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導如何被看待

想要講兩件事,一是關於近兩月一本工人書寫如何被傳播,一是關於這兩天一個新媒體如何被評價。兩件事放在一起寫很怪,它們中唯一的共通點是我在意的、耿耿於懷的:這社會如何想像報導,如何看待報導。先從第一件開始。

《做工的人》並非報導,作者原初設定也非如此。他筆下的,並非人類學田野中的報導人,也非新聞報導的採訪對象,而是多半匿名、隱去個別生命脈絡、形象化了的工人。從監工的親身見聞出發,《做工的人》是林立青的抒情散文,且也是足夠精彩的文學作品,台灣散文的生產中向來較缺乏以工人為主軸的作品,這亦是《做工的人》被值得的主要原因。

我認為散文寫作可以拓寬它本來被學院與文學獎體制框定的文類相位,不只個人書懷、不只家族窺探、不只疾病傷痛,它可以是照見龐大真實的報導文本,它可以是完整陳述一社群的民族誌。坊間近年其實有相當多這類好作品,或者可以這麼說,比僵化的傳統抒情散文發展(如代言體虛構散文)遠為好看的報導與民族誌,更應被選入年度散文選。《做工的人》剔除修辭的繁複技巧、展現了文字的質樸力道,但較諸於照見複雜問題的能力與公共書寫的完整性,《做工的人》仍非報導文本,而僅是片斷的見聞短篇與直觀的情感抒發。

鄭竣展與萬金油的評論提問(鄭:憑什麼我的苦痛足以成為你的感動?)(萬:《做工的人》要把讀者的感動帶向何方?),其實正意味著《做工的人》已是一引起廣大讀者共鳴、市場上極其成功的抒情散文作品,他們的提問與其說面向作者,不如說是面向了這文類的傳統邊界,與這散文作的文學傳播與路徑。除了感動,在感動以外,散文如何可能,還有怎樣的可能。

《做工的人》一開始就被當作報導來傳播、進而被接受。這先是新聞媒體的大規模轉載(大概無稿費,這類轉載並非編輯台的評論產製,較是出版行之有年,新書周期內的媒體合作);而後是工人作為被商業棚拍手法呈現的客體,擺置於菁英(Eslite)的誠品書店店頭展銷(不得不說,這整體是相當敏銳且厲害的出版行銷);甚至被作為公共倡議投書給政府高層,行動過程中,出版社總編輯還有「不信人間耳盡聾」的振警愚頑之語。因為市場上的成功始有這不同批評觀點的檢視,而從寫作到編輯、從傳播到批評反饋,這整體都應視為文學生產的一環。

是的,不同的批評觀點,這也是我此前不多討論的原因,我意識到我的觀點所見其實與作者大相徑庭,這很大程度來自於個人境遇與經驗之限。於我而言,《做工的人》,或者說媒體第一時間的轉載,是刻意地擇選工人的悲苦,比如無節制的用藥與勞動身體的長期磨損,比如法律知識的缺乏所招致的個人命途悲劇,這些都是部分實相,但選擇即代表框限與傳播放大,而每個觀點與編輯選擇甚至下標,也都會產生歧異,究竟誰的工人、誰的現場。比如,作者寫營建工人因飲食重鹹且油膩之故,易生中年肚腩,但我的工人叔伯都是精瘦的,他們可能有比白領更好的身體狀態,或者承繼舊日農家而來的傳統道德自持。比如,作者寫工地女性,收尾點題,但他其實是敬仰這些女子的。通篇強調工地女性如何利用性別角色,同原料商殺價、同稽查人員求情、或苦情向包商索領薪資,以此手段在粗魯的工地間卑微求生,這雖是實相且遠為疼痛,但這由上而下的視角所見,說偉大或敬佩我以為反卻傷人。(離題一記,印象中王定國有篇精彩的短篇小說,寫工地板模間不得見的性交易,但那並不刺傷什麼,因為無有價值判斷,而是以文學手法照見不同田野共通的情慾與人性。)

觀點與所見落差我認為有兩個可能原因。一是時代變遷,我經歷的多為城鄉販厝與小型廠房營建,是工頭即可主導的現場,而從模版、水電到油漆,即便不同工班亦會有鄉里間的親族連帶。而這類小型營建至今則更為建商或營造廠取代,在後者的規模化與勞動環境中,勞動更為異化,工地主任代表的生產線管理即是表徵。而相對於九〇年代後,製造業出走,台灣朝服務業轉型,社會整體對營建工人的歧視也可能更深。如果早期的職業輕賤是以知識、以收入、以權威來區分,那麼近年的媒體傳播中,則呈現為都會運輸或保全系統,對不潔或不體面的賤斥,而這又與建商資本成功打造的都市區位隔離有關。換言之,我經遇的,是工人猶是自重人重的匠師的黃昏時代,而林立青所見,可能才更貼近當代營建工人的邊緣與弱勢也說不定。

另一原因可能是職業身分,監工並非是直接的體力勞動者,在這些分門別類各有供應管道來源的工人之上,他是建商的代理,本職上即是監督者。工地主任須注意工人的勞動狀態(無論體能或技術或精神),個別工人是否會造成進度的延誤或帶來麻煩,他必須以工人能接受的互動方式來進行建案品管與工班調度。

工地主任所見的工程層面,會比一位泥水師傅或一位粗工來得廣泛,這是其田野優勢但也是位置所限,比如之於一位老是在工地被監工修理的年少水泥工工而言(我的外表實在不像是一位合格的工人,那七八年太高、太瘦、太「讀冊囡仔」),我只會見到前者的不事生產與自上而下的、不信任的監督目光。我的生命經驗裡,對於那挺著肚子話語輕薄的監工,只能以更強的勞動來證明,我遠比他們所能支付的更多,我遠比他們的輕薄更為強悍。(幼時如果手腳慢些或發了呆,常會有這麼一句斥責:無你是來做監工喔。監讀若「幹」。監督者與勞工間,本身也被樹立了一道高牆。)

差異代表的並非「我所見比你所見更可憐」或「我所見比你所見更偉大」,因為人之境遇與位置見聞永遠不同,這才需要文學的個人書寫,這才需要新聞報導的結構觀照與事實查核。差異代表的是,在文本被社會接受的偶然過程中(這偶然過程是業內極難複製的暢銷書打造,是一編輯的深厚功力展演),我們自動將一照見可憐的個人抒情散文歸為報導,我們不要求認知複雜的能力,我們容許邏輯謬誤或純粹的情感宣洩,我們對書寫者與報導人的關係建立無從覺察,乃至惟有一種單向的,由上而下的觀照,成為閱讀本身,成為勞動全相。

圖片:五〇年代房屋建築與工地女性。(農復會攝影組影像檔案/國家文化資料庫/外交部國傳司原件典藏)

退伍後我離開工地來到台北,有幾年還是建築類雜誌的主編,專門刊登那些奢華或極簡的空間。從沙塵滾滾的工地現場到光鮮的景觀統治(鋪天蓋地的建案廣告、房產修辭與置入行銷是這統治的最直接展示),在人際中我會遇見完全不同階層的人,相對城鄉工地可能會有的輕薄或苛刻或污損,台北的人際還多了這麼一類溫情的經營者話語,他們總會說,他/她對工人多好,多照顧手下的工人。我的階級意識並非來自年輕時的高強度勞動(我甚至懷念那土水時光,相比軍旅時期的繁重戰備,營建總還有所建築,勞動時總還能靜默),而是在台北生活中,在這類不斷地被提醒的人際中,逐漸生成的。與另一種可見的評論有別,我不認為《做工的人》的風行或盛讚,是一種贖罪券的購買,何罪之有?(同理,工地女性的勞動尊嚴也遠非前述,嗲聲議價或苦情索討,何偉大之有?)同那類慈善溫情,我認為這較接近一種身分與意識形態的自我確認:反覆以同情與施捨,來確認自己在這社會場域中的安全位置。

我同情、我悲憐,於是我與勞動的他者(被置入鏡頭、被商業美學化的客體)不同。但事實上,藍領與白領的苦勞,在這時代並無二致,而一位建築工完美地砌成他的牆,那勞動的完整與尊嚴的自我賦予,與一位印刷師傅印完一本畫冊、一位編輯做完一本書也並無二致。我們共用了同一套勞動基準法,也繳納同樣的全民健保,還可能同樣被地派遣、被解僱。我們身處在同一道資本主義的景觀統治中,無不欣羨那實是我們共同創造的價值與宮殿,但又皆得以一生來揹負自我這昂貴而窄迫的貧民窟。

即便此刻已經是公元二〇一七年了,《做工的人》的傳播與接受,仍符合馬克思一八八四年所做的理論描述。人同人的勞動產品、人自己的生命活動、自己的類本質相異化,其直接結果,就是人同人相異化,這包括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也成為商品、也待價而沽。而時代的不同以及從盧卡奇到布希亞的理論發展或許是,文化生產的徹底商品化進一步扭曲了主體間的關係,人們從消費中建構了個人認同,人們置身於消費的幻覺之中而遺忘自身處境。是的,當我們為林立青筆下辛勞的工地女子或失足的年輕工人哀嘆,當我們為另一端稽查人員的刁難同聲憤恨,感動可能只是用來結構我們的意識形態,我們在世上自我虛擬的位置,我是悲憐的,我不是那端的不正義的,但我也不是被觀看的他者:「做工的人」。

同情視角的局限,感動的反覆確認,這仍是一種刻版印象的複製,這甚至是一種更深的歧視。(而在媒體的擇選裡,這成了一種獵奇與窺視的運作。)我們藉由自我虛構而滿足,不去理解苦難的結構生成,我們在受苦工人與冷血官僚的簡化情節中選擇立場,無意識我們在這社會中彼此為鄰,無意識我們自己也是位工人,甚而我們就彼此傾軋、彼此傷害。廉價的感動,自我言說的慈善,這與看見臥軌抗議者而感受到被妨礙的憤怒,或服務業現場過度反應、過度污損的客訴(叫你老闆來/工人或工讀生無有對話資格),其實共用著同樣虛假的中產優越。說到底,誰要你的可憐,誰與誰有所區隔,誰又是真正的裝聾作啞者。

我認為《做工的人》在文學市場上的成功,鬆動的並非這社會整體對勞動者的偏見,而是對散文的體系運作與僵化八股(至少此後,「在現場」會遠比修辭技術或虛構代言,來得更被看重);但它的傳播接受路徑,卻更大程度反映了這社會對報導的空乏想像,這空乏只會是剝削關係的繼續被遮蔽。究其原因,台灣社會對新聞報導的倫理規範已然失落,新聞的邊界也不再存在(我們倚賴這邊界來界定公共性,以及此間好的報導應有的基準),乃至於是新聞媒體的主動退位,以即時、以抄寫、以YouTube,以娛樂來填塞現實;而能重建這報導的想像的,仍得是記者與有志於報導書寫者自己。

另一方面,批評即是文學的再生產,從感動出發仍可以抵達同理,若媒體或出版得以報導深化,若社群得以思辯對詰,這就會是從寫作到閱讀所能產生的最有意義的事。「《做工的人》要把讀者的感動帶向何方?」這提問來自上述的市場操作與文類誤讀(將抒情散文視為報導),但更大程度會是對讀者與評論者責任的提醒,在文學接受的下游,我們擁有的只有感動的姿態嗎,還是我們的文學再生產可以走得比作者更遠,甚至可以推翻作者或代言人的霸權。「憑什麼我的苦痛足以成為你的感動?」則是遠為基進的文學行動。林立青或鄭竣展的書寫揭示(後者的文字還更具穿透力),每個個人都有權為自我聲言,都可以反抗來自上位或來自知識菁英的代言,都可以反對他被商品化了的社會關係。

萬金油書評所介紹的其他作品,以及去年另一本我很喜歡的《靜寂工人:碼頭工人的日與夜》,或者可以想得到的諸多報導書單,可以展示不同書寫者對自身位置的倫理自省方式,或思考記者或人類學家的介入、我與對象的平等關係建立,或意識到書寫可能的不足或消費,可能產生的改變或者無能改變。悲觀地說,一篇好的報導或民族誌不見得就能把讀者帶向何方(我所認識的記者大半是感到無力且哀傷的),但這不斷的自我追問與基準要求,是我以為非虛構寫作的根本,也是起點。

延伸閱讀:

鄭竣展:憑什麼我的苦痛足以成為你的感動?

萬金油:《做工的人》要把讀者的感動帶向何方?

PS.然後寫完就沒力了,第二件事是想在人云亦云的惋惜以及偶有異聲的酸個兩句(比如將惋惜一片歸為文青同溫層效應只是人云亦云)中,我想從我的觀點,從編輯台的運作方式、三地新聞經驗的混血、採訪資源的投注以及平均產出這幾個角度來檢視端的新聞產製。我認為它是成功的先行者,且值得就技術面來討論,這遠不是有錢燒而已,台灣大部分的媒體都更有錢,但卻也更口口聲聲撙節成本,以最低人力投資覬覦最大流量。說到底,這社會如何看待報導,這時代好的報導如何可能, 是更為重要也需要被細緻討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