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主義讓美國人日益悲慘

Chia-Cheng Tang
Apr 17 · 14 min read

對受過大學教育的菁英來說,工作已然成為一種宗教般的身份認同 — — 許諾了卓越與社群,卻無法實現。

FEB 24, 2019 | Derek Thompson (The Atlantic)

NICKY LOH / REUTERS

〔本篇為翻譯文章,原文連結請見文章末。〕

經濟學家凱因斯 (John Maynard Keynes) 在他 1930 年的論文〈我們後代的經濟前景〉(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 預言了在二十一世紀,將有某種一星期十五個小時的工作時數,創造了相當於一週五天的假日。「從人類被創造以來,將第一次面對他們真實的、永恆的問題」凱因斯寫道,「如何規劃空閑的時間」。

這種觀點變得非常普遍。1957 年,在一篇刊登在紐約時報 (The New Tork Times) 的文章中,作家 Eric Barnouw 預測,隨著工作變得越簡單,我們的身份 (identity) 將由我們的嗜好,或我們的家庭生活所定義。「許多職業的持續自動化,以及每週工時的縮短〔導致〕越來越多工人不再尋求於工作,而是尋求於滿足、意義與表達的閒暇時間」他寫道。

這些後工作 (post-work) 的預測並非全然錯誤。某些方面來說,美國人的工作比他們過去來得更少。一年的平均工時縮減了超過兩百個小時。但那些數字並沒有完整說明故事的全貌。富有的、受過大學教育的人(特別是男人)工作量,比數十年前還多。從青少年時期開始,他們就被教導要讓自己所熱衷的成為自己的事業,並且 — — 如果他們還沒有這種使命感 (calling) 的話 — — 在找到之前不要放棄。

二十世紀早期的經濟學家並沒有預見,工作可能會從一種物質生產的手段,演變成一種身份生產 (identity production) 的手段。他們無法預測到,對於窮人和中產階級來說,工作仍將維持著一種必須性;但對於受過大學教育的菁英而言,工作將變成一種宗教,〔向他們〕許諾了身份、卓越,以及社群。稱之為工作主義 (workism)。

一、工作的福音

什麼是工作主義?它是這樣的一種信念:認為工作不只對經濟生產而言是必要的,同時對一個人的身份和生命的目標而言,也是最核心的;認為任何促進人類福祉的政策都必須不斷的鼓勵更多的工作。

勤奮人 (Homo industrious) 對於美國的景觀來說並不新穎。美國夢 — — 那認為勤奮工作必定確保了向上流動的迂腐神話 — — 使得美國癡迷於物質成就,以及為獲得這種物質成就的全面努力,超過一個世紀。

世界上沒有任何大國有像美國一般的生產力,一年的平均工作時數多出那麼多。而美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差距也越來越大。在 1950 到 2012 年之間,德國與荷蘭的每位雇員的年度工時下降了約 40% — — 然而美國只有 10%。美國人「比起同樣富裕的社會的人們,工作時數更長,假期更短,失業、殘疾與退休福利更低,也更晚退休。」Smauel P. Huntington 在他 2005 年出版的《我們是誰?美國國族認同的挑戰》(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這樣寫道。

某個群體加劇了工作主義的鴻溝:富人。

根據明尼亞波里斯聯邦儲備銀行 (Minneapolis Fed.) 的一項調查,在 1980 年,收入最高的人們每週實際工作的時數,比中產階級與低收入者還少。但這種情況改變了。到了 2005 年,已婚者中最富有的 10% 卻有著最長的平均週工時。同時,受過大學教育者的空閑時間,比起其他團體縮減的更多。今天我們可以合理的說,美國精英將他們自己轉變為世界第一的工作狂,比起美國內的窮人與同樣富裕國家的有錢人,都有著更長的工時。

這種轉變違反了經濟邏輯 — — 還有經濟史。富人一直以來都比窮人工作得更少,因為他們負擔得起。在前工業時期的歐洲,握有土地的士紳階級都在農奴辛勤工作時用餐、舞蹈、八卦著。在二十世界早期,有錢的美國人會在他們寬裕的休息時間裡,每週買張電影票,或涉足運動。現在,有錢的美國人負擔得起更多的休息時間。但卻用他們的財富,去買最奇怪的獎賞:更多工作!

或許對於有錢的精英來說,長工時,是地位與收入的軍備競賽的一部份。也或許這裡的邏輯完全無關經濟。而是情感上的 — — 甚至精神上的。受過最優良教育以及收入最高的美國人 — — 能夠擁有任何他們想要的東西的人 — — 出於與虔誠的基督徒在星期日出現在教堂一樣的理由,選擇了辦公室:這是他們最有歸屬感的地方。「對今天許多的有錢人來說,沒有『閒暇』這種東西;在傳統的意義上 — — 工作就是他們的玩耍」經濟學家 Robert Frank 在華爾街日報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寫道。「對他們來說,建立財富是一種創造性的過程,也是他們所擁有最接近玩樂的事物。」

工作主義也許是從有錢人開始的,但這種精神正在擴張中 — — 遍佈各種性別與年齡。一份 2018 年關於精英大學的論文中,研究者發現對於女人而言,進入一所競爭激烈的大學,最首要的好處不在於更高的薪水,而是待在辦公室的時間更長。換句話說,我們的精英制度在打造女性的工作主義者。另外,在皮尤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的一份關於青少年焦慮散播的報告中,95% 的青少年「有一份他們享受的工作或事業」對於他們作為一名成年人來說是「極為、或非常重要的」。這項的地位比其他的優先項目都還要高,包括「幫助其他需要幫助的人」(81%) 或結婚 (47%)。在工作中找到意義,打敗了家庭與友善,成為現在年輕人最優先追求的目標。

即便美國人崇拜工作主義,他們的領導人卻在國會大理石的講台上將之神聖化,並將之銘刻在法典之上。多數先進國家給予新生兒家長有薪假;但美國卻不保障這種事情。許多先進國家以國家政策減輕家長的負擔;但美國在孩童照護與早期教育的的公共花費,卻是國際排名中幾乎探底的。在多數先進國家中,公民都得以使用政府所保障的健康照護;但多數已投保的美國人,都是透過 — — 哪裡呢? — — 他們的工作場所來獲得健康照護。自動化與人工智慧可能很快就會危及勞動力,但美國的福利系統卻在過去二十年變得更以工作為基礎 (work-based)。在 1996 年,柯林頓總統 (Bill Clinton) 簽署了個人責任與工作機會調解法案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Reconciliation Act),用許多視接收者的就業情況而定的福利計畫,取代了多數現存的福利系統。

工作的信仰不只是美國精英的一種崇拜特質。它也同時是法律。

以下是一個合理的問題:辛勤、甚至是癡迷的工作,有沒有任何錯誤之處?

人類尚未在勞動之外發明自身。機械智慧仍未準備好統治全世界的工廠,或照顧病弱者。在每一個先進的經濟體中,多是由能工作的壯年人口來做這些事 — — 而在較貧窮的國家,平均的周工時甚至長於美國。沒了工作 — — 包括如養育小孩的無薪勞動 — — 多數人傾向感到痛苦。某些證據顯示,長期失業甚至比失去所愛之人來得更痛苦,因為失去了讓人能夠投入的分心之事,在第一時間便抹去了能夠提供給哀悼者的安慰。

當工作必須完成的時候,工作並沒有任何的錯。一名精英著迷於有意義的工作亦然;這些工作將會產生一些贏家,而他們將會贏得工作主義的樂透:忙碌、富有並感到深刻的滿足。然而,一種將自我實現的夢想注入有薪工作的文化,正讓自己陷入集體的焦慮、大規模的失望,並不可避免的,精疲力竭

在過去一個世紀以來,美國的工作概念從職業 (jobs) 轉變為職涯 (careers),再轉變為使命 (calling) — — 從必要到地位,再到意義。在農業經濟,或早期的製造業經濟裏,數千萬人進行著類似的流程化任務,對於例如種植玉米或拴緊螺栓的工作,沒有任何關於更高目標的妄想:這只是一份職業。

專業階級和企業官僚在二十世紀早期的興起,創造了職涯的現代旅程;一種敘事的弧線不斷向著一系列寶貴的縮寫靠攏:VP、SVP、CEO。結果就是今天的工作主義,一個人找不到任何職業上的契合,就是在浪費生命。

「我們創造了這個觀念,即生命的意義應該在工作中找到」Oren Cass,《過去與未來的工作者》(The Once and Future Worker) 的作者說道。「我們告訴年輕人,他們的工作應該是他們所熱衷的。我們說『在找到你熱愛的工作前別放棄!』我們告訴他們『你應該改變世界!』那是從大眾文化,以及 — — 老實說 — — 媒體(包括大西洋雜誌本身)開始傳達的訊息。」

但我們的辦公桌從不是拿來當祭壇用的。現代的勞動力演變,是替消費者和資本家的需求服務,而不是為了千萬人們在辦公室中尋求卓越的滿足。如果你是收銀員 — — 美國最常見的職位 — — 你很難在工作上自我實現,而即便是最優秀的白領角色也有長時間的停滯、倦怠和忙碌。這種在預期和現實之間的不協調,若不是全然的悲慘,就正是龐大的失落感的原因;而根據一項 2014 年的研究,這或許能夠解釋為什麼沮喪與焦慮的比例在美國,比起 1980 年代「高出相當多」。

作為一名虔誠的基督徒、穆斯林或祆教徒,其中一項好處就是,這些敬畏神的崇拜者將他們的信仰放在某種無形的、難以否證的善的力量之中。但工作是有形的,而成功是可否證的。將任一者當作我們生命的中心,就是將我們的自尊放在反覆無常的市場之手上頭。成為一名工作主義者,就是在崇拜有著燎原力量的神。

二、千禧世代的工作主義者

當 Anne Helen Petersen 為 Buzzfeed 新聞寫了一篇關於「千禧力竭」(Millennial burnout) 的熱門文章時 — — 基於 Malcom Harris 在他的書《如今的孩子》(Kids These Days) 所處理的想法 — — 千禧世代在這幾十年被打磨成一部部自我調控 (self-optimization) 的機器。他們度過了一種過度要求與過度成就的童年,並完成了成功所需的一系列目標,只為了讓經濟摧毀他們的夢想。

雖然將八千五百萬人都混為一談並非明智之舉,我們仍可以合理的說美國的千禧世代是由兩個外部的創傷所定義。第一是學貸。千禧世代是有史以來教育水平最高的一代,而這應該要讓他們富有且衣食無虞。但教育成就的提升卻有著極高的代價。從 2007 年開始,未償還的學貸攀升至一兆美元,相當於 12 年前的三倍。而由於 2008 年的經濟破洞,年輕畢業生的平均薪水停滯了 — — 這讓他們更難償還貸款。

千禧世代的第二個外部創傷,是社交媒體的干擾,而這更放大了打造成功形象的壓力 — — 對一個人自己、對自己的朋友和同事,甚至是對自己的父母而言都是。然而確實的將事業的成就視覺化,在服務與資訊的經濟當中是非常困難的。藍領職業生產有形的產品,像煤、鋼棍、房子等。白領工作的產出 — — 演算法、諮詢專案、有計劃的廣告活動 — — 都是更無形也更難以看見的。因而我們可以說,衣領越白,產品就越不可見。

由於物質世界只剩下少數關於成就的蹤跡,今天的工作者轉向社交媒體來彰顯他們的成就。他們有許多人花費大量時間來打造一個脫離的現實:無壓力的笑容、明信片般的美景,還有有愛迪生燈泡照耀的工作空間。「社交媒體的資訊牆 (feed)〔正是〕辛苦、有報酬的勞動,以及勞動本身的果實。」Peterson 寫道。

在千禧工作者之間,「精疲力竭」(burnout) 表面上似乎是會受到讚揚的(即便他們內在是哀嘆的)。在紐約時報近期的一篇文章〈為什麼年輕人假裝熱愛工作?〉(Why Young People Pretending to Love Work?),記者 Erin Griffith 拜訪了共同工作的空間 WeWork,那裡的枕頭寫著「做你所愛」,霓虹燈則要求工作者「更加努力」。這些格言與年輕工作者產生共鳴。就如某些研究顯示,千禧世代意味著工作上的毒蟲 (junkie at work)。「就像所有的僱員一樣,」一份蓋洛普 (Gallup) 的調查總結道,「千禧世代更關心他們的收入。但對這個世代而言,一份職業的意義大於薪資,它關乎一個目標。」

這個福音 — — 你的夢想職業在那,所以永遠不要停止前進 — — 的問題在於,它是一張讓精神與身體雙雙枯竭的藍圖。長工時並不會讓任何人更有生產力或創造力;它讓人們充滿壓力、疲累和痛苦。但過度工作的迷思延續著,「因為他們證成 (justify) 了為一小群科技精英所創造的極端財富」Griffith 寫道

經濟系統有某種狡猾的異托邦性質,說服了美國歷史上負債最多的一代,將他們的目標放在薪資前面。確實,如果你在設計某種《黑鏡》的勞動力,鼓勵沒有更高薪資的過度工作,你會怎麼做?或許你會說服受過教育的年輕人,收入是次要的;沒有任何職業就只是一份職業;以及工作所獲得唯一真實的獎賞就是「目的」那難以名狀的光輝。這是一場惡毒的遊戲,創造了一種如此誘人,卻又稀少到幾乎沒人會贏得的獎賞,但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有義務永遠玩下去。

三、幸福的時候到了

我投身於我的工作。我在被自己的工作所充滿時感到最有歸屬感 — — 包括撰寫一篇關於工作的文章的這份工作。我的身份感與我的工作、我的成就感,還有我生產力的感受緊密的聯繫著,以致於作家的一陣撞牆期就能夠讓我進入存在的恐慌,流洩到我生活的每一部分。而我對作家、科技工作者、商人、藝術家和企業家了解的夠多,所以知道我的痛苦是很常見的,特別是在某些白領勞動者之中。

然而,某些工作主義者看來非常的滿足。這些快樂的少數似乎是受內在動機驅使的;他們不需要每天分享他們成就的證據。但維持著純粹的內在動機,在一個社交媒體和大眾傳媒都認為成功的標記都應該外在化的世界,似乎更難。那裡有一個富比世 (Forbes) 的排行,這裡有一個財富 (Fortune) 雜誌的排行;而每一個 Twitter、Facebook 和 LinkedIn 檔案都引人注目的寫著成就的共同標準 — — 追蹤者、朋友、點閱率、轉發率 — — 為所有的交流都注入了競賽的特質。每一年,具純粹動機或真正快樂的工作者,都可能更難不參與在他們身旁打轉的勞動競賽。

工作主義提供了一種危險的交易。一方面,美國人對於辛苦工作的高度重視,可能得為它在世界歷史及其作為新創成就的全球首都的名聲負起責任。一個崇拜追求極端成功的文化可能確實會生產出一些〔按:極端成功〕。但極端的成功是一個可否證的神,拒絕它大多數的崇拜者。我們的職業從來不是為了扛起信仰的重擔,而它們在這等重量之下正在崩垮。根據蓋洛普的調查,令人驚訝的是,87% 的雇員並不投入他們的工作。而數字正逐年升高。

對這種不投入的蔓延,一種解決方法是讓工作變得不那麼糟糕。但也許更好的解方是讓工作不那麼的核心

這可以從公共政策著手。有種新的普遍政策 — — 像普遍基本收入、育兒假、補助孩童照護、還有孩童津貼 — — 讓長時間工作對美國人來說更不必要。這些改變對於減少美國人為工作而工作的投入可能不夠,因為最投入的其實是有錢人。但它們會讓多數的大眾,從抓住現代精英的病態工作主義中解放出來,或許會創造一種從下而上的運動,將工作從世俗的美國身份的核心中脫離出來。

在一種更深的層面上,美國人早已忘記工作一項過時的目標:為了買到空閑時間。根據哈佛商學院助理教授 Ashley Whillans 所主持的一項研究,多數的工作者,在他們花更多時間在家庭、朋友、伴侶身上的時候會更快樂。在一項研究中,他總結道:最開心的年輕工作者,是那些說在畢業的時候,他們偏好的職涯是那些給他們時間離開辦公室,以專注在他們的關係與嗜好的那些人。

聽起來多麼老派。但這就和啟發了凱因斯在 1930 年預測美國人最終會有五天假日,而不是五天工作天的觀點是一樣的。就是這個信念 — — 甚至是信仰 — — 即工作不是生命的產品,而是生命的貨幣。我們選擇用它來購買的東西,就是生活最終極的計畫。

原文連結:Workism Is Making Americans Miserable.

Derek Thompson 是《大西洋》的專職作家,其寫作關於經濟、勞動市場與媒體。他同時也是 Hit Makers 的作者。

Chia-Cheng 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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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osophy major. Facebook: 湯嘉誠 (Tang Chia-Ch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