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仲敬 | 日本的三重面相

2016年下半年網絡答問

日本:軍國主義?社會主義?封建主義?

提問人:二戰期間的日本在意識形態、軍國體制上和春秋戰國時代的秦國有沒有本質區別?是否都是想要搞大一統?

劉仲敬:這兩者沒有什麼可比性。日本所謂的軍國民主義跟秦國的軍國主義不是一回事。軍國民主義包含了這種意思,就是把本來沒有能力承擔共同體責任的社會外的居民,通過軍事訓練,使之養成政治責任感,使之構成共同體最合格的成員。因為自古希臘以來,共同體成員的主要資格就是參加民兵戰鬥的資格。如果你有錢買盔甲,那你就是重甲騎兵,就相當于是貴族或上等人了;如果你沒有錢買盔甲,只能當水手或者輕騎兵,那你就是下等人,只能夠享有平民的權利。自古希臘以來,所有政治權利都是圍繞着軍事義務展開的。所以近代以來,東方各國要建立新的國民共同體,最大的麻煩也就是,將原來不適應政治責任的居民,訓練出政治責任出來。而訓練政治責任的一個重要方式就是軍事訓練,建立民兵組織,參加過軍事訓練的人回到鄉裏面就自然會成為鄉下的地方領袖。這是軍國民主義的主要設想。在“軍”和“國民”這兩個詞語當中,“軍”是形容詞,“國民”才是主語,着重點在“國民”一方。而如果韓國沒有在殖民時期接受軍國民主義訓練的話,現在的韓國社會可能是無法組織起來的。台灣的情況也一樣。

大東亞共榮圈是一種平行的國際體系。它雖然失敗了,但是性質上講,仍然是類似春秋那種霸主和同盟國以及附庸國組成的對等但不平等的、有主有從的體系。這種體系還假定同時存在着其他各種體系,它們之間還要有長時間的競爭。所以應該說是日本人從來就沒有提出過相當于大一統主義的那種理論,它的季候也不容許它提出類似這種理論來。即使是德川時代的國學家或者儒學家,他們至多也只能提出相當于是孔子時代尊王攘夷、崇尚周天子權威的那種理論。

提問人:近代的俄羅斯和日本,為什麼都出現了很多刺客濫殺政府官員的情況?俄羅斯和日本的刺客現象又有什麼不同?

劉仲敬:這都是封建主義在解體過程中的現象。封建主義的貴族、國君之類的,他依靠的是天然感情的保護,所以他是沒有安保觀念的。也就是說,安保觀念是假定你統治的臣民有一部分人會想要殺你;而封建主義的原則就是,他根本不考慮這件事情。他有敵人,但是敵人肯定是外來的。他假定他下面的臣民一定是非常愛他的,就像是兒女一定會愛他的父母。你不能想象兒女會殺父母,你只能想象外人會去殺這一家的家長。如果發生了這樣的怪事,那就是違逆人倫的怪事,不是一般的犯罪了。像法國所謂的弑君罪、英國所謂的弑親罪就是這個意思,它跟謀殺罪是不一樣的,嚴重得多:謀殺罪是我看見路上有一個陌生人走過來,他有錢,我殺了他,把他的錢搶了;弑親罪就是像理查德國王那樣,明明是我的侄子和被保護人,我應該是最愛他的,結果我反而把他殺了,這就是野獸一樣的罪行(傳說原為攝政的理查德三世殺害了侄子愛德華五世後即位)。封建主義考慮不到這種現象,所以它根本沒有安保。

如果你不容易理解封建主義的感情,不妨運用下面的比喻,就明白了。假如你今天看到一個國家,警察的主要任務是監視母親,以防她在警察一不留神的時候,就把自己的孩子吃掉,你肯定會覺得天翻地覆,人類快要滅亡了,因為在你的想象當中,警察的任務是防範父母為了自己孩子的利益,掠奪別人家的孩子,無法接受相反的事情居然也會發生。其實,,資產階級對共產主義的看法也是這樣。孔子看到封建主義解體,夏多布裏昂看到路易十六上斷頭台,他們的感覺就是這樣。他們如果看到有人對陌生人謀財害命,會像你我對同類案件一樣淡漠。

封建主義不會防範自己的臣民,就像父母不會請安保公司防範自己的兒女。封建主義小共同體瓦解,陌生人國家取而代之。兩者之間的真空期,就是暗殺高潮期。這時,君主和臣民已經是陌生人了。然而,君主仍然沒有針對陌生人的安保系統。俄羅斯是模仿西歐的假封建主義,臣民自然缺乏深厚的封建感情,空殼崩潰起來自然特別快。俄羅斯的貴族自由主義一開始就特別薄弱,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一開始就特別强大,就是封建主義缺失的證據。日本恰好相反,封建主義强大,最初的刺殺其實是武士道精神,刺客不是針對自己的領主或團體,而是為自己的領主和團體,刺殺敵人的領主和團體。刺殺敵人成功,是刺客的榮譽,卻是被殺者家臣的奇恥大辱。明治維新時期的刺殺,就是這種封建模式。否定小共同體自然感情的刺殺,是社會主義的一部分,產生要晚得多,而且即使在昭和時代,兩種性質不同的刺殺都是同時存在的。

提問人:明治維新時日本政府通過對農民進行超經濟剝削以實現快速工業化的做法有什麼利弊?

劉仲敬:超經濟剝削這個詞是不能隨便亂用的。一般使用超經濟剝削這個詞,就是指的余糧收集隊或者是集體農莊這種事情,用直接的暴力把農民或者其他人的錢弄到自己口袋裏面,或者是像海盜進行黑奴貿易諸如此類的事情。按照這種定義來說,不能認為明治政府進行了超經濟剝削。明治政府的財政措施是,首先把封建領主的領地收歸國有,用一筆津貼把他們的權力換取了,然後在實行郡縣化以後,進行了幾次大規模的征稅。所以下層和地方,相對于以前的封建主義,普遍感到自己的負擔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但是這種增加負擔是以征稅的方式進行的,沒有直接實行人身强制的力量,是談不上搞超經濟剝削的。

提問人:從哪些方面可以看出“日本共同創造了西方文明”?

劉仲敬:你看過梵高和法國印象派的作品嗎?如果不是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的藝術作品流入西方,十九世紀後期的西方繪畫流派不會發展成這個樣子。像艾茲拉·龐德①和他那些同道的詩歌革命,主要也是受了日本俳句的影響。二戰以前,美國的絲襪基本上是用來自日本的生絲制作的。日本的生絲取代意大利的和清國的出口產品,對美國流行文化的影響非常大。像這些東西都是潛移默化、一點一點滲透進來的。三、四十年代的美國通俗小說當中,日本人的形象就是絲襪的制作者。

提問人:您對日本政壇自民黨一黨獨大怎麼看?

劉仲敬:自民黨是自由黨和民主黨的合並。民主黨是介于自由黨和社民黨之間的政黨,它在二戰以後最初的領袖就是鳩山家族,也就是現在這個民主黨的領袖。所以現在的自民黨實際上是已經返回到原有的自民黨的老規模了,等于是當初為了對付社會黨、為了防止小黨林立、政權長期不穩定形成的自由黨和民主黨聯合的政府,現在又重新分裂了。分裂的原因是,九十年代以後,社會黨的勢力急劇下跌了,又重新回到兩大保守政黨相對立的局面,也就是自由黨和民主黨相對立。但是因為五十年代社會黨勢力强大的時候,自由黨和民主黨曾經合並為自民黨,聯合起來對付社會黨,形成穩定的資產階級政權,結果主流的占優勢的自由黨,就是吉田茂的自由黨,繼承了自由民主黨的名字,就始終沒有把“民主”這兩個字從自由民主黨的名字中間拿掉,即使是原先屬于民主黨的那一撥左翼自由主義者實際上已經從自民黨中分裂出來,恢複了民主黨的舊名,它仍然保持了自由民主黨的原名。

提問人:1945年前的日本政體是否比戰後的大衆民主更接近混合憲制?

劉仲敬:其實還是武家時代的日本比較接近于混合憲制。明治憲法主要的功勞就是,第一,它用成文的憲法取代了不成文的憲法;第二,它以天皇的名義極大地加强了中央集權的權威;第三,它企圖建立以天皇為中心的絕對主義國家,但是由于天皇本人對充當專制君主並不感興趣,以及天皇本身有强烈的祭司性質,天皇和人民之間的傳統紐帶主要是文化和宗教意義上的,因此天皇最後並沒有發展出憲法設計者所希望的那種霍亨索倫王室的性格,結果反而使憲法制定者原本准備劃分給天皇的權力,被元老和軍部瓜分了,導致了憲法的不平衡。

明治憲法的特點是,中央政府通過內政部的强大權力,使地方政府的權力被嚴重地剝奪了。戰後的和平憲法主要的功能就是,重建了地方自治體的概念,給作為法人的地方自治體賦予了極大的權力。這個權力雖然還沒有趕上美國的州,也趕不上武家時代的各藩,但是比明治時代的各縣和各地方享有的那種權力要大得多。嚴格說來,天皇周圍保護和輔佐天皇的元老的非正規權力,大正時期政黨領袖通過普選制和國際民主運動、通過凱恩斯主義和政府撥款造成的蔭庇體制所贏得的權力,以及貧困農家子通過軍部形成的權力,這三種權力其實都是明治憲法上所沒有的,但它們的存在從活憲法的角度來講是必要的,是填補了明治憲法賦予天皇太多絕對君主的權力、而天皇又不怎麼行使這種權力留下的真空的一種必要手段。

提問人:日本列島和朝鮮半島在古代比諸夏更偏離內亞的技術和秩序輸出,這是否意味着季候上的優勢?請問您老如何平衡“禮失求諸野”和“文明核心-邊緣”這兩種曆史觀的矛盾之處(遠離文明核心是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

劉仲敬:“禮失求諸野”的意思就是指的邊緣地帶節奏慢,這是很簡單的事情。例如城裏面原來的時裝已經換了三年了,但是傳到鄉下,鄉下人還覺得這是最時髦的時裝。單單從時裝變化的速度就可以看得出來,例如假定某一個時代,巴黎是時裝的中心,那麼等到烏克蘭的婦女從各種渠道了解到她們知道的巴黎的“最新”時裝的時候,其實這種時裝早已經在巴黎落伍了。其實孔子所謂的“禮失求諸野”就是這個意思,他所在的時代是周公和傳統的封建禮制在核心地帶開始崩解的時代,所以他才會接二連三地發出哀歎,主要哀歎的內容就是,他理想中的時代正在消逝,但是求諸野的意思就是在邊緣地帶,例如他好幾次想要渡海前往的朝鮮半島,這些地帶只是當時諸夏文明的邊緣地帶,而他心目中理想的禮制在這些邊緣地帶還保存得比較完整。

至于季候這個問題,季候是只能適用于單獨的文明,而不能只適用于文明的一個部分的。例如像朝鮮半島就很難說是一個單獨的文明,它可以說是處在諸夏的邊緣,所以禮失求諸野,孔子可以把它當成理想國度,保存了諸夏已經瓦解的更古老時代的禮制;但是日本就不行,日本可以說是一個平行的體系,它的封建制度是以比較獨立的方式自己發展起來的,在當時還沒有出現,它從部落到封建的節奏也跟大陸上的諸夏不一樣。如果你要談季候的話,那麼它的單位只能是一個文明,不能是一個文明的某一個部分,比如不能以武藏野為單位,說武藏野是不是比京都年輕,這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它們是在同一個文明體系之內。斯賓格勒的季候只標出了八種文明,實際上重點論述的也就只有兩種文明,他不會把每一個文明體系中間再切分成為各個不同的部分。你可以說,日本比孔子所在的諸夏更年輕一些,因為諸夏的封建制度開始衰落的時候,日本的封建制度還沒有開始產生;但是朝鮮就不能這麼說了,因為朝鮮就是諸夏文明體系的邊緣,論季候的話,它只能是作為諸夏這個文明體系的一部分。可以比較諸夏和日本這兩個體系,也可以比較諸夏跟歐洲或者是跟其他體系,但是你沒有辦法把諸夏內部切分成各個不同的塊來比較,也沒有辦法把日本內部切成各個不同的塊來比較。

提問人:日本搞的那一套是不是社會主義?跟北歐社會主義有什麼區別?

劉仲敬:日本有社會福利的因素在內,但是它最核心的部分,小共同體內部,例如像是八十年代以前,特別是小泉改革以前那種企業的終身雇傭制諸如此類的東西,它跟社會主義沒有什麼關系,而是日本原有封建結構的變形。封建主義契約的時間性是非常長的,通常不是一個人和一個人簽署維持幾年、甚至只為一時一地的臨時契約,而是一個家族和一個家族簽署的跨時代的長期契約。例如我的祖爺爺是你的祖爺爺的家臣,僅僅憑這一點我就有權利要求你的後人始終來養我的後人。雙方之間的關系不能單方面拆散,如果拆散了,即使是法律上合法,事實上總會給人以不太道德的感覺。盡管戰後日本的法律是西方資產階級法律,但它的社會仍然是保留了封建結構的。

提問人:二戰後美國有沒有針對日本皇室開展宣教工作,在我們有生之年會不會看到天皇一家歸入耶穌基督的聖名?

劉仲敬:美國不可能做這種事情。美國占領軍又不是傳教士,他根本不負傳教的責任也不應該做這樣的事,這是超過他們的職權範圍的。至于在日本傳教,想把天皇變成基督徒的傳教士,二戰以前早就有了,明治維新以前早就有了,當然他們沒有取得任何後果。天皇和神道教的關系,並不是教皇和天主教的關系,也不是東方皇帝和人身崇拜的關系,或者是羅馬那種可以封成神的皇帝或者傑出人物。神道教是一個異常散漫的東西,沒有人真正知道哪些山川或者是地方的名人能夠算成神。這個詞開始出現,變得有點系統,還是在德川時代。那時候的國學家感到,相對于儒教和佛教比較嚴整的體系,日本本土的各種模模糊糊的信仰和崇拜太散漫了,需要把它給整理出來。

提問人:為什麼日本的高端制造業發達?

劉仲敬:封建傳統深厚的地方,工匠傳統就深厚。像歐洲的德國也是這種情況,它在中世紀的時候是自治城市和封建行會最興盛的地方。這種封建行會形成了一種有利的小共同體生態,能夠讓工匠生活在其中,幾代人幾代人完全不考慮其他方面的事情。利潤或者是社會地位對他來說沒有什麼意義,因為他一生下來就處在高度安全的社會環境中,他祖祖輩輩都是做這一行的,永遠不用擔心他會失業,也永遠沒有向上爬的野心。他們永遠不可能越過自己的階級地位,以後不做工匠了,比如說去做官、去當兵、發迹當皇帝,這種現象在費拉社會很常見,但在封建社會是不可能的。他們祖祖輩輩,比如說是做鞋匠的,那他們就肯定要做鞋匠,而且他們做出來的鞋子是一定有人買的,他們也不會像現代資本主義那樣,想辦法做出更加廉價的鞋子賺盡可能多的錢。

提問人:您如何評價《菊與刀》這本書?

劉仲敬:這是一部比較文學方面的著作,但是大多數人都把它當成了人類學方面的著作。科班人類學是另有一套方法的,這種做法肯定不合格;但是即使是不科班的,按照原先那種博雅紳士隨心所欲大開腦洞的方法寫成的人類學著作的話,她也是不大合格的。作者其實對日本文學的了解是相當片面的,她有一半的材料來自于各種獵奇性的、間接性的新聞材料,還有一半來自于她片面了解的日本文學的傑作。這後面一部分是她著作中最靠譜的部分,但是顯然沒有超出文學批評的範圍。

提問人:美國亞裔普遍不願意參軍,為什麼韓裔是為數不多的異類?

劉仲敬:那主要是日本人的功勞。在日本人訓練以前,韓國的社會格局很像是一個小型的宋朝,士大夫本身是蔑視軍事義務的,普通人民也是缺乏軍事傳統的。日本人對它幾十年的訓練造成的結果就是,殖民地時期韓國的精英階級是以加入日本軍隊為榮,加入日本軍隊以後可以得到很高的社會地位,像樸正熙到滿洲的軍校去當兵,在滿洲國長期服役,就是這方面的例子。等于是日本人幾十年的訓練,把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和近代化改革融為一體,灌輸到韓國社會當中,使韓國社會產生了一個新的精英階級,這個精英階級是戰後韓國的核心。李承晚所代表的那個流亡者階級,主要起的是神話發明者的作用。這兩個精英階級在五十年代初期經過短暫的合作,在五十年代後期又分道揚鑣,最後樸正熙所在的集團得到了共同體的下半身。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