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仲敬 | 土豪比游士對社會更有用

2014年下半年網絡答問

提問人:游士這個詞是你的發明麼?

劉仲敬:我印象《秦律》裏好像有這個詞,睡虎地出土的秦簡裏也有《游士律》,只是儒家不喜歡這個詞。秦國對游士有非常清晰的認識,還為他們制訂了專門的法律,像對關東游士,像對李斯這類人。

提問人:儒家講士不講游,蘊含節操要求吧。

劉仲敬:講節操其實是一種後退的辦法。修身,就是想用主觀努力戰勝客觀形勢。士是貴族,春秋時期的士跟歐洲騎士的區別是很小的,但後來他們解除了武裝變成了文人,也就喪失了主要的政治德行,因為政治德行仰賴武力。貴族憑什麼抗衡王權,就是關鍵時刻可以關起城堡大門跟國王決鬥。武裝一旦解除,他只剩下一張嘴;憑一張嘴講節操,只能靠個人道德修養,這就是孟子發明的一個很靠不住的東西:“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一種理想化的說法而已。戰國時代去古未遠,貴族精神還未徹底消亡,尚有遺風,越往後,士大夫越平民化,就越做不到這一點。

提問人:所以到後來,只是“良禽擇木而棲”。我在琢磨這個“游”,它代表一種無根、漂移、始終在選擇……再往後,可能就演化成一種你說的“投機”。

劉仲敬:游士是封建體系解體、破裂的產物,封臣和領主之間原有的固定關系解散了,封臣喪失了共同體。有點像日本浪人,一個武士原本有自己固定的藩,他會忠于本藩,藩才是真正的祖國。像布裏塔尼亞、諾曼底或英格蘭這類封建性的邦國,是愛國主義的真正起源。而游士就是一個浪人,今天投靠豐臣秀吉,明天投靠德川家康,憑一張嘴或者一點武藝,選擇不同的大名為之效命,但沒有固定的效忠對象。

提問人:也有點像中國的門客,不停地在尋找寄主。這是不是說明廣義的知識分子天然地是要依附于人的?

劉仲敬:依附是從來就有的,只是被打破了。騎士和士,依附對象是固定的,只有當這種關系被打散之後,才會產生自由獨立的知識分子。

孔子可能是第一位游士。他出現在子產之後、孟子之前。他在魯國混不下去了,四處游學。在他之後,伴隨着共同體的瓦解崩潰,游士的隊伍漸漸聲勢浩大起來。其實,這就像經濟危機時代,大批工人到處游蕩。在當時的人看來,這是禮崩樂壞的標志。

提問人:說回到游士的游,或者說知識分子的投機。我比較意外的是,你最佩服的那位20世紀的曆史學家――艾薩克•阿西莫夫的祖父,只是因為他憑借對形勢的准確判斷,找到了一條求生自保的路——相機行事、趨利避害,成為肯定一個知識分子的理由。

劉仲敬:這取決于你的出發點、你的效忠對象、你為誰考慮。我贊賞的出發點是一種中立的技術能力——判斷形勢是需要理解力的。阿西莫夫的祖父是白俄羅斯的猶太人,他在革命的前夜准確地逃離了俄羅斯帝國,又在二戰前夜准確地逃離了歐洲。除了王國維,20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很少表現出同等的判斷力。

其實,老阿西莫夫是一位磨坊主,我說他是偉大的曆史學家,其實是嘲弄職業曆史學家缺乏良好的曆史判斷力,或是過分相信自己的投機能力。流亡是節操的表現,因為投機分子總是認為自己才是突破底線的受益人。孔子才會講“危邦不居亂邦不入”,蘇秦張儀肯定是專門投奔危邦亂邦的,而他們在後世從來不缺傳人,像林長民、楊度之流。

知識分子和以色列以外的猶太人無論生物學性別怎樣,實際上都屬于政治意義上的女性,只有潔身自好的消極節操,用紳士的節操要求他們是不公平的。紳士是貴族和部落武士的政治繼承人,他們的節操就是戰鬥。畢蘇斯基和戈登將軍如果不能抵抗就是恥辱,周作人和胡適只要肯流亡就是光榮。

提問人:假設,中國在理學比較盛行的年代,比方朱熹那個年代,而不是在乾嘉考據學占主流的19世紀中期遭遇西方列强,會發生什麼?

劉仲敬:毫無疑問也會解體。但不會出現晚清那樣的局面,可能會比較像朝鮮。知識分子的反應也會不一樣,宋代士大夫的節操比較接近日本和朝鮮的士大夫,相信儒家那套價值觀,一開始的反應可能會更絕決一些,可能會有日本武士那種表現,之後轉向學習西方時也會更誠實一些,投機心理要少得多。

而經過明清之變,士人已經變得虛偽狡黠,心口不一,投機性要大得多。愚昧誠實不是什麼大問題,至多需要靡費一些時間和資源;怯懦卑鄙才是無藥可救,因為材料本身已經壞掉了。

提問人:比方說在曾國藩身上還看得到的東西,在李鴻章那裏就消失了。可不可以這樣講,清代學術留給士人的那個精神環境,不足以支撐他們比較體面地度過那一劫——中國與西方相遇在1840年,實在是一種大不幸。

劉仲敬:有些東西注定是不能長久的。清代漢學(考據之學)逃避主義,是因為大家覺得義理這種東西太虛,氣節是沒法檢驗的,而實證、技術的東西是真是假比較好說。節操一旦不講,精神上的凝聚力就沒有了,但這也是不可避免的,宋儒搞的那套沒有物質基礎的東西就靠一股氣撐着,氣沒了,一天不如一天是必然。

日本武士道講氣節,是有封建制度作支撐的。封建制度是部落的直接變形,代表文明的青春期。封建制度沒有知識分子,只有騎士。騎士能夠做到的,知識分子當然做不到。歐洲本來就是封建制度的產物,自由是騎士抵抗王權的產物,民主是全民分享貴族等級價值觀和責任感的產物。日本是亞洲的日耳曼和撒克遜,具有天然的封建主義親和力。黃公度從他們身上看到了西周諸侯的海上桃花源。

中國是土耳其和拜占庭的精神兄弟,屬于德性敗壞的晚期文明。太監和女人依靠詭詐來戰鬥,臣民則是馴服的家畜。士大夫從古代騎士演變為近代文人的過程,就是德性衰敗的過程。離春秋時代越近,殘余的德性越多。日本武士接近西周,朝鮮士大夫接近宋儒。由宋入明,由明入清,由湘軍入淮軍,由淮軍入北洋,每一次都導致了殘余德性的衰敗和投機者自取滅亡的勝利。

提問人:你所謂的政治節操是什麼?

劉仲敬:責任能力派生的價值觀。節操和產生節操的共同體是不能分離的,西班牙的愛國者在巴黎就是浪人。武士的節操多于土豪,土豪的節操多于游士,游士的節操多于流氓無產者。孟子設想的個人修養有作用,但特例改變不了整體。游士沒有共同體,他永遠是客卿。你指望游士愛你的共同體,等于指望亞西比德愛斯巴達。修身養性在最佳狀態下,能夠把蘇秦張儀變成孟子。但我們必須坦白承認,孟子和伏爾泰都是沒有祖國的啟蒙主義者;相反,子產和孔子有自己的共同體。嚴複梁啟超和楊度李大釗的區別,至多不過是孟子和蘇秦的區別。

游士掌握了話語權,導致政治節操的標准完全顛倒,這是文明走向沒落的重要原因。越是有節操的人,在曆史上越是默默無聞,甚至被人為塑造為反面人物。曆史贊揚的偉大人物,一般都是文明的揮霍者、共同體的毀滅者或汲取者。誰能記得奉天的王永江呢?他是滿洲堡壘和經濟奇迹的締造者,張作霖的武功完全依靠他的苦心經營;但他堅決反對張作霖把東北父老的建設經費用在關內徒勞的軍閥混戰上,甘願為此犧牲自己的政治生命。

廣州商團的陳廉伯為了抗議孫文未經納稅人而增稅的武斷行動,保護廣州資產階級脆弱的自治權利,遭到蘇聯顧問和黨軍的鎮壓。陳廉伯本來有足夠機會出賣自己的階級或共同體,也就是商團,換取張靜江在黨內的榮華富貴,卻甘願為節操而犧牲前途。類似的人物還有四川的五老七賢和袍哥領袖、南京的商會,甚至相當于黑社會的組織都比游士更有節操。

提問人:楊度呢?

劉仲敬:楊度是個馬基雅維利主義者,他把現實看得至關重要。他的預見能力很强,幾乎就是反向的王國維。因此他投機的太早,正如王國維死的太早。如果你按照他表現的同樣方向投機,但動作慢半拍,就會得到最佳投機效果。因為聰明人總是以己度人,低估了人類的惰性和世界的摩擦阻力。他們預見方向一般沒錯,心總是太急了一點。

提問人:你怎麼看梁啟超?怎麼評價他的“流則多變”?

劉仲敬:梁啟超顯然是游士裏最好的品種,絕大部分同類都要比他壞得多;但游士本身就是社會的腐蝕劑,這是由他們的階級地位決定的。有一個林長民勾引張作霖揮霍一年,就足以抵銷十個王永江建設十年的效果。

梁啟超把許多西方的新知引進中國,但從來沒有詳細闡述。所謂“未能成佛,先要度人”就是他的寫照。他要麼根據好奇心做事,要麼根據政治形勢;兩者都是短命的,善變的。他一般是抓住當時西方或日本的流行思想,介紹一點點,然後馬上跳到下一個題目上,留下一大堆爛尾工程。他的作品中包括許多冷僻的小人物,像伯倫理知之類,其實就是思想界的呼啦圈和悠悠球,在引進當時本來非常時髦,但禁不住時間的考驗。

“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宣戰”,在梁啟超時代是一種特立獨行的標簽,但經不起魚目混珠的投機者們濫用——政治上的變節和思想上的求新是兩碼事。梁啟超是一個炫耀狂,像女人不斷換衣服一樣,急欲證明他掌握當時最新的東西。舊了,他就掃興了。但衣服換來換去,式樣其實都差不多,細節的變化其實可以忽略不計,因此繼續換很容易,跟傷筋動骨大整容不一樣,後者往往是單行道。梁啟超折騰來折騰去,始終還是十九世紀人,在二十世紀思想的肅殺之氣面前,他感到無法適應。他的底線是換衣服,像李大釗那樣脫胎換骨是不行的。

提問人:康梁之間的連續性和他們後來的分道揚鑣,你怎麼看?

劉仲敬:他們並沒有正式分手。只是梁啟超的活動能力一直比康有為强,他的社交場更接近民國的權力中心,而康有為是比較孤僻,守着自己一畝三分地不動,你也可以說康有為比較堅持自己的原則,不合他原則的事情就不幹,梁啟超則比較靈活,跟誰都可以合作——但這很可能是一種借口,康有為用來掩蓋自己的失敗和孤立。因為康也不是什麼做學問的人,只是他能夠左右的社會資源在層次上不斷降低。從梁的角度看,他沒有同老師分道揚鑣,只是熟人越來越多,舊人的分量相對就輕了。

提問人:在你民國游士的名單裏,還有陳獨秀。

劉仲敬:陳獨秀應該算是個文學家,盡管文才不高。他所說的那些話,如果從學理上看,放在任何時期其實是不值一提的。之所以受重視,是因為他當時說話的身份和環境不一般——加入並領導共產黨,又離開共產黨。他後來的反思在理論分析上都是很淺的,而且是有人說過的——說的人是李大釗。李大釗那時候在北洋政府,還不曾跟蘇聯人接觸,他在1920年代就說出了陳獨秀在1940年代說的話。所以,李大釗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也知道這樣做的後果。

提問人:胡適在民國扮演了什麼角色?

劉仲敬:胡適學問淺,踩出了幾個腳印,大部分時間他在從事社會活動。他選的那個方向是對的。他有一種英國人所謂“健全直覺”——大致方向斷准的,但具體怎麼做我也不甚明了。

民國真正起重要作用的恐怕不是胡適這類在漸漸衰敗的舞台上熠熠生輝的角色,可能是一些外國人或者跟外國人接觸密切的人,像顧維鈞、李大釗。

這兩位都起到很大作用,而且恰好是一正一反對稱的。顧維鈞是盡可能把他為之服務的政府一步一步引到國際社會中去,他做的是慢工出細活、緩慢積累的事,當然他那一系後來執掌國民黨時實際上跟北洋時代相比是失勢了、降格了,他沒有足夠時間去完成它。如果北洋時期的外交政策能夠延續,抗日戰爭大概是不會爆發的。等顧退到台灣,舞台基本上就消失了,他代表的僅僅是一種失去的可能性。

提問人:那麼章太炎、陳寅恪、傅斯年呢……?

劉仲敬:能讓知識分子發揮個性的往往是亂世,像魏晉、明末,一個穩定的社會很難由着你培養和發揮個性,只有在解體的混亂中,才能讓人特立獨行,否則肯定要遷就共同體。

章太炎時人稱章瘋子,說的多是些誇張的、放任使氣的話,但其中表現出來的判斷力是很强的。在他,只求發泄,不需要負任何責任。

傅斯年的性格是革命者,但他的身體條件讓他不適合做一個革命者,所以他最後還是一個清流。在學術上,他趕上一個墾荒的時代,開辟了新領域,但未及深入挖掘——這些工作由後人來做,當然後人不可能像他那樣出名,因為純粹技術性的工作總是乏味的。從西方學術的角度看,他微不足道,但從中國學術的角度看,是開創性的大人物。

陳寅恪在他自己心目中,應該是一個失敗者和投降者。他總把自己看成是錢謙益那類人——明亡之後,孤獨地留在另一個時代裏,屬于他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複返了。陳寅恪懷着的也是一種前朝遺民的心態,這種心態給了他一種透視力,就是我先前說的情景模擬的方法,將自己代入,以古典和今典相互映照。你看他那些中古史,用階層分析的方法來做,不純是靠考據,背後有他自己的親身經曆。他描寫的那些門第世家,差不多就是陳寶箴作為同光遺老的一個折射。他認為李黨牛黨的區別就是門第家風的區別,舊有的、氣味相投的世家結成了李黨;新晉的那批出身低賤、浮薄的、沒有固定道德操守的結成牛黨,這就是他本人在清末民初看到的一些社會現象的反射:新舊沉浮之間,比較嚴謹的、堅守舊道德的社會集團正在被淘汰,新興的、不大守規矩的人上來了。他用這副眼鏡去透視中古史,他立下的這個範式又約束着後來的人。嚴格說來,陳寅恪的考據不是很精密的——主觀性比較强,以今典套古典——現在搞中古史的人比他精密多了,但他的範式站住腳了。範式(分析框架)往往比考據(材料)重要,像馬克思重要在哪裏,就是提供了一套分析框架,形成了一個傳統。

提問人:《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讀過什麼感覺?

劉仲敬:作者不大能理解陳的那種遺老心態。另外,陳寅恪是傳統士人,也有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世故,尤其他對政治人物的言說,許多是客套,不能句句當真。他真實的想法要從那些比較隱秘的地方獲得,我推測他在民國、共和國,真實的自我感覺就是:貳臣。但他又軟弱無力。他做學問的能力强大,但他根本沒把那個當回事,他是一個整體性的士大夫,認為自己負有匡正國家的責任,不是寫寫文章就算數的。而他在這方面是完全失敗的,所以他在骨子裏有點瞧不起自己。

外界評價和自我評價往往是兩回事。基督教有個說法:品行最好的人往往覺得自己是罪人,因為他對自己要求高。反之,也成立。

提問人:能不能從同時代裏找出一兩位這樣的反面呢?

劉仲敬:郭沫若。章士釗。

提問人:軍閥譜系裏圈點幾位?

劉仲敬:張作霖的奉天堡壘後面,是王永江給他打造的一個財政機制。張作霖和正在成熟的奉天士紳之間需要一個聯系的樞紐,王永江充當了這個中間人。但張並不能充分理解他的曆史角色,他本該做一個虛君共和的軍事領袖,保持東三省的財政,保境安民,平衡好日本和俄國的關系,讓小雞慢慢孵出來。但他好大喜功,一而再再而三地入關,把王永江替他積累下的財富消耗殆盡,然後“九一八事變”爆發。

一個領導人必須克制很多誘惑才能懂得有所不為,像伊麗莎白女王,明明也可以調動足夠的資源,但她總是盡可能地避免打仗。她說,如果打仗人人都可以獲利,唯獨王室是吃虧的,所以盡可能休養生息。太渴望那種輝煌的表演,那種戲劇性的時刻,就會導致短暫的揮霍而把曆史的災難留給後人。

一個好的領導人不應該是虛榮心太强的人,最好是像柯立芝或哈丁那樣的人,想的不是留名青史,而是把美國曆代留下來的那些寶貴傳統守護起來傳下去,藏富于民。像江蘇督軍李純,從文人、從武夫的角度看,他都平平,但若從政治德行上講,他是非常出色的。如果他隨隨便便也像張勳那樣弄些政治上的表演,那麼江蘇就會被他毀掉。給他一籃子雞蛋,他就穩穩當當在那裏孵小雞。如果蔣介石有他一半老成,恐怕現在還是國民黨的天下。

提問人:在民國的銀河系裏,有沒有接近土豪的人物?

劉仲敬:有,但都不太有名。比如說,在李純當督軍時的江蘇省議會的議員,那是一批比較理想的土豪人選。李純雖也是個軍閥,但他沒有張作霖他們那些重大野心,能在江蘇當一把手他已經很滿足了。江蘇富裕,但他並不想擴軍備戰,去征服其它省份,所以他願意跟省議會達成一定程度的妥協,讓稅收和財政保持原有的小規模,讓江蘇省議員去發展他們自己的資本主義,而省議員在搞資本主義過程中表現得很理性,很有政治德性,跟歐洲差不多。

有一件事情可以佐證:江蘇當時發生過紡織業糾紛,因為新式紡織業的引進,原有的小紡織業主競爭不過,生路快要斷絕,所以跑到議會去鬧事,毆打議員;但是盡管如此,議會重新召開時,仍然做出比較公正的決斷,讓大家都有條活路。當時實際上是存在一個默契式的分權,李純不到外面去搞擴張,但是他任命的政府官員,議會都承認的,你搞你政治維新,搞你的美差、肥差,隨便,但拿到你自己的那份利益之後,就不要再要求別的東西了,具體的事務其實是由地方士紳自己來管理的。

提問人:我記得以前看到過一些資料,民初江蘇省的議員多半能說一口流利英語,有西學底子,而且都是好出身,是這樣一些人是吧?

劉仲敬:對。具體是誰你要去查了,因為他們在曆史上不是什麼知名人物,曆史上留名的要麼是軍閥,要麼是游士,但是這兩類人物其實都不是什麼正面人物,如果從歐洲的觀點來看,他們都不是土豪,不是社會建設者,而是汲取者和消費者。你如果要名字的話,最有名的就是南通張季直,但是正因為他是最有名的,所以他身上多少沾染一些文人氣或者是揮霍者氣,真正比他更有建設性的是那些不如他有名,也沒有太大野心,全心全意紮根在地方上,只管他們自己經營的工廠,或者是他們在議會中是比較小的人物,是那些比較土的,他們才是真正的建設者。

土豪的要害就在一個土字,他的勢力離不開鄉土和鄉鄰。他有固定的歸屬,因此是社會的穩定力量。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曆史就是土豪衰敗滅亡的曆史,這一進程其實就是傳統中國的消失。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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