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仲敬┃關於郭文貴事件

左右觀察
Jul 23, 2017 · 26 min read

2017年7月2日明鏡專訪(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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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仲敬:郭文貴是改革開放的一個代表人物。「改革開放」本身像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一樣,和現在的「中國」這個詞一樣,是一個各自表述的模糊詞彙,各方對這個詞是有不同理解的。例如,西方世界比較流行的一種看法就是,改革開放是古老的中國走向市場和資本主義的一個中間過渡狀態,我們要抱有一定的耐心,對於他們在實踐市場經濟的初級階段的時候犯下的一些錯誤要保持寬容和理解。其實這就是西方比如說美國「擁抱熊貓派」的經典論證方法。他們現在做的是有很多地方不對,但是我們要考慮到他們是初學者,等他們將來學會了以後,早晚會像我們一樣走上民主和資本主義的道路的。

從共產黨自身的角度來看,它看到的情況就不是這樣的。它看到的是,在所謂的前三十年,列寧主義的體制不僅把國家和人民給搞亂了、搞窮了,而且也把它自己搞到窮途末路的地步。從技術上和各方面來看,再這樣搞下去有把自己搞垮、使自己落到類似於波爾布特那種下場的危險。因此它意識到必須改,不改就得不到金錢、物資和生存機會。但是一開始它就說得很清楚,它的目的絕對不是民主和資本主義這種東西,而是要通過利用民主和資本主義,得到先進的技術和先進的物資,給共產黨自身續命。這樣一來,改革開放就變成了「一個改革開放,各自理解」。

改革開放也就變成了一個類似於白區黨和白手套經營的中間環節。共產黨對於資本主義是沒有經驗的,它只能到它自身的歷史中間去尋找經驗,這個經驗就是周恩來和潘漢年在上海和香港活動的時候的經驗。那時候他們比如說要為新四軍取得一些上海來的藥品、武器或者其他物資,那麼他們就必須按照資本主義方式在上海租界開公司,運營這些公司,給自己提供寶貴的物資。後來文革時期的香港也發揮過類似的作用。因此對於共產黨本身來說,改革開放實際上是一個白手套經驗。

他們要派一些位於統戰外圍的商人去經營資本主義,但是不能讓資本主義把自身和平演變了。從它自己的角度來講,整個改革開放產生出來的這些新富人、新的商人階級本身都是統戰對象。統戰對象就要保持兩個條件:第一,我們要養他,養肥,要讓他能夠在一定範圍內自由經營,才能夠達到我們吸取先進技術和物資的目的;第二,我們不能讓他們失控,不能讓他們像美國人、像某些民間學者或者像體制內自由派學者設想的那樣,他們繁榮昌盛以後,就像歷史教科書上所謂的英國資產階級或者法國資產階級一樣來一個反客為主,把我們共產黨給和平演變了,這是絕對不能容許的。

像郭文貴,可以說,他是一個沒有家世的人。他不是像以前英國的資產階級或者日本的資產階級那樣,早在資本主義時代到來以前,他們就已經有長期經商的歷史,也有了一定的商業理論,像是日本的三菱家、住友家那些,他們早在德川氏的時代或者封建主義時代就已經在搞一些經營活動了,有自己的組織和結構。中國沒有這樣的人,即使是清末和民國時期已經形成的那些資本主義企業和商人,都已經在共產黨的前三十年當中作為剝削階級被打倒、被沒收財產而消滅了。郭文貴這樣的人,他也不屬於原先那個舊的資產階級和舊的商人團體。他原先也是跟中國大多數人民一樣一窮二白,也就是利用了改革開放提供的這個機會逐漸發財。

然後發財以後,他不可避免地像大多數商人一樣,看到了自己所在的這個天花板,也就是說,你在列寧黨的統治之下,發財致富是沒有安全感的。你不可能不跟官吏發生關係,如果得不到官吏的保護的話,人家隨便找個藉口讓你傾家蕩產都是必然的。他為了求得生存,求得進一步發財致富的機會,不可避免地要繼續為這些體制內的人做一些事情,因此按照共產黨在白區搞情報活動的標準來看,他就等於是白手套中間的一部分。最後他跟體制決裂了,自己跑到國外來,又把他自己跟體制合作期間得到的一些情報作為要挾體制、要求它放人或者是達到一些條件的工具來利用。也就是說,他打擊體制的部分資本,也是來自於他跟體制合作的歷史。

我們可以相信,改革開放這三十年來,國內新興的這些商人多多少少都跟郭文貴相似,他們必須跟體制合作,因此手裡面掌握了體制的一些黑材料,同時自己也有一些把柄掌握在體制當中。他們的性質跟西方或者日本的資本主義的性質是截然不同的,這就是為什麼「中產階級發達了就會自動導向民主」這種推論沒有在中國實現的部分原因。所以他本人也就像是病理學上講的切片一樣,通過他這個切片切下去,也就可以看出三十年改革開放的社會進程的一個側面。

另一方面呢,他出來以後,當然他不僅僅是一個人出來,至少他是有很多同情者的,那些同情者不一定像他這樣敢於公開向王岐山或者其他什麼人叫陣,但是他們至少願意抱著好奇心去收看他的節目,甚至還覺得狠狠地出了一口氣。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感覺,就是因為他所代表的這個集團已經有了一定的階級基礎,他跟共產黨體制內部經營改革開放的這個集團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而這個集團,可能在某種意義上已經在體制內部引起了一定的分裂。

像王岐山,他是郭文貴打擊的主要目標,他在共產黨內代表什麼人呢?因為我在體制內也幹過一段時間的公務員,所以我相當瞭解,王岐山所代表的那個紀檢委集團,在改革開放的高潮期,例如在江澤民時代,是一個相當冷板凳的職業,賺錢不是最多的,需要的能力也不是最大的,如果你要混日子的話,到紀檢委去是可以混得下去日子的。你如果要到招商引資的部門去,到技術部門去的話,那你多多少少要有一點真才實學,不能是幹活的人招不到商引不到資,沒點學問的人是造不出導彈、造不出機器、造不出各種各樣的物資來的;但是你到紀檢部門去,你其實是什麼都不會都可以。

所以在江澤民時代的公務員體制內部,你被分到紀檢部門去,那就說明,要麼你是個官場上的失意者,要麼你是個野心不大或者沒有什麼能力的人。有能力、想發財的人一般不會去這個部門,也不會被打發到這個部門去。現在王岐山領導他那個部門,反過來以反腐為名,對很多掌握實權的官員實行清算,清算他們的財產,附帶地也把跟那些官員有聯繫的商人也給清算了,像打土豪分田地一樣把他們的錢給弄出來,這在體制內部等於是顛倒了階級秩序。十年以前被認為是有能力、應該發財的那一部分,現在變成了打擊對象;而原本被認為是沒有能力、活該受窮的那一部分,反而是很有翻身農奴的氣概。

這就不會是偶然現象了。從體制內部的角度來說,王岐山和他代表的那個集團,很明顯是對江澤民時代成長起來的那個可以說是相當於紅色王朝的李鴻章集團的買辦集團抱有極大的敵意。後者呢,至少他們不是一些純粹的知識分子,更不是上訪群眾,他們手中是有一些資源的。按照他們手中掌握的資源的分量來說的話,他們不大可能是束手待斃、很容易就讓你消滅了的那種人。所以郭文貴現象很可能要麼是他們自己反擊的一部分,要麼就是他們可以利用的一個機會。

同時,王岐山所代表的那一些人之所以能夠翻身,跟核心領導層面的警惕性必然是有關係的。核心領導層,可以合理地推論說,他們已經對改革開放培養出來的這個新富人階級感到不安了,覺得這些人在政治上不見得是完全靠得住的。他們即使是不像有些比較極端的人推理的那樣想要完全恢復計劃經濟,至少他們也想要重新加強管控,例如在私營企業建立黨建部門。建立了黨建部門以後就意味著,私營企業不能完全以營利為目的,不能像以前那樣以搞好經濟為唯一目的、搞好經濟本身就算是對得起它了,而是要有政治目的。

這樣做就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他們搞經濟的能力,但他們已經決心承擔這種代價。這就是說,要麼就是他們認為,三十年的經營,通過白手套,我們新一代的潘漢年已經從資本主義世界當中弄到了足夠多的資源,可以供我們維持很長一段時間,甚至足以讓我們打一記翻天印,像以前那樣,我們不再有必要尊奉蔣委員長了,可以反過來打擊蔣委員長;要麼就是,我們的野心雖然沒有這麼大,得到的資源也沒有這麼多,但是至少能使我們在閉關自守的情況下堅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因此,搞經濟建設為主的這批技術官員在體制內的地位正在下降,他們將來會做出什麼反應,可能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中國未來的進程。郭文貴所想要達到的目的,很可能也就是利用這個機會,在十九大之前搞亂國內的政局發展。從小的角度來講,把他自己的家人救出來,把他自己被吞沒的財產弄出來;從大的角度來講,假定他的最高目的能夠得到實現的話,也可能利用這個機會給自己謀求更多的東西。

主持人:中共情報部門跟商人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

劉仲敬:新一代的商人跟老一代的資本家不一樣,前者比後者更容易受到操縱,因為他們本身是沒有資本的,他們的根完全在國內,而且他們在發跡以前,自己也是普通民眾,沒有什麼能夠獨立於體制之外的條件,甚至連老一輩資本家能夠輕而易舉做到的跑路和轉移資本,對他們來說都是相當困難的。所以這個出身問題是相當重要的,出身問題就決定了你自己在最開始階段能夠動員多少人。你要在體制的監督之下建立一個真正能夠獨立於體制的勢力、然後運用這些勢力培養自己的班底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相反,在李鴻章時代跟他合作的那些上海商人,要獨立於官府就要容易得多了。所以他們這些人即使是從數量上來講,他們擁有的錢可能會比老一輩資本家更多,但是他們在政治上不可避免地要比老一輩資本家軟弱得多。

從另一方面來講,體制對他們的依賴應該也是有時間線的,在不同時間是不一樣的。像蘇聯在海外通過情報機構控制商人,從西方國家偷取技術,是越到晚期越嚴重。三、四十年代的時候,它還可以從美國獲得一些公開的、合法的技術支持,因為那時候還有希特勒作為雙方的共同敵人;冷戰以後,這樣的渠道漸漸終斷,時間越久,蘇聯的技術就越落伍。由於體制本身的原因,自身的技術開發不能跟西方世界相比,所以它越來越依賴於白手套商人從西方套取先進技術。共產黨的情況估計也是這個樣子的,特別是89年以後,軍事技術方面的封鎖變得更加嚴格了。

所以,儘管中國的宣傳部門經常自己以一個大國自居,把自己放在比沙特阿拉伯、敘利亞、伊拉克更高的地位,但是實際上從核心技術、軍事技術的角度來看,它是遠遠不如沙特阿拉伯、敘利亞或者伊拉克的,也是不如印度的。像最近川普跑到沙特去,就輕而易舉地跟沙特達成了一個協定,讓沙特買了很多美國的先進武器。其實這是從里根以來一以貫之的傳統,沙特和美國如果發生貿易方面的問題,那麼沙特人就可以通過購進美國武器這方面來把大量的錢返還到美國手裡,解決雙方之間的問題。而中國呢,自從朱鎔基時代以來,想搞這一方面一直是搞不通的。朱鎔基就曾經說過,我們並不是不想解決順差問題,而是你們有些東西我們想買也不能買到。從美國的角度來講,當然也不能容許你掌握這些核心技術。

那麼你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第一是靠民用方面。例如潛艇是中國海軍最核心的部分,但它的更多部分是用西方的商用船隻的零件來湊數的,因為即使是西方的商用船隻,各種標準可能達不到軍用標準,但是還是比國內自己研發能夠搞出來的東西好得多了,所以中國的潛艇就是用這種雜湊方式湊出來的。你越是這樣搞,搞得規模越大,那麼技術上的短板就越多,你就不可避免地發現,商用的各個雜湊起來的東西是不大好用的,因為技術講究的是配套,如果你用一個捷克產品當活塞,另外又用一個加拿大產品當軸承的話,這兩個產品就不容易配合起來。蘇聯之所以要搞軍工企業,付出極大的代價,也就是因為涉及這個配合的問題。

中國的軍工企業在最初,九十年代末以前,它還沒有很大的野心的情況下,用這種雜湊的方式去湊的話還算比較可以;但是九十年代以後,特別是96年的台海危機給了它一個極大的刺激,它意識到將來很有可能是真的需要有實打實的軍事技術了;2004年以後,台海危機升級以後,這種需求就更加緊迫了。所以在那以後,中國情報部門在海外盜竊軍事技術的需要急劇增加了。因為比較近的材料不容易流出來,不像是比較早的材料,像蘇聯的那些歷史材料,大家要搞清楚是比較容易的,現在它到底在搞什麼,只能靠猜,但是從整個趨勢來看的話,我相信,九十年代後期是一個節點,2004年左右又是一個節點,越過這兩個節點以後,中共的情報機構在海外盜竊技術的需要和緊迫性是急劇增長了。

按照這個趨勢發展下去,它必然會在西方國家激起一場類似於麥卡錫主義的反撲。而郭文貴現在搞的這些事情,無論郭本人的動機是怎樣,實際上等於是在快要沸騰的水裡面投下了一粒石子,很可能會使本來要再過兩個小時才衝破鍋蓋的蒸汽提前兩小時就衝破鍋蓋了,引起各方面的提前反應,打亂他們各方面原有的部署。但是從整個格局上來看,中共早晚會要走到蘇聯曾經走過的那條路上,因為不斷盜竊西方的技術情報,跟西方進入一種准冷戰狀態。

主持人:郭文貴掌握了很多中共的黑材料,在這方面,跟當年中共在白區經營的間諜網有不同之處:當時類似的商人掌握的黨內機密並不多,但是現在這些跟高層有來往的商人掌握的機密好像是非常多。這是為什麼?

劉仲敬:中共的白區情報模式一開始就是從蘇聯那裡學來的,但是工作能力和工作範圍跟蘇聯沒法相比。蘇聯的情報機構一般來說是在全世界所有地方都能工作;而可以說在七十年代以前,中共的情報機構在香港、上海、東南亞的華僑社會以外的工作成績是很差的。八十年代,一度中國跟西方有一個蜜月期,在那個時代,中國情報機構在西方國家是不太活動或者傾向於只搞合法活動。這個跟技術能力有很大的關係。克格勃,我們都知道,是以自己人員的高度專業性、嚴格訓練和很多高精尖的技術工具而自豪的,他們認為,周恩來和李克農手下的技術水平比他們差得多;而中共的情報機構呢,是以傳統文化的那種拉關係走後門、通過女色和人際關係控制而著稱的,也就是說,它在技術水準方面是不如克格勃的。

這一套,例如在香港或者是在馬來亞的華人社會當中還是能夠吃得開的,但是在馬來亞和印尼的穆斯林社會中就吃不開。這一點,毛澤東在六、七十年代輸出革命的時候就已經吃到了苦頭,也就是說,他在這些地方跟蘇聯情報部門競爭的結果基本上是一敗塗地的,附帶地使當地的華人社會也受到了很大損失。因為這就好像是一種病毒只能在某種特殊的宿主中才能生存、換一個宿主就會生存不動一樣。蘇聯這種病毒能夠在全世界生存;而中共的情報機構這種病毒的話,就是離不開講漢語的這個範圍,出了這個範圍以後就變得很笨了。

這個弱點在中共勢力還小的時候不明顯,在中共跟西方合作對付蘇聯的情況下不算一個弱點,在中共野心不大的情況下弱點還不大,但是在2004年以後中共的野心明顯擴大了、有可能硬碰硬的情況下,這個弱點就會變得非常致命。所以中共現在在華人社會以外活動,例如要在美國活動,這對於蘇聯或者對於阿拉伯的伊斯蘭教徒來說的話不是一個新任務,他們是早就成功地完成過這方面的任務的;但是對於中共來說,這是一個考驗,是越過了它原有的經驗的,因此必須去做一些它原來沒有做過的事情,承擔較大的風險。

可以設想,在這種情況下,有能力在漢語世界之外活動的這些人,是應該而且必然會得到原先潘漢年時代那些白手套得不到的東西,要不然的話,你就得採取比較謹慎的做法,為了避免風險而損害成就。但是就目前這個技術競爭的代差來說的話,照目前這種下餃子一樣的造軍艦的速度的話,西方的技術如果進不來,是會馬上要渴死的,所以應該說是只能不擇手段去做了。在這種情況下,我相信 — — 我沒有任何證據,但是我可以合理推測:除非你不做,要做的話,就必須犧牲更多的東西,允許在外的情報網享有更大的自由。這樣一來會有極大的風險,郭文貴很可能就是這種風險的產物,但是恐怕他們沒有更好的選擇。

我注意到,郭文貴的爆料其實是以體制內人士的腐敗為主的,這些東西能夠引起比如說是國內技術官僚、國內新的商人、新富起來的階級、中產階級的很大反響,也可能引起海外華人社會的很大反響,但是它們都不是硬東西,它們都不是那種情報部門會拿來當寶貝、會不惜用暗殺手段來維持的東西。所以我可以合理推測,郭文貴要麼就是把這方面的材料交給了美國,換取美國的保護,要麼就是他的態度還比較謹慎,在時機還沒有到來以前不宜暴露出這些材料,這些材料如果暴露出來的話,很可能會引起對方的不擇手段的報復。

主持人:中紀委為何可以從清水衙門變成能與實力派技術官僚作鬥爭的部門?它跟蘇聯的契卡克格勃和明朝的東廠錦衣衛有何異同?

劉仲敬:紀委辦變成這麼重要的角色,應該說在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這是統治鬆弛的一種體現。共產黨的傳統是用秘密情報機構 — — 像克格勃之類的來打擊技術官僚,而這一次的特別之處就是在於,情報部門始終沒有現身,不清楚情報部門到底在想什麼,類似克留奇科夫和普京這樣的人在想什麼。普京在蘇聯最後的時代是情報部門的一個小公務員,克留奇科夫則是情報部門掌實權的人。現在共產黨內相當於克留奇科夫的人在幹什麼,這是一個很大的謎。因為是這樣一個假定的中國的克留奇科夫,才真正擁有左右未來政局的能力。八一九事件或者諸如此類的事件是他們搞出來的。而王岐山所領導的這個紀委部門呢,從傳統上來講,有點像是明朝的科道人員或者是南京留都的看守人員,是一個養老混飯吃的部門,它的人員能力不強,團結性不強,各方面都缺乏情報部門所擁有的工作能力。依靠這些人來辦事的話,很可能是雷聲大雨點小,得罪的人很多,而震懾的人很少。

我們都知道毛澤東是一個優秀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他批評蔣介石的時候就說,蔣介石搞獨裁的勁不大,像灰塵一樣。這話的意思就是馬基雅維利曾經說過的那個話:你要得罪人就要做絕,要把別人打翻在地,讓他失去報復的能力,要麼你就不要去得罪人;得罪人得罪到一半,又損害了他的利益,又使他留下來的能力足以報復你,那你就是自己害自己了。王岐山是很有機會成為這樣的人的,因為從他自己的出身看,他並不是根正苗紅的人,從他領導的這個部門來看,在體制內也是比較外圍的,是經驗、能力和傳統都比較薄弱的部門,他如果依靠這個部門得罪了太多的人、又沒有把他們徹底消滅的話,那麼對方反咬他一口,他是很難收場的。他現在做到這個地步,實際上已經把自己放到了這個地位:要麼一不做二不休取得全勝,要麼以後他就要面對自己不得好死的下場。

王岐山是一個經常跟清流、跟知識分子打交道的人,這樣的道理,他即使自己看不出來,也肯定會有人提醒他,而他在明知有這種危險的情況下,仍然要依靠他的機構去做,那就非常耐人尋味了。要麼他背後擁有的支持比我們想象的還要多,例如也許中國的克留奇科夫那些人實際上是在背後支持他的,只是因為某種原因不願意公開站出來,或者至少能使王岐山和他的集團認為會得到這些人的支持;要麼就是,王和他周圍的人員通過他們瞭解的情況,認為體制內部的核心部門已經是衰退到這個地步了,以至於他可以取而代之了。這是一個極不尋常的現象,因為他那種組織的組織密度和動員能力,大體上來講就是相當於明朝所謂的科道人員,科道人員在明朝是鬥不過東廠的。除非他認為東廠已經不行了,否則的話他不會是做得太過分的。至於是要打一些技術官僚的話,技術官僚即使是有能力,撈了很多錢,但是他們是孤立和分散的,那倒不是很難的問題。

所以王岐山這些種種動作就會引起我們對黨內政治生態、黨內組織結構的猜測:到底是情報本門本身已經是僵化了不行了;還是情報部門根本上就像是安德羅波夫或者克留奇科夫一樣在策劃著別的什麼,把一些比較外圍、比較可以犧牲的人物推出來,讓他們搞事,讓他們犧牲掉,然後自己再出來救場?很難說他們沒有這樣的打算。所以也許王岐山是新政權的策劃者或者盟主,但是軍師或者李世民所謂的「秦王十八學士」之類的並不是最重要的角色,像宋楚瑜在蔣經國身邊所扮演的那個角色,如果沒有蔣經國自己牢牢控制的情治系統的支持的話,他也是成不了事情的。王岐山,就他在八十年代的經營和他在最近的經營來看的話,他所擁有的真正的政治實力比他目前所表現出來的政治實力要小得多,兩者之間的關係恐怕就像是火車頭的蒸汽和火車本身的關係一樣,他的位置是非常險的。郭文貴也許知道很多我們不知道的事情,所以才把王岐山當作打擊目標,這一點也很可能不是偶然的。

主持人:從郭文貴的爆料來看,王岐山不僅左右了中紀委,而且通過中紀委左右了政法委還有公安部這些機構,中紀委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特務機構,你對中紀委的這種情況是怎麼看的?

劉仲敬:中紀委如果能夠控制政法委,那就等於是破壞了體制內部「強力部門不能掌握在一人之手」的慣例。他如果把這兩個部門都掌握了的話,那就只有軍隊才能克制他了。蔣經國在台灣的時候就講究的是情治分立,不同系統的部門不能掌握在同一個部門手裡面,情報部門和國防部的人一定是死對頭。正因為是這樣,他才不會被郝伯村這些人所要挾。李登輝後來也正是依靠這個格局,才成功地推翻了國民黨的准列寧式國家,開啓了台灣的民主進程。如果這些部門都合併在一起的話,那麼掌握這個部門的人就是未來的安德羅波夫了。無論安德羅波夫年紀多大,謝列平年紀多輕,謝列平是鬥不過安德羅波夫的。勃列日涅夫執政後期就有一種現象就是,新提拔起來的技術官僚被老人鬥下去了 — — 老人就是安德羅波夫這一撥人,因為他們掌握了情報部門。如果這樣的變化能夠形成的話,那麼未來這個超級情報部門的安德羅波夫就會操縱整個政局,後來的統治者都必須從他的體系內部產生了。這種事情,很可能是在他沒有完成的關鍵時刻就會遭到其他派系的阻擊。實際上他現在搞了這麼幾年,明顯的阻力還沒有出現,這已經是很不正常的現象了。按說的話,即使是他最終鬥贏了,這個勝利也不會是兵不血刃的,最終肯定要死比現在更多的人才能夠解決,所以應該說最精彩的好戲還沒有開場。

主持人:郭文貴提出了「新四人幫」,包括王岐山、孟建柱、傅政華、孫立軍。昨天我訪談袁紅冰先生的時候,他認為真正的國策都是王岐山提出和引導的,習王聯盟的核心是王岐山。郭文貴爆料之後大家才明白,現在中國最有權力或者說已經破壞了共產黨原有統治架構的人,實際上就是中紀委的王岐山。中紀委這樣發展下去,會不會變得跟明朝的錦衣衛和東廠西廠一致?

劉仲敬:當然不是一致的,這只是比喻意義上。明朝那種專制主義跟列寧主義的專制主義相比起來的話,簡直就可以說是非常民主的。大家只是為了比喻的方便,才用東廠來比較,但是當然無論從組織還是技術上來講,克格勃比東廠是要強大得多的,共產黨的機構當然也比朱元璋的機構要緊密和強大得多。

事情已經發展到這一步,王岐山當然身邊是有智囊的,他現在取得這樣重要的地位,部分原因大概也就是關於「改革開放最後往哪裡去」的問題。比如說,積累了一定的經濟資源,那麼我們真的是要按西方資本主義想象的那樣,乾脆就和平演變了?大多數共產黨領導是不肯甘心的。但是如果我們不甘心,我們總得有點辦法吧,那麼辦法是怎麼出的?總得有人策劃。王岐山周圍的智囊很多,確實可能發揮這個作用。

但是要做到這一點,不可避免就要有很多障礙物 — — 也就是既得利益集團需要清除。改革開放三十年也產生了不少的既得利益集團,這些人像當年李鴻章一樣,是依靠經營共產黨跟西方世界的關係而發財致富、升官發財的。按照共產黨的慣例,改變政策就意味著要把執行以前政策的人都清除掉。那麼他們肯不肯坐以待斃呢?最低,他們可以帶著錢跑路,已經有很多人是這麼做了;但如果他們大膽一點,有更多的想象力,他們甚至還可能做更過分的事情。那麼按照共產黨的政治傳統來說,有兩點是可以確定的:秘密警察部門是一定會捲入的;第二就是,這樣的鬥爭不經過流血是沒有辦法收場的。也就是說,不把失敗者或者是多餘的人殺掉一大批,最後新的體制是沒有辦法穩定下來的。

如果我們假定這樣一個新體制會出現的話,那麼這對於郭文貴和他的朋友來說不是個好的體制。從最溫和的假定來看的話,他們也沒有辦法像過去三十年那樣順利地賺錢了,很可能會是只能戰戰兢兢地生活,還要冒很大的危險,可能會像是前一批地主資本家一樣被人打了土豪,被人放上各種罪名。例如,現在房價上漲這麼厲害,都是你們這些人沒有體會中央的苦心,現在中央英明,把你們打倒了,勞動人民可以大快人心了。這種事情,共產黨不是幹了一次兩次。本來你是替他幹的,然後幹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他把你拋出來作為替罪羊。特別是如果你又有錢、在政治上又沒有足夠多的保護人的話,那麼這種事情就很容易發生。那麼這些人自然會希望有人替他們出來說話,無論郭文貴是不是有意識替這些人說話的,他說出來的話都會讓這些人感到滿意。

但是僅僅是心裡痛快並不解決問題,事情已經做到這一步了,不僅王岐山是一不作二不休,停下來就要遭殃,郭文貴同樣也是這樣。如果他失敗了的話,那麼他後半生是沒有辦法安全的。公眾的注意力總是會迅速轉移的,今天關心這個明天關心那個。可能等到明年或者是後年,他就不再是熱點人物了,那時候中共派出來的殺手可能就會把他做掉。所以事情搞到這一步,他要麼按照比較樂觀的方式,他說王岐山周圍的人是「新四人幫」,就是說他還抱有一定的希望,認為這個集團還沒有達到必然勝利的地步,很可能,比如說喚醒了習近平或者是喚醒了黨內其他派系以後,大家可以聯合起來把這個集團做掉,那樣他也就可以得到安全了。

如果這個集團失敗,「新四人幫」沒有被做掉,或者習對他們繼續是信任的,或者他們就順利地形成了一個新體制、而且這個新體制當中他們是扮演核心角色的,那麼郭還有什麼選擇呢?他不能夠聽任一切冷淡下來,讓自己置於危險的地位。那麼他實際上就只有兩種選擇:要麼就是把情報提供給美國人,爭取美國人的保護;要麼就是一不做二不休,像霍多爾科夫斯基這些人逃到國外以後對付普京的做法一樣,自己形成政治組織,而且是帶武裝的政治組織,以一不做二不休的方式來跟共產黨鬥爭到底。這樣做的風險很大,但是還是比坐以待斃的風險要小一些。除了剛才說的那兩條路以外,他實際上是已經沒有其他的路可走了。

即使是像某些人假定的那樣,比如說有些人猜測,郭文貴其實是習近平派出來的人,利用他到海外來把一些民運大佬搞臭,但即使是這樣,他完成了這樣的任務以後,回到解放區去也一定會遭到滅口,像以前的潘漢年和關露一樣。共產黨的傳統一向是這樣,你做了這些事情、立了這些功以後,給你的唯一獎賞就是滅口,只有滅口以後,你對黨的貢獻才能夠徹底完成。所以他如果在乎他自身的安全和支持他的這些人的安全的話,他是必須得一不做二不休的。

主持人:你覺得郭文貴未來會走哪一條路?

劉仲敬:這個主要就不取決於他本人了,主要還是看共產黨到底有多少實力。共產黨是極端不透明的體制,所以我們沒有辦法準確地判斷它在過去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中間到底得到了多少力量和技術,這些力量和技術足夠它幹什麼事情,它對自己的真實估量是什麼樣的,這個估量正確不正確。我只知道共產黨是極端馬基雅維利主義的,如果它有足夠的實力的話,它一定會翻臉不認人的。例如,它如果有足夠的實力顛覆美國的話,美國的下場也不會比蔣介石更好。但是它現在搞的政策轉向到底規模有多大,不好說;到底體制內部派系鬥爭鬆弛到什麼程度,也不好說。

在一個極端,它自己認為自己擁有的實力、得到的東西已經足夠多,足可以向國際體系挑戰了,即使挑戰失敗也可以閉關自守,當一方霸主,即使把外面的東西讓給美國,但是關起邊界來也可以支持很長一段時間,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會形成一種准冷戰結構。准冷戰結構的情況下,逃到海外的這些人是很可能永遠回不去的,但是他們反倒會比較安全,因為他們的敵對身份是非常明確的,而西方世界跟共產黨體制的敵對性也是非常明顯的。在另外一個極端,共產黨得到的東西其實並不多,不足以支持它的挑戰,而它對形勢的判斷基本上是誤會,挑戰一旦發動了以後,它就會發現自己其實根本支持不住,而且體制內部的分裂比大家原先設想的要嚴重得多,以至於還沒有做到足夠的程度,體制內部就會突然崩潰。

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因為,體制外的人往往以為體制內都是鐵板一塊,都統統是共匪,但是實際上體制內大多數人是相互仇恨而且仇恨共產黨的。這一點跟其他的勢力不一樣,例如有很多人說共產黨像伊斯蘭教或者說是像蒙古征服者之類的,但是實際上,蒙古人只是殺那些不是蒙古人的敵人,蒙古人跟蒙古人彼此之間還是相互信任的,伊斯蘭教徒也可能會殺異教徒,但是穆斯林和穆斯林之間是有一定的相互信任的。像共產黨這樣的,是歷史上非常少見的,也就是說,共產黨殺共產黨,比共產黨殺外人還要更殘暴,共產黨不信任共產黨,比共產黨不信任外人還要更徹底。這是列寧主義特別邪惡的地方,但確實是體制內每一個人都非常清楚的。每一個體制內的人都知道,你如果失敗了,不可能像美國的失敗政客那樣過安分日子的,你必須用比對付外人更狠的手段對付你自己內部的競爭對手。

所以這樣的體制很容易因為一個小小的傷口就突然引起戲劇性的崩潰,而崩潰以後,確實是像習近平說的那樣,「竟無一人是男兒」,大多數沒有資格當上領導人的共產黨員或一般幹部是會松一口氣,現在我總算是安全了,也許會受窮,也許會挨罵,但是總不會隨時隨地有被雙規、被抓起來坐黑監獄的危險了。這樣的結果,從長遠來看是必然的,你只是不知道突破點在哪一點。所以在最極端的情況下,我們可以假定,郭文貴真的在中共內部製造出派系鬥爭來,而這些派系鬥爭真的會引起中國內潰。

所以未來的發展也無非是在這兩個極端之間:第一個極端就是,共產黨變成一個類似蘇聯式的挑戰者集團,跟美國和西方世界進入類似冷戰的鬥爭當中,但是內部還能夠維持足夠的團結,而且對外鬥爭對它對內團結是有幫助的;另一個極端就是,它內外交困,對外的挑戰不成功的同時,內部也陷入分裂和潰敗之中。郭文貴肯定是希望後一種結局出現的,這對他最為有利,也是他最習慣的,比起終老在西方、哪怕是在安全情況下當一輩子義工要好得多。在最極端的情況下,假定體制完全崩潰了,他憑他在體制內的長期經驗和他的經濟資本,完全可以到國內去大顯身手的。

主持人:托洛茨基從蘇聯脫離出來之後就被暗殺了,那麼普京時代有很多大富豪跑到西方世界,他們的命運會如何?

劉仲敬:普京雖然是克格勃的出身,但他的政權跟共產黨政權還是不一樣,他的政權是以東正教保守主義為號召、號召要回到斯托雷平時代的一個政權。所以它儘管按照西方的標準來看仍然是一個威權主義政權,仍然是搞那些不負責任的暗殺行動,但它已經不可能像斯大林時代那樣肆無忌憚地違反資本主義世界的遊戲規則了。所以儘管他在國內的控制相當嚴密,那些富豪在國外搞出的政治組織在國內的歷次活動中間都沒有取得成功,但是他也並不能夠像斯大林對待托洛茨基那樣對待霍多爾科夫斯基那些人,雙方之間還處在長久的相持狀態。那些人可以抱有合理的希望,在俄羅斯國內的情況發生變化 — — 例如發生顏色革命的情況下,他們的政治組織仍然可以大顯身手。

主持人:在中國歷史上,哪一位人物跟郭文貴比較相似?有人說他跟屈原一樣,受到奸臣排斥;還有人說他跟孫中山一樣,到海外領導辛亥革命,推翻滿清政府。

劉仲敬:他肯定不像屈原。屈原是楚國的世襲貴族,像項羽一樣。這樣的人在秦朝以後就不可能再產生,在共產黨體制下也是不可能產生的,共產黨體制下沒有真正的世家。他現在還不是孫中山,即使是他將來想要做孫中山的話,也還需要一定的經營。目前,他的前半生跟孫中山也沒有什麼相似之處。例如你可以假定,劉曉波這樣的人如果到國外去了,可能會變成孫中山,但是郭文貴的前半生並不是孫中山。他比較像是何畏這樣的人。這個人不太知名,他是共產黨在三、四十年代時期在國民黨內安插過的一個人,但是最後變成了被體制不信任的人,我們現在還不完全清楚他到底是在什麼時候開始變成雙面間諜、變成黨不信任的人的,最後他在共產黨即將勝利以前企圖逃走,沒有成功,就自殺了。郭文貴的前半生跟何畏扮演的角色是有很多相似之處的,是被共產黨操縱和利用的人,他現在也是想要擺脫體制。他現在比何畏那種人做的要好得多,他已經跑到美國了,他也有何畏所不具備的很多資本,所以他將來的後半生可能會比何畏要好得多。但是具體會好成什麼樣子,或者說具體會做成什麼樣子,現在是不好預測的。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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