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楊哲一:如何讓文字與影像相加後,產生大於二的力量?

張慧慧 Hui CHANG
6 min readFeb 15, 2020

如果文字是一,影像是一,該如何才能讓一加一大於二?你該知道,這不是一道非黑即白的數學習題。面對日常生活周遭充斥的大量影像,與三不五時席捲台灣的種種災難,我們早已麻木不仁;關於「災區」與「末日」,也不過是媒體炒作的新聞題材。然而,地景攝影師楊哲一卻直視土地的傷痛,以一張又一張的圖像與文字,不放棄地告訴我們:「對於後災區的影像意義,該出現的是醒來的意識,而非緬懷。」

原文刊載於:MOT TIMES
首刊時間:2012/03/06

地景攝影師楊哲一以「搶救三部曲─台灣、地球、偏遠地區」,不只關注災難後受創的土地,也為居住在資源較為不足的台灣離島的小朋友們,開啟了另一道看待世界的窗口。(Photo credit:楊哲一)

「人一生,總要為自己做些什麼事。」地景攝影師楊哲一,回顧自己上山下海的旅行經驗時,沉穩地說著。

從小就是個運動員,不愛唸書的楊哲一,從只會打羽球的「野孩子」,如今的身分卻是台大生物環境系統工程研究所博士生,與台灣少數新生代地景攝影家。楊哲一的人生因為「野」,擁有了書本所沒有的彈性與廣度;因為「野」,更讓他認真面對腳下所踩踏的每一寸土地。

15 歲之前,楊哲一過著單純的球員生活,沒練球的時光,抓魚、採果、尋找秘密基地……,童年的每個片刻,都近似於旅行的經驗,在熟悉的土地上自在的跑跳似乎是楊哲一所習慣的姿勢。後來,楊哲一得到人生第一台相機,開啟他以影像紀錄生活的歷程,或許是幼時宜蘭家居一本珍貴的相冊,在大水中流失殘破的經驗,才造就了楊哲一成為一個捕捉災區地景影像的創作者。

2010 年,楊哲一參與青輔會的壯遊台灣「搶救台灣─從『後災區』的影像出發」計畫,記錄了八八水災後的台灣,災區重生後荒涼又生機勃勃的影像,讓觀者警覺自己所生活地正是一塊傷痕累累,需要人們悉心呵護的土地;同年他又以雲門舞集的流浪者計畫,直擊兩岸「水泥廠與礦山」開發,以影像紀錄「搶救地球」,深入中國三個月;另外,「搶救偏區」計畫,則是至台灣偏遠離島執行,並以《童話─花嶼小小攝影師的異想世界 影像、新詩暨文件展》,希望透過「攝影」,讓偏遠地區的孩子去感受拍攝的距離、角度……,用另一種眼光看待自己習以為常的生活。因為,他從小也是這樣過來的。

回顧那段出走遠遊的歷程,楊哲一說,那時,他正面臨一段低潮,除了與相愛多年的女友分手、他自印度返國生了一場重病外,家中經濟破產也是讓他極力出走的原因。他逃離不了那些纏繞糾結的記憶,那時的他,只想出走到一個遙遠的他方,逃離到一個沒有記憶、沒有過往的遠方。

但某天,家中外牆被暴力討債惡意潑灑了油漆,當母親想要將牆重新漆過時,楊哲一卻想著,掩蓋掉這些傷痕的粉飾太平,是懦弱的不勇敢,他於是拿出一位德國藝術家的畫冊,在相似的油漆潑灑的線條中,讓母親與自己重新拾回面對生活的勇氣。

楊哲一的運動員的熱血精神,使他的攝影態度處處充滿對生命、土地的熱情,而 MOT/TIMES 希望能藉由與楊哲一的對談,讓讀者深入感受作品中非靜態的影像所流露出的強烈情感,並體會「人/影像/空間」交互作用後,所產生的強大能量。

Q:影像可說是您創作最主要的表達。請問您認為,影像如何能成為一種培力與行動的方式?

A:我必須先指出,地景攝影並非在「作記錄」,而是在借用現場闡述創作者的理念或哲學觀,企圖從中奠定一個嶄新的社會價值觀,因此些影像若未經藝術的轉化,必然會對遭逢災難的人造成二次傷害。「攝影」的教育在台灣尚未發展成熟,觀者大多想要看見的,大多是愜意的、輕鬆的作品。我的創作可稱之為「攝影計劃」,並伴隨著「行動計劃」同步進行,目的就是希望能藉由行動來引導觀者如何觀看此些攝影作品。

Q:請問您認為影像介入的「過程」具備何種意義?在過程中,影像如何對您所關注之物產生力量?

A: 相對而言於攝影,「行動計劃」就可以用多種層面來談「介入」,無論是介入我自身、介入社會,還是介入空間……,這些計畫不會因為結束而結束,是有延續性的,我認為這才是這些行動最重要的部分。比如我在 2010 年執行後災區「搶救台灣」影像計劃後,將照片分享給台大、成大、中央等處的風災防治中心,八八水災的小林村因此成為國內外學術關注的焦點,這是我當初執行計劃的主因。

我希望透過影像,提醒大家,我們生活的地方,台灣,就是一個「災區」。為什麼要拍災區?因為你不做,也沒有人會去做了。當你走進災區,你會感到恐懼,你會發現,其實你根本不了解台灣。對於災區影像,不該淪為一種「周年慶」式的記錄,我認為,故事與現場是持續地在發生、改變,在「後災區」,我們可以看見那些曾經傷亡的土地,長出豐美的草,「後災區」的影像是雙重性質的,既有人工物,又有自然的力量在運作,我從中探討自然/人文的衝突。我想,對於後災區的影像意義,該出現的是醒來的意識,而非緬懷。

Q:「藝術史懷哲下鄉」計畫,除了將影像捕捉外,亦透過明信片轉寄等方式,使影像「移動」到不同的空間。請問您認為,「移動」在此計畫中的意義為何?是否對創作產生啟發?

A:當時小朋友完成作品後,將明信片寄給馬英九總統、自己、相機捐贈者等,啊,還寄給了我的前女友,我當時跟小朋友們說,如果你們可以幫我挽回我的女朋友,你就知道這張影像的力量有多大了!(大笑)

其實,寄明信片一直是我的習慣,每進行一趟旅程,我都要寄出幾百張的明信片,但我不喜歡寄那種光鮮亮麗的風景,我都去找那些被遺忘在角落的、很舊的明信片,我計劃執行中,不斷地輸出我自己的作品所製成的明信片,請收到的人寫下環境的故事,或是簽下名後,再寄給下一個人。透過人與人之間的串連,我不停地在思考,究竟,一張紙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因為寄出那些不知名的影像,當旅行結束後,別人或許會問我「這是哪裡?」,就好像旅行、故事一直在延續。我認為,文字與影像都有一種曖昧與衝突夾在中間,影像透過移動,因為乘載了時間與空間,而產生無限的可能性。

Q:在影像氾濫的當代社會中,人們對四處充斥的影像已然麻木,對您而言,影像還能與何種方式合作,產生更多影響力?

A:《童話》這個計畫還在延續著,下一站我們會到台灣的最北疆,馬祖東引、東莒。本次《童話》選擇與新詩結合,是因為詩的語言純粹,就算只有10個字,也可以說一個完整又動人的故事。未來可能會跟音樂、剪紙、裝置藝術、紀錄片……等形式合作,可能讓小朋友去收音,製作屬於自己的專輯,更深入地感受自己所生活的環境。

《童話》目前正在商談出版事宜,希望能探討文字與影像結合所產生的力量,每幅圖像在旅程中的發生,透過記錄圖像的故事、攝影的旅程,期待能在文學產生影響力,而非在攝影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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