從外太空見到「自己」,見到「地球」。就跟他們之前觀察到的,一模一樣。

當人類世的論述,認為當前的危機是「我們所有人類」造成時,似乎就驗證了這種觀點的存在與普遍。摩爾認為,這種觀點體現的是一種「龐大的注意力分散」(grand distraction) — — 規避了少數人的責任,模糊了當今危機的原因,更讓我們忘記災難的形成有其醜陋的歷史;而該負責的人,也全然消失在我們的討論之中。

摩爾所指的,更是許多生態思想 (environmental thought) 所具有的問題。許多生態思想的倡議是非歷史的 (ahistorical),他們或許要求生活型態的改變,或許要求大眾對氣候變遷的注意,訴說著「人類」之於生態的罪惡或錯誤。但這些說法往往忽略了在歷史中,人與人、人與自然是如何互動,又是如何彼此改變、生產與再生產。於是也不會了解,現今的氣候與生態危機,無法只訴諸生活型態上的改變 — — 我們必須要追究到根源之處,也就是自然、權力、殖民、帝國、商業等盤根錯節的歷史之中,我們才會了解資本主義的角色,進而知道問題的癥結究竟在哪。

摩爾想提出的,正是一種基於「關係」的生態觀 (relational view of ecology):世界 — 生態。在其中,世界是動態的圖像,是關係的網絡。在其中,當代的危機不是扁平且真空的事件,而是涉有資本主義複雜的歷史演化;尤其,這些演化絕不是純粹的經濟面向能夠處理的。這種方法與圖像,能夠顯示權力、生產與再生產在生命網絡之中是如何互動與作用的;也能告訴我們究竟是哪些人要為這些後果負起責任,而我們在這混亂的時空當中,又該如何行動。


註解:

(1) 摩爾在此次演講中並未詳細解釋何謂「廉價自然」。然而以摩爾的話來說,「廉價」與「低成本」並不相同,雖然後者的確是前者的一部份。「廉價」(cheapness),是一種處理資本主義與生命網絡的一種暴力方式,用以短暫解決資本主義所面臨的危機(如下段的「剝削前線」就是一例)。「廉價自然」的廉價基本上有兩種意義:(1) 價格上的廉價,以及 (2) 貶低(cheapen),也就是在倫理與政治上,將自然降為次等或從屬的地位。運用廉價的邏輯,資本主義將自己對於自然的極端取用與勞動給合理化、低成本化了。


參考資料:

Jason W. Moore, “Anthropocene or Capitalocene? Nature, History, and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 PM Press. 2016.

Jason W. Moore,《廉價的真相:看穿資本主義生態邏輯的七樣事物》,林琬淳譯,本事出版,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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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osophy major. Facebook: 湯嘉誠 (Tang Chia-Ch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