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仲敬 | 從來沒有什麼歷史定論

2015年共識網訪談錄

提問人:汪兆銘是捨身下地獄嗎?

劉仲敬:他是在追求一種浪漫的情懷,對革命懷有自我犧牲的愛。或者更正確地說,他愛上了自己的形象。浪漫主義是民族的創造者,通過1848年革命將發明民族的種子撒向全世界。除英法美三大先行國家以外,全世界所有建構成功的民族共同體都是這批種子的苗裔。全世界的播種人都非常相似,汪兆銘在其中並不特殊。他們都是文學政治的愛好者和現實政治的失敗者,一心活出雨果或密凱科維奇筆下高尚的英雄。殉道者的形象和殉道者的愛對於民族創造大概是必不可少的,因為民族國家本質上不可能通過理性來證明,只能通過血來證明。對於汪兆銘這種人,失敗正是他需要的。他對待中華民國,猶如傳說中的古代名師對待他們鑄造的寶劍。鑄劍師必須在關鍵時刻投身紅爐,用自己的血獻祭,才能鑄成絕世名劍。只有最純潔、最偉大的人才有犧牲的資格,只有犧牲才能證明共同體的存在。否則何以證據中華民國的正當性多於大清帝國、大元帝國或大日本帝國,多於兩廣聯邦或五省聯邦?從理性和利益的角度看,後者的優越性明顯更大。從理性和利益的角度看,哈布斯堡帝國和大英帝國根本不應該解散。汪兆銘的自我犧牲不是悲哀,而是求仁得仁的驕傲。波蘭、匈牙利和第三世界的新建民族神話史當中,充滿了像他這樣的人物。他的真正問題在於,他企圖用自己的犧牲塑造的中華民族沒有鑄成。「卑鄙是高尚者的墓誌銘,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證」的遊戲一旦開始就無法終止,因為成本低到可以不在意收益的程度。結果是中華民族的神話尚未創造成功,就已經淪為抹布。後果之嚴重,絕不是天下烏鴉一般黑之類廉價遁詞所能逃避。權利和利益都只能依託共同體才能落實,否則就會淪為望梅止渴的空談。沒有共同體的生物人只能是犧牲人,冒充共同體存在並不能改變他們真實的命運。重建或改建共同體,必定需要新的祭品。而且在污染嚴重的培養基上,非常不容易成功。汪兆銘的失敗不是他本人的失敗,而是近代遠東共同體想象塑造失敗的一部分。汪兆銘及其同時代人的子孫仍然生活在這場巨大失敗的廢墟當中,徒勞地企圖逃避下一步的代價。

提問人:以前的歷史定論現在可以翻案,如慈禧、袁世凱、林彪,他們的形象在一點點的從少部分人的腦中扭轉,那麼是什麼促成了風氣?還有如何讓真是的歷史形象走進大部分人?

劉仲敬:從來就沒有什麼歷史定論,更沒有什麼翻案。自稱有權下定論的人一般是僭主或邪教教主,聲稱自己擁有僅僅屬於上帝的權能。正常人不會關心cult團體成員是不是相信教主瓊斯全知全能,得罪瓊斯的人都是反動派,至少不會比關心超市的牛奶更多。翻案之類的黑話其實只說明當事人是在某種邪教團體中長大的,不大習慣沒有東方不敗和任我行的世界。楊蓮亭和向問天到底是日月神教的忠臣還是奸臣,只對可憐的cult成員有意義。一個人早晚要學會如何對待四處橫行的傳銷組織,但也沒有必要動不動就假設大部分人沒有自己聰明。

提問人:反觀晚清政治,權力紛爭是導致自身滅亡的重要原因。那麼對於今天的「中國」,如何處理好中央與地方的財權和事權?

劉仲敬:顯然,這是沒法處理的問題。你只能通過文攻武衛來解決,製造意識形態是文攻武衛的一部分。而且,真有處理的必要嗎?先有法統,而後才有好壞之分。列寧主義是一種戰爭權力,只有成敗、沒有好壞。如果某一種狀況被解釋為壞,那就是說當事人在馬基雅維利主義的意義上錯誤估計了形勢。例如你把孔廟或教堂給砸了,那就是說你錯誤理解了這些方面的階段性政策,在統戰階段就做出了共產主義實現以後才應該做的事情。事情本身其實無所謂對錯,你只是做得太早了一點。

嚴格地說,財政和稅收是專屬有機共同體的概念。降虜和征服者組成的僭主政體只有貢賦的概念,貢賦就是戰利品的意思,是征服者集團行使戰爭權力的產物,只是由於降虜在政治上的極度軟弱才無需流血,因為無需流血而貌似財政和稅收。其實財政稅收體制是共同體最重要的憲法問題,源於共同體各等級對共同開支的共識。由於各等級、各憲法主體都不可能對其他等級和主體實施強制而不導致共同體瓦解,才有必要安排良好的權力和財政分配體制。對於降虜,這些都不必要,因為貢賦-戰利品無需被征服者的同意,除動物學的限制以外沒有上限。我們很容易看出,秦政以後的中國和東方各帝國是降虜一類的。雅典公民戰士和英國貴族騎士有財政問題和憲法問題,意思就是他們如果高興的話就是能夠不給你錢。降虜無所謂高興不高興,所以沒有這些問題。馬克思主義者一向對稅收和貢賦的政治差異非常敏感,不應該在這方面犯低級錯誤。

降虜的民主夢其實是免費搭車夢,企圖冒充統治者民族內部的平民等級。然而,降虜的定義就是無等級。降虜通常是僭主宮廷有利可圖的家畜,因為榨取降虜的難度低於榨取統治者民族的平民等級;通常是統治者民族各等級的仇敵,因為降虜的存在就是腐化因素。降虜要求民主,等於格拉納達穆斯林要求擔任羅馬教廷紅衣主教的平等權利。降虜如果討厭繳納戰利品-貢賦,只有兩種選擇。要麼建立自己的民族共同體,根據戰爭權利推翻貢賦體制;要麼遊說僭主強化獨裁權力,將征服者各等級貶低到降虜的平等地位。歷史上看,降虜通常選擇後者。也就是說他們更有可能收買忽必烈一類人物,共同消滅蒙古武士階級,實現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共同腐化-毀滅。列寧主義團體與征服者民族的差異在於,它是一個缺乏天然紐帶的機會主義幫派,沒有週期性的恐怖清洗就會迅速瓦解。

提問人:請問劉老師,按太后娘娘的認知世界大清打贏甲午的話晚清格局如何呢?

劉仲敬:結果就是1885年《天津條約》的重演。李鴻章依靠艦隊優勢迫使日本讓步,結果使朝廷相信北洋艦隊已經足夠強大,自己的地位進一步邊緣化。日本臥薪嘗膽,大清玩忽懈怠。十年之後,日本再次挑戰。大清只要沿著當時的軌道前進,就沒法避免失敗的結局。但十年時間已經極大地改變了歐洲局勢,三國干涉還遼不可能發生了。世界大戰迫在眉睫,大清和日本不大可能站在同一方。由於日本政策有強烈的投機性,不能確定她一定會站在英國一邊。極小的擾動就會改變雙方的選擇,從而改變命運。大清如果選擇德國,肯定引起對俄戰爭,清俄雙方將像沙俄和奧斯曼帝國一樣同時解體,北方可能出現一系列蘇聯支持的紅色政權,南方肯定會建立協約國卵翼的代理人政權,南北大概無望統一。大清如果選擇英國,只能是日本選擇德國的結果,沿海肯定遭到佔領,財政崩潰導致帝國瓦解,戰後的結果大概無異於選擇德國。

提問人:劉老師你好,可否點評下你認為你最深知的某個古人?

劉仲敬:慷慨、豪俠、自戀的紳士戈登將軍,德性的試金石。

提問人:劉老師,您好。民國期間有過一段十分曲折的憲政歷程,最終以失敗告終。您如何看待地方自治與軍閥割據的關係?袁世凱復辟帝制是否就是開歷史的倒車?未來中國的憲政模式是與台灣接軌,還是聯省自治?

劉仲敬:軍紳政權就是地方自治,實際上不可能有別樣的地方自治。紳士籌款支持本鄉的民兵,驅逐帝國和客軍,就是華盛頓和玻利瓦爾的模式。譚延闓的湘軍驅逐張敬堯,性質上無異於美洲獨立戰爭。湘軍如果是軍閥,華盛頓和玻利瓦爾肯定也是。當然他們的政治德性比不上華盛頓,但比起拉美就不見得處處不如人。這裡唯一的問題是:美洲獨立後,各方大地主-紳士的民兵相互侵略了一段時間以後,發現即使玻利瓦爾這樣的開國英雄都無法壓制群雄,就索性相互承認政權和邊界。大哥倫比亞繼承西班牙帝國的夢想破滅以後,拉美各共和國的法統就穩定下來。如果他們也堅持大哥倫比亞統一,戰爭也只能永無止境。如果美國像蘇聯一樣行動,也不難用她的黨支部輕易滲透和征服大哥倫比亞各路軍閥。

袁世凱發揮的作用其實就相當於玻利瓦爾統一大哥倫比亞的企圖,他的問題就在於不肯像玻利瓦爾一樣明智地放棄。如果有什麼歷史倒車,大哥倫比亞就是歷史倒車,等於復活沒有西班牙名號的西班牙帝國,勢必妨礙拉美建立適度和健全的共同體。

台灣模式和聯省自治都已經沒有可能了,雖然類似的做法在拉美各共和國仍然可行。然而經歷了列寧主義的社會已經徹底散沙化,不可能將魚湯還原為魚。憲政的關鍵就在於華盛頓這樣的社會凝結核,用馬克思的話就是大地主大資本家。未來如果還有中國,行憲的可能性接近於以下兩種可能性。在希特勒統一歐洲兩千年後,馬克思在萊茵河畔建立猶太國。在伊斯蘭國建立六十年後,奧蘭治親王從沙特阿拉伯入侵敘利亞。實際上,能夠維持中國統一的所有必要手段都會毀滅憲政不可或缺的先決條件。推行憲政的準備工作當中,必然包括清算列寧主義。憲政對於降虜而言,並不是一件舒適的事情,公民戰士的德性就是降虜難以承受的酷刑。即使把以色列人從埃及的肉鍋邊拖出來,扔進荒野過流浪生活,都不會更困難。

提問人:劉老師能不能講講棄醫從文的歷程?

劉仲敬:那是魯迅。

提問人:有三個問題:1)同樣作為女人、女王的武則天,對李唐的後續,對當時社會,對整個民族國家,是利是弊?如果她沒出來乾政大致會是情況發生?2)為什麼女人乾政都會禍亂朝納?深層原因是什麼?是陰陽本身各有其道,男女性格思維不同而決定了?女人是否就應該內堂相夫教子?或許是當時整個文化與代代傳統,男人們容不下女人做皇的,而注定了她們失敗?或者是由於從小就是「閨秀教育」的內容而致她們失敗?3)我很早剛讀完書沒多久,也比較信奉和推崇儒家。但後來就說不清了,對儒家本身也不清。因為後來覺得儒家有些地方有些部分是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有些觀念和說教是反人性的。我指的不是任由自我自私本性如不守交通規則,而是指違背了自然法則天理人欲,很虛很假,所以世故了的老油不信它而玩弄它,而傷害和毒害白紙般的稚子;還有犬儒的成份;還有歷代一直都是儒表法里;最後我個人現在的感覺是道家比儒家有智慧。有點長了。請教作者對於這些的觀點和看法,這第三點都要另開一篇章了,只是我有點擔心此文作者是以儒家的角度看,或捍衛儒家的角度,甚或只有儒家的角度。願望有多方大家來指點。我想到有些法律因為過時不合適而應重新修訂,而儒教體系若有糟粕存在也要理一理了,誤人的東西清出來好。

劉仲敬:沒有武則天的唐朝只是北魏北周的自然延續,在各方面都非常像清朝。武則天摧毀了草原武士的余脈,把政權交給了南方的科舉文人,根本上改變了朝代的性質。然而科舉文人是沒有戰鬥力的,因此番將必須取而代之,藩鎮只是時間問題了。由於武則天的任務完成得非常冒險和僥倖,也就是說唐太宗留下的武川集團本身並沒有明顯喪失統治能力,因此換一個才能較差的人可能不會成功,所以她的確改變了歷史路徑。一個放大版的北魏士族-武士政權只會把科舉當做點綴,宋明士大夫社會和今天這種中國人大概不會出現了。

女人干政的問題在於,這是違反習慣的。違反習慣的政權必定構成覬覦者的目標,必定遭到異乎尋常的阻力,因此不做暴君,就只能做失敗者。女人只有在符合習慣的情況下執政,才能不做暴君。例如在《撒立克法典》範圍外的歐洲,女王是符合法統和習慣的。她或許有能力親政,或許任命攝政或大臣,都無關緊要,只要符合繼承法的慣例即可。其實女人兩個字完全可以忽略不計,因為任何違背習慣的統治多多少少都是僭政。

定理是根據公理證明的,而公理是無法證明的。只有次要事物才有好壞之分,因為次要事物必須依據基本原則裁決。基本法沒有好壞之分,只能信仰或者拒絕信仰。如果周孔之道是基本原則,那就沒有什麼糟粕,因為糟粕的定義就是違背周孔之道。如果儒家有糟粕,而且不是錯誤理解或錯誤注釋造成的,那就說明儒家不是基本原則。所以這種問題已經回答了自身,提問者不信仰周孔之道,所以儒家當然是糟粕。如果他信仰周孔之道,就會提問人:這樣那樣不合理的現象難道不是違背先聖的本意嗎?不應該根據先聖的基本原則去糾正嗎?

提問人:如何看待歷史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問題?比如近代以來的世界體系是西歐主導的,中國落後挨打,這裡面有多少是因為偶然因素?以及由此反推從中國歷史的角度看是否存在改變這種情況的時間窗口?

劉仲敬:當然有偶然因素。如果沒有拿破侖戰爭的影響,1820年的衝突可能已經相當於鴉片戰爭。如果滿洲入關失敗,1700的東亞已經是日本、荷蘭、西班牙和葡萄牙逐鹿的場所。然而這種情況本身是無法改變的,因為東西方的基本特徵早在中世紀、甚至更早的文明起源期就確定了,以後只有或快或慢地展開問題。即使在陸海絲綢之路的時代,漢唐宋都沒有佔據主導地位。安息商人來到長安和洛陽,阿拉伯人來到廣州和泉州。外國人出任帝國的貿易官員,而非相反。從文明格局看,遠東一直是外圍地區。既不是中心,也不是邊緣。中心一開始就是希臘-希伯萊文明的嫡系祖先,耶利哥和烏爾。一千多年後,印度河開始出現文明。再過一千多年,遠東出現文明的跡象。基因和考古紀錄都顯示了文明從中東到遠東的移動路線。遠東只是比美洲和非洲早,時間不到兩希文明的一半。《聖經》和希臘哲人的傳統始終沒有中斷過,在其存在的大部分時間內都是毋庸置疑的文明中心。東西方的關係一直不對等,即使在華夏最有生命力的諸子百家時代也是這樣。華夏文明的產物只能對應於羅馬實用政治學和倫理學的一部分,完全不存在相當於希臘科學和希伯萊宗教的成果。

提問人:高中的時候,耳濡目染了胡適的很多東西。便下定決心在大學將胡適讀完。其實很困擾人的一個事情就是,胡適崇尚自由主義,但為什麼還有點巴結蔣先生?大陸是不是過分拔高了魯迅,貶低了胡適?

劉仲敬:胡適談不上自由主義者,更接近進步主義和開明社會主義。只是在列寧主義者看來,連社會民主黨傾向都算自由主義。他支持蔣介石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半列寧主義比純列寧主義強,正如查韋斯的社會主義比金日成的社會主義好,金圓券比集體農莊強。魯迅和胡適從來不是同一個生態位的人,大貓和小狗應該怎樣比較呢?

提問人:汪精衛開始也是個進步自由人士,但為什麼後來被罵了個狗血噴頭?

劉仲敬:汪從來不是什麼進步自由人士,而是民族發明家。他主要的工作就是論證滿蒙比朝鮮日本更沒有資格充當新民族創造的原材料,諸夏有共同的文明價值,是中亞遊牧民族的共同敵人。進步自由人士一向沒有不挨罵的特權,通常比汪兆銘這樣的民族主義者挨罵更多。實際上除了卑微到毫無利用價值的小人物,人人都挨罵的。如果有人只看到其中一方面,那是因為他碰巧生在日月神教某一派的團體內,把教主的私人恩怨當成了全世界的習慣法。

提問人:看介紹,劉老師您是從法醫轉到研究歷史,您能不能給同樣有這樣治學理想的人一點指點或者說建議呢?

劉仲敬:當然不能,我從來不關心理論上的工作。我關心的是地理位置和其他因素,沒有有閒階級就沒有學術,無產階級的學術和國家計委的統計數據一樣不可靠,不值得用理想之類的大詞。

提問人:從歷史政治人物命運中是否能看到善惡有報的規律?

劉仲敬:顯然不能,因果相承跟善惡沒有關係。不過馬基雅維利的定理倒是存在的:要麼不做,要麼就要做絕。做絕可以推遲付出代價的時間,你那時候很可能已經死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