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仲敬 | 滿洲骰子和東亞國際體系的命運

《共榮的想像:帝國、殖民地與大東亞文學圈1937–1945》書評(作於2014年上半年)

華盛頓會議確定了1921–1926年的遠東國際體系,對日本既是約束又是保障。華盛頓體系恢復了國際協調原則,限制了日本在戰時和戰後初期的過火幹涉;但也保障了日本在戰爭中獲得的大部分既得利益,迫使列強承認日本劃定的本土安全線。《九國公約》暫時穩定了中國的局勢。華盛頓會議真正排斥的對象是蘇聯。在列強當中,只有蘇聯單方面撕毀了所有舊條約而且呼籲各國全面廢約。協約國既不肯承認蘇聯,又不肯放任日本通過幹涉蘇聯獨霸遠東。於是,帝俄在東北的既得利益繼續掌握在白俄勢力手中。蘇聯、遠東共和國和北滿構成了國際交涉的空白區域。這時,日本願意扮演“條約維護者”的角色。主要的“條約破壞者”乃是蘇聯和蘇聯資助的廣州國民政府。從蘇聯的處境就可以看出,現有的國際體系對她沒有利益可言。

蘇聯經營遠東,是她在歐洲輸出革命失敗後的補償行動。在俄羅斯的外交傳統中,西進和東進一直是交替展開的。歐洲關系緊張時,她就會在亞洲采取收縮政策。反之亦然。在蘇聯看來,遠東是帝國主義包圍圈的薄弱環節。列寧希望中國內亂保持沸騰,因為中國是遠東國際體系的薄弱環節。

蘇聯的突圍分為三個階段。第一步:蘇聯進占外蒙古,建立親蘇政權。1921年6月,蘇聯和外蒙古當局簽訂《俄蒙修好條約》。第二步:蘇聯和北京政府外交官展開了解決懸案的公開談判,同時向地方實力派人物吳佩孚、孫中山等人秘密交涉。他們希望這些地方要人為蘇聯利益向北京外交部施加壓力,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1924年5月,中蘇兩國簽訂《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十五條》。中國放棄了蘇聯首先撤出外蒙古,然後才能承認蘇聯的條件。由此,協約國的遠東線打開了第一個缺口。第三步:蘇聯破壞列強於1919年5月達成的對華武器禁運協定,單方面向廣州國民政府提供軍事援助。

1927年,國民政府的北伐取得決定性勝利。英國極力支持的武器禁運政策徹底破產。國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如火如荼,條約體系似乎瀕臨瓦解。南京事件和濟南事件接踵而來,英美日相繼出兵護僑。第二次義和團戰爭似乎迫在眉睫,日本勢必站在條約維護者的最前列。

然而,在短短幾年時間內,中日兩國就交換了位置。

國民政府遷都南京,等於柔性廢置《庚子條約》設定的京津安全走廊。她進一步推進革命外交,驅逐內地外僑,沒收教會學校,廢除協定關稅;但英美兩國反而采取了妥協和配合的態度。英國提出“對華新政策”,宣布“不幹涉中國內部糾紛,同情強有力的國民運動”。美國表示願意就修約問題跟中國單獨談判,反對任何制裁和軍事威脅。1928年3月,中美簽署了《南京事件善後協議》。1928年7月,中美簽訂《關稅協定》,規定中國從次年起恢復關稅自主權。隨後,兩國開始展開廢除領事裁判權的談判。英、法、意效法美國,相繼簽署了類似的協定。普西認為:“國務院放棄了華盛頓會議已經建立的合作政策,突然與蔣介石的國民黨商定單獨的關稅條約,並開始向中國人要求結束治外法權的壓力屈服。”

從日本的角度看,列強已經放棄了一致維護條約體系的原則。但她只要堅持幣原外交的既定方針,就只能隨波逐流。1929年5月到1930年5月,中日兩國完成了修約談判。這是國民政府革命外交的巔峰,但日本國內的政治平衡因此破壞。反動接踵而來,日本一變為主要的“條約破壞者”。

入江昭這樣分析日本在三十年代的戲劇性換位:

“在華盛頓條約的框架內,列強在穩定相互關系,鼓勵以經濟而非軍事手段相互打交道以及通過一步步把中國整合入全球經濟秩序來吸引中國民族主義等方面大體是成功的。正是這種成功促使日本的一些勢力 — — 陸海軍軍官、右翼組織、排外主義知識分子 — — 不顧一切地冒險。它們在國際體系和全球經濟秩序中看到的僅僅是災難:國際體系在逐漸向中國做出種種讓步,而全球經濟秩序則把日本這個國家的繁榮與不斷波動的貿易平衡和兌換率如此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他們譴責日本的領導人制造了這樣的形勢:這個國家的命運越來越依賴於列強和中國的善意。除非采取某種行動,否則日本不久就會完全受這些外部力量的支配。日本反國際主義勢力看到了唯一的解決辦法:通過用武力趕走信奉國際主義的國家領導人來扭轉國家政策上的這一趨勢以及在中國行動時不受華會條約的約束。他們判斷30年代初是完成這些任務的時機,也許這是這樣做的最後的機會。”

中東路事件暴露國民政府的實力不足以支持其野心。九一八事變暴露了若槻-幣原內閣的遲鈍和軟弱。此後,外務省的國際協調派不再有能力履行承諾。“滿洲國”變成關東軍、滿鐵和國內不得誌激進派的試驗場。在日本國內無法執行、或無法徹底執行的方案,在這裏能夠實現。

三十年代的日本激進勢力是極左和極右的奇特組合。他們將國會視為財團和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將希望寄托在農家子弟組成的下級軍官身上。他們希望帝國擴張能夠啟動國際階級鬥爭,打倒土地和資本的擁有者英國和俄國,為窮人征服海外的土地。他們的精神領袖北一輝甚至在戰後還同時受到兩種極端勢力的懷念。他的綱領《日本改造法案》內容如下:

“甲,對內
一、經濟方面
1、每戶財產以一百萬元為限,逾限則收歸國有。2、每戶土地以時價十萬元為限,逾限由國家發行公債收買之。3、私人企業以一千萬元為限,逾限歸國家經營。
二、政治方面
1、擁戴天皇,協同國民實行改造國家。2、貴族院改為審計院;眾議院改為國家改造議會,實行普選;罷免全國原有官吏;廢除華族制度。
三、軍事方面
仍實行征兵制,造成拿破侖式之軍隊,兵士和軍官一律受平等待遇,並優待士兵之家族。
乙,對外
一、對亞洲
如中國、印度、澳洲、滿蒙、西伯利亞、南洋諸國,應助其完全獨立,脫離歐美列強羈絆,成立亞細亞民族之聯盟,籍以統一全亞洲,以中國為對俄之前衛。
二、對歐美
首先打倒英國,奪取香港、澳洲,並助印度脫離英國而獨立。日本海軍則應與美國平等。”

北一輝的理念明顯有二三十年代盛行的社會主義成分,在日本國內是無法實施的。蘇聯模式、統制經濟和五年計劃使日本高階層談虎色變,認為跟皇國的國體絕不能相容,卻在日本的滿洲開發計劃中留下了痕跡。隨著初期建設的成功和戰爭壓力的增大,統制經濟的成分越來越重。

1931年12月8日,關東軍參謀部第三課提出《滿蒙開發方策案》。
1932年7月,關東軍特務部和南滿鐵道株式會社共同擬定了《滿洲經濟統制基本方策》。
1933年3月1日,滿洲國政府公布《滿洲國經濟建設綱要》。
1934年3月30日,日本內閣通過《日滿經濟統治方策要綱》。
1934年6月28日,滿洲國政府發布《關於一般產業的聲明》,規定“國防重要產業、公共公益事業、一般基礎產業”由國家經營或交由“特殊會社”經營,其中包括:特殊銀行、郵政、鐵路、電報、電話、采金、礦業、鋼鐵、電力。
1937年5月1日,滿洲國政府頒布《重要產業統制法》(66號敕令)和《關於施行重要產業統制法之要件》(67號敕令),將統制範圍擴大到:武器制造業、飛機制造業、汽車制造業、煤礦、冶金、肥料、水泥、棉紡、制糖、造紙、制堿。
戰爭爆發後,統制範圍迅速擴大到農業、商業和基本生活物資。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次日,溥儀頒布《時局詔書》:“舉國人而盡奉公之誠,舉國力而援盟邦之戰”。
1942年10月6日,《產業統制法》(191號敕令)取代了《重要產業統制法》,將一般產業納入統制範圍。1942年11月6日,經濟部制定了《棉制品配給鼓勵糧谷出荷臨時措施》。“每出荷一噸農產品,以公定價格配給棉布十五平方碼、棉線一寸、毛巾一條、鞋一雙。”1942年12月8日,《滿洲國基本國策大綱》宣布“以完成國防經濟體制為目標”,“貫徹計劃經濟原則”。
截止1941年底,“滿洲國”有三十六個特殊會社和三十四個準特殊會社。這些會社以國家資本控制經濟命脈,獲得的投資逐年增加。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投資進一步增加。1940年到1944年總投資達57. 75億元。

統制經濟不可能僅限於資本。在任何情況下,資本和勞動力都是相輔相成的關系。如果資本實行自由市場體制,勞動力市場就必須同樣適應市場。如果政府對大部分投資實施規劃,勞動力的供應就必須相應地配合規劃。“滿洲國”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占總投資的百分之九十,私人資本只占百分之十。公有制所占比例雖然略低於同時期的蘇聯,卻已經超過了同時期的德國、新經濟政策時期的蘇聯和五十年代初的中國。沒有相應的勞工政策,這樣集中的建設是無法實施的。1936年10月,滿鐵經濟調查會改組為滿鐵產業部,將起草勞動統制政策的業務移交給了偽滿政府。1937年7月1日,民政部改組為民生部,管理勞動統制事務。1937年8月10日,國務院總務廳制定了《滿洲國勞動統制大綱》和《滿洲勞工協會成立大綱》,提出:“通過培養勞力資源及合理配置勞力,以達到順利推進產業開發,確立在多事之時的勞務管理的基礎”。1937年10月4日,民生部和治安部聯合下發了《關於勞力亟需應急籌策之件》訓令,開始用行政手段在東北募集勞工。訓令的第五條中首次提出可以“強制募集”勞工,為滿洲國後期的強制勞動政策開創了先例

1937年12月14日,滿洲國政府正式頒布《滿洲勞工協會法》(456號敕令)。根據該法令,滿洲勞工協會負責“配給、登錄、保護、訓練勞工。”協會本部設在新京,在新京特別市和和各省設支部,在東北主要城市設派出所,各支部長和派出所長由偽滿各省次長、副縣長或副市長擔任。1938年7月,關東軍特務部勞動統制委員會解散,將勞動統制政策的決定權移交給設在國務院企畫委員會的勞務委員會。1938年《勞動統制法》規定:25歲到55歲的男子都有服役的義務,在偽勤勞奉公部統一調度下,前往礦山、工廠、森林和軍事工地服役。1942年,《國民勤勞奉公官制》、《國民勤勞奉公法》、《國民勤勞奉公隊編成令》、《學生勤勞奉公法》公布。義務勞動制度最終覆蓋全民,整個“滿洲國”變成了一座國家工廠。

日本侵略中國,根本目標在於整合全亞洲的資源對抗西方和蘇聯。“滿洲國”由於地緣政治的關系,對抗蘇聯的目的性尤為明顯。日本軍官大橋曾經對後來的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說過:“只有我們能阻止俄國將亞洲蘇維埃化的計劃。如果滿洲國和日本失敗了,那麼中國將輕易成為犧牲品。”斯大林體制的特點是集中力量發展重工業,尤其是涉及軍事和交通的產業。即使犧牲農業、造成饑荒也在所不惜。考慮到當時的國際形勢,這種政策的原因不難理解。日本在“滿洲國”的建設出於同樣的考慮,具有同樣的特點:重工業獲得的資金遠遠超過輕工業和農業。“滿洲國”迅速轉化為亞洲屈指可數的工業中心。戰爭結束時,“滿洲國”的工業產值已占全中國七成以上。這個紀錄意味著“滿洲國”的生產能力至少兩倍於大後方。在遠東的三角外交中,日本和蘇聯才是主要的競爭對手。如果不考慮其他盟國的援助,中國只是一個次要角色。超高速的重工業建設意味著經濟結構的嚴重失衡,勢必造成國民當前的生活困難和中長期的發展陷阱。然而,日蘇兩國的目標都是滿足近在咫尺的戰爭需要。如果在眼前的戰爭中失敗,具有長期優越性的模式對她們並不是什麼安慰。

1936年11月1日,滿洲國政府確定了《產業開發五年計劃》。次年4月1日,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實施。全部資金50.8054億元,其中39.9854億元投入工礦業。交通部門投資6.44億元。農牧業投資不過1.35億元。1941年,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生鐵產量從八十五萬噸增加到一百二十萬噸,鋼產量從五十八萬噸增長到一百一十萬噸。第二個五年計劃投資一百億元,其中六十億由日本提供。日本投降時,計劃僅僅執行了三年半。生鐵產量增加到一百八十萬噸。松花江和鴨綠江發電站已經開始發電。滿洲飛機制造股份公司年產1200架。農產品增加了二百萬噸。沈陽飛機制造廠1943年產量達1200架。盡管盟國的轟炸已經將日本本土化為一片廢墟,卻沒有打斷“滿洲國”工業建設的上升線。戰爭結束時,東北工業所受的破壞甚輕。遺留的資源極為豐厚,足以給當事各方留下深刻的印象。蘇軍對東北的搜刮和中國內戰各方對東北的爭奪都體現了日本經營的分量,對此後的歷史進程發揮了很大的間接影響。然而,這種模式的種種長期負面因素也不得不由數十年後的東北和中國承受。

按:1931年以後,滿洲優勢每年都在擴大。倘若1945年所有盟國靠山同時退出戰爭,滿洲國兵精糧足、必勝無疑。軍工差距不是以多勝少,而是以有勝無,足以將戰爭變成單方面屠殺,較清兵入關有過之而無不及。其實,後來發展正是如此。只是上層日本代理人改為俄國代理人,戰爭機器依然如故。

一個軍事強國年產飛機數千,外貿中斷而能五年鋼鐵倍增、道路增加三分之二、糧食增加三分之一,六分之五丁男尚未動員,面對卡車螺母必須進口、四川士兵蛋白質攝入量不及東北囚犯三分之一的敵人,六個月就能從山海關打到上海。蘇聯一百多架飛機就足以將國民黨趕出華東了。
 “戰爭結束時,還有大量農產品和軍需糧未及運出。孫吳山中存糧足夠兩個師團用六年。”如此滿洲,遠比1955年以後韓國、南越、馬來亞、印尼更能抵抗蘇聯南下。畢蘇斯基與梵蒂岡寄予厚望,絕非無因。郭藥師燕雲之師,卒亡全宋。宣和天子海上之盟,自毀藩籬。

承認滿洲國的各國:日本、意大利、德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克羅地亞、斯洛伐克、西班牙、芬蘭、丹麥、汪兆銘南京政府、蒙疆自治政府、印度臨時政府、緬甸巴莫政權、菲律賓勞雷爾政權、蘇聯、蒙古人民共和國、波蘭、薩爾瓦多、維希法國。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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