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仲敬┃辛灝年歷史觀商榷

左右觀察
Jul 23, 2017 · 24 min 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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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2日「明鏡」專訪(第二部分)

劉仲敬:首先,他是剝開了共產黨發明出來的歷史神話,所謂「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這個歷史神話。剝開這一層我們就可以看到,共產黨所謂的什麼「國民黨反動派」、「抗戰中流砥柱」之類的說法全都是胡說八道、經不住考證的。你只要從一個地方產生疑點,一步一步地挖下去,就可以看出共產黨的真實角色,這個其實不是很難。你只要翻到民國時代的史料就可以看出,共產黨在民國時代的真實角色是什麼呢?那就跟真主黨在黎巴嫩是一樣的,是外國敵對勢力打入中華民國內部的一個代理人機構。

真主黨是敘利亞和伊朗的代理人,它不是黎巴嫩的人。黎巴嫩人之所以容許真主黨存在,無非是因為黎巴嫩是個弱小的國家,打不過敘利亞和伊朗,沒有辦法,只有讓真主黨待在黎巴嫩境內。而它待在黎巴嫩境內,也很少幹什麼有利於黎巴嫩的事情,動不動就要暗殺黎巴嫩的政要人士,破壞黎巴嫩人正常的政治進程。黎巴嫩在五、六十年代的時候號稱是中東的瑞士,經過它這一折騰以後,現在大家想起黎巴嫩,都覺得是一個恐怖主義橫行的地方。這個責任是多方面的,但是真主黨起到的作用無疑是最惡劣的。

共產黨在民國時期發揮的作用也就是這個樣子的。大家都知道,共產共產,共產就是不要民族的意思,不要民族,把全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共產國際的大本營在蘇聯,中國共產黨是蘇聯共產黨的一個支部,它的組織、人員、錢財、武器都是蘇聯人給它提供的。之所以沒有辦法把它趕出去,是因為中華民國像黎巴嫩政府一樣是一個很弱的政府,而且是派系林立,互不團結,所以沒有辦法把它趕出去,只是勉強容忍而已。

如果反過來說,說真主黨代表了黎巴嫩人民的根本利益,真主黨打擊黎巴嫩主流政黨、暗殺黎巴嫩總統的做法是真主黨解放黎巴嫩人民,這句話讓黎巴嫩人聽起來,覺得這肯定是荒謬絕倫的事情。共產黨在中華民國時期幹的事情也就是這個樣子的,只不過國際形勢對它更有利,有抗戰和冷戰這兩件事情中間一插,使它找到了機會,做到了黎巴嫩真主黨至今還沒有做到的事情,就是把黎巴嫩其他政治力量全部推翻了,自己建立一個真主黨統治的黎巴嫩。然後你假定真主黨統治了黎巴嫩以後,它要給自己發明一個神話,那麼這個神話也必然就會像共產黨發明的神話一樣。

它要抹掉歷史記憶,要抹掉民國時期的老人都還記得的那個事實 — — 它是蘇聯的傀儡組織,是蘇聯人派它進來顛覆中華民國的。要反過來說,把中華民國的統治者 — — 這些統治者儘管有各方面的弱點,但是在49年前還是國際普遍承認的合法政府 — — 把這些統治者當成是剝削階級、反動派和帝國主義代理人加以反對,然後把自己作為外國代理人征服中國的這個過程說成是它解放中國人民的過程,說成是中國人民自願擁護它推翻國民黨反動派的過程。這樣一種做法,在除了共產黨人以外的任何人看來都是極端的無恥。在共產黨的直接受害者國民黨人以及同情三民主義的人看來,那當然是更加無恥,更加無法忍受了。這一點,大家都很容易理解。

到這一點為止,我跟他並沒有任何分歧。如果有什麼分歧的話那就是,我跟國民黨沒有什麼特殊的歷史關係,我個人也談不上是三民主義的同情者。所以,我也認為共產黨很無恥,但是,是不是認為國民黨就完全正確或者說是中國唯一的救星,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下面我們就要轉移到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分析問題有兩方面,如果我被強盜打了,首先,如果有人說強盜是來解放我的,我一定要跟他拼命,天下哪有這麼不講理的人;第二,如果有人來跟我說,「你看看,為什麼張三碰上強盜以後他就把強盜給打死了,你碰上強盜就讓強盜把你給打得滿地找牙,你要好好反思你自己的錯誤」,如果我碰到這第二個人還要跳起來說他是壞蛋的話,那就是我自己不知好歹了。

國民黨的反應很像是這樣的,它到了台灣以後還說是美國人對他不夠好,之所以沒有反攻大陸是美國人限制它,這就有點不知好歹了。它正常的應該做的事情就是,應該反思一下,共產國際對凱末爾也採取了顛覆措施,為什麼凱末爾就把蘇聯和共產黨都給打敗了,為什麼你蔣介石就讓蘇聯人給陷害了?同樣是蘇聯,蘇聯人難道說是特別愛凱末爾,特別不愛你嗎?顯然不是。蘇聯也是在波蘭擴張失敗以後才轉向東方的,它對伊斯蘭世界的擴張和對遠東的擴張是同一個步驟,最後哪一個成功哪一個失敗並不是蘇聯人自己能夠控制的。那你要解釋一下,為什麼凱末爾要建立土耳其共和國,他就成功了,你國民黨想要建立中華民國,你就失敗了?這就要涉及更深層的問題。

這個所謂的更深層的問題就有兩個層次。第一就是,就算你國民黨是完全正確的,共產黨是絕對邪惡的,好,你這個好人讓壞人給打敗了,你總得總結一下吧,「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這是古人包含智慧的箴言,那你就要考慮,我為什麼會失敗,他為什麼會成功?他這麼壞,為什麼會成功?我這麼好,為什麼會失敗?我錯在哪兒了?所謂錯,不一定說是我在道德上錯,國民黨人可以說,三民主義就是對的,中華民國就是對的,好,我們可以承認這一點,但是你這個正確的三民主義為什麼讓不正確的共產主義打敗了?它到底用了什麼手段把你打敗了?你得把這個經驗教訓給總結出來,如果你總結不出來,那你下次還是會失敗。

很遺憾,國民黨在這方面做得很差勁。也許忠誠的國民黨人會認為,國民黨一切都是對的,但是像我這樣根本就跟國民黨沒有歷史關係的人看來,這就是說明你被強盜打了一次還沒有吸取教訓,強盜第二次打你的時候,像在台灣的時候,你還是讓強盜打了。所謂雷電不會在同一個地方擊中同樣的人,而你居然在同一個陷阱上面跌倒了兩次,那就說明你自己很沒出息。我如果要選擇可以支持的對象的話,我不會選擇這種不斷犯同一個錯誤的人。這是比較淺層次的問題,是涉及國民黨本身和國民黨支持者的問題。

還有一個更深層的問題,國民黨為什麼失敗,凱末爾為什麼成功,這裡面除了國民黨本身的錯誤以外,還有更深刻的原因。所謂國民黨本身的錯誤,在我看來,我在《遠東的線索》裡面寫的就是,你根本就不應該聯合蘇聯去對付日本。大不了把滿洲國賠給了日本,你不跟日本人打仗,共產黨就沒有可乘之機,至多是像緬甸的共產黨那樣,在某些比較貧困落後、靠近蘇聯邊界的地方建立一些傀儡政府,但是它至少是打不到長江以南來。滿洲丟了就丟了,至少大江以南還是你國民黨的地盤,比跑到台灣要好得多。跑到台灣以後,已經吃了一次虧了,你無論如何要緊跟美日,不能夠再讓共產黨再統戰一次。再統戰一次,讓台灣人民看清楚,你跟共產黨的關係曖昧不清,很可能把台灣出賣給共產黨,結果你會在台灣都站不住腳。結果國民黨就這樣一再地犯錯誤,把自己的政治前途給斷送了。

這個事情,它不能夠說自己沒有責任。你如果被強盜打了,那麼你自己沒有打敗強盜的能力,說明你身體不夠好,練武練得不夠好,你應該承擔練武練得不好的責任。你如果讓騙子騙了,你自己這麼容易上當受騙,怎麼別人不上當受騙,就讓你上當受騙了,你這麼容易受騙,你自己也要承擔責任。你就算是讓孔子復生,讓孫文或者蔣介石本人復生,我也要對他說這樣的話,而且他也是沒法反駁我這句話的。

但是這背後還有更深刻的原因:凱末爾為什麼成功,國民黨為什麼失敗,這就跟土耳其民族和中華民族的構建方式的不同有深刻的關係。蔣介石那個構建方式是什麼呢?他的構建方式不像凱末爾,而是像恩維爾帕夏。恩維爾帕夏是凱末爾的老師。青年土耳其黨人革命成功、對土耳其進行全面近代化改造的時候,凱末爾只是一個中級軍官,而恩維爾帕夏是國家領導人。他的政策是什麼呢?就是,奧斯曼土耳其這個地跨歐亞非三洲的大帝國,我們是一定要保留的,像大清帝國一樣,我們不能容忍帝國主義把什麼利比亞、敘利亞這些地方都給分割出去,不行,奧斯曼帝國一定要統一,不僅奧斯曼帝國要統一,而且俄羅斯帝國控制的突厥語地區,比如像是哈薩克、吉爾吉斯這些地區,我們也要收復歷史失地。

這樣一來,他就讓自己承擔了一個沒法承擔的重大任務,也就是說,他所設計的這個新土耳其要同時跟英國人、法國人和俄國人作對。這樣一來,就只有德國人能夠支持他了。他首先依靠德國人的支持企圖跟英法作對,去收復失地,結果敗得落花流水。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跟著德國人走,結果導致了土耳其背離了傳統的保護人英國人,敘利亞的土地、阿拉伯的土地全都是丟光了。但是他還是不肯罷休,他趁著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機會,要收復哈薩克、吉爾吉斯那一帶的失地,所以他親自帶著兵打到中亞去,跟蘇聯紅軍打仗,結果死在蘇聯紅軍手中。

凱末爾吸取他的經驗教訓,首先,他也像蔣介石和孫中山一樣,覺得既然是西方國家不支持我們搞近代化,我們就找蘇聯去支持吧,這不代表我們是共產主義者,我們只是在西方不支持我們、我們又是極端貧困落後的情況下,出於機會主義跟蘇聯合作一下,我們這些民族主義者跟共產主義者沒有任何共同之處,只是借助他們的力量建國而已。所以國民黨借助蘇聯的力量打倒北洋軍閥,凱末爾也借助蘇聯的力量打希臘人。

但是以後他的做法就不一樣了:他馬上就跟英法簽署條約,承認摩蘇爾是歸英國人的,敘利亞是歸法國人的 — — 這在蔣介石來說,就等於是他承認滿洲國是歸日本的 — — 解決了他跟帝國主義的糾紛問題。然後凱末爾反過來,毫不猶豫地鎮壓了國內的共產黨,然後跟蘇聯翻臉,然後跟英法簽署互助條約。接下來是,他的繼承者最後就義無反顧地加入了北約,加入了西方陣營。以後,土耳其的國本才真正穩定。

我們設想一下,如果凱末爾也像是他的老師恩維爾帕夏和他的同道蔣介石這麼做,那他應該做什麼呢?就是,我們首先借助蘇聯人的幫助把土耳其共和國建立起來了,然後接下來下一步我們就要收復滿洲國,打倒帝國主義,收復失地,讓中華民族站起來,不光是大清帝國的土地我們要收復,連東南亞那些華人我們都要去插一槓子,那樣的話,他肯定就要收復敘利亞、收復利比亞、收復伊庇魯斯、收復地中海的各島嶼。這樣一來,誰能支持他呢?他也會像蔣介石一樣發現,要跟帝國主義作對的話,也只有斯大林才能支持他,而斯大林的支持不是免費的。

蔣介石抗日,發現英國人保持中立,美國人保持中立,誰也不來管,最後只有斯大林願意用他的武器和空軍來支持蔣介石抗日,但是這裡面是有條件的:你必須解除對共產黨的禁令,恢復共產黨的合法地位,讓共產黨加入統一戰線,讓共產黨到敵後去發展。發展出來的結果是怎樣呢?我們都已經看到了,共產黨從延安那三萬人一下子擴大到抗戰以後的三百萬人,趁著你國民黨跟日本人打仗的機會,把你國民黨派到敵後去的那三個省政府都給消滅了,把國民黨在敵後的機構消滅得乾乾淨淨,然後,戰爭一結束,蘇聯人就把滿洲的武器統統交給共產黨,讓共產黨有了推翻你的基礎。

如果凱末爾也像蔣介石一樣做的話,那麼他也就只能恢復土耳其共產黨的合法地位,依靠蘇聯的援助打英法帝國主義。就算是他收復了敘利亞和摩蘇爾的失地,那麼戰爭一結束,斯大林的紅軍進了柏林、橫掃東歐的情況下,難道說土耳其共產黨不會借著蘇聯的勢力,順便把凱末爾的繼承人趕出土耳其?那樣的話,他也就只有塞浦路斯可以去了。那樣的話,我們就可以想象,塞浦路斯的土耳其人會建立一個像台灣國民黨這樣的流亡政府,而土耳其在亞洲大陸上的大片河山都要變成土耳其蘇維埃共和國的了。土耳其蘇維埃共和國會緊跟著蘇聯的屁股後面走,直到蘇聯本身垮台為止。

這兩者的根本問題就是:凱末爾糾正了恩維爾帕夏的錯誤,他不再搞泛突厥主義,也不再搞奧斯曼主義,他選擇了小土耳其主義;而蔣介石卻堅持要維持大中華民族,要把滿洲、蒙古、西藏和海外的華人都維持到他的統治下,所以他就落到了跟恩維爾帕夏一樣的下場。他得不到凱末爾的下場,是因為他沒有走凱末爾的路,這才是根本性的問題。

主持人:國共兩黨在追求大一統上是完全類似的,像辛灝年老師的《誰是新中國》對中國未來藍圖的勾畫,實際上就是蔣介石的大一統中華民國的概念。你是怎麼看的?

劉仲敬:這就涉及到國民黨意識形態的根本性之處。我們都知道,孫中山是有前後兩截的。他前一部分是美國的崇拜者,要凡事以美國為師,建立一個民主共和國,聯邦制度他也是不反對的;後半截呢,他要求以俄為師,要由國民黨實行一黨專政,實行訓政。這兩個孫文是怎樣聯繫起來的呢?這就涉及到中華民族構建的根本問題 — — 這也是大土耳其主義的問題:如果你搞奧斯曼主義,像恩維爾帕夏那樣,敘利亞人就要問一下,憑什麼你來統治我們阿拉伯人?為什麼你們可以建立民族國家,我們就不能建立民族國家?孫文最初的革命,在他第一個中華民國時期,他要求「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換成我的語言來說,他就是要把東亞從內亞征服者的統治下解放出來。這樣做實際上就是承認了,滿蒙藏這些所代表的內亞跟東亞在文化上和歷史上有著太多的差別,不適合構建為同一個民族。

像恩維爾帕夏,他想把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構成同一個民族,結果遭到悲慘的失敗,而且不僅是在政治上失敗了,在道義上也說不過去。憑什麼阿拉伯人一定要讓你領導呢?同樣的道理,滿洲人、蒙古人為什麼要跟你做同一個民族呢?如果人家非要建立自己的民族國家,你有什麼正當的理由來反對呢?如果你是古人,康熙皇帝或者成吉思汗,你可以說我用征服者的權力,誰打贏了誰就行;但是你如果要建立民主,民主就是讓人民自己說話,人民願意跟誰就跟誰,那麼不可避免地,像大清帝國和奧斯曼帝國這樣的多元帝國,你得讓各地的人民有自己選擇的權利。如果他們要高興建立亞美尼亞國、庫爾德國、敘利亞阿拉伯共和國或者希臘東正教共和國,你有什麼理由說,你一定要只能建立一個大奧斯曼共和國或者大奧斯曼帝國?或者說是,你只能建立一個土耳其國,不能建立阿拉伯國?這個在道義上本身就是站不住腳的。

所以,孫文早期在邏輯上還比較一致,他直截了當地就說是,驅逐滿蒙,我們自己各人建各人的國就行了;但是後期的話,自從跟蘇聯人搞到一起以後,他就直截了當地要恢復大清帝國的整個版圖。那麼這些版圖,各地的人民是不會自願重建這樣一個帝國式的國家的,既然不能自願地建立政權,那麼就只有用不自願的手段了,那麼不自願的手段就只有用列寧主義先鋒隊的手段了。就是說,你們廣大人民是無知的,你們不懂得什麼叫做政治,你們也不用管政治,我們這個先鋒隊組成的國民黨對你們實行專政,代你們管政治。

但是這樣的話,你還要民主幹什麼呢?你已經把人民排除在政治之外了,那老老實實的人民就要說一句話,我們驅除什麼韃虜反對什麼大清?以前政治上的事情大清替我們管,我們只管納糧就行了,現在你們國民黨來了,你們說「政治上的事情我們管就行了,你們繼續納糧就行了」,那麼我們吃飽了撐的跟著你們去推翻大清?你自己已經背叛了自己,跟著你這條路有什麼民主可言?如果你跟大清有什麼區別的話那就是,你們國民黨的專制雖然比蘇聯和共產黨的專制要稍微溫和一點,但是比大清的專制來說已經是更苛刻了,我們等於是從大清那種比較溫和的專制落到了你們這種比較苛刻的專制當中,我們為什麼要擁護你?這在道義上是說不過去的。

你要是全憑槍桿子的力量,那就大家無話可說,誰能打贏算誰的;但是如果想要搞民主、要用說服的力量的話,這樣的邏輯是沒有辦法說服人的。所以這樣的構建方式自身就是不能自圓其說的。國民黨最後真正實現統治還是依靠蘇聯槍桿子的支持,最後才打敗了北洋軍閥。如果真的按照民國初年議會選舉的方式,就算是宋教仁當了總理、孫中山當了總統,那麼下一屆還是會有其他的政權,也許梁啓超就是下一屆總統了,他不可能一直執政的。而且梁啓超總統或者孫中山總統都沒有辦法拒絕達賴喇嘛和西藏人脫離中華民國,另外建立西藏共和國的。所以中華民國注定只是個過渡性的概念。

你要麼真正實行民主,那麼孫中山和宋教仁可以當一屆總統或者總理,但是下一屆就要由梁啓超和其他政黨來當,同時,滿洲人、西藏人或者是穆斯林也完全有權利像你一樣建立他們自己的國家,所以你的國家是注定要分裂的。要麼你就說,統一高於分裂,是最重要的,民主不民主不重要,那麼我就要效仿蘇聯,自己建立一個列寧黨,自己搞專政了,不管你們高興不高興統一,我們都要強迫你們統一。那樣的話,你有什麼資格去反對共產黨呢?你唯一的理由就是,共產黨是在位的專政黨,而我是在野的專政黨,何必呢?人們群眾,除了跟國民黨有特殊關係的人,或者說是因為跟國民黨有特殊關係而被共產黨整了、要向共產黨復仇的人,其他人佔人口大多數,為什麼要跟你國民黨走,要把一種專制換成另外一種專制?要民主很好,但是大家一起民主,我如果要民主的話,我就講不出有什麼理由一定不讓西藏人獨立、一定不讓新疆穆斯林獨立。

主持人:民國派提出的口號是「光復中國大陸、恢復中華民國」,版圖和憲法都繼承蔣介石時代的大一統中華民國,你對這種觀點怎麼看?

劉仲敬:這個就要從道義和現實這兩個角度分析。從道義上講,這是站不住腳的。中華民國直接繼承了大清的版圖,這個理論就等於是要在歐洲建立一個神聖羅馬共和國,在俄羅斯建立一個大斯拉夫共和國,在中東建立一個大奧斯曼共和國。無論是歐洲人、東歐人還是中東人,對這種事情都不感冒。他們想要做的事情是,各人建立自己的小共和國,波蘭人建立波蘭人的共和國,庫爾德人建立庫爾德人的共和國。

歐洲之所以現在是特別太平和富裕,恰好就是因為它已經走完了這個過程。波蘭也好,捷克也好,各民族都建立了自己的國家,然後在大家都自由民主的基礎上再建立歐盟,所以天下就比較太平。而中東之所以不太平,就是因為這個過程還只走了一半。像庫爾德,它就等於是很像十九世紀的波蘭,還處在剛剛獨立建國的過程中。沒有走完這個過程,所以中東的情況就比較混亂。伊拉克實際上是三個不同的族群拼湊在一起的,所以它即使是在民主以後也不穩定。伊朗像是以前的奧斯曼和大俄羅斯一樣,也是各個不同族群拼湊起來的國家,所以它的路才走了一半。中東有很多問題,但是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民族構建還沒有完成。

中華民國所發揮的作用,實際上就是大清帝國解體以後的一個維持會,它不可能逃避世界其他地方都走的歷史規律。你一定要把大清帝國的版圖保全下來,那麼最後你還是得選擇共產黨。這裡面是有歷史必然性的。你想,國民黨的專制不徹底,所以它就鎮不住西藏;而共產黨的專制比國民黨徹底,它就能夠鎮得住西藏。所以等於是共產黨實現了國民黨沒有實現的理想。從這個角度來講,國民黨對於共產黨剽竊它、迫害它是沒有什麼好抱怨的,因為共產黨替他們做到了他們自己想做而不能做的事情。

而西藏這件事情就很充分地表現出國民黨自相矛盾的性質,你又要自由民主,又要大一統,我在《民國紀事本末》上就說,這種說法就等於說是,我又要減肥又要天天吃甜食,這是不可能得兼的事情。你要自由民主,那就不能要大一統;要大一統,你就只能放棄自由民主。共產黨是做得很徹底,我索性根本就不要什麼資產階級虛偽民主了,乾脆專政到底,結果它反而能站得住腳;而國民黨則是兩頭落空,一方面要大一統,一方面又捨不得自由民主,結果它落到了現在這種下場。

結果是,民進黨把自由民主這邊給佔了,共產黨把大一統這邊給佔了,國民黨落得兩頭落空。在台灣人看來,你為了大一統準備犧牲自由民主,把我們出賣給了共產黨;在大陸人看來,你滿口自由民主,但是你沒有能力實現大一統,讓你們來了以後西藏還是要獨立。結果,本來想兩面都佔到的,結果卻搞到兩頭落空,何必呢?我在《民國紀事本末》上把這種做法就叫做,腳踩兩條船的人,結果是首先就落水。國民黨現在這種情況就是首先落水。

主持人:你覺得中華民國憲法有哪些缺陷?它會不會成為未來新的民主自由的中國的憲法?

劉仲敬:憲法有兩個意義,一個是寫在紙上的那些條文,一個就是實際上執行的政治習慣,後一種憲法才是真正的憲法。如果兩者之間是比較一致的,像美國憲法和美國政治習慣那樣,那麼這個國家就處在比較健康的狀態。但是經常兩者是不一致的。中國其實一向都是這樣的,憲法是寫下來當廣告用的,實際上你真的去按照這個辦事的話,是沒有辦法執行的。中國的政治習慣一向是僭主政治,就是通俗所謂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毛澤東為什麼能夠勝利?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為,他不裝逼,他就直截了當承認了我們一向都是這麼幹的,也只有這樣才能夠得到政權、保住政權。這個是中國的實際上的政治習慣。

但是這個實際上的政治習慣是怎麼樣產生的,那也就是跟歷史上東亞帝國的形成模式有關係。東亞帝國,說白了就是內亞征服者征服東亞的結果,所以它一開始就是依靠征服者權力製造出來的。它執行的行省制度、郡縣制度、一直到最基層的戶籍制度,這些所有的制度都是自上而下的、征服者對被征服者的管制,它沒有給你留下地方自治的餘地。它不像是歐洲或者日本的封建制度,封建制度雖然不是現代的自由民主,但是它仍然是一種比較原始的分權制度,各地方在封建制度之下是有一定的自治權的,這些自治權是它們以後能夠比較順利地過渡到自由民主的根本原因。

中央集權比較深的國家,像法國,實行自由民主的障礙就比較多,但法國至少不是征服者對被征服者實行專政的一個政權。東方帝國,像中國這樣,長期以來不僅是中央集權的吏治國家、而且是征服者對被征服者實行專制的降虜社會的話,在這方面的問題又要比法國嚴重得多了,它根本不存在像是歐洲封建制度和日本封建制度之下存在的那種行業性的或者地方性的自治團體。

所以,講自由民主的這幫人全都是放嘴炮的知識分子,他們的失敗實際上是輓救了他們,因為現在大家會覺得,他們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共產黨把他們鎮壓下去了,這樣就等於說是,假如劉曉波或者宋教仁當了總統以後情況就會變好,實際上,他們即使是當了總統也是必然失敗的。第一,他們並沒有像是西方和日本那樣的早在近代以前就存在的自治基礎。人家早就有這種基礎,只要把這些基礎發掘出來加以利用,然後把危害這些基礎的障礙物排除掉,馬上就可以行得通,而你現在連這些基礎都沒有。

第二,只有在一種情況下共產黨才會崩潰,就是它在財政和軍事上遭到極大的失敗、以至於本身土崩瓦解的情況,但是在這種情況之下,必然會發生所有的有效治理完全中斷、即使是正常的社會經濟形式都沒有辦法維持運轉的狀態,那就是二月革命那種情況,大家連買麵包都會出現困難,原有的政權機構和專制機構突然瓦解了,在這種情況下,你是不可能有能力來阻止比如說是穆斯林或者西藏人自己去獨立的。在你重新建立任何形式的有效統治之前,四夷背叛、各自建國的情況就已經發生了。然後一旦建國,這些政權就會像外蒙古一樣永遠不再回來。你無論高興不高興,都必須面對這種結果。

然後你再重新在明朝留下來的十八省的土地建立有效統治,那麼這樣的統治能不能夠長期維持自由民主是很難說的。即使你在初期可以建立一個像克倫斯基或者像葉利欽這樣的自由民主的政權,但是因為它底下的社會基礎很差勁,你很難抗拒像普京這樣的人重新站出來說,我要恢復大俄羅斯歷史上的光榮,然後以此為藉口重新實行改頭換面的專制。假定你挫敗了像普京這樣的專制者,那麼你也沒有辦法避免像民國初年和西班牙殖民地的那些中央集權傳統很深的大哥倫比亞共和國那種局面。

例如,吳佩孚佔住了河南省,黎元洪佔住了湖北省,即使他們兩個人都想統一中國,都想當中華民國的總統,但是誰也不服誰,那麼黎元洪肯定不願意把自己的錢給吳佩孚,讓吳佩孚來吞併他,陸榮廷也不願意把廣西的錢給廣東的陳炯明,陳炯明也不願意把廣東的錢給廣西的陸榮廷。儘管他們誰都想當中華民國的總統,但是實際上造成的結果仍然是分裂割據。割據到一定程度以後,就可能有很多人像是巴拿馬自由黨一樣,巴拿馬自由黨原來不是巴拿馬自由黨,而是大哥倫比亞自由黨,但是大哥倫比亞出了像袁世凱一樣的獨裁者,他認為他要用專政的手段取消自由黨在選舉中取得的勝利,然後自由黨就像是國民黨佔據廣東反對袁世凱一樣,佔據巴拿馬企圖打回哥倫比亞,但是最後他們發現打不回去,就索性獨立出來建立一個巴拿馬共和國。烏拉圭共和國也是這樣建立起來的。

所以,即使你是真的實現了一個克倫斯基式的自由民主共和國,讓共產黨垮台了,即使你容忍新疆、西藏這些地方自己都去獨立建國了,在剩下的明朝留下的十八省你仍然要面臨著兩種選擇:要麼就是一個像是袁世凱或普京的人藉口維持秩序,重新打著共和國的名義實行一種比較溫和的專制手段,也只有用這種手段才能夠恢復所謂的歷史光榮,才能夠維持社會秩序;要麼你就要容許像是黎元洪或者吳佩孚這樣的地方勢力,讓他們建立地方的統治權,這些統治權將來早晚有一天會像是巴拿馬和烏拉圭一樣,把整個東亞解構成為分裂的局面的,這個局面就是我所謂的「諸夏」。

這兩者之間哪一種更好,主要看你的價值觀。我之所以覺得諸夏更好就是因為,一系列分裂的小國比較容易維持自由民主,即使是一個地方出了一個袁世凱,別的地方還可以出陳炯明。山東如果出了張宗昌的話,也不妨礙廣西出一個李宗仁。他們相互競爭,比較開明的體系就會佔便宜。在比較專制的體系下混不下去的人,就可以到比較開明的體系下去混。實際上,歐洲之所以能夠實現自由民主,跟歐洲的分裂關係很大。一個地方出現專制統治者,那麼資本也好,人才也好,都會跑到其他比較開明的地方去,然後那個專制政權在其他開明政權的競爭之下,自己就會維持不住。

如果它也是一個大一統政權,那麼你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就像羅馬帝國晚期一樣。即使是歐洲人 — — 羅馬人也是歐洲人 — — 他們在建立了大一統政權以後,也是走向越來越專制。羅馬殘餘的元老都說是,羅馬人越來越像東方人了。但是在大一統的格局下,它沒有辦法擺脫。以前希臘羅馬各城邦爭霸的情況下,如果有人敢這麼幹的話,他早就會自己把自己做垮了。所以,與其等著出現一個像普京或袁世凱這樣的獨裁者來重新統一,還不如按照諸夏的路線,讓它們像拉丁美洲各國或者像歐洲國家一樣分別建國,在相互競爭的多國體系之中,通過相互競爭來維持自由民主。

主持人:民國派的口號是「驅除馬列、恢復中華」,從中華民族主義角度來進行鼓動,因為這種中華民族主義情感很多人都有,是最能鼓動集體力量的。你對此如何評價?

劉仲敬:這樣當然就有潛在的危險性了。你如果從民國最初幾年的國民黨來看的話,沒有理由認為它會變成一個列寧式的政黨或者說它自己也會實施專制,但是它從早期孫中山走向晚期孫中山,最終走向蔣介石,這個也有其內在原因,就是因為它這種動員方式一開始就是有弱點的。這個弱點在它還沒有成功的時候不太明顯,等到成功以後就自然而然地暴露出來了。

用這種方式動員的話,他自然而然地就不能夠容忍他所謂的軍閥割據。其實軍閥割據當中有很多開明軍閥,像陳炯明之類的,都比後來蔣介石的一黨專政更加自由民主一些,更有可能產生出自由民主政權。但是從他那種構建民族的方式來看,他顯然是容不得陳炯明這樣的人產生的。結果,他到了發現各地方的勢力自己壓不住的時候,就採取統一高於民主的做法,甚至不惜依靠蘇聯人支持去搞一黨專政了。這裡面也是有內在的邏輯的。所以這種動員方式一開始就有危險。

同時,它也不是唯一可行的方式,因為民族這個東西本來就是精英構建出來的。廣東人說話,上海人都是聽不懂的;上海人說話,河南人也都是聽不懂的。它們這三種語言之間的差別,肯定是比丹麥語、挪威語和德語之間的差別要大。丹麥語最初創立的時候,德語的創始人格林兄弟 — — 就是那個搞《格林童話》的格林兄弟 — — 就說,你們丹麥語明明是我們德語的一種方言,你們為什麼要另外搞語言?如果他的背後有蔣介石這樣的人物,那麼德國就要為了統一丹麥、統一捷克、統一瑞士而不斷地發動戰爭,最後走向專制主義。所以這樣根本沒有必要。

其實,中國所謂的方言,絕大多數,從分量上來講,跟歐洲的語言是沒有區別的。意大利語跟加泰羅尼亞語有什麼區別?只有幾個詞的區別。就連像英語和西班牙語這樣的大語種,它們的幾個主要單詞,比如說hospital,在英語和西班牙語中間沒有區別,即使是沒有學過西班牙語,你一看也知道這個西班牙語是什麼意思。如果按照中國標準的話,豈不是這些都要變成方言?我們製造一種新拉丁語作為普通話,把它們重新統一起來,這樣做不僅沒有必要,而且對自發秩序有著極大的損害。

所以歷史的錯誤最好不要重演。就像我剛才說的那樣,你如果在一個地方已經在坑裡面摔了一跤的話,過去的事情雖然輓回不了,你下一次走路的時候看到那個坑,你至少應該繞著走。你不能說是上一次摔了跤,你下一次還要直著脖子,非要在那個坑上重新走一次,不害怕再摔第二次。聰明人都應該說,我雖然不能避免犯錯誤,但是同樣的錯誤我不要再犯第二次。

主持人:所以你對「驅除馬列、恢復中華」這樣一種以民族主義做社會動員的方式是持否定態度的,是不是?

劉仲敬:是。確實,共產國際是外來征服者,這個性質跟蒙古和滿洲征服東亞的性質是有很多相似之處的,它也確實是從內亞這個方向、依靠滿洲蒙古的資源進入東亞內地的,所以這一方面它們是有相似之處,存在著一種歷史上的深層結構。蘇聯是以俄羅斯為基礎的,俄羅斯在歷史上是蒙古帝國和內亞帝國的一個重要繼承者。它是雙頭鷹,西面這個鷹是繼承拜佔庭帝國的,號稱第三羅馬,東面這個鷹實際上是繼承了蒙古韃靼國家的。俄羅斯的自由派在這方面也就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因為莫斯科繼承了蒙古帝國的專制主義,如果不把這個專制主義刨出去的話,俄羅斯很難得到自由,但是他們也是限於大一統主義的迷失之下,始終解決不了這個問題。所以,驅除馬列,把馬列當作蒙古滿洲的繼承者,這一點是有一定的歷史依據的,但是你不要因為這個歷史依據就重新陷入歷史的陷阱當中去,為了驅逐一個大一統帝國的結構,又重新把它的幽靈以另一種形式換回來,結果自己把自己送到了自己的對立面去,把自己變成了自己最初想要推翻的人,這是何苦來的?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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