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仲敬 | 世界秩序的時空成長

選自《劉仲敬論文集》

在已知曆史的範圍內,大多數原始部落都是依據習俗自我管理的共同體。或者說,公民-戰士團體就是最古老的共同體。大多數部落進入文明後,在她們的絕對主義-成文法時代切斷了自己的傳統,將自己的命運托付給更有智慧的創制立法者和更有能力的專業執行者,從此步入衰亡之途。唯有古典世界的希臘-羅馬人和現代世界的日耳曼人保持古老的習慣法或“部落簡陋之習”的延續性,將野蠻時代自我治理的習慣直接帶進了文明時代。只有她們既有自由、又有秩序,仿佛奉天命繼承大地的果實。她們向野蠻輸出秩序,向奴役輸出自由。自由的野蠻民族是她們的兵源,奴役的文明民族是她們的財源。除非她們自身的政治德性衰退,任何技術性打擊都不可能動搖世界秩序的生長。

自然法的發現是共同體發展到充分複雜程度的標識。封建歐洲自始就將神法、自然法和習慣法視為一物,因為他們同時繼承了基督教、羅馬和日耳曼的傳統。在人類已知曆史上,這是極為特殊的現象。希臘羅馬和古典華夏的草昧時代只有習慣法,政治和曆史研究起步後才產生類似自然法的觀念。大多數生物學意義上的人類種族只有“部落簡陋之習”,然後就接受了某種文明人類的律法、融入了他們的共同體。習慣法並不是自然法的對立面,兩者的關系類似自由落體運動的經驗事實和萬有引力定律的抽象總結。無論你是否相信萬有引力定律,都不會飛翔。無論你是否承認自然法,違背人類本性和共性的制度都會倒塌。中世紀的教會正確地斷言:自然法高于習慣法,習慣法高于制定法(positive law)。蠻族的習慣法粗陋、混亂,匯集了各種經過自然和曆史考驗的特殊經驗;但特殊主義反而保護了他們,因為經驗不會背叛理性、習慣不會背叛自然。蠻族缺乏文明的積累,沒有資格濫用文明的遺產。他們的習俗就像簡陋的帳篷,一旦違背力學法則就會自動倒塌滅絕。

制定法篡奪基本法的地位,通過滅絕習慣法,杜絕共同體認識和重建自然法的可能。這種災難只能在曆史悠久的文明民族中發生。她們的憲制像曆代不斷修繕和加固的金城湯池,允許大量和長期的破壞性工程。只有所有承重牆徹底摧毀後,偉大建築物才會轟然倒地。當然,這樣的浩劫遠非蠻族經常遭遇的小災難所能比擬。文明人依靠自己的智慧勝過野蠻人,因此對私智抱有過大的信心。文足以諉過、智足以飾非是她們毀滅的根本原因。她們依靠曆代積累的保護,建立了違背自然法則的人為秩序。在人為秩序中,優劣賞罰的標准忤逆了自然。她們錯誤地幻想,文明的資源永無止境。然而,人世間沒有永無止境的資源。子孫注定為祖先的僭越付出代價。事後鑒定哪些工程符合或違背自然法則、延長或縮短了建築物的壽命,是極其困難和複雜的任務。從某種意義上講,文明本身就有內在的毀滅性。文明允許破壞者享有遺產的保護,把災難留給後人;允許建設者承擔遺禍的代價,不能享有建設的成果。文明切斷了優劣與賞罰的直接聯系,甚至不能保證事後厘清因果。蠻族的習慣直接源于經驗,無需律法的規訓和保護。大多數文明群衆卻無法理解複雜而迂遠的盛衰因果關系,只能依靠律法的指示。律法如果喪失神聖和神秘的權威,淪為保護短期物質利益的操作指南;就會喪失絕大部分效果。衰亡從此開始,結局早晚降臨。

文明的衰亡將會造就一種末人群衆,完全不同于文明開始前的蠻族。末人是怯懦的,因為他們已經無法保證勇敢與自由的聯系。末人是懶惰的,因為他們已經無法保證勤勞與富裕的聯系。賤民是詭詐而卑劣的;因為正直和聲望意味着為長遠利益犧牲眼前利益,而他們只有現在、沒有未來。末人就是喪失文明福利以後的啟蒙者,早已消除了一切習俗和迷信的敬畏,除了眼前的感官享受外無所追求,組織共同體的能力與願望都已經消失。自治對他們毫無意義,除非作為相互掠奪的借口。他們注定要以越來越卑劣殘酷的手段,爭奪越來越少的資源。只有征服者才能阻止他們在自相殘殺中滅亡,用奴役的鎖鏈保障他們的動物性安全。他們的詭詐、陰柔和狠毒在勇敢、正直、愚昧的征服者面前毫無用處,就像分解屍體的蟲豸根本沒有猛獸捕獵的戰鬥力。對末人而言,甚至奴役都是一種秩序的輸入。他們是純粹的秩序消費者,覺得任何組織資源都無比珍貴。

蠻族與末人的相遇通常會導致後者的滅亡,但滅亡對後者無異于拯救。蠻族是組織資源的主要生產者,嚴酷的環境不允許她們的習慣法過分背離自然法。蠻族是雜草橫生的達爾文世界,擁有最小的產量和最大的基因多樣性,任何瘟疫或災難都只能造成局部的傷害。文明是精心選種和呵護的高產田,巨大的產量掩蓋了基因庫枯竭的危險。品類單一的物種無論多麼精心照料,終歸無法永遠逃避自然的法則。毀滅的狂飆早晚會席卷而來,留下一片腐敗菌的樂園。優秀而脆弱的高產品種無法在瘴癘中存活,只有頑强的雜草才能讓土地起死回生。如果蠻族沒有完成她們的使命,文明之花就永遠無法盛開。麥考萊感謝蠻族,因為中世紀的“黑暗”拯救了歐洲的自由。羅馬若能無限期幸存,只能沿着戴克裏先的道路走向東方專制。

在蠻族、文明社會和喪失律法的末人長期共存的情況下,世界差序格局有固化的傾向。羅馬權力是政治形態普遍性和統一性的抽水發電機,以秩序生產力的世界性不平衡為動力源。只有羅馬才能阻止蠻族與末人的直接接觸,保障了末人以貢賦購買秩序的生存機會。羅馬統治末人,勢必導致僭主政治腐化羅馬憲制。只有蠻族的秩序輸入才能平衡這種秩序流失。西班牙人、高盧人和伊利裏亞人步入元老院和羅馬軍團,將安東尼和克萊奧佩特拉的意大利東方化計劃推遲了數百年。然而,埃及人和敘利亞人從來不會選擇軍團。他們即使有這樣的機會,也從來沒有這樣的願望。從公共財富的角度看,他們是主要的被剝削者。從公共秩序的角度看,他們是主要的免費搭車客。末人的除魅已經毀滅了所有宗教、政治和習俗的紐帶,完全理性的散沙個人不再有能力組織任何共同體。他們只能由雇傭兵集團統治,或者在自相殘殺中滅亡。對他們而言,羅馬軍團或羅馬軍旗下的蠻族戰士就是最不壞的統治者。他們知道,羅馬律法的文明統治比本土僭主的武斷統治更穩定、更公正(如果原子化散沙居民還能有本土的概念的話)。亞曆山大的宮廷和市民遭到同類的傷害,總會直奔羅馬、尋求元老院和羅馬人民的正義。從弗拉米尼烏斯時代起,羅馬房東就習慣于接待上訪王公的大軍。許多皇親國戚還沒有打完官司,就老死在羅馬的出租房內。今天的東方移民同樣滿載財富和學問投奔美國,仰仗黑人士兵的保護。如果你沒有能力生產秩序,那麼你的需要就不是自由、而是保護。

現在,市民法和萬民法的區別已經沒有意義。世界呼喚羅馬的統治,只有羅馬的律法才能同時保障文明與安全。羅馬只有一個使命:維護政治德性,調節秩序的生產和流動。自由女神曾經高舉明燈守衛金色的大門,一視同仁地接待舊世界的亡命者;但機會平等只是合衆國的正義,不是帝國的正義。機會平等只會使東亞人的子弟淹沒美國的高校,而他們卻沒有什麼政治德性可言。只有逆向歧視的平權行動才能保障黑人、波多黎各人和拉美人產生自己的精英和軍官,以他們的豐饒保護亞洲人的財富。日本人和韓國人應該公開地資助第一次伊拉克戰爭,中國人應該隱蔽地資助第二次伊拉克戰爭。財富和秩序的轉移支付暴露了世界的隱秘秩序,自然法在更大範圍的發現即將瓜熟蒂落。我們由此發現了自己的時間坐標:西塞羅時代。政治哲學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法學的黃金時代就在眼前。今天我們視為外交舉措的國際習慣,將為未來的世界憲制大廈提供原材料。基督教、羅馬和日耳曼的律法,將為未來的世界憲制大廈提供鉛垂儀。世界憲制早晚會吸納各民族的遺產,但大多數遺產只能構成珍玩室的寶藏,能夠支持大廈的棟梁總是為數不多。

任何法律在起源時期都是習慣法,世界憲制並不例外。國際慣例是各共同體民德民情的結晶,只能在交流和嘗試中逐漸發現。凱撒表示:他征服歐洲各蠻族,遠比龐培征服衰朽的亞洲帝國困難。正因為如此,隨着羅馬憲制與世界憲制日益重合,西班牙和高盧城邦為羅馬提供了越來越多的元老、甚至皇帝,而埃及和敘利亞從來不曾入局。同樣道理,大英帝國在廓爾喀人和克欽人身上發現了蘇格蘭高地人的伙伴,在孟加拉和勃固只發現了東方化腐敗的感染源。柏克堅決要求用英格蘭的秩序肅清印度的感染源,同樣堅決地要求保全愛爾蘭人的習慣法。這種表面上的矛盾恰好表明了一個真正保守派的明智和審慎,絕不會為抽象的政治正確而犧牲健全常識。美國在伊拉克發現了庫爾德人,真正的原因只有一個。十余年的經驗告訴這些計出無奈的帝國主義者:訓練無知的孩童遠比訓練昏聵的老人容易,即使他們開始的成績同樣低劣。通過經驗積累習慣,通過習慣發現普遍規則;才能產生真正的帝國主義,只有真正的帝國主義才能奠定真正的自然法。如果依據閉門造車的抽象原則,踐踏行之有效的地方性知識;就不會產生自然法,只會產生武斷之治。美國在蘇伊士危機中,盲目信任自己發明的反殖民主義原則,用希望替代經驗,終于為自己制造了數十年的外交災難,就是最好的證明。世界憲制只能自己發現自己。

俗稱的羅馬帝國從三個層面形成:元老院對萬國訴訟的最終仲裁權;羅馬與其盟國的政策協調機制;羅馬對降虜的武斷統治。隨着三個層面漸次銜接,羅馬的戰爭權力變成了羅馬世界的警察權力。萬國的外交和軍事機器漸次退化為羅馬國家機器的輔助部分,駐京院外活動集團漸次發展為本國的命脈,保護神或地方神漸次納入萬神殿。羅馬節度使和外交官頻繁幹涉各邦政務。他們的政令只要行之有效,就會構成古法的補充。最後,今人所謂的羅馬法大部分由這些政令組成。諸帝一再以公民權為獎品,施恩于萬國。每隔一個世紀,羅馬、盟國、附庸國和行省的整合都會更進一步。人們越來越習慣將羅馬世界視為統一整體,而非多國體系。然而,法律上的統一始終沒有出現。皇帝直到最後關頭,仍然沒有將直接統治推廣到普天王土。他號稱全世界的主人,但世界仍然由衆多互不統屬的實體組成。雅典和安條克幾經洗蕩,仍然保留了古老的憲法形式。羅馬軍團足迹未至之處,塞琉西亞和巴克特裏亞的希臘城邦早已灰飛煙滅。羅馬秩序對世界的意義不言自明。

美國的世界秩序同樣由三個層次組成:美國憲制對北約、聯合國和國際慣例的塑造;美國、北約盟國及其他合作者的政策協調機制;美國壟斷的單邊警察行動。三個相互銜接的層次漸次覆蓋了大半個世界,局外人孤芳自賞的代價漸次上升到不可承受的地步。1910年代和1930年代的挑戰者曾經選擇退出世界秩序、另起爐灶,說明當時的世界秩序尚在萌芽時期。冷戰後的挑戰者不再有退出的勇氣,只能在爭取融入的基礎上提出政策主張。修改憲制的企圖取代了分裂帝國的企圖,證明帝國秩序已經向縱深發展。西班牙人和伊利裏亞人能取代意大利人主宰帝國,證明蠻族模仿羅馬憲制頗有成就。埃及人和敘利亞人做不到同樣的事情,證明末人民族政治德性的喪失是很難逆轉的。世界秩序從大英帝國手中轉入美國手中,並不出人意料。帝國繼承人必須是秩序的生產者和輸出者,不能是消費者和輸入者。

早在墨西哥革命期間,美國就開始用自己的憲制塑造國際秩序。馬德羅重演了胡亞雷斯的賴債政策,為債權人的軍事幹涉准備了條件。韋爾塔的軍事政變阻止了第二個馬克西米連的出現,保障了有產階級的世界秩序和墨西哥的行政獨立。十九世紀的國際慣例原本會導致債權人對賴債者的財政監督,這種幹涉很容易演變為瓜分或吞並。大英帝國和歐洲列强感到滿意;只有威爾遜不惜出兵維拉克魯斯、懲罰軍政府解散國會的暴行,將大選列為改善美墨關系的必要條件。這是“民主高于主權論”的第一次實習,暴露了威爾遜主義的必要代價。世界和諧只能以基于共同價值觀的互信為基礎,國內的僭政肯定會破壞這種基礎。(只要財產權和信用得到充分尊重,大英帝國的秩序倒是沒有這種需要。)如果美洲各共和國的集體安全優于歐洲列强的勢力均衡,“美洲是美國憲制的美洲”就是這種和諧的先決條件。門羅主義是美洲集體安全的保障,等價于美國對美洲的帝國主義。美國在南北戰爭期間一度玩忽職守,現在不會再次犯錯。沒有帝國主義的威爾遜主義不過是懦弱的幻想,地道的長老派從來不會是懦弱的人。末人民族的政治家最容易將威爾遜主義誤認為毫無責任感的大同世界理想,結果種下了數十年革命和戰爭的種子。威爾遜對善後大借款的幹涉酷似墨西哥事件,造成的長期後果就是這樣。

美國各州的憲制是美洲各共和國聯盟的楷模,美洲各共和國聯盟是國聯的楷模。門羅主義原本就是集體安全和帝國主義的兩位一體,國聯不幸只有前者、沒有後者。擴大後的北約同時具備了兩者,威爾遜世界的根基才得以穩定。1999年以後的世界就其時空坐標而言,已經不具備另起爐灶的機會窗口。任何潛在的挑戰者都必須面臨比德國、日本、蘇聯更加不利的條件,甚至事與願違地掃清世界秩序的障礙。

“選民”的概念源于猶太人的聖約,神賜的律法將他們抽出了偶像崇拜者的世界。猶太人即使曾經是地理或血緣的邦國,至少在巴比倫流亡以後已經變成了一個“以律法為邊界”的共和國。他們守衛上帝的律法,對世界負有特殊責任。聖殿可毀,律法永存。在多神教和君主統治的世界上,“有經人”的共同體隨時隨地都能體會到自己的特殊性。多神教和君主制有精神上的共性,都是政治意志和多變欲望的統治。相反,誡命是超乎個人的客觀准繩。律法是神與人的契約,不同于後來基督教的恩典。以色列就是一段未踐的使命,一個基于成文律法的共同體。撒母耳指出:相對于律法的統治,國王的統治就是墮落。猶太人的長老會議是他們的最高法院,通過解釋律法實施統治。法國大革命以前,猶太社區無論在哪裏都享有治外法權。所在國的統治者依據條約權利保護他們,他們卻不是這些統治者的臣民。屠猶不是統治者壓迫民衆,而是基督教共同體對猶太共同體的戰爭。只有律法才是猶太共同體的統治者。猶太共同體只有兩種人:研究和解釋律法的學者,供養學者的賤民。外邦人不理解約法的統治,往往把學者誤認為猶太人的統治者。背棄律法就是喪失選民資格,相當于英法兩王國的大逆不道罪。剝奪公權是大逆不道的正當懲罰,斯賓諾莎受到的待遇就是這一種。猶太共同體沒有武裝,但叛逆者的親戚朋友會把他當做死人、甚至在叛教日舉喪紀念。

天主教吸收了太多的異教成分,宗教改革則體現為猶太基本法傳統的回歸。德國市民發誓像《福音書》一樣生活,但他們找到的律法先例大多來自《舊約》。加爾文的《斯特拉茨堡約章》以律法為模範,確定了長老監督會的統治模式。諾克斯將長老會引進蘇格蘭,結出了“莊嚴同盟和盟約”的果實。國會黨人將蘇格蘭長老會的模式引進到英格蘭,很快就為斯圖亞特王室和英格蘭國教會樹立了不共戴天之敵。鐵騎軍在馬斯頓荒原追殺王室的“亞馬利人”,深信萬軍之主的裁決。費爾法克斯在納斯比感謝耶和華,因為他在這一天的收獲已經夠多。這些人就是美洲清教徒、威爾遜祖先的兄弟,因為詹姆斯一世的海禁太嚴才只能留在國內。查理二世盡可能糾正先王的錯誤,為他們的出走大開方便之門。北美殖民地得以鞏固,沒有人比複辟王朝貢獻更大。當然,圓顱黨並不會因此放過他。

彌爾頓在普通法當中找不到共和國的依據,只能乞靈于《舊約》。在以色列的傳統中,神化國王是異族外道和偶像崇拜的近義詞。耶和華明確告訴立王者,他們將會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英吉利共和國的弑君者面臨同樣的困難,只能模仿猶太先知滅絕異教君主的狂怒。耶和華是忌邪的神,背棄真道的統治者活該用自己的鮮血喂狗。德比郡議員威廉·卡文迪什總結了新教徒的基本法理論:新教信仰與國會尊嚴似二實一,自由和宗教不可分離。1679年的短暫妥協告訴他,神的律法本質上是不可妥協的。卡文迪什了解但拒絕霍布斯的哲學,斷言王室特權和公共利益都不是豁免的理由。衆人除非神經失常,不可能跟予取予奪的利維坦簽訂契約。世襲君主制的理論不合教義,異教繼承人不能統治基督教共同體。現世的懲罰、甚至死亡的恐懼,都不是政治秩序的可靠保障。法律和習俗沒有來世賞罰的支持,注定是軟弱無力的。神授律法賦予國民不可思議的秩序和紀律。國本系于敬畏與服從,而非勇武和學識。聖約就是最原始、最基本的契約,此後的承諾都由此派生。不能守衛基本法,任何憲制就是一紙空文。

北美殖民地使“聖徒們”獲得解放,“美洲的以色列”傲視腐敗舊世界及其摩洛克崇拜。《五月花號公約》:“我們在上帝面前莊嚴立約,自願結為自治團體,以求自我完善,把北美建成新耶路撒冷。”救世主義的背面就是滅絕主義,耶和華告誡“選民”不能為偶像崇拜的病菌留下培養基。以色列使命本質上蘊涵革命的意義,與封建自由和經驗主義的英格蘭傳統始終存在張力。原旨的差異不可能不體現于世界體系。大英帝國的世界體系缺乏幹涉內政、伸張正義的以色列式熱忱,這種有害于國家利益的熱忱曾經是克倫威爾外交的主要特征。在唐寧街的眼中,一個尊重私有財產、熱愛自由貿易的政府必定是好政府。大英帝國將這兩種福音傳遍世界以後,文明的福利自然會征服所有正派人。英國人不關心各國憲制的變化,更不覺得萬國應該或可能模仿英國人的自由。迪亞斯、袁世凱、韋爾塔符合英國人的良治標准,胡亞雷斯、孫中山、馬德羅則是破壞分子。老練的英國駐外官員認為:威爾遜主義者和一根筋的傳教士差不多,剛愎自用、傲慢自負,總是把自己的偏好當成道德、把自己的運氣當成道德,總想强加于人,沒有體諒別人感情的能力。威爾遜則認為:英國人所謂的尊重和審慎,跟本丟·庇拉多的金盆洗手、息事寧人一樣虛偽。美國人繼承克倫威爾的傳統,喜歡派戰艦脅迫羅馬教皇和薩瓦公爵實施信仰自由,因為他們都覺得自己在道德上高人一等。

美國新教徒習慣以以色列人自居,賦予殖民“出埃及”的神秘意義。憲法對他們而言,當然就是耶和華與摩西在西奈山上所立的聖約。複興派神學家喬納森·愛德華茲說:“上帝將要開始更新地球上可以居住的地區,以一種激進的宇宙新秩序為標志······因此,美國的未來不僅是自身的未來,也是世界的未來、人類的未來,甚至是宇宙的未來。”如果有人認為這僅僅是一種修辭手段,那就是嚴重誤解了新教徒的虔敬。漢普登、克倫威爾、埃爾頓、哈裏森和普萊德都生活在《舊約》的世界中,隨時隨地向上帝請示,堅信他們做出的每一項重要決定都是上帝的啟示。如果他們決定擊殺“亞甲王”,命令一定來自上帝對他們祈禱的回答。美洲殖民者一向以堅韌頑强著稱,這是他們信仰生活的自然結果。“他們的基本信念是:美國人擁有特殊使命。他們注定不僅居住在地球上。他們不僅居住在地球上,而且創造了一個自由國家和一種生活方式,優于曆史上任何其他國家及其生活方式。”

摩西之後自然會有約書亞,富蘭克林就認為華盛頓將軍堪當此任。約翰·亞當斯在1776年宣稱:“如果哪個年幼的國家值得愛護,那就是美利堅……他們是一個英雄種族的後裔。這些英雄僅僅依靠對上帝的信念,為宗教和自由的緣故,把大海和天空、巨怪和蠻子、暴君和魔鬼統統視若草芥。”這樣自然會引起“跨海平魔”的問題。從理論上講,美國所有的戰爭都是仲裁性戰爭。也就是說:美國的身份應該是居高臨下的執法者,而不是糾紛的一方。美墨戰爭必須從聖塔安納屠殺移民的宣傳開始,美西戰爭必須從西班牙虐待古巴革命黨人的宣傳開始,第一次世界大戰必須從“露西塔尼亞號”沉沒的宣傳開始。美國人如果不能事先營造出匡扶正義、保護人權的氣氛,就不能全心全意地投入戰爭。新教徒的良心使他們覺得,歐洲那種沒有正邪之分的競技式戰爭多多少少有些不道德。在威爾遜和他的大多數同胞眼中,集體安全體系的優越性主要就在道德方面。歐洲人沒有成功,原因就是他們不夠道德。只要大家都像美國各州一樣和睦互信,就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世界和諧的關鍵在于提高政治主體的道德水准,幹涉內政、甚至清除邪惡軸心本質上都屬于(國際)社區責任。當然,這是以色列人的使命。崇拜偶像的迦南人怎麼可能理解選民的動機呢?

“美國幾乎所有政治家都將文化因素視為外交考量的一部分。文化在決策中起着明顯的,常常是決定性的作用。”在這些文化因素當中,宗教信仰肯定居于首位。蔣介石的宗教信仰曾經是中國非常重要的外交資源,因為這是投合美國公衆認知圖景的捷徑。一位基督徒領導的友好國家遭到異教軍閥的野蠻侵略,最適合激發救世主義的感情。相反,在美國人心中,無神論和道德敗壞總是難解難分,歐洲人在這方面就要世故得多。《聖經》民族的底蘊造就了美以的特殊關系,這大超出了利害之交的程度。一戰以前,大英帝國正在鼎盛時期。英國外交部的文件充滿了世俗的價值:帝國責任、公正和信任。二戰以後,美國的外交文件卻充滿了末世論的道德感情。捷克的物質資源早已落入蘇聯手中,但多黨聯合政府的淪亡仍然是美國理想和憲制的危機。韓國不在美國的防禦圈內,但袖手旁觀就會鼓勵邪惡勢力的氣焰。金門在軍事上的無價值彰明昭著,但美國的政策必須符合她已經形成的道德形象。冷戰大大加速了美國整合世界秩序的步伐,“自由的道德價值”似乎變成了主要的國家利益。美國的虔誠是帝國精力旺盛的標志,正如歐洲的世故是取巧棄權的標志。西塞羅早就告訴我們:羅馬人的智巧不能跟希臘人相比,他們的力量在于虔信。

羅伯特·帕科特說:“就曆史而言,我們在防務方面的國家利益是不斷擴展的。範圍從美國大陸延伸到加勒比海,再到整個西半球、西歐、太平洋屬地和盟國。而且從理論上講,範圍延伸到世界上所有非共產主義國家。”現在,美國的未來與世界的未來已經不可分離。聖約將革命帶給全地球,斬斷了舊制度的臍帶,在價值多神教的廢墟上建起神義論的大廈。正如傑斐遜所說:“上帝全能,正義永在。每念及此,戰栗惶恐。”世界秩序就是神意對命運的勝利、耶路撒冷對迦南的勝利。誡命由此超越了自然和人為的疆界,一步一步窮盡其預定的軌迹。萬國早晚都要面對摩西的選擇:“今天我把生命和福樂、死亡與禍害,都擺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揀選生命,使你和你的後裔都得存活。”

英帝國在印度發現了一個世界。一批法人團體各自根據自己的特許狀行事,與當地王公或其他政治實體貿易和交戰。這種模式與其稱為殖民主義,不如稱為中世紀模式。條頓騎士團在東歐、漢薩同盟在北歐、倫巴底商團在英法兩大國,都遵循同樣的模式。印度只是將舞台放大了無數倍。然而,印度的超大體量畢竟會發揮特殊作用。前現代的印度自身就構成一個世界體系,綄結中東、中亞和南洋群島。整個體系的分量之重,三分全球而有其一。英格蘭王國的法人團體僅僅因為債務和司法的糾紛,不知不覺地奄有大半個印度和遠東-中東體系的統治權。英格蘭王國的憲制已經不敷應用,不列顛帝國必須發現符合世界體系的憲制。威斯敏斯特模仿歐洲絕對君主,試圖承襲至高權力,立刻遭到北美保守派的回敬,第一個大英帝國因此解體。

迪士雷利設計的第二個大英帝國放棄了歐洲大陸的政治遺產,糅合封建傳統和亞曆山大-羅馬傳統。女王陛下依據封建式共主君合國的成例,兼任印度帝國女皇和東方各邦君主。印度帝國遵循安條克、托勒密和羅馬的帝國憲制,由五色斑斕的行省、附庸國、盟國和自治領地構成。東方式吏治國家只存在于行省,行省肯定是賦稅盈余區。盟國和附庸國分擔了大部分軍事責任。行省以外的地區維持其習慣法,統治成本極低。女皇和副王在行省享有理論上的專制權力,通過國際性精英公務員團體治理完全被動的土著居民。只有在這裏,印度帝國才能名副其實地稱為殖民帝國;正如清帝國、莫臥兒帝國和大多數東方國家一直都是殖民帝國。公務員制度是最有利于財政汲取、最適應末人民情的統治方式。在所有能夠自治、熱愛自由的共同體當中,這種制度激起了近乎本能的恐懼和憎惡之情,而喪失政治德性、渴望外來良治的散沙居民卻感恩戴德,猶如大旱之望雲霓。英印帝國將體現東方精神的公務員制度輸入封建的西方,無異于實現了克萊奧佩特拉對羅馬的死後複仇。

大英帝國不覺得歐洲應該和睦相處,只想扼殺任何可能破壞分裂的潛在霸國。她不覺得殖民地應該分享英格蘭的古老自由,事實上她不相信有這樣的可能。英國秩序是封建主義的、經驗主義的、特殊主義的,浸染國教會的中庸和奧蘭治家族的審慎。她的救世主義和民主精神已經隨着克倫威爾的舊部流失到美洲,土鱉鄉紳的偏見和常識卻留了下來。她的正義以自由貿易和勢力均衡為基礎,沒有幹涉內政的興趣或利益。弱小國家謀求霸主的保護,不需要意識形態的理由。

“大英帝國作為一個獨立的共同體存在和幸存,始終有賴于壓倒優勢的海權”,馬漢上校的經典著作描繪了這種壓倒優勢的驚人影響。現在已經沒有人能予以反駁。海權比陸權更强大,因為這種元素在移動和存在中遍及一切地方。在字面意義上講,海權國家是所有瀕海國家的鄰邦;由此可以更直接感受到海權的强大特征。由此,海上霸權自然會引起普遍的猜忌和恐懼。除此之外,海上霸權總是面臨全世界聯合起來顛覆她的危險。沒有一個單獨的國家能夠長期抵抗這種聯合,何況區區小島:國民沒有軍事訓練,食物依賴海外貿易。危險只能在實踐中規避——曆史顯示危險確實得以規避。條件是:國家的孤立政策;海上國家的指導政策符合全人類普遍的願望和理想。尤其是:精密識別大多數國家、或是盡可能多國家的基本利益和重要利益。現在,所有國家的首要利益是維護國家獨立。繼而,英格蘭直接和明確的利益就在于維護各邦的獨立。在這方面,她有甚于任何非島國。因此,如果任何國家威脅其他國家的獨立;英格蘭必然是她的天然敵人,必然是弱小各邦的天然保護者。

各邦總是珍愛在世界市場上自由交流和貿易的權利,僅次于獨立的理想。相應地,英格蘭捍衛最大限度的普遍自由貿易原則。她無疑因此加强了自己的協調能力,可以調和其他各邦有益的友誼;至少減少了他們的擔憂。各邦因此認為:海上霸權掌握在自由貿易的英格蘭手中,總會好過落在貿易保護主義的强權手中。這是自由貿易問題易受忽視的側面。有句話說得好:每個國家只要有選擇的余地,就會寧願自己掌握海上霸權。如果沒有選擇的余地;她們寧願海上霸權歸英格蘭掌握,也不願意歸其他國家掌握。

曆史顯示:威脅各邦獨立的危險普遍、至少部分源于鄰邦短暫的優勢。鄰邦同時具有軍事力量、經濟效能、擴張邊界或影響的野心,危險就會不斷上升,與其權力、效率、野心的自發性或“不可避免性”成正比。遏制由此而生的政治優勢濫用,只有依靠同樣强大的對手或幾個國家形成的防禦聯盟。列强組合建立的力量平衡技術上稱為勢力均衡。英格蘭的世俗政策就是維護勢力均衡,永遠以這種比例及時支持最强政治霸權國家或聯盟的敵方;這幾乎是曆史上的老生常談了。

如果英國政策確實符合這種理念;任何追求霸權的國家勢必走向英國的對立面,猶如自然規律。一位論述英國政策的傑出作家確實已經從理論上證明、從曆史中闡明了這種規律。”(《克勞備忘錄》)

一戰後,這兩大基礎都不複存在。美國秩序的救世主義性質超過了自由主義性質,國家獨立和勢力均衡都變成了新秩序的障礙。甚至在1990年代以後,自由貿易仍然只是美國政策的次要目標。威爾遜主義在歐洲的直接目標是消解跨民族帝國,在海外的直接目標是消解殖民帝國。從理論上講,集體安全體系能夠將文明世界內部的和諧提高到美國各州、至少是美洲各共和國的水准。然而,在此之前,文明世界的政治實體必須改造為類似美洲的民族民主邦國。解體的過程是極其漫長而痛苦的,經曆了二戰、去殖民化和蘇聯帝國重組才接近完成。改造的過程更加複雜而困難,至今尚在進行時。從理論上講,美國秩序的完成將使民族民主邦國普及到全世界。從實際上講,秩序完成的不同程度構成了世界差序格局的正當性理由。

威爾遜世界不會取消國家利益,但確實會形成某種普遍主義的框架。在框架內部,戰爭、外交和訴訟、仲裁的差異越來越模糊。世界差序格局確定了仲裁性戰爭的正當性。南斯拉夫必須解體;因為她自己已經構成障礙,不利于歐化成熟的西部各邦直接融入威爾遜世界。如果她身在霍布斯世界,原本具備優等生的資格。伊拉克不能解體,因為她內部的政治實體還沒有成熟到足以融入威爾遜世界的程度。如果她在霍布斯世界播下的種子長成森林,這種前景就會出現。頗有諷刺意義的是:單邊主義的反對者在這方面居功甚偉。他們對美國秩序的實際依賴和對美國霸權的不斷質疑使自己越來越深地陷入世界體系之中,大大增加了世界憲制的合法性和可預測性。她們積累的先例逐漸鎖定了自己未來的路徑選擇,使未來可能出現的挑戰必須付出越來越大的代價。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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