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仲敬 | 湘人共同體與東亞格局

2016年3月25日湖南湘潭講座及答問

所謂共同體,就是人類契合的一種形式,存在着邊界和核心之間的疏密關系。也就是說,假如你能在人群之間,把他們的不同的關系網繪制出一個大體上的疏密傾向,而且能夠確定,某一個團體內部之間的關系網的密度,高于他們和外部之間的關系網的密度,而且這兩個密度不同的區域之間能夠劃出一條隱約的邊界,那你就可以斷定共同體存在了。人類曆史主要就是共同體產生、發展和滅亡的曆史,而不是單純的個人的曆史。我們都知道,原子化的個人在任何情況下,無論在自然環境中還是社會環境中,都是軟弱無力的,他們發揮的作用更接近于物質背景,而不是曆史的主導者。能夠創造曆史的人,必然會有共同體的支持。絕大多數情況下,曆史是由共同體創造,或者是在各個共同體的相互作用之下產生的。

但是共同體不是從來都有的,也不是簡單的居民的結合。血緣的近似性、地緣的近似性、信仰和價值觀的近似性、曆史習慣的交錯[與自我認同的選擇],這四大因素是生成和為繼共同體的主要正面因素,但不是絕對因素。通常這四項因素中間,至少會有一項或者幾項存在,共同體才能建立。我們今天所謂的湘人共同體,並不是指在今天湘水流域的居民,因為這些地方數千年來一直有着不同的居民存在,但這並不一定意味着存在一個湘人共同體這樣的東西。事實上他們可能是,在同一個地理區域存在着幾個不同的共同體,或者跟其他不同的地域一起形成共同體。這裏面部分的因素取決于我剛才所說的四項理由,但在四項理由中間,地理和血緣都不是最重要的,最後一項,就是通過習慣和選擇形成的人與人之間的交互聯系和自我意識,是構成國民共同體的主要原因。

國民共同體是一個現代比較晚近的詞。盡管曆史上始終存在着不同的共同體,但是近代的共同體和以前的共同體有一個性質上的不同:近代的共同體通常自認為和被認為是國民共同體。國民共同體和以前的共同體的不同之處就在于,在建構共同體的四大因素當中,最後一項因素壓倒了前面三項因素,而且在最後一項因素中間,出于自決選擇的因素,比出于單純的習慣的因素又處在更加明顯的地位。可以說,古代羅馬人也是一個共同體,但它的共同體性質主要依靠習慣和宗教這兩個因素形成,同時也得到了血緣和地緣的主要幫助。但是近代的所謂國民共同體,在除了習慣的因素壓倒其他幾項因素以外,還必須加上其共同體成員——至少是主要精英階級的主動選擇和自我認同。直截了當地說,近代的國民共同體和以往的其他並不能稱為“國民共同體”的共同體的區別,就有點像是現代婚姻和包辦婚姻或其他婚姻形式的區別。它們都是婚姻,都具有習慣性的聯結,都用習慣來加强利益和其他同質性的成分。但是現代婚姻有一個重大特點:它的最核心因素是基于自願選擇和認同。有認同就有婚姻和小共同體,有認同就有國民共同體。如果沒有認同,其他幾項因素即使存在,也不能發揮決定性作用;如果有認同,其他幾項因素即使不是十分强大,但是也可以在認同的基礎上加以强大和彌補,最終形成真正的國民認同。

史前史

從這種角度來講,我們可以追溯一下湘人作為一個共同體的起源。可以說,在十五、十六世紀以前,我們很難認為湘人共同體是存在的,只能說在湘水流域存在着多個不同的共同體。把它視為湘人共同體的史前史而不是曆史本身更為合理。這個時間階段跨時很長,沒有必要把所有的細節都敘述,但是可以大體上把它描繪為這樣的狀態,就是湘水流域在文明起源的地區,它並不是連結西亞和東亞的主要交通線,而是一開始就具有邊緣過渡地帶的性質。可以說在湘水流域地區,南北存在着兩條主要交通線:北方的交通線通過兩河平原,通過內亞地區,通過天山和昆侖山,伸向關中,然後從江漢平原,江漢走廊地帶,跟長江流域揚越地區發生連結,這是遠東地區連結西亞文明核心地區的主要幹道;同時南方還有一條次要幹道,它也是由兩河流域出發,但是經過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然後經過今天的緬甸,然後經過巴蜀滇黔地區,伸向後來的安南或者是越南,然後從海路伸向南洋群島,這是西亞的文明核心區連結遠東地區的第二條或者是比較次要的通道。這兩條通道都沒有從湘水流域經過,而湘水流域是兩者之間的過渡地帶,因此它不處在文明傳播的核心地帶。

造成的一個附帶效果就是,從史前時代到文字記載開始出現的初期,湘水流域的政治和共同體結構,基本上是破碎性的過渡地帶。在它接近西南部的地方,受到滇蜀和大印度文化的影響比較密切;而在它靠近北方、接近長江一線的地方,又通過江漢,受中原文化的影響比較大;中間地區則是一連串破碎的小的共同體。同時由于湘水流域和周圍山裏地形複雜而且破碎,有利于小的孤立的文化區的存在,有利于化石式的遺存文化繼續存在,因此這個地區長期以來,在十五、十六世紀以前,不是存在着一個國民共同體,而是存在着數千種不同的共同體。其中絕大部分共同體居住在山地或者破碎的小地帶,它們有各式各樣獨特的語言和文化生境。而湘江流域直到洞庭湖這一帶,它構成了湘水流域的開放地帶,對北方開放,因此構成了中原文化從北方不斷入侵、建立人口密集的拓殖區、但是一次又一次遭到大洪水洗蕩的一個特殊地區。盡管山地的共同體為數甚多而且同質性甚少,但它的人口結構比較穩定,比較少受戰亂的波及。盡管各個部族和小共同體之間的沖突是連續不斷的,但它們的破壞性和强度都不大,不大會影響種群本身的生存,因此他們的社會反倒相對穩定,具有不斷的向山下平原地區輸出移民的能力。而洞庭湖地區直到湘水,甚至包括沅水沿岸的一個細長的平原地帶,因為地形是開放的,容易受北方闌入,因此在曆史上很早的時期就殖民化了。

最早的殖民化,我們知道,就是來自于首先以今天長江中游為中心、後來以江淮之間為中心的楚文化的入侵。對于楚人來說的話,長江是一條邊界,江南是他們的殖民地和流放地。楚人和江南各地區之間的關系,很像古典埃及和努比亞的關系。可以說是,努比亞是埃及文化的一個輻射區,同時是埃及進口黃金、香料、武器、奴隸和其他重要物資的一個區域。江南地區,特別是春秋時代楚國所謂的江南地區,主要就是指的湘水流域,對于楚人來說,它是一個政治上失意者流放的地方,叛徒、失敗者逃亡的地方,同時也是犀角、香料和其他來自于印度和南洋的珍貴貨物和貢品來源的地方。楚人對這個地方不負明確的政治責任,但是經常會發生開拓性的遠征。它對這個地方的統治,很接近于歐洲殖民者對剛果河地區的統治。從理論上講,設置少量的官吏,在要害的交通樞紐設置官吏,這些官吏主要的任務與其說是統治土族,不如說是從土族手中取得珍貴的各種貿易物品和貢品,以及同時負責監視從楚國核心地區被放逐者在這些地區的活動。例如屈原之所以會被流放到江南,就是處在這種情況。楚人在江南的主要官員,除了征貢的官員以外,主要就是一種軍事監視性的官員。監視的對象與其說是對待那些並不怎麼經常下山的土族,不如說是對待從自己本土被驅逐出來的這些危險的放逐者,以免他們在獲得南方的資源以後發動危險的政變。

戰國中期,楚人的勢力中心向東遷移,移到現在的江淮之間,因此湘江流域逐漸落入了秦人手裏面。對于楚人來說,江南的主要意義是獲取各種戰略物資和經濟物品。經濟物品是次要的,犀角和香料盡管很值錢,但是對楚人來說不是至關緊要的。真正至關緊要的戰略物資在當時就是青銅,在今天湖南省和江西省的邊界地帶有一系列重要的銅礦,它是楚王國重要的軍事物資,是楚人絕對不願意丟失的。隨着鄢陵的失陷,白起控制了楚國過去的核心地帶,就是今天江陵到武昌之間那塊核心的平原地帶,導致楚人的新都——陳和壽春,也就是新郢都,這塊江淮核心地區——和江南地區的主要交通線中斷,因此湘水東岸的銅礦產區岌岌可危。這時楚頃襄王和秦國達成了一個政治交易,把仍然掌握在楚國手裏面的黔中部分地區和湘水流域的十五個郡割讓給秦國,換取秦國歸還或者承認楚國對銅礦產區的領有。後來秦國認為這是他們一項重大的外交失敗,但當時他們似乎不是這麼以為的,他們因為得到了青陽以西十五郡而感到歡欣鼓舞。青陽以西十五郡就是指的以長沙為中心,從湘水到洞庭湖這一帶的平原地帶。青陽的地理位置非常接近于今天的長沙,雖然不是同一個地方。

秦人對楚人的征服,導致了湘水洞庭湖平原地帶的第一次人口替換,替換的結果就是,原先受楚文化影響的殖民主義者基本上被受秦文化影響的新殖民者取代了。這次人口替代預示了以後的多次替代。因為這個地方從此以後基本上是被北方殖民者的勢力控制了,而北方殖民者在秦漢統一以後,基本上實行了郡縣制度。我們可以看到,楚王國在戰國初期就已經開始實行郡縣制度,所以秦王國接管楚王國領地的時候,也是以接管十五郡的形式接管的。這意味着它並不能夠自動控制山地的各部落區,而是能夠有效的控制平原的糧食和物資產區。而在郡縣制控制下的居民,因為喪失了政治主體性,被變成一種消極管理的對象,因此他在帝國崩潰的時候特別容易成為受害者,因此特別容易遭到洗蕩。

在秦漢之間的戰爭中間,在西漢和東漢交接的戰爭中間,在唐末之間的戰爭、元末明初之間的戰爭中間,這塊平原地區的居民一次又一次的更換。具體的經曆我就不詳細敘述了,因為這些對大多數人來說是很容易想象而且不難判斷的。大體上來講,在郡縣的核心區的居民是第一批受害者,但是在新的王朝鞏固以後,重新遷移移民或者是由山地居民來填補,他們速度也是最快的。在和平時期,王朝中期、太平盛世的時期,他們的人口繁衍得最快,成為重要的糧食基地,通常都能夠占據人口的多數。因為山地區的面積雖然廣,但是人口密度不太高;平原區的面積雖然小,但是人口密度非常高。在這個周期性的太平盛世期,平原、湖泊區的人口,可能要占到湘水流域整個地區的絕大部分人口;但是在動亂時期,這批人口又會基本上損失殆盡。

最近的兩次動亂值得詳細敘述。第一次就是元朝征服南宋時期的動亂,這一次動亂導致長沙城整個被夷平,長沙的全部居民,可以說是殉國。他們在元明兩朝長期被新崛起的新儒家視為忠義之士的典範,但實際效果來講,就是人口滅絕。所謂“只緣西楚無堅壁,致使南州總戰場”,“南州”大概就是指的長沙。一直到明朝末年,明朝士大夫階級崇拜的重要對象之一就是長沙。長沙在宋代的居民,在後代基本上沒有留下來。而相反,浙西浙東兩道的居民,從錢镠的吳越時期,到南宋一直到元明,始終完整的保留下來了,他們沒有發生人口更替。而宋元之際,荊湖路是主要的戰場,經過反複拉鋸戰和大屠殺以後,這些地區的居民基本上損失殆盡。但在元朝的一百年太平盛世之際,這些地區又有人滿之患。元代的湖廣行省,包括現在的兩湖,長沙和湘江流域的人口又一次相當衆多,又一次成為重要的糧食產區。在漢口這個新興的碼頭中間,湖南生產的糧食是一個重要的輸出物資,充分說明了洞庭湖湘江地區更替的新人口又已經相當充足了。

但是在陳友諒和朱元璋的戰爭中,這批人口再次損失殆盡。這次事件中雙方都有責任,因為雙方其實都是白蓮教或者當時的邪教組織的分支,都采取了比蒙古征服者更加殘酷的徹底動員體制。陳友諒在對朱元璋的戰爭最初失敗以後,就采取了極其殘酷的總體戰。這種總體戰在歐洲曆史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從來沒有過。它把所有成年男性全部編入軍隊,强征入他的艦隊,組成了遠東中古曆史上最龐大的一支艦隊。據文人誇張的記載來說,據說他有五十萬軍隊,這個可能也是有誇張的,但是《劍橋中國明代史》的作者就認為,他確實已經把兩湖地區的男性人口搜羅殆盡。這支龐大的艦隊在鄱陽湖和隨後的一系列戰爭當中被朱元璋的軍隊殲滅殆盡,很少有生還者。陳友諒本人也在戰役中間身負重傷,率領少數親兵逃出。這場戰役對宋元湖湘人口的影響,差不多像是長平戰役對趙國人口的影響、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法國人口的影響,基本上這個地區就只剩下老弱殘兵婦女兒童了。然後朱元璋的軍隊打過來的時候,武昌的繼承政權基本上沒有辦法做有效動員和抵抗。而朱元璋懷有强烈的報複心理,又對湖湘人口進行了滅絕性的屠殺。

後來流傳下來的許多傳說就是,好像是朱元璋除了他一時仁慈之心發作,特別下令保護極少數婦女兒童以外,他派出的軍隊是見人就殺,不分軍人和平民,所有可以殺的人都全部殺光了。這個傳說不僅是湖湘地區有,例如在河北的中部也有類似的傳說。據說是朱元璋的大將常遇春在洗蕩這些地區的人口的時候,下令他的士兵見人就殺,等到他的士兵執行他的命令的時候,他又覺得惻隱之心發作,感到後悔,又派出一個傳令兵去制止他們,但是傳令兵已經到得太晚了,最後只留下了屈指可數的幾個村莊。據說後來明代的河北居民,除了從山西洪洞來的移民以外,都是他最後這一次大發慈悲派傳令兵救下的少數幾個村落的後代。這些傳說在技術上講不是真實的,但它們無疑具有詩意的真實,這就可以看出明朝最初作為邪教組織和軍事集團,像現在的伊斯蘭國一樣橫掃之後,對很多地方都造成了人口替代效果。

從另外一些側面效果也可以看出,明朝初年湖湘平原地區基本上是無人區,跟河北平原差不多,就是說它們是被移民的地區。江西填湖廣是在這個地方進行的,明朝政府用强制動員的辦法把許多江西的居民捆送到湖廣。因為江西在南宋以來已經是一個人滿為患的地方,撫州、饒州的戶口在唐代末期就增長得很快了。在南宋末期,這個地區科舉是非常發達的,說明它的社會已經非常成熟了。明代派來很多强制移民從江西進入湖廣,從王保保控制的山西征發了很多山西移民進入河北,這就說明什麼問題呢?在元末的戰爭中間,江西和山西的人口保全得比較多;而湖南和河北的人口,至少是平原地區的人口,基本上被洗蕩殆盡了。

這就是為什麼湘人共同體的曆史不可能追溯到明朝中葉以前的緣故:在明朝中葉以前,第一,湖湘地區是一個破碎的社會,山地區是成千種語言文化不同的部族,而平原區、湖泊區的人口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大洪水洗蕩,他們的後裔絕大多數都沒有留下來;從社會和人口的角度來看,永樂以後的將近一百多年,是湖湘共同體開始形成的時期,在這個時期,組成湖湘共同體的兩個分支的人口大體上維持了穩定,不僅維持了穩定,而且還進行了融合,為以後的共同體認同打下了基礎。這兩支:一支就是由江西乃至于吳越各地,由明朝政府强制移居的人口,移居這些人口主要是為了新成立的湖南布政使提供稅收支援;另一部分呢是填補真空,自然而然的從山地進入平原的蠻族,這也是湖湘、巴蜀和滇黔各地的慣例,平原區的人口不斷被洗蕩以後,每一次都是山地人口補充的。

在明朝以前,上一次五代時期的混戰,導致了邊區軍閥對潭州——也就是後來的長沙人口的滅絕性屠殺。長沙不知道多少次淪為空城,變成空城以後的結果,還是從朗州,也就是說西南現在所謂的苗瑤邊區,蠻族血統很濃重的居民,從邊區移居核心地帶來填補空白。這樣的過程每到改朝換代的時候都要上演一次,因此已經不值得具體詳述了。但是從近代湘人共同體的角度來看,明初這次大屠殺和移居,是我們所知的人口滅絕的最後一次。以後,湖湘地區雖然還有,經曆過很多次嚴重的暴正和人口損失,但是整個地區的居民遭到種族滅絕式的消滅,這種事情不再有了。這種事情的最後一次就是明初的這次大屠殺,明朝初年朱元璋和陳友諒時代的這次大屠殺。

湘人和經世之學

以後的一百多年,來自于山地移民和江西吳越移民所構成的這些居民,在明朝的王朝和士大夫連續統治之下逐步融合,逐步形成了一種官方儒學和地方信仰相結合的意識形態。圍繞着這個意識形態,他們在曆史上第一次把自己認為是湘人。在以前,我們可以說,湘水也好湖南也好,都是地理名詞和行政名詞,它們沒有共同體意味;在此以後,在明朝中葉以後,在冒充漢族居民的蠻族家族皈依儒學、並且運用儒學來為自己的合法性作解釋以後,形成的這個新的社會中間階層開始有意識的把自己稱之為湘人。他們接受儒學以後,對儒學做了有地方特色的發揮,包括了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基層的民間共同體層次,就是所謂的淫祠問題。明朝的湖南行省,尤其是西部沅水流域和湘江上游地區,是淫祠衆多的地區。所謂的“淫”,不是指淫蕩的淫,而是指的不合正統的意思。不合正統的意思就是說,它包含了各部落的地方文化和地方崇拜的許多因素。因此在中原地區,乃至于吳越核心地區的儒者看來,他們不大像是真正的儒家,而像是在儒家的孔廟保護之下的地方神信仰。這是民間小傳統的成分。

大傳統的成分就是皈依儒家的這些世家大族,像是明代時期著名的是項姓,後來又產生了其他產生出曾國藩那個社會的先祖。他們大體上講,論出身,在明朝初年以前,其實是尚未歸化的蠻夷;在明朝中葉以後,科舉制度普及以後,為了爭取自己的政治地位,他們漸漸的也學會了科舉的游戲,也掌握了一定的儒家經典,也在朝廷上有了發言權,然後他們開始冒充唐宋以前著名的文人和士大夫的後裔,自稱自己和華夏的世家是平起平坐的。但是從血統上和家譜的編造方式來看,他們無疑在明朝以前其實還是蠻族。這方面譚其驤做過專門的考證,所以我也就不詳細講他的考證的過程了。只需要强調一點,明朝的科舉制度和唐宋的科舉制度不一樣:唐宋的科舉制度精英性還比較强,取仕的比例也比較低;明朝的科舉特點是,平民化色彩很强,深入了社會的更加基層,同時取仕名額也更為普遍,深入到縣一級的層次。

這一個格局,通過科舉和儒學文化的熏陶,造就了一個湘人的新士大夫階級。他們對儒學做了一個具有地方特色的理解。就像伊朗人、波斯人在被迫接受伊斯蘭教以後,通過信仰什葉派而不是信仰主流的遜尼派來强調自己的特殊性一樣,湘人也對儒學做了一個特殊的理解。他們為後來的經世之學做出了准備。盡管明代的官方學說是朱子學,民間的,可以說是在野黨,主要的在野性質的學說是佛教和王學,但是湘籍的士大夫逐步開發出了一套既不同于朱子學也不同于王學的一種新的東西,這就是後來的王夫之、曾國藩、魏源他們提倡的經世之學的起源。經世之學之所以强調經世,從吳越那些文化底蘊比較深厚的士大夫階級的角度來看,有一部分是因為,你們這些出身蠻族的冒牌士大夫,對儒學的領會還比較淺,所以比較玄學的部分、比較精深的部分你們玩兒不來,你們只講經世之學。經世之學講究的是什麼?就是俗學,講究的是兵農錢谷之類的,照我們現在的話來說,就是跟地方事務和民生息息相關的具體事務。湘人多多少少被吳越和其他地方的士大夫看成是大老粗,因為他們不大喜歡搞那種“平時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的活動,而是比較喜歡從事地方社區的共同體事務。

但是湘儒對此並不感到自卑,他們理直氣壯地說,經世之學才是孔子時代儒學的本意,宋明以後流行的儒學實際上是走歪了,受到佛學和其他異端分子玷汙,逐步離開了實際的、關系到君國政事和民生實際事務的真正重要的東西,反而去關心什麼心性、禮、義之類的非常抽象的東西。這些抽象的東西對知識分子的智力游戲來說也許有很大幫助,但是無論是對于朝廷還是對于民間來說都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孔子和他的弟子以及漢代的儒家真正關系的,毫無疑問都是經世之學。如果說是經世之學是粗人的學問的話,那麼孔子和他的主要弟子以及漢代的儒家毫無疑問都是粗人。湘人不搞那些玄虛的東西,這恰好說明他們比其他人更加接近于三代上古,更加接近于周公孔子,這正是他們自豪感的來源。這個自豪感構成了湘籍士大夫特殊文化的產物和湘人共同體名譽的基礎。

這個基礎內部,其實確實是跟他的蠻族身份有關系的。蠻族在皈依儒學以後,就要經曆一次社會組織上的變形。他們原有的組織基本上是以血緣為單位的小共同體。這樣的共同體的好處在于,在血緣的支持下,他們的團結性是特別强的;壞處在于,他們的意識形態顯得不夠高檔,在朝廷和知識分子面前都說不上話。在他們皈依儒學以後,後面這一方面的缺陷得到了很大的彌補,因此儒學實際上構成了一種對湖湘社會輸入組織度的重要因素。他們掌握了這個重要因素以後,就把原先的本來是信奉地方神的蠻族部落組織,改組為類似儒學宗族的組織。但是[這只是]形式上的改動,他們原有的蠻族的戰鬥性和團結性仍然遺存着。儒學本身具有人文組織性質,在和佛學結合以後,又增加了很多談空說玄的性質,因此它太多的把共同體的資源用于文字和抽象思辨方面,容易忽略團結地方共同體的建設。因此儒化的一個重要後果就是,蠻族一旦皈依儒家以後,他們的戰鬥力和團結力都要大大打折扣。而湘人,正是因為他們是蠻族,皈依儒家不久,他們的社會組織和意識形態都有濃厚的蠻族痕迹:在文化方面體現為重經世不重義理;在組織方面傾向于强調宗祠和地方共同體的團結性。由于這兩種特點,所以他們的動員力和組織力比其他地區,特別是比吳越地區的儒家社會要强得多。

因此在明末的動亂之中,在從倭寇以來開始的一系列動亂之中,明朝政府首先采取的做法就是,從湘西和桂北的土司當中,征發土族部隊,千裏迢迢的到浙東,或者是到長城一線,或者到遼東去打仗,也就是看清了這些蠻族色彩很强的土司還有殘存戰鬥力。到明朝末期,流寇橫行、明朝政府必須高度依賴各地民兵的時候,能夠真正組織起來民兵的地方是很少的,而湖湘是其中之一。因此在清兵南下的過程當中,湖南一帶的抵抗是特別堅强、拉鋸戰特別慘烈的地方。但是即使如此,它也跟五代時期或者是明朝初年的人口替換性戰爭不同。盡管史家留下了人口減半之類的粗略的說法,但是我們可以很有理由的說,叫得響的人不是損失最大的人,因為你叫得響說明你人還活着,只是受了很重的傷,如果你真的被殺絕了,你不會那麼叫的。湖南在清朝初年居然留下了這麼多的記錄,抱怨清兵或者是南明或者是南明招安的流寇部隊對他們的虐待和殘殺,這恰好就證明他們當地的士大夫階級沒有被斬盡殺絕,他們當地的社會沒有被替代。

這一點從宗譜就可以看出,湖湘地區的宗譜在明清易代的階段中間基本上沒有中斷。在明朝末年,科舉產生的世家大族大部分在清朝初年仍然存在,他們的姓氏和血緣都沒有中斷,雖然他們都通常被搶劫得很慘。基本上所有的世家大族都留下了一大批值得自豪的烈士,這些烈士構成了他們以後形成共同體、制造神話的一個重要根源。可以說清朝初年一直到曾國藩時代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說,湖湘地區的士大夫階級的世家子弟,在自己家族中間如果舉不出幾個在明清易代之際壯烈殉國的烈士性人物的話,就有一點兒面子上不好過去。但是他們之間的婦女和兒童基本上沒有殉國,很明顯他們死的都是極少數的精選出來的那些男人。可以刻薄的說一句,這些男人是代表他們的家族,為了維護家族的榮譽和以後的曆史地位而壯烈犧牲的,他們的犧牲的結果是保護了家族的婦女兒童,基本上沒有影響家族的繁衍,等于是他們好像是現代國家派到奧運會去爭奪錦標的運動員一樣,以他個人的犧牲,為他所在的宗族共同體爭得了更高的政治地位。而明朝初年和以前那種流寇戰爭的屠殺則是,不要說是整個宗族了,當地的居民都被洗蕩殆盡了。

湖湘地區的人口損失雖然大于吳越,但是無疑少于巴蜀。這就是一個很好的指標。我們都知道張獻忠是首先席卷湖湘然後再進入四川的。他基本上把成都平原的人口滅絕殆盡了,以後清代巴蜀的人口都是後來移民進去的,其中包括大量的湖南移民;但是湖湘地區沒有這樣的現象,清朝曆屆湖南的地方官和紳士都沒有為湖南地區招募移民,相反的,湖湘地區,特別是洞庭湖地區人口密集區的移民,還大量的,一面進入四川和漢中填補張獻忠造成的真空,一面向山地移居,跟苗民和其他的山地居民發生嚴重的沖突,一而再再而三引起了很接近于美國印第安戰爭時期的土客沖突,這個沖突貫穿了整個清朝和民國。這說明什麼問題呢?就說明清初一旦社會安定下來,湖湘就是一個人口過剩區,這從反面證明了明清易代的戰爭對他們沒有造成太大的損害。沒有造成太大的損害,就從反面證明了湖湘地區以新型士大夫階級為核心的宗族組織有足夠的組織度。這個組織度比起巴蜀地區的組織度要强得多,足以抵擋住張獻忠這樣的流寇的侵襲,迫使他在湖南立不住腳;後來又足以抵擋改編成南明軍隊的,像李錦之類的忠貞營這些軍隊的擄掠,能夠有效的保衛湖南地區的社會。這種有效的保衛能力就是共同體存在的基礎。

然後清代的湘籍士大夫為自己的經世之學非常自豪,而他們正好就趕上了以顧炎武等人為代表,明清易代的士大夫階級反思明代空疏之學的這個浪潮,使他們變成了可以說是政治正確的先進模範。當時北方的傅青主、南方的顧炎武這些人,都有過非常沉痛的反思,認為大明朝之所以滅亡有一個重大的原因,就是宋明以來儒者養成的婦女態,平時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無論社會如何混亂,他們只管自己辦講座,有人聽他們的講座,滿足了他們偉大的虛榮心以後,他就感到陶醉自豪,然後等到真到天下大亂的時候,其中比較賢能的人,為了對得起皇帝,自己上吊自殺了,大家就要說他是好人了,不堪的人就索性去投降了。但是即使是最賢能的人,你自殺了以後,你就是死了,也就會留一個好名聲,實際上對百姓和皇帝都沒有任何幫助,要這樣的儒家有什麼用?孔子教導你們,難道就是為了讓你們做這樣毫無用處的人嗎?這難道真的符合孔子和孟子的本意嗎?顯然這是不符合孔孟之道的本意的,孔孟之道把你教育成儒者是讓你做事的,讓你能夠承擔社會精英的職能,讓你在和平時期能夠引領風氣,能夠激濁揚清,在戰亂時期能夠身先士卒,能夠保護人民,因此你必須得掌握實學才行,不能說是專談義理,不講實學。

因此經世之學在清代初年有一個短暫的回潮,因此湘籍的士大夫强調經世之學一度變成了政治正確的典範。這一點,連同王夫之這樣的隱士留下來的遺書,對湘人的精神底色打下了很好的基礎。沒有這樣的基礎,後來羅澤南和曾國藩的湘軍是不可能產生的。湘軍是一個有主義的軍隊,它不是臨時召集起來的雇傭兵。它能夠產生,就說明湘籍的士大夫、士紳地主階級在此之前都長期受到經世之學的熏陶,平時在鄉裏,宗族組織有良好的訓練,所以在戰亂時期才能夠有效的組織起來。

我們注意到清朝中期,就是乾嘉之學興起的時期,這時經世之學再一次沉寂了。這時,湘籍士大夫在朝廷和民間都沒有什麼名譽。乾嘉之學的主力是徽派和吳派,“徽”就是指的是安徽、徽州那一帶,“吳”當然是指的是以蘇州為中心的吳越。盡管這兩派的風格有一定的差別,但他們無疑都是吳越一帶、東南一帶的。湘籍士大夫再一次表現出他們參加精英文化的能力或者意願很低,但是呢,他們自己的解釋來說的話,他們仍然是堅持了經世之學的傳統,不去弄這些玄虛。因為宋儒講的是義理之學,是玄虛的東西,不務實的東西;但是清人調整義理之學,他搞的是什麼呢?他搞的是考據之學。所謂的漢學,實際上指的是文字考據、音韻考據。它盡管表面上看起來,我們這是實實在在的學術,不是義理這樣的空虛的意識形態,但是它還是跟民生,跟實務沒有一點點聯系。

所以從經世之學的角度來看,漢學取代宋學,仍然是一種逃避主義的體現。乾嘉之學雖然以實學自居,其實根本就是一種偽實學,它還是搞的一種不講社會責任、只講獨善其身的東西。它有效的逃避了清朝中葉的文字獄。你搞起乾嘉之學來說,你既能贏得一定的學術名譽,又不會有遭到朝廷迫害的危險,這是一種取巧的辦法;而你搞經世之學,一方面你是很累,要負責地方共同體的實際事務,另一方面還有招禍的危險。所以一個是取巧,一個是務實,兩者是不一樣的。湖南人以蠻子自居,所以他們不幹取巧的事情,而只幹務實的。吳越人當然有理由嘲笑他們,你們不是不想幹,而是你們根本沒有這個水平。當然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從正反兩面來說的。湘人視為自豪的東西,恰好就是蘇州士大夫階級瞧不起的東西。

但是他們的經世之學是播下了種子的,就是產生羅澤南、曾國藩那個土壤。羅澤南和曾國藩在學術上講,也並不怎麼出色。雖然曾國藩講理學,但是我可以負責任的說,後來人如果還要看曾國藩或者羅澤南的理論著作的話,那主要是因為他們是湘軍領袖的緣故。如果他們只是個普普通通的文人,那他們的詩歌也好,理學著作也好,還是其他什麼著作也好,都是不值一讀的,頂多在《皇清經解》這一類的百科全書中間留一點位置。基本上他們是憑着事功使他們的理論受到推重了。

我們後來所知道的湘軍,它實際上是湘人共同體長期積累的組織資源和理論資源在太平軍戰爭中的一個體現。太平軍本身就有濃厚的族群沖突的色彩,太平軍之所以能夠起家,就是利用了廣西的土客矛盾。太平軍依靠客家和當地土人的矛盾,用基督教的一個異端教派來武裝客家,加强他們的組織度,然後依靠客家蠻族的力量橫掃大江南北,在他們所經過的郡縣,清朝的官兵基本上是不堪一擊,在他們橫掃蘇州揚州的時候,極其富裕的吳越士大夫也是不堪一擊。只有蠻族才能抵抗蠻族,能夠抵抗客家山地人的,也只有湘軍這樣的另一種性質的蠻族。他們跟廣西的客家人其實同樣都是剛剛皈依的蠻族,也只有蠻族才能對抗蠻族。

他們在經過長沙和武昌平原地帶的時候,當地的官紳基本上被他洗蕩殆盡;然而曾國藩、羅澤南這些人組織的土鱉民兵,本來是打算做正規軍的輔助部隊的,一個自費出征的輔助部隊,最後就變成了主力。這不是他們設計的結果,而是自然淘汰的結果。在正規軍被打爛打散以後,軍餉也籌不出以後,這些只有政策沒有收入、自負盈虧的湘軍團體反而成了作戰的主力。湘軍本身,它很像是一個武裝的共和國。朝廷承認湘軍是自己的一部分,但是籌不出餉來,只能給政策,就是說是,只要你名義上忠于朝廷,哪兒能搞到錢,你們自己去搞錢,搞到錢怎麼搞的我也不問你,只要你不問朝廷要錢就能打仗就謝天謝地了。在這種情況下,湘軍變成了一個武裝的共和國。它與其說是正面戰爭中的戰鬥力特別强,倒不如說是它組織籌款和軍事訓練的能力比較强。

曾國藩本人就坦然的承認,他本人是打敗仗多打勝仗少,但他有一個特點就是,他的部隊打了敗仗以後不會垮台。別的部隊是招募來的雇傭兵,有錢的時候才來打仗,一旦打敗了,領不到錢了,或者是要命比要錢更重要的時候,就跑得無影無蹤了;而曾國藩的部隊一敗再敗,每一次都能夠團結起來。這就是一方面他有宗族作為依據,湘軍是依靠宗族組織形成的部隊,可以說他把湘人的共同體移動到了外省,但是基本結構沒有變。這個共同體是什麼?地主或鄉紳,同時也是當地的儒家學者,既是經濟方面的組織者,又是政治方面的保護人,同時又是意識形態方面的領導者,以他為中心,依靠血緣和意識形態的關系,把士兵們組織起來。比如說是,劉松山擔任老湘營的主管軍官,那麼他的侄子、堂兄弟、堂侄表侄諸如此類的,就是這個營的中級軍官,而那些表侄的鄰居或者是佃農,就是這支軍隊的士兵。

這個結構很像是蘇格蘭高地兵團。麥考萊總結說,蘇格蘭高地兵團的戰鬥力在哪兒呢?別的士兵如果面臨到危險的時候,他首先想的就是回家,回家是最安全的,軍隊是不安全的,他有家可回;但是蘇格蘭高地兵團無家可回。他們團的團長不是別人,就是他們部落的酋長,也就是他同一血緣的家族的家長。麥克唐納團的團長就是麥克唐納家族的長老,麥克唐納團的軍官和旗手就是他們家族的長輩和長老,麥克唐納團的士兵就是麥克唐納家族的佃農和小輩。他們既有經濟上的依附關系,又有血緣上的依附關系。他們不可能逃回家,為什麼呢?因為他們的家長在他們的軍旗之下,守護軍旗的就是他們的大家長。法國士兵如果從奧弗涅郡來的,他離開弗蘭德前線,他就一溜煙跑回奧弗涅郡去了,他的老婆孩子都在奧弗涅郡。但是麥克唐納家族,他們的家族就是他們的團,他往哪兒跑?他打了敗仗以後,他只能向着軍旗逃跑,他的族長拿着軍旗,軍旗周圍就是他的叔伯兄弟。如果軍旗周圍都不安全的話,他在哪兒都不安全,沒有比在家族當中更安全的了。在別的地方受到危險,他只能夠逃到家族身邊。如果離開了家族,那麼他的仇人殺了他,是沒有人替他報仇的。別人碰上危險就會逃散,而麥克唐納團受到了危險,只會團結得更緊密。這是由它的宗族結構和社會結構決定的。

湘軍就很像是麥克唐納團,它就是這樣一個流動的共和國,它沒有地方可以逃跑。劉錦棠能跑到哪兒去呢?他如果跑到別的地方去,他就什麼也不是了,只有向劉松山身邊靠,劉松山是他的叔叔,劉錦棠如果打了敗仗以後,他只有往他叔叔身邊跑。老湘營的士兵如果打了敗仗以後,只能往他們的大營跑,這個大營是打不散的,雖然他們可以不斷打敗仗。因為他們有這樣的組織度,同時朝廷又不給餉,那麼他們必須用各種方法去籌集他的物資,比如說征厘金,勸各地的商人捐款,自己搞點各式各樣的土特產,包括鴉片貿易諸如此類的東西,同時搞一套戰利品分配制度諸如此類的東西。

這個共同體的特點是什麼呢?它對內是團結的。湘軍搶到的戰利品是不能獨吞的,多多少少要經過二次分配,也就是說,如果你是湘軍的士兵的話,即使你在打仗的時候沒有去搶,別人搶到了也要分給你。這一點很重要,如果人人都去搶的話,軍隊在進攻之中紀律就瓦解了,這個時候別人給你殺一個回馬槍,你會全軍潰散。曾國藩編的練兵歌就特別强調這一點,大家不能去亂搶戰利品,因為敵人會殺回馬槍,大家不要擔心,只要是湘軍,就是一家人,再壞,大鍋飯有你吃的,你不去搶也不要擔心餓着,不會讓你吃虧的,大家都有這樣的相互信任,湘軍這個團體才能夠站得住腳。湘軍這個流動的共和國就是依靠這樣的相互保障,內部可以說它有一套再分配的社會主義體系。但在外部,它對外部的社會,是采取占領者或者征服者那種[方式]的。一般人說曾國藩或者清軍的暴行,就是說他是在打敗太平軍以後把南京城給搶了,恭親王還指望把這些戰利品拿來歸公,但是實際上是湘軍曾國荃交上去的只有太平天國那兩個玉印,金銀財寶,號稱天王府金銀如海,都不知道給誰私吞了。大家只看到湘軍的各將領退役以後跑到湖南老家,一個個都蓋起了大宅,合理的推想,這些錢大概是落在他們手裏面了。

但是可想而知,湘軍內部是有再分配體系的,這個再分配體系還一直延伸為湘軍的繼承者哥老會這樣的組織。哥老會是什麼呢?就是湘軍的退休服務組織。因為老戰士退休了,他們的福利怎麼解決呢?老戰士在打仗的時候,往往打傷打殘了,不能從事正常勞動了,這個怎麼辦?你不要指望朝廷救濟你,朝廷連在打仗的時候軍餉都籌不出來,哪兒去給你搞退休金或者是撫恤金。這個問題就要由軍隊內部解決了。我們都是湘人,我們都是一個營的人,張三打殘了,李四要負責養他。軍隊本身解散以後,原有的在打仗時期形成的組織不會因此解散。我們過去一面做生意,把做生意賺來的錢充當軍餉去打仗;現在不打仗了,生意我們照做,做生意賺來的錢,照樣要養我們的老弱病殘。只要是我們的一家兄弟,我們肯定要養他。我們知道,共同體的主要功能就是抗風險,單獨的原子化個人沒有辦法抵禦風險,是很快會被消滅的。哥老會這樣的組織之所以能夠存在下去,就是因為它繼承了湘軍以前的士紳組織和湘軍本身的組織,它可以說是那些離開農村打了仗、解散以後又不願意重新回農村過農民生活的湘軍老戰士的組織。

哥老會後來控制了長江南北的許多大碼頭,很多重要的貿易,例如藥材、鴉片貿易和許多賺錢的重要貿易被哥老會控制了,因為他們的組織度高。涉及貿易的時候,如果我占住這個碼頭的話,弄不好是要打一架的,如果你打不過我,這個碼頭就只有歸我了。而他們的團結度和組織度比較高,所以從曾國藩解散湘軍一直到賀龍兩把菜刀鬧革命那個時代,哥老會一直控制着湘江和長江很多重要碼頭的貿易。他們的勢力到不了上海和揚州,但是長江中游一帶基本上是他們的天下。我們可以說湖北省就沒有產生出什麼像樣的黑幫,來自于湘軍老戰士苗裔的哥老會完全控制了武昌、漢口這些重大碼頭,這就是湘人共同體具有高度組織性的一個鐵證。

同時同盟會和國民黨開始搞革命的時候,也大大的借用了哥老會的勢力。像黃興這種人,他們推翻清朝利用的是什麼?就是哥老會的勢力。這個就不用詳細解釋了。這些事情你可以從正面評價也可以從反面評價,但是無論從哪個角度評價,都說明了這個共同體本身的存在,湘人社會在近代東亞構成一個組織度特別高的特殊共同體。這是離他們很相近的楚人或者湖北人完全不具備的。我之所以主張把湘人共同體稱為“湘人共同體”而不是稱為“楚人共同體”,就是因為這一點。湘人共同體的黃金時代是在近代,最早可以追溯到明代中後期,但它的黃金時代無疑是在清代中後期和民國初期。在這個時期,他們一般是以湘人自稱。稱楚軍的也有,但是比較少。而且楚這個稱呼還經常被湖北人所利用,而湖北人的猜忌心比較强,同時湖北的過渡性比較强,團結力明顯的不如湘人。所以湘人為了區別自己的話,最好還是稱為湘人共同體比較好。

湖湘特殊主義

湘軍既然是一個流動的共和國,它必然的給湘人社會造成了衆多的特殊性,例如它在湘人的士大夫階級中間,造成了一種特殊的自豪感。從圍繞着《湘軍志》和《湘軍記》的沖突中就可以看得出來,著名的才子王闿運寫的那本《湘軍志》,對湘軍的各大佬用很不恭維的名詞來形容他們,引起了他們的公憤,為什麼呢?就是因為他們已經形成了一種特殊的共同體意識。愛國主義的一個主要特點就是,誰也不能攻擊我們的祖國,我們自己人可以說自己人壞話,但是如果有人吃裏扒外,勾結外人來說我們的壞話的話,我們就感到難以忍受。

湘人在太平軍戰爭結束以後跟吳越人之間的沖突非常激烈,因為吳越士大夫既沒有能力保護自己,又通過科舉在朝廷占據了主要職位。像翁同龢他們家族,可以說是吳越士大夫階級的一個典型。他們的最大特點就是,在太平軍打來的時候迅速的當了逃兵,按照清朝當時殺何桂清和其他大臣的規矩來說,這種人就應該砍掉示衆。但是因為他們的科舉能力過于出色,而翁同龢又當了皇帝的老師的緣故,所以別人打了敗仗都要殺,也只有他哥哥打了敗仗棄城而逃以後可以不殺。這嚴格來說是破壞綱紀的。這在那些拼死打仗的湘軍將領看來,這就是軟俗、不負責任的吳越士大夫階級,憑自己弄筆杆子的能力來侵奪汗馬功勞形成的湘軍共同體的政治地位的一個體現。

所以清末的幾個政治集團當中,湘軍集團、淮軍集團和吳越士大夫集團始終不合。李鴻章和曾國荃都認為是吳越士大夫有忘恩負義之嫌,他們的邏輯是,沒有我們,你們還在長毛的壓迫之下,長毛那些大腳蠻婆和廣西的蠻子騎在你們頭上,把你們虐待成什麼樣子,你們一聲都不敢出,是我們把你們救出來,結果我們把你們救出來以後,你們不但不罵長毛,反而罵我們如何如何對你不好,如何如何沒文化,簡直是可忍孰不可忍,你們對虐待自己的人沒有能力報複,對幫你們自己的人還意見這麼大,你們算什麼亂七八糟的角色?就憑你們會寫點兒文章?寫文章算個屁啊。這就是他們的邏輯。

《湘軍志》其實與其說是一部曆史著作,我們當然可以說它有曆史價值,有史料價值,但一方面作者是文學知識和帝王學的開拓者,另一方面,對于清末民初的湖湘社會來說,它主要是一個凝聚國民自豪感的一種工具。因為湘軍既然打出了名聲、揚名立萬以後,就構成了一種瑞士雇傭兵團在歐洲的那種地位。以後無論發生任何戰爭,大家都想到,首先到湖南來招兵,只有湖南兵可靠。這種做法就相當于是歐洲,無論是路易十六還是教皇,如果他需要有人保衛的話,他首先到瑞士去招兵,瑞士的步兵是以善戰甲于天下。意大利的城邦雖然有錢,但是政治品德非常腐敗,像吳越士大夫一樣,很不擅長保護自己,很善于相互出賣和陷害。所以一旦別人打來的時候,他們都要用雇傭兵,而最忠誠最可靠的雇傭兵就是瑞士雇傭兵。

瑞士雇傭兵以忠誠和團結著稱,這從路易十六的下場就可以看得出來。路易十六本人已經投降,准備把權力交給國民議會,但是唯有他的瑞士衛隊堅持不肯投降,因為他們在招募的時候就已經發下誓言,一定要守衛王宮,哪怕是他們的雇主已經投降,他們也不能投降。最後他們戰鬥到底,被法國國民自衛軍殺得一個都不剩。這個事件也是瑞士的立國神話之一,就像是澳新軍團在加裏波利和土耳其人打仗的經曆構成了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立國神話的一部分。我們要知道,民族神話或者國民神話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武德,國民共同體是依靠烈士的鮮血和圍繞着烈士的鮮血發明的神話凝聚起來的。沒有烈士的鮮血,就沒有民族神話;沒有民族神話,就沒有共同體。所以澳新軍團的立國神話,它不在澳新軍團的本土,而是在遙遠的土耳其海峽、黑海海峽那兒;瑞士人的立國神話,它不是在瑞士本國,而是在遙遠的巴黎和佛羅倫薩。瑞士的兒郎在巴黎和佛羅倫薩的戰場上,證明了他們的政治品格比腐化墮落的法蘭西人和意大利人都要强得多。他們的英雄事迹使瑞士人感到,我們跟你們不一樣,我們是跟你們不一樣的團體。因此瑞士民族能夠從歐洲的各民族中間脫穎而出,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我們都知道,德國浪漫主義時期描寫瑞士士兵的詩歌是相當多的。海涅曾經引用過一首詩歌,這首詩歌大體內容是描寫一個不幸的瑞士衛兵。他加入了瑞士兵團,在遙遠的地方戍守,忽然思鄉之情難以遏制,忽然有一天聽到對岸傳來一支家鄉的歌曲——就像是西楚霸王項羽的江東子弟一樣,一旦聽到楚歌的聲音,思鄉之情頓起,于是就逃散了——他忍受不住思鄉之情的誘惑,放下長矛,游過了萊茵河。于是他的同伴把他抓了回來,把他當作逃兵絞死了。盡管他情有可原,但是瑞士衛兵的榮譽就在于永不背叛,永不逃避,雖然你不是出于怯懦而逃避的,而是出于思鄉之情而逃避的,盡管審判你的人都是你的同志,他們跟你一樣懷念家鄉,但是他們為了維持瑞士兵團的榮譽和信用,他們必須判處你死刑。這就是瑞士人的民族悲劇。這個悲劇對于瑞士人的意義來說,差不多像麥克白這個悲劇對于蘇格蘭民族的意義一樣。民族悲劇對民族性格的塑造是非常重要的。瑞士人的榮譽就是,我們跟你們不一樣,我們的信任和勇武都比你們高一籌。

清末民初的湘人社會,對自身的信任和勇武也有類似的看法,因此他們必須通過《湘軍志》的爭議,來維護湘人共同體的名譽。名譽和利益是連在一起的。如果湘軍的信用、團結和勇武不如其他人好,那麼出了事情的時候,朝廷為什麼要到湖湘來招兵呢?它為什麼不到四川去招兵?為什麼不到河北去招兵?為什麼不像以前那樣,讓僧格林沁去招外蒙古的部落、讓勝保到滿洲去召集滿洲的各部落呢?答案很簡單,就是因為滿蒙的各部落在這個時候,它們的組織度和團結力已經大大衰退了,已經不能適應新的戰爭了;而吳越人、閩粵人,過去和現在一樣,都厭惡戰爭。我們都知道,北洋水師的英國顧問有一個重要的看法,就是說,北洋水師絕大部分是由閩粵的水手組成的,而閩粵的水手天生就是商人,他們認為北洋艦隊最正當的用處就是用來搞作走私貿易,很樂意去做生意而很不樂意去打仗,他們平時考試成績也不錯,但是真要打仗的時候一定是毫無勇氣的。後來就發生了方伯謙事件,我們可以誇大的說,方伯謙可能是個例,但是他確實是證實了英國顧問對于北洋艦隊的基本看法。

各地的民風民德不一樣,這是負責管理實務的人都明白的。你唱高調可以說是,大清帝國統治下的臣民一律平等,但是講實際的話,你就會心裏面是完全清楚:你把蘇州士大夫的子弟召集起來當兵的話,基本上是讓他們白白送死;但是你如果從廣西的客家人或者從湖南的士紳子弟中間招兵的話,招出來的士兵就有强大的戰鬥力。你從成都平原招兵,招出來的士兵基本上是吃鴉片的時間比較多,打仗的時間比較少;但是你從涼山地區的土族部落裏面招來的兵,他就能夠實實在在打仗。這個差別就是組織度和德性的差別。你不唱高調辦理實務的話,你就必須清楚,哪兒的兵可以招,哪兒的兵不能招。能夠招兵的地方就是組織度和團結度高的地方,這是沒有問題的。

而清朝末年的湖湘社會,等于是有意識的維護自己的組織度和團結度,因為這直接涉及他們的利益問題。湘人在清朝末年占據了督撫的半壁江山。我們都知道,清朝中葉,大部分的高級官員,也就是總督和巡撫這一級的高級官員,大部分是由滿蒙八旗擔任的,漢官很少很少;洪楊之亂以後,這些官員絕大部分,八九成都變成了漢官,基本上這些漢官中間,出身于湘軍系和淮軍系的人又占了半壁江山,另外一部分呢,就由吳越士大夫占據了。可以說是,做大官的資格不外乎兩種,要麼你有文的,要麼你有武的。文的你就要科舉來的,在這方面,湖湘社會是不可能跟蘇州紳士競爭的,如果大家全靠科舉的話,那麼像翁同龢那種人不可避免的要占據政治核心,根本就沒有你的份兒。如果說湖南人在清朝末年還有很大的勢力的話,那麼原因不是因為他們能讀書,而是因為他們能打。他們搞經世之學比別人要强,而搞理論研究的話仍然不如別人。因此他們出于自身的利益——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出發,都必須維持湘人特殊性的神話。圍繞着《湘軍志》的一系列爭論,你對照一下歐洲民族國家形成的曆史就可以看出,實際上是湘人共同體自決意識萌發,試圖通過幾場鬥爭來維護湖湘社會特殊性,强調湖湘社會高信用度的一種措施。這種措施建立起來的神話是可以變現的,可以兌換成為在朝廷的政治勢力,可以兌換為大筆的軍餉,可以兌換為為組建部隊而經手的大筆銀兩和大筆回扣。所以理論上的事情和實際上的事情是不能夠截然區別開來的。

理論建構體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是湘軍神話的建構,另一方面是湖南經世之學的建構。太平軍戰爭以後,依靠湘軍起家的滿清大吏,特別是包括曾國藩和左宗棠這樣的重量級人物,開始大肆的鼓吹湖湘之學、經世之學的重要性,開始翻譯出版王船山的著作。出版王船山的著作是有政治敏感性的,因為他是堅持忠于大明的人,在清朝前期的政治氣氛中是根本不能出版的。但是曾國藩等人憑着他們拯救了大清朝的功勞,就可以把這個紀律打破,把王船山和他的學說塑造成為湖湘共同體的又一個圖騰。塑造王船山其實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工程建構的一部分,因為湘人是比較蠻族化的團體,因此他們在理論方面是始終不如吳越的,所以要彌補這個缺陷,就是要塑造本土的英雄人物。我們要揚長避短,講理論是我們的弱項,但是講實務是我們的强項,湘軍就已經充分證明了我們講實務的强項,因此我們就要進一步强調經世之學。

經世之學在明末清初就有很具體的含義,指的是兵農錢谷這些,在清末以後又增添了新的意義,就是說格致之學、聲光化電之學諸如此類的東西。魏源的研究其實就是清末經世之學的一個典範,他的特點就是,他不按照理論體系,他按照實際體系,把西洋的報紙啊什麼亂七八糟的文章統統收集起來編書。對于大清、日本、越南的儒家社會來說,這部書在當時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可能在日本比在大清還重要一些。日本在明治前後開港的時候,魏源出版的那些書,對他們起了很大的啟蒙作用,因為這是他們了解西洋社會的一個重大途徑。對于魏源來說的話,這都是經世之學,經世之學就是實務之學,盡管在傳統的儒家學問體系當中,根本就沒有西洋的位置,但是只要這些東西是有用的,只要船堅炮利是有用的,這些東西都有收集和整理的價值。這些學問中間包含的各式各樣的東西,例如包括西洋傳教士對于基督教的學說,包括西洋地理學家對于繪制地圖的學說,包括西洋商館對西洋、非洲和全世界各地物產的介紹,報紙新聞對西洋公侯、社會新聞之類的報道,各種雜七雜八的東西,都算是經世之學的一部分。經過了魏源和林則徐,經過了曾國藩和左宗棠,一度變成湖湘學說的主流。清末的湘學是極為繁盛的,出現了可以說是出版業大爆炸的局面。

但他們沒有產生出朱一新或者廖季平這樣最知名的經師,而是產生出了許多可以說是像黃遵憲這樣的人,講實學、講實用、講具體政治事務的改革派。從現實政治的角度來看,一方面是無湘不成軍,除了湘軍以外,帝國就找不出有效的戰鬥資源;另一方面是沒有湘人的思想界,基本上思想史是沒法寫的,無論是在大清、韓國還是日本。湘籍思想家把西學和經世之學結合的努力,都構成了後世變法維新、共同體建構和政治建構的重要資源。他播下的種子可以說是遍布了整個東亞,超出了湘人一隅。因此這些做法在清末民初的時候就形成了新一波的共同體塑造運動

1910年的戰爭以後,大清的傳統體制不能維持下去已經是很明顯了,于是整個東亞都出現了一個意識形態真空,用我們現在的話說,就是出現了國族構建的高潮。東亞大陸在繼承大清這種舊式帝國的真空當中應該建立怎樣的共同體,提出了各式各樣的學說,像楊度、蔡鍔之類的人都是共同體構建學說的主要的急先鋒。在這個時期有各式各樣的學說,有我們非常熟悉的章太炎的小華夏主義,有梁啟超的大中華主義,還有各省士紳提出的各種滿洲特殊主義、南粵特殊主義。

湖湘特殊主義在其中是占有特殊地位的。像楊度和蔡鍔這種人,他們提出的湖湘特殊精神,我們都很清楚楊度是怎麼描繪湖湘的,他說如果中國相當于是德意志的話,那麼湖湘就相當于是普魯士,如果中國相當于是希臘的話,那麼湖湘就相當于是斯巴達。這種情況,我把它稱之為二元愛國主義。因為普魯士是一個具有國際化主體地位的國家,雅典城邦在古代希臘也是一個國家實體;但是在近代的民族建構當中,他又可以以自身為核心,重新發明德意志民族和現代希臘民族這樣的實體。按照楊度的意思來說是,他心目中的那個未來的新中國,是在湖南人這個共同體建立健全組織以後,然後把自己的組織以模範身份對外輸出的一個產物。後者是抽象的,前者是具體的。

軍國民主義

這時候我們就要涉及一個近代史上的重大公案,就是軍國民主義的問題。因為經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軍國民主義跟社會主義的總體戰結合在一起,變得名聲很壞。但我們要注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軍國民主義的意義不是這樣的,它無論在遠東、日本還是在歐洲,它的意義都是非常正面的。軍國民主義的核心就是這樣的,什麼叫做共和制度?如果我們實行君主制度和貴族制度,那麼國家跟普通的平民沒有直接關系,國王或者貴族負政治責任、負軍事責任就行了。平民沒有必要特別關心這個國家。但是共和國,無論雅典式的共和國還是近代的共和國、美國那樣的共和國,它就要涉及到一個保衛自己的問題。

原先貴族政治的基本前提是,什麼是平民呢?平民就是不用打仗的人。什麼是貴族呢?貴族就是必須打仗的人。貴族的特權是什麼呢?就是軍人特權。他們之所以需要有特權,是因為只有他們才需要打仗。如果你們反對貴族特權,那麼請問,今後你們要依靠誰來保衛自己呢?你們要打倒貴族,要求大家一律平等,這是可以的,但是平等以後,貴族既然已經沒有特殊待遇了,那你就沒有理由讓他們單方面去保衛國家,那你們怎麼樣呢?共和制度的正常情況就是軍國民主義。軍國民主義是貴族主義的對立物,意思就是,所有公民都要盡保衛國家的職能。最初的軍國民主義的典範就是華盛頓將軍的民兵,它跟英法的貴族軍隊形成鮮明對比:英法的貴族軍隊,貴族就是天然的領導,貴族子弟就是天然的軍官;而華盛頓的民兵當中,每一個公民都有站起來保衛自己家鄉的義務。南北戰爭當中,李將軍的弗吉尼亞兵團跟弗吉尼亞社會是同構的,這就是軍國民主義的典範。

而西方文化東漸以後,遠東各國開始感受到自己的差距,覺得自己要組建現代國家的話,原有的順民社會是不行的。順民社會的特點是什麼呢?征服者來來去去,無論是朱元璋也好大清皇帝也好,無論你是蒙古人也好滿洲人也好,只要你能征服,我們就交稅給你,交了稅以後什麼都不幹我們的事情了,政治事務軍事事務你們滿蒙八旗去管,你負責保護我負責出錢就行了。如果你要搞現代國家,這樣的順民社會是搞不起來的。你怎樣才能使這樣的順民負起國家的責任呢?答案就是通過軍國民主義。你必須教育順民做公民,公民是國家的主人,順民只是國家的過客。公民要像皇帝一樣為國家的所有事務操心,而所有事務當中,最困難的就是軍事事務,這是毫無疑問的,其他的事務你只要出錢就行了,軍事事務,你非要出自己的老命不可。如果一個地方的居民沒有能力和意願保衛自己,那麼他們就只配做臣民不配做公民;只有有能力保衛自己的居民才有資格做公民,才有資格跟華盛頓將軍和李將軍的民兵相提並論,這樣的人民才能夠建立現代的政治體制。所以在梁啟超的時代,絕大部分思想家和實務家都認為,要建立共和,捷徑和必經之路就是通過軍國民主義。

軍國民主義在當時不是好戰的意思,而是說地方的凝結核不能再是過去那種只講文不講武的士大夫階級,他們必須是能文能武,在家鄉父老面前擔當預備役軍官等職責。就像華盛頓這樣的大地主,在和平時期,在他的鄉鄰面前,他就是一個民兵團的首領。英國的軍事制度本質上就是,不要常備軍,要民兵。各地的士紳階級,就是英國所謂的紳士,就是民兵團體的天然領袖。平時的時候,在農閑季節,當地的士紳會召集左近的農民出來,集合起來進行軍事訓練。如果法國人的艦隊在海峽出現,本地士紳就要把他平時的民兵召集起來,趕到倫敦或者是金斯布裏奇或者是肯特郡的海岸上去勤王。

民兵是英格蘭自由的保障。因為歐洲大陸的國家之所以實行專制主義,就是因為國王掌握了常備軍,國王掌握了常備軍,臣民沒有常備軍,政權自然歸于國王;而英國國王之所以不能行使專制權力,就是因為他只有海軍沒有陸軍,他的陸軍就是民兵,民兵掌握在各郡的士紳手裏面。各郡的民兵團首領,平時就是國會的議員,因為平時國會選舉出來的也是當地的大地主。德文郡的地主就是德文郡的國會議員,在戰爭時期德文郡的地主就是德文郡民兵團的首領。克倫威爾就是這樣的,他在和平時期是本郡的國會議員,在戰爭時期是東北部民兵團聯盟的將領。就是靠這樣的民兵團的部隊,英國國會才能夠打敗國王。而法國國會之所以控制不了拿破侖,就是因為法國沒有民兵,只有常備軍。所以常備軍將領拿破侖一來了以後,法國國會就只有拱手投降了。而英國之所以能夠保持自由,就是因為它講民兵不講常備軍。華盛頓將軍之所以能夠保持美洲的自由,關鍵也就是由于美國軍隊是依靠民兵而來的,跟歐洲的常備軍不同。

所以這個理論無論從政治上講還是從曆史上來講,都是顛撲不破的。日本的思想家和梁啟超這種思想家,以及像閻錫山、蔡鍔這種辦理實務的人,他們都堅信,軍國民教育是建立現代共和制度的必由之路。它的意思不是像後來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理解的那樣要將一切格式化什麼的,它的意思很簡單,就是:第一,你要建立現代教育體制,具體的說就是中小學。以前的教育要麼是非正規的,要麼是私塾先生或者佛教的僧侶舉辦的,基本上是沒有武德的教育的,他們可以教你識字,可以教你念些儒家的經典或者佛教的經典,但是這樣教出來的學生是沒有戰鬥力的,對鄉裏也沒有特殊的責任感。他們設想的新式學校,那就是歐洲式的學校,不僅要教知識而且要教軍事的學校。當時的高等教育是很少的,只有極少數極少數的精英才會受高等教育,即使在歐洲也是這樣,在東方就更是這樣了。一般的設想是,絕大多數國民是只接受中小學教育,而中學生就是本鄉的最大的知識分子。這跟現在完全不一樣,現在的中學生基本上是一文不值的角色,但在當時,大家設想,一個鄉的精英就是中學生了。中學生平時在學校裏,除了學知識以外,還要學軍事訓練技術。他們平時就負有教導家鄉父老的責任。如果發生危險的時候,這個中學畢業生天然就是民兵團的軍官。

這個設想實現得最好的地方其實是日本殖民統治下的韓國或者台灣。我們可以從一些側面的證據來看這些事情,就是民進黨經常為了二二八事變去譴責國民黨屠殺台灣本土的父老,其中他們舉出了一個例子,在現在的人看來就是證明國民黨無比殘忍,他們說,國軍來到了台灣以後,不但殘殺了台灣的精英人物,他們居然……禽獸不如啊,他們居然連中學生都要殺!為什麼呢?因為國軍居然派了整整一支部隊去包圍高雄的中學,跟高雄的中學生打了很長時間的仗,最後像是圍攻一支敵軍那樣把中學給打散了,看看你們是多麼殘忍,你們禽獸不如,你們連小孩子都不放過,像這樣禽獸不如的人,怎麼能當台灣人民的代表?!這話在現在的人聽來,的確,一聽到連中學生都殺的話,那跟强女幹么力女實在是沒有明顯區別,你確實是禽獸不如,簡直沒有必要辯論了。但是我們不要忘記,在日本統治時期,中學生不是這個概念,當時的中學生不僅是年齡更大一些,中學生同時就是當時民兵團的領袖。

日本是實行軍國民教育最徹底的國家,韓國或者台灣的中學生都是受過完整軍事訓練的。這個你可以從日本電影,比如說《啊!海軍》就可以看得出來。你看《啊!海軍》上面描寫的一個主人公,就是當時學校裏的一個班長,你可以看出他們的中學生是要受嚴格的軍事訓練的。那個主人公班長因為在軍訓的時候有自由思想,跟教官頂嘴,受到教官的嚴格訓斥,以至于他畢業以後想要報考軍校的偉大理想都受到了挫折。這就是當時的日本軍訓,它的軍訓不是兒戲的,訓練出來的人就是真的是直接可以當預備役軍官的。後來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人快要打來了,日本的最後一位總督就對台灣進行全民動員,台灣所有的中學的中學生,自動就成為本鄉民兵團的軍官。這些民兵團在美國飛機來轟炸的時候,他組織家鄉父老疏散進防空洞,把重要物資藏匿起來搞軍事訓練,准備在美國人登陸的時候對美國人進行迎頭痛擊。

要知道當時的中學生是有戰鬥力的,不但有戰鬥力,而且他們的戰鬥力比大日本皇軍就差那麼一點點,比蔣介石的軍隊要强得多。這我可以負責任的說,因為有很多台灣人參加義勇軍,盡管日本人沒有要求台灣人參軍,有很多台灣中學生作為義勇軍去參加了日本軍隊,當時是踴躍參軍,大批中學生要求參加日本軍隊,基本上是六個人報名只有一個人能夠錄取,大多數人都是很失望,想要參加日本軍隊而不可得,這樣搞出來的台灣義勇軍,在大陸戰場和東南亞戰場都有很好的成績,比蔣介石那些抓壯丁抓出來的軍隊要强得多。所以你不要說是國軍特別殘忍了,你應該感到很奇怪,就是說,那一支國軍包圍了高雄市中學以後居然沒有打敗仗,居然還最終把那個中學給攻陷了,應該說可以合理地推測,這支國軍應該還是國軍中間比較善戰的軍隊,如果是比較爛的軍隊的話,他們可能真讓那支中學生部隊給打垮那也說不定了。

另一個事情就是朝鮮戰爭爆發的時候,金日成部隊南下的時候,李承晚的政府迅速撤出了漢城,金日成部隊在漢城遇到的最大抵抗是什麼?答案是中學生。後來《光榮與夢想》的作者威廉•曼徹斯特用他那種左派喜歡的諷刺性的口吻描寫這個現象,說是韓國當局多麼的不中用呀,等到共產黨打來的時候,他們居然會讓中學生去抵抗,而且他們還諷刺說,中學生拿什麼抵抗?難道拿教室的掃把去抵抗嗎?!然後讀者看到這個地方的時候,肯定就會愉快地笑了起來。其實不是這樣。當時的中學生可不是我們現在的中學生,那是日本人軍國主義訓練出來的中學生,這裏面訓練出來的中學生,除了運氣不好沒有當上總統以外,一個一個的,他們的軍事素質,就相當于參軍以前的樸正熙。

我們知道樸正熙在滿洲國,在華北作戰的時候,戰績是相當不凡的,可以說他就是屬于我們現在宣傳中“雙手沾滿了抗日軍民鮮血的劊子手與日本暴徒”中的一員,他殺人的能力至少是相當出色吧。所以我們可以合理地推論,盡管那些漢城的中學生後來沒有當上總統,但是日本人訓練他們的方式跟訓練樸正熙的方式是一模一樣的,他們的本領比樸正熙差不到哪兒去。他們抵抗金日成的能力也絕對不是像現在的人想象的那樣,召集一幫中學生去拿着掃帚去搞兒戲,他們是真正能夠抵抗的。他們可能就是漢城社會中間組織度最强的角色,是當地社會天然的凝結核。

所以國民黨要殺中學教師,那是非常有道理的事情;國民黨到了台灣以後要圍攻中學,這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事情。這些事情都從反面證明了真正的軍國民教育是什麼東西:它就是要培養能夠對地方社會負責的新的自治共同體的凝結核。舊的凝結核,士大夫階級能夠維持儒家的傳統社會,但是已經不能維持近代社會了。他們希望通過文武兼備的新式學校訓練,訓練出來的新式精英或者中學生,既懂文的又懂武的,不僅在教育上能夠為鄉裏表率,在道德上為鄉裏表率,而且在軍事上也能夠把鄉裏的人民組織成為華盛頓式的民兵。這就是軍國民教育的一個出發點。

軍國民教育的提倡者當中,湖南人又占了絕對多數,以至于在民國時期的軍界中間,中級軍官當中湖南人長期占了三分之一。這個數字是直到1946年國共戰爭爆發的時候,基本比例仍然是這個樣子的。盡管高級將領當中他們沒有占到這個比例,但是湘人出中級軍官的傳統是格外的堅强,不僅限于湘軍,而是體現于全國所有的軍隊。後來沈從文曾經說過,抗戰當中犧牲最大的就是湘人。當然這個說法可能對蜀人不太公平,論死人多的話,可能四川人死得更多,這個沒有問題,但是四川人很少出合格的中級軍官,這個也是沒有問題的,他們的武德比起湘人來說是差了很多。出中級軍官出得最多的確實無疑就是湘人,他們在抗戰中的犧牲是格外的重。這也是從側面表現他們共同體完善程度的一個指標。

從這個出發點你就可以看出,為什麼民國初年,湖南會產生出像蔡鍔、楊度這樣的重要人物;為什麼在聯省自治運動開始的時候,湖南的省憲法是最完善的、維持時間又是最久的。

從技術上講,浙江的三色憲法可能是最精密的,但是真正能夠實現的時間很短。而且浙軍有一個很糟糕的特點就是,浙江士紳沒有自己的軍隊。湘軍是存在的,我們知道譚延闿率領的就是湘軍,直到北伐,甚至在北伐以後的一段時間,統治湖南本地的就是湘軍自己,以至于像張敬堯這樣的人率領少數北軍進入湖南的時候,很容易就被驅逐了。但是浙江的情況就不一樣了,浙江的士紳盡管制定了很漂亮的三色憲法,但是他們的浙軍本身能夠統治的時間卻非常短,也就是在蔣尊簋和朱瑞當都督那個非常短的時期裏面繼任都督,也就是一、兩年的事情,然後段祺瑞從上海江南制造局調了一支北軍過來以後,統治浙江的一直就是北洋軍了。這一個致命弱點就注定了浙江自治不能成功。在這方面,吳越士紳暴露了自己傳統的弱點,就是說,只能說不能做,而在說的過程中間,搞內鬥的本領又實在是太大了一點,大家都是太善于去勾引外人來對付自己人了,而要涉及到打仗的問題上,除了借助客軍以外沒有別的辦法,然而客軍是不可能真正為吳越本土事業服務的。

而湘軍是始終存在的,而且它經常是出省作戰。民國以來,湘軍是長期控制自己本省。段祺瑞企圖,先派傅良佐,後派張敬堯進駐湖南,造成的結果就是,每一次都只待了很短的時間,然後就被裝備極其低劣的湘軍趕走了。張敬堯和湘軍的戰爭其實是民國戰爭史上的一次真正的護國戰爭,它跟華盛頓的民兵戰爭是極其相似的。其實論數量上的軍力的話,張敬堯並不弱,但是他自己的軍隊基本上都是雇傭軍,沒有認真作戰的能力。少數願意保護他的北軍,也是急于撤回自己保定的老家,並不願意在湖南客地久留。而湘軍呢,其實是人比槍多,槍比子彈多。譚延闿在驅逐張敬堯那次戰役中間,基本上是湘軍連買一套整齊的軍服的錢都沒有,他們為了區別自己和敵人,只有在胳膊上紮一個白布條,上面寫着“救國救鄉,在此一舉;勇往直前,拼命殺賊”,這幾個字用血寫,表示衆志成城的決心。但是就是這樣的一支軍隊居然只付了很小的代價就把張敬堯和張敬湯給趕出了湖南。

當時張敬堯派張敬湯率領他的軍隊駐紮在,就在我們現在的地方,就在湘潭,湘潭是北軍的總司令部。北軍的軍隊表面上看是正規軍,湘軍看上去穿得像一幫叫花子,但是湘軍從四野逼近湘潭的時候,北軍竟然不發一槍就狼狽逃回長沙了,而且一旦逃回長沙了,張敬堯連抵抗的欲望都沒有,立刻就召集長沙的總商會,向他們最後刮了一次地皮,預支長沙全城三個月的房租,然後帶着這筆錢,在鎮湘樓放了一把火,以最快速度逃出了湖南。然後第二天,進駐湘潭的湘軍總司令譚延闿就接到長沙父老報告,說北軍已經滾蛋了,你們趕緊來吧。湖南人的戰爭就以這種方式結束了。

這種戰爭可以說是近代東亞史戰爭當中最接近于華盛頓民兵戰爭的一次。我們要明白,美國獨立戰爭其實不是什麼神秘的東西,就是當地的大地主率領當地的普通農民去驅逐客軍,把政權恢複到本地的精英手裏面的一種行動。照英國人在光榮革命時期的說法就是,什麼叫做革命,什麼叫做自由?就是把政權從朝廷手裏面奪回來,交給天然共同體的領袖,天然統治者是當時十七世紀英國政治史上一個關鍵。什麼叫天然統治者?我們直截了當地說,就是像譚延闿這種人,他們在家鄉是當地的地主,是曾國藩的繼承人,附近的佃農平時是依靠他的,他在關鍵時刻能把這些佃農組織成民兵來,去保衛湘人的地方的特殊權利,這種人就叫做天然統治者。什麼叫自由政體呢?就是這種天然共同體的首腦在和平時期當國會議員,在戰爭時期當民兵團首領,他們就是華盛頓和傑斐遜在東亞的真正的對應物。這個對應物沒有像華盛頓和玻利瓦爾一樣,建立良好的共和體制,主要原因與其說是在于湖湘本身的原因,倒不如說是它的地緣政治的原因。我們可以說是,東亞社會在近代來說是天不從人願,各種因素沒有配合好。美國之所以如此特殊,如此得天獨厚,因為它的政治德性、地緣優勢和曆史結點恰到好處地重合在一起。地緣上,它是一個孤立的島,華盛頓和他的鄉紳組織很容易控制這個孤島,隔絕外界的影響,外界很難入侵;同時他又抓住了良好的時間節點,在英法爭奪海外的關鍵時刻,實行了巧妙的外交,通過英法之間的鬥爭保護了自己的安全。而南美各共和國能夠建立自己的共同體,主要出于美國的緣故。美國通過門羅主義,禁止歐洲列强來入侵美洲,而英國的喬治•坎寧暗中支持門羅主義,禁止大陸君主國染指美洲,因此保護了美洲安全,使美洲的共同體演化能夠在不受幹擾的情況下順利進行。我們可以設想,在墨西哥革命如火如荼的時候,如果來一次共產國際在印第安人聚居的地區打游擊戰,墨西哥會變成什麼樣子。這些事情之所以沒有可能,是因為墨西哥北邊不是蘇聯而是美國。

各省共同體的命運

但是二十世紀的遠東就沒有這樣的條件了。在大清帝國解體以後,建立了維持會性質的中華民國。可以說這個中華民國是大清帝國各族群和各政治主體,為了解決未來的憲法問題而設置的一個緩沖性的臨時委員會。它對外要維持列强的平衡和條約體系;對內要維持有產階級的權利和原有的社會秩序,不侵犯大清原來設計的族群結構。但這是一個臨時性的安排,可以說是一個比較粗枝大葉的安排,留下了很多具體事務留給以後人解決。而以後人解決的結果就是,內外因素相互勾連,破壞了和平演變的可能性。在袁世凱以後,北京政府的原有的組織力量基本上消失了,北京政府依靠越來越少的外國貸款支持,幾乎連公教人員的工資都發不出來,對各省完全喪失了號召力。同時辛亥以後,各省的財政資源基本上已經掌握在自己手裏面,它們已經具備建立獨立共和國的所有資源。中華民國政府也由一個名義上的聯邦政府,漸漸退化到邦聯甚至連國家聯盟都不如的地位。

開始的時候,1911年以後的幾年,到第二次黎元洪政府的時候,列强還願意跟北京的中華民國政府打交道,希望中華民國政府繼承大清的條約體系,節省列强在遠東進行交涉的交易成本。但是黎元洪政府倒台以後,特別是曹錕政府倒台以後,北京政府實際上已經處在癱瘓狀態。這時列强必須由抽象的跟北京政府打交道,變成具體的跟各省的實力派人物打交道,他們必須跟張作霖這種人物簽署條約。盡管張作霖,理論上講,他還不是一個獨立國家的領袖,他宣布東三省獨立,那還是後來的事情,但是早在那以前,列强已經跟他簽署像奉俄協定、奉日協定、五路協定這樣的條約了,而這些條約也像真正的國際條約一樣能夠得到執行。同時英國人負責主管的中國海關必須跟廣東政府、福建政府、江蘇政府和北京政府打交道,根據各省交納關稅的比例分配關稅的具體用途。

在以前,大清帝國時期和中華民國初期,關稅,根據原有的條約,是由英國人征收好了,整體性地交給北京政府的。關稅和鹽稅構成了北京政府的主要收入。但是在民國逐漸瓦解以後,關余問題就變成了主要政治問題。關余就是,關稅,一方面是北京政府的主要收入,另一方面就是北京政府償還債務和賠款的主要擔保。北京政府在缺錢的時候就要借錢,借錢不能沒有擔保品,而海關是主要擔保品,以未來的海關收入作為擔保,就可以借到更多的錢。當然這樣,未來海關就要撥出一部分海關收入去償債。關余就是海關的收入在每年償還原有債務以後,剩下來可以供北京政府使用的部分。

對這部分的處理,最後在二十年代初期變成這個樣子了,根據孫中山提出的建議,變成一個按省分配的做法:英國人收到關稅以後,根據關稅征收的來源,把關稅分成不同的比例,返還給各省。因為孫中山的理由是這樣的:我們廣東交納了很多關稅,但是這筆關稅經過你們英國人的手交給了北京政府,北京政府拿了這筆關稅以後用來購買武器,反過來打我們廣東,這是我們廣東人絕對不能容忍的,而且也是極其不公平的,如果英國人不肯交出關稅的話,我們就要打你。經過了圍繞着廣州海關的兩次武裝沖突以後,英國人最後決定采取妥協政策,按照各省交納關稅的比例把關稅返還給各省。

這是中華民國解體的第一波信號。這樣搞下去的話,因為關稅是政府的主要收入,鹽稅本來就是地方性的,土地稅早就被各省接管了,可以說中央政府也只剩下關稅和貸款這兩項資金來源了。而貸款要能夠貸得動的話,又需要關稅作擔保,沒有關稅以後,你借錢都沒地方借的。事實上情況也就是這樣。後來的北京政府就有了三位太上總統,就是張作霖、吳佩孚和孫傳芳三位太上總統,對北京政府發號施令,因為北京政府一點收入都沒有了,只有靠着幾位大帥用各種方法給他們借錢,讓他們勉强維持。錢到哪兒去了呢?土地稅和地方稅早就被各省截留了,關稅再分配以後的話,各省實際上已經完全具備了獨立建國條件了。

但是具備了獨立建國條件不一定能夠建國成功。真正能夠搞建國成功、制定憲法成功的,也就是我剛才描繪的幾省。而湖南的省憲法是特別成功的,這跟譚延闿、趙恒惕兩人的功勞特別有關。這個我不去詳細介紹了,因為作為湘人來說的話,如果連自己偉大的民族英雄譚趙兩人都記不住的話,那就太可笑了。他們制定的省憲法,無疑是近代東亞曆史上的光榮。如果湖南的地理位置也像北美一樣好,哪怕說像大哥倫比亞共和國一樣好的話,很難想象他們的共同體會崩潰。但是湖南的地理位置天然就不好,這是一開始就決定的。我最開始就講過,即使是史前時代,湘水流域都是南北兩條主要的通道的過渡地帶。近代它也是一個過渡地帶,它是西南勢力和北洋勢力的一個通道:西南勢力以滇桂為核心,以廣東為財源,不斷企圖染指長江流域;北方的北洋勢力,以保定的北洋軍為中心,不斷的南下控制長江流域的財源。對于這兩方面的勢力來說的話,湖南都是必爭之地。可以說如果湘人的戰鬥力不是特別强的話,這塊地方早就被打得稀爛了。但是即使是湘人的戰鬥力特別强的話,民國初年的湖南仍然是兵家必爭之地,仍然是四戰之地,經過了多次沖突。最後省憲法的垮台,也不是因為它自身的原因,而是因為北伐軍要想北伐就非要從湖南過境;而吳佩孚為了保護他在保定和武昌的基地,也非要染指湖南不可。南北兩軍都要進入湖南,那就沒有辦法了。在這種情況下,湖南處境就更接近于比利時。我們可以說,比利時論憲法來說不比英國差勁,它倒黴的地方就是,英國在海上,比利時在陸上,法國人、德國人和西班牙人必然要爭取比利時這個兵家必爭之地,所以你的憲法制定得再好也沒有用。近代的湖南共同體就處在這種地位。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張作霖的滿洲或者是陳炯明的南粵能夠有湖南湘軍共同體同樣美好的憲法的話,它們很可能就會搞成功了。它們的地緣處在安全得多的位置上,基本上是只在一個方向有敵人。它們內部的共同體如果能像湖南一樣穩定的話,基本上是立于不敗之地的。但是恰好是,地緣上有利的共同體,它在憲法上不夠穩定;憲法上足夠穩定的共同體,在地緣上又處在極度危險的處境。

這樣陰差陽錯之下,幾個最有希望的共同體,滿洲、浙江、閩粵、南粵、湖南、滇黔都在二十年代末期的動蕩中一個一個地垮台了。有生命力的自治共同體垮台,就意味着整個東亞大陸就要變成像伊斯蘭國一樣,以意識形態為主導的客軍的一個戰場了。這些客軍,他們跟任何一省、任何一個地方社會都沒有特殊的關系。我們要注意,陳炯明是很大程度上能夠代表廣東地方利益的,但是蔣介石卻代表不了浙江的地方利益,他對浙江士紳和浙江的銀行家是極其殘酷的。這些銀行家和士紳在同樣是外來人的北洋軍閥統治下,受到的待遇還好些。而蔣介石無論是要錢的胃口還是鎮壓的力度,都比他們大大升級了。雖然沒有趕上後來的共產黨,但是無疑他已經是通向共產黨的一個過渡了。就是因為後期建立的新國民黨,它在根本性質上就是敵視地方共同體的,有它存在,湖南或者是廣東就不可能變成遠東的馬薩諸塞和弗吉尼亞,只能夠變成遠東的莫斯科和阿爾漢格爾斯克。

在這個過程中間,可以說各省的自治共同體都已經處在注定崩潰的局面,但是從崩潰的方式和時間還是很能看出組織度的强弱的。可以說,江浙的士紳和工業家盡管擁有全國甚至是整個東亞最多的錢——我想上海的資本家,毫無疑問,不僅比中華民國各省要有錢,而且比日本人和韓國人都要有錢得多,這一點你從韓國流亡者的記錄就可以看出,他們是在韓國和東京都混過的,等他們跑到上海和蘇州來,他們的感覺就是,上海和江浙一帶比起韓國和日本大多數地方更富裕,直到四十年代,情況都還是這個樣子的——但是他們不能有效利用自己的財富。在蔣介石的壓力下,他們最先崩潰了。接下來崩潰的就是閩粵和江西兩省。這兩省有一定的地方勢力,但在客軍的壓力下,也是基本上沒有做出任何抵抗。作為過渡地帶的江漢平原,抵抗也是很少的,無論對蔣軍還是桂軍還是馮軍,還是張作霖張學良的部隊,都沒有做任何抵抗。

湘軍的抵抗,其實相對而言是比較好的。像何鍵這種,可以說是雖然是已經歸附了國民政府、但是還留有北洋時代一系列地方性質的軍閥,在一定程度上還能夠維持湖南的完整性。這就是為什麼後來紅軍長征的時候,在渡湘江的時候損失最大的原因。紅軍是在哪個地方損失最大,就說明當地的土豪的共同體組織度最强,抵抗意志最堅決;在紅軍比較如入無人之境的地方,就說明當地,要麼是在故意放水,要麼呢就是抵抗力很微弱。紅軍長征的過程給我們留下的記錄是什麼?兩個地方的抵抗是最堅決的,一個是雲南,一個是湖南。滇軍和湘軍給紅軍造成了最大的人口損失,而湘軍造成的損失是最大的。湘江之役,紅軍折損過半。沒有被打死的,在指揮系統瓦解的情況下,成群結隊跑回贛南去領救濟去了。紅軍經此一戰以後,基本上是潰不成軍了。這個事實就充分表明了,湘軍的組織度直到當時還是高于贛軍,高于鄂軍,高于大多數地方軍,甚至不一定比中央軍差勁到哪裏去。中央軍對紅軍基本上是采取了追而不打的政策,盡可能把它趕進西南各軍閥的勢力範圍去,以剿共為借口,接管西南各軍閥的地盤。所以它沒有真打,以追為主。真正抵抗的還真是湘軍、滇軍和川軍。但是川軍的戰鬥力明顯不行,在沒有滇軍的情況下,它的戰績是很糟糕的。滇軍和湘軍的戰績都非常出色。這種戰績就說明了地方共同體的潛力。

而蔣介石的抗戰呢,它與其說是針對日本的,不如說是針對各地方共同體的。這種行為很像是諸葛亮的隆中對,你如果注意看諸葛亮的隆中對,就可以發現,他打出來的大義名分是什麼呢?消滅曹操,興複漢室。但他開出的具體方案是什麼呢?曹操太强大了,我們要打倒曹操,是一個理論上的遠期目標,但在近期我們要做的事情是,趕緊把劉表和劉璋的勢力消滅掉,把他們的地盤搶過來。劉表和劉璋都是漢室的本家,他們是漢室傳統的最後殘余者,劉備集團名義上要興複漢室打倒曹操,但是我不去碰曹操的一根汗毛,我首先打的就是我們劉家最後剩下的兩塊苗裔。這就是諸葛亮建議劉備幹的事情。蔣介石的抗戰也就是這樣的,他的大義名分是,為了中華民族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但他沒有碰日本帝國主義一根汗毛,他的做法是以抗日為借口去打倒閻錫山,打倒劉湘,打倒何鍵,打倒龍雲,把你們這些根深蒂固的地方勢力統統打倒,把你們的人力、財力和兵源都調出來為我蔣介石所用。這一步不成功,抗戰是不可能產生的。如果他不能夠把劉湘的川軍調出來的話,陪都重慶建立不起來,資源委員會進不了重慶,一切都要免談。滇軍、晉軍情況也都是這樣。

為此,他甚至對閻錫山說,如果閻錫山不幫他抗日的話,他寧可跟共產黨聯合,派共產黨去進攻閻錫山。閻錫山其實是非常親日的人,他不僅在意識形態上是日本式軍國民主義的主要引進者,而且也是一個非常清醒的現實政治家。他多次覺得,與其聯合共產黨打日本人,還不如聯合日本人打共產黨比較好。但是要幹這件事情非要蔣介石配合不可。而蔣介石既然鐵了心要聯合共產黨,那他也就沒有辦法了。他明明知道,只要把國軍和共軍的任何一支放進了山西,那麼他苦心經營了幾十年的山西模範省就要徹底完蛋了。這種事情果然發生了。他明知這種事情會發生,但是還是無法阻止。這就是東亞地緣政治的悲劇之處。

在這方面,蔣介石其實扮演的是一個非常破壞性的角色,本來各地方共同體是很難打進去的。後來李宗仁回憶說,共產黨在哪些地方能夠搞游擊隊呢?就是中央軍控制的地方。中央軍把地方土豪打光了,紅軍就可以控制了。湖北的紅軍之所以多,就是因為蔣介石和李宗仁在這裏不斷爭奪,誰都沒有能夠建立穩定控制的結果。江西的紅軍為什麼多?因為江西沒有强有力的地方勢力。從朱培德開始,江西的地方勢力就被客軍所占據。中央軍打倒了各種客軍,又壓制了江西的地方勢力,但是自己又不能實施有效統治,留下的政治真空給紅軍構成了一個很好的發展機會。

像何鍵,李宗仁是特別瞧不起何鍵的,認為何鍵是一個土老帽,一點現代思想都都沒有,但是他先說了何鍵二十分鐘不是以後,說他這個也不行那個也不行,但是他接着說,湖南盡管是毛澤東的老家,是共匪最先起來搞暴動的地方,是共產國際派來發盧布發得最多的地方,又是江湖會黨最多的地方,但是在何鍵的治理之下,共匪居然站不住腳。何鍵沒有中央政府給的錢,湖南就是個窮省,就憑他閉關自守的本領,居然能使紅軍站不住腳。而中央軍直接管制又非常有錢的武昌漢口一帶,出了城門就是洪湖游擊區。他說這句話的意思是黑蔣介石多麼的無能。其實呢,這說明什麼問題呢?就是說明中央集權政府破壞了地方原有的管理體系,留下了政治真空的緣故。

我們都知道法國人有一個說法叫做法蘭西荒漠,就是說法蘭西中央集權的結果是把外省的精英都給搞到巴黎來了,把外省的政治生態環境給破壞了。其實任何中央集權都是這樣的。蔣介石能夠有效統治吳越和湖北,因此吳越和湖北的地方精英就站不住腳,當地就留下了重大的政治真空。而湖南的地方精英能夠站得住腳,當地就沒有政治真空。而紅軍能夠滲透進去的地方就是政治真空比較大的地方。在這方面李宗仁、張國燾和毛澤東都是看准了:湖北是適當的游擊區,而湖南不是。為什麼呢?因為湖北原有的共同體是支離破碎,而中央軍又在裏面進行了有效破壞,所以給再多錢,他都鎮壓不了紅軍;而湖南呢,盡管自己沒有多少錢,中央又不給錢,但它的地方共同體的殘余勢力仍然足以一方面鎮壓本地的紅軍,一方面能夠對過路的中央紅軍進行迎頭痛擊。

湘軍的尾聲和組織資源的毀滅

共同體的强大有一部分就是來自于蠻族的强大。我們都知道民國時期,針對湘桂兩省蠻族的戰爭進入了最後階段。這可以說是明清以來長期戰爭的結果。明代有兩個長城,一個長城是北方我們都熟悉的那個萬裏長城,另外一個長城就是南長城。南長城就在湖南境內,是用來對付誰呢?就是用來對付山地的各部落的。這些部落彪悍善戰的程度,不比蒙古人和滿洲人差到哪裏去。湘軍的戰鬥力有一部分是從他們來的。一方面湘軍的戰士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剛剛歸化的前蠻族,他們跟那些蠻族之間的差別很小。就像是台灣的山地人當中,高山族和平埔族的差別一樣。平埔族其實也是當地的土著,只不過是住在比較接近于漢區的地方。他們的戰鬥力還沒有喪失殆盡。

另一方面就是,任何軍隊的戰鬥力都是取決于你的敵人的。如果一支軍隊以警察行動為主要任務,對付的就是上訪群衆的話,它的戰鬥力比上訪群衆强不了多少;如果它是日本軍隊的敵人,那麼它的戰鬥力跟日本軍隊差不多;如果它是蒙古人的敵人,那麼它的戰鬥力跟蒙古人差不多。以此類推。湘軍的戰鬥力强,部分原因就在于,它平時是經常跟那些山地部落作戰的,所以它的戰鬥力至少要跟山地部落差不多才能維持得住。而吳越人呢,基本上是沒有什麼作戰機會,沒有什麼訓練機會,他們跟這種比較長期打印第安人戰爭的湘軍或者桂軍比起來,戰鬥力就明顯弱一些。湘軍和桂軍的戰鬥力都是依靠平時打這種山地戰爭來維持的。

而對山地部落破壞得最徹底的就是國民黨。國民黨通過抗日戰爭,對湘省的共同體和其他共同體都進行了毀滅性的破壞。因為它使用了大義名分,如果你不跟着我抗戰的話,就算是你對中華民族不忠,如何如何,迫使你消耗你的實力去抗戰。抗戰一旦開始的話,各省的軍隊要出省作戰,出省作戰不僅僅是一個地理調動的問題,而且涉及到給養的問題。例如川軍為什麼會在抗戰中損失如此之大呢?就是因為戰爭性質不一樣了,它原有的後勤補給體系垮台了。原有的四川是實行防區制,各路軍閥有自己的固定的防區。我的防區,比如說在綿陽,綿陽的地主士紳就要籌當地的糧餉來養我這支軍隊,我一般不會離開防區太遠。我跟其他軍閥打仗也是費厄潑賴的戰爭。

當時打仗的情況其實是表演性很强的,兩支軍隊約期打仗,從早上打到晚上,天一黑大家就說不打了。打仗的過程中間,當地父老還會出來看,都知道雙方的軍隊都是本鄉本土的,不會向觀戰的老百姓開戰。天黑了老百姓不願意看了,大家也就回軍了。照民國初年留下的回憶錄,當時四川各路軍閥的戰爭就是以這種方式打的。後來國共兩黨的曆史學家把這種戰爭描寫成為暗無天日的軍閥戰爭,其實這種戰爭哪裏算是暗無天日?除了歐洲中世紀戰爭以外,人類曆史上很少有像這樣文明的戰爭。是國民黨和共產黨把破壞性很强的野蠻戰爭給引進來了,破壞了這種非常文明的戰爭。

而川軍一旦出省作戰,原有的補給體系和文明戰爭的游戲規則就結束了。川軍到上海作戰,直截了當地說就是在送死。因為國軍沒有足夠的錢給他們供應給養,而且恐怕是根本不願意給他們給養。送到這裏來,就是讓你填到前線上。你的炮火沒有日本人的炮火射程遠,你打不到日本人,而日本的炮火會立刻打到你。你的用處就是當人肉盾牌,消耗一個團,補上一個團,消耗一個師,補上一個師,反正四川人多,幾百萬幾百萬人向上補,打光算完。打光了以後,四川的地方勢力就不複存在了。能打仗的年輕人死光了以後,四川的地方勢力就不足為患了。

湘軍也是這個樣子的。就像沈從文說的那樣,湘軍絕大部分都離開了湖南省,到各個戰場,從越南一直到華北的所有戰場,到處都布滿了湘籍軍官,他們大多數都在失去原有的補給系統和信任習慣的情況下被消耗殆盡。經過抗戰以後,湖湘的共同體再也沒辦法有效地組織起來了。1947年戰爭爆發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出,程潛、陳明仁這樣的湘軍將領,他們被派到哪兒去了?被派到長春、四平這樣的地區。這些地方不是他的本鄉本土,他跟滿洲那些原有的居民沒有血肉與共的關系,因此他不可能發揮華盛頓那種民兵優勢。當地的人覺得他們是外來人,他們也不信任當地人。從四平圍城就可以看得出來,四平的居民很抱怨陳明仁那些人,為了守城,把他們的最後一點大豆和油都拿出來用掉了。如果是本鄉本土的軍隊的話,這樣的事情可能就不會發生。

而陳明仁在能夠打仗的時候打得很勇敢,一度擊退了林彪;但在不能打仗的時候,他叛變得比誰都快。這也就說明他保衛的不是自己的土地,他是在為別人打仗,因此湘軍原來在鄉作戰的那種頑强性就表現不出來了。地方軍在鄉作戰的頑强性不是表現為特別强的遠征戰鬥力。這種地方性很强的軍隊,無論是湘軍、晉軍還是川軍,都有一個特點就是,他們在省外作戰的時候好像是很不禁打,動不動就想逃回去;但在靠近自己家鄉的地方就非常勇敢,因為他們已經沒地方可逃了。

蔣介石拆散湘軍的結果,實際上就是損失了他最重要的軍事精華。最後等到林彪的軍隊在武漢附近渡過長江南下的時候,湖南已經沒有本省軍隊可以作戰了。而湖南的大批軍官,其實是湖南長期實行軍國民教育給民國貢獻的最主要政治資源,早已經在抗戰和內戰中,在山戰區、在關外的戰場、在越南、在浙東各個地方消耗殆盡。他們在那些地方極其不利,最終消耗殆盡。結果等到保衛本鄉,最適合發揮戰鬥力的地方,本鄉的軍隊反倒沒有了。所以林彪的軍隊南下的時候,反而只有桂軍在湘西進行了保衛,而湘軍本身的勢力已經微不足道了。

最後等到林彪的軍隊南下的時候,湖南進行有效抵抗的勢力,也就只有湘西的各少數民族,就是我們所謂的《湘西剿匪記》。其實這個“匪”是應該顛倒過來,因為那些少數民族自古以來就居住在他們的地方,在楚國的時代就居住在他們的地方,在漢朝的時代就居住在他們的地方,在唐朝、宋朝、明朝和清朝的時候都居住在他們的山地,國民黨企圖把他們趕出去也沒有成功,他們只是在保衛自己祖傳的家園。如果有誰是匪的話,那毫無疑問共產黨才是匪。共產黨的話都必須從反面理解,這一點也並不例外。共產黨在平原地區搞土改,這跟其他地區搞土改和鎮反一樣,也就是為了摧毀當地的社會精英,使他們不可能再重新組織起來。在平原地區他們遇到的抵抗力是很小的;也只有在山地,遇見漢化不久的半蠻族和尚未漢化的真正蠻族,他們遇見了强有力的抵抗,遭遇了長達十幾年的游擊戰爭。

這些游擊戰爭的曆史,至今仍然留在各省的公安志諸如此類的文獻中。只要你把它編出來,那保證是比波蘭抵抗力量和愛沙尼亞森林兄弟更加可歌可泣的事迹。這些事迹本身就可以說明什麼問題?說明一個組織度高低的比例。在南京、蘇州這些地方,基本上沒有進行任何有效的抵抗,成都平原這些地方基本上沒有進行任何抵抗。山地的各部族或者沒有部族但還有家族的地方,仍然保留了組織度的種子,他們在一定程度上仍然能夠維持自己的利益。

但是總的說來,盡管他們抵抗的時間比較長,共產主義的來臨,對于整個東亞社會來說,都意味着組織資源的徹底毀滅。至少到人民公社的時代,所有殘存的居民,如果沒有被槍斃或者是餓死或者是其他,都已經變成赤裸裸的生物資源,要你怎麼幹你就怎麼幹。你頂多是餓極了以後,像餓極了的動物一樣,有點搶糧的沖動。其實這樣的生物基本上已經不能算人了,失去了一切社會聯絡的紐帶以後,不能采取任何有效的政治行動以後,與其說是算人,還不如說算是資源。在六、七十年代的時候,整個共產主義的統治世界都陷入了這種狀態。

但是即使是在共產主義這種極度高壓的狀態之中,多多少少仍然會有點種子,而且種子的情況,仍然跟各地共同體的强弱有很大的關系。例如西南地區的山地仍然是保存種子最多的地方,近代的傳教士留下的種子也只有在這個地方才存留着,也只有在湘西、桂北、滇黔一帶這些地區,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最暴烈的時期,這個地方教會的祈禱和敬拜活動始終沒有停止過。共黨輕易地毀滅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毀滅了資本家,毀滅了有錢的紳士,他唯一無法毀滅的力量就是教會和蠻族這兩種力量。

在1978年以後,極權主義進入後極權主義階段,統治成本漸漸上升,基層的組織逐步瓦解。在這個情況下,有種子的地方恢複的程度和沒有種子的地方恢複的程度就立刻表現出很明顯的差別。組織度比較高的地方,像是廣東,和組織度比較低的地方,四川,它們死人的差別就非常大。凡是在大饑荒時代死人特別多的地方,肯定就是組織度比較低的地方。像四川、河南這些地方,之所以死人特別多,從側面上就反映了它的居民的散沙化特別强,原有的社會組織解體得特別徹底。而湖南呢,它的特殊性在哪裏呢?它盡管在極左路線方面也受到了不亞于四川和南方各省的重要壓力,而且它也是一個重要的產糧區,按說的話,重要的產糧區是容易散沙的地區、容易遭到重大人口損失的地區,而湖南和四川兩地的文化結構和人口結構都有很多相似之處,但它的人口損失量要少得多。這就是一個暗示,預示着它後來保存種子的可能性,至少比起成都平原那些地區要大得多。

1978年到現在,我們都已經看到了,成都平原地區現在又變成了一個涸澤而漁的開發型經濟增長地區。這個經濟增長,數據上講,比起周圍的山地要快得多,但是這不是好事。這種GDP的高速增長恰好說明當地政府對當地進行公司化治理的能力比較强,而能夠公司化治理,恰好就是說明當地居民的組織度比較差,比較符合托克維爾說的統治者能夠像工廠老板管理工人一樣管理他所有臣民那種情況。如果當地的居民組織度比較强,你把他組織起來,就會困難得多;同時,組織困難得多,那麼把他們的勞動力以廉價方式接入國際貿易的可能性也要低得多。你從各地的經濟發展情況就可以看得出,成都的經濟發展顯然是遠遠超過川西、川南的民族地區,也遠遠超過湘西。

而在各省省會當中,長沙相對而言是一個比較落後的地區。從這點你就可以看出,從共同體的角度來講,湘人這個共同體還不是毫無希望的。它在極左時期至少表現了一些實質運動進展迹象;在破壞性經濟開發的時期,用摧毀共同體的方式為代價來維持高速經濟增長的欲望,也比成都或者是上海附近一帶要低得多。這些事情,在經濟學家看來可能是負面因素,但從組織的角度來看,恰好是正面因素。再加上它本身還留有很多蠻族的種子和教會的種子,像湘雅就可以成為教會的種子,教會在湖南經營多年。

湖南在清末的時候,既是儒家極端保守主義和排外主義的大本營,同時又是傳教士和改革派的大本營;在現在,它既是M派和極左派的大本營,同時又是漢奸和思想解放的大本營。這種矛盾的現象,恰好說明它的共同體還不是毫無生命力。真正毫無生命力的地方,不是說是害怕它有沖突,而是害怕它激不起沖突,無論如何都是一派死氣沉沉的樣子。能夠出現極端的甚至是帶有暴力色彩的各種思想勢力激烈交鋒,恰好就說明本地的野蠻的血液和組織的生機還沒有完全滅絕。

所以認真說來,我有的時候對于M派並不是極端的厭惡:如果是一個純粹領工資的五毛的話,那沒有什麼意思,這種人多了是墮落的象征,毫無疑問;但是如果是民間自發的狂熱分子的話,那麼無論是M派的狂熱分子還是伊斯蘭國的狂熱分子會出現,那麼能出現這種狂熱分子的社會土壤,還不是完全絕望的。一個地方能夠同時出極端的皇漢分子和基督教徒,又同時能出極端的自由思想家和毛派分子,這樣的地方,它的土壤還沒有完全枯竭,它還有一定的組織生長的余地。

但是任何機會窗口都是短暫而寶貴的,再好的土壤也不可能經得住一而再再而三的糟蹋。我說它保存得比較好,只是說相對于共產主義的長期破壞、長期沙漠化以後,它在沙漠化運動的過程中間,多多少少沒有像最嚴重的災區損失那麼慘重,絕不是意味着它像韓國和台灣這樣沒有經曆過共產主義的地區一樣的美好。如果不能抓住機會來保存蚊革都沒有能夠破壞徹底的最後這一點水土的話,也許後列寧主義時期保留下來的這個緩沖期,就是暴風驟雨以後、森林砍光以後,水土還沒有沖刷完的那個時期。森林砍光以後,原有的水土不會馬上消失,但是如果你不立刻保存的話,裸露的水土會很快沖刷殆盡。列寧主義就是一個砍伐森林的運動,它砍伐森林以後,有些地方就只剩下沙漠了;有些地方呢,像湖南這些地方,雖然還剩下一些水土,但這些水土已經沒有大樹的保護了。

你現在保護它,很可能就是最後的機會了。也可能再過二、三十年,頂多兩、三代的時間,如果沒有新的樹木保護的話,凡是被砍伐過樹木的地方,即使現在不是沙漠,將來早晚也是沙漠。這個機會窗口也許就是上帝留給你的最後一點點機會了。不抓住這個機會的話,也許未來的湖南將永遠變成一個地理名詞,不再會是曾國藩、羅澤南,不再會是楊度和蔡鍔曾經為之自豪的那個共同體了。

謝謝。

(聽眾問答部分)

提問人:劉坤一在甲午戰爭時組織湘軍拱衛京師,結果在遼東半島全軍覆沒。湘軍當年鎮壓太平軍時那麼凶悍,但是後來對外卻根本不是日軍的對手。您如何解釋這個曆史事實?

劉仲敬:首先我們要明白,甲午戰爭並不是像法國和德國戰爭那樣的民族國家之間的戰爭。日本勉强可以算是一個民族國家,但是大清根本不是民族國家。所以大家才會說,甲午戰爭不是大清帝國和日本人的戰爭,而是李鴻章跟日本人的戰爭。因為廣東不是北洋的一部分,所以才會要求日本人把廣東的軍艦退回來。即使是北京的朝廷也是這樣理解問題的,他們認為甲午戰爭的失敗證明了淮軍不行,淮軍不行那就應該是湘軍行了。甲午戰爭造成的第一個政治後果就是,淮系勢力的崩潰和湘系勢力短暫的再起。劉坤一的出兵不是沒有收獲的,他無論是打贏了還是打輸了,反正他向朝廷證明了,在朝廷危難的時候,我們有實力而且有意願來援助朝廷,因此他鞏固了湘系人馬的政治地位,在大清帝國的政治構架之內為湘系人馬爭取了更大的生存空間,這就是他的收獲。可以說天下既沒有白吃的午餐,也沒有白幹的活,當然更沒有白打的敗仗。

如果你把湘軍系、淮軍系、太平軍的客家人馬和日本人看成各自不同的政治勢力,你就能夠更好地認識這段曆史。如果你一定要把前三個看成一個國家,就會像雜文家一樣產生很多很無聊的祥林嫂式的抱怨,哎呀為什麼日本這樣團結,為什麼我們不團結,你們湘軍怎麼就不能跟淮軍好好團結起來打日本人呢。請問人家憑什麼要跟你團結起來打日本人?湘軍和淮軍之間相互猜忌,一點兒也不比日本人和韓國人之間相互猜忌少。而太平軍的客家人和湘軍之間那個階級仇恨和民族仇恨,那絕對比大清和日本之間的仇恨要大得多:大清和日本人在相互打了仗以後,彼此之間還可以以禮相待,還可以團結起來;湘軍的地主階級和客家的無產階級流民之間的戰爭那是你死我活的,不殺到對方死掉最後一個人是絕對不能放手的,絕對不能留下一點種子給你日後搞階級報複和民族報複的依據。

所以你要理解東亞的政治結構,就不能用後來的民族國家觀念去套以前發生的事情。大清帝國不是民族國家,湘軍和淮軍當時主要考慮的都不是要作為一個國家的將領來打敗日本人,他們考慮的是另外一些概念。李鴻章考慮的是什麼概念?第一他要使北洋軍和淮軍系變成朝廷和西洋打交道的主要中間代理人,以此為借口,他就可以弄到朝廷絕大部分的海關收入,而且使朝廷拿他沒有辦法,但他一點兒也沒想到那個戰爭能打起來,他跟日本人無冤無仇,也不想打日本人,戰爭不是他想要打起來的,他也始終不想打日本人。

而湘軍系也是不考慮打日本人的,他們考慮的是:向朝廷證明,淮軍其實是不行的,以海關為中心這個新的巨大的利源最好還是給湘軍;同時江南財富之區的督撫,最好要由湘軍系的人來擔任。對于湘軍,你不能把它看成是一個民族國家的一部分,你要把它看成一個强大的殖民主義勢力。這個殖民主義勢力在打敗了太平軍以後,在南粵和吳越已經打下了深厚的基礎,嘗到了甜頭,很不願意撤退。在他們看來,吳越人和南粵人抵抗力都不夠,真正能跟他們競爭的也只有李鴻章的淮軍勢力。淮軍勢力,對內有他們一定的自組織,對外又有列强一定的支持,如果不通過列强勢力的話,很難打敗這個聯盟。為了打敗這個聯盟,湘軍犧牲一些人,讓日本人打勝,其實是個很低廉的代價。

甲午戰爭,日本人固然是勝利者,其實韓國的開化黨人和大清帝國內部的湘軍勢力同樣是勝利者。與其說是大清帝國和韓國被日本人打敗了,不如說是新興的日本民族國家、韓國的開化黨人、湘軍勢力和吳越清流黨士大夫勢力聯合起來,打敗了李鴻章集團、滿蒙親貴集團和朝鮮的閔妃後黨集團的聯盟。你如果按照我剛才的這種描繪去理解這個格局的話,就能夠非常有效地解釋所在各方的行動了。

你剛才提出的問題之所以不大恰當,就是因為你把共同體邊界給弄錯了。共同體邊界弄錯了,你就無法解釋他們的行為了。照你說的那種解釋方法和我們教科書的解釋方法,好像是許多人都在按照不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式行事。其實這完全不對,大家還是按照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式行事,只不過你把利益邊界給搞錯了。就像是,你如果指責我沒有把錢放到你的口袋裏面,我會覺得非常奇怪,因為我本來就不認識你,你又不是我的老婆,如果你再來問我,為什麼我會把錢放在女朋友的賬戶裏面,我更會覺得你莫名其妙,我本來就該把錢放在她的賬戶裏面,因為我跟她是一個共同體,我跟你不是一個共同體。像你剛才提出的那個問題,就是搞錯了共同體邊界。如果你能准確地劃定共同體邊界,就能夠准確地解釋所有人的行為模式了。

劉坤一並不是不知道湘軍不能打敗日本人,他完全清楚。但是湘軍的出關,第一,鞏固了他在兩江的勢力範圍,第二,他通過朝廷的戰爭授權,獲得了整理鹽務的巨大權力。通過整理鹽務,他收編了私鹽販子徐寶山的部隊,跟列强達成了新的鹽務協定,給他自己所在的政治勢力撈到了大筆的財力和兵力,使曾國藩、曾國荃去世以後湘軍衰落的趨勢得到了扭轉。等于說湘軍既增添了很多的新鮮血液,又增添了極大的利源,同時在朝廷和列强面前都變成了不可缺少的。這樣巨大的利益,當然是值得為此犧牲山海關那一點點部隊的。所以湘軍與其說是要為大清向日本人作戰,不如說是利用了李鴻章集團被迫和日本人作戰的機會,來擴張自身政治集團的勢力。謝謝。

提問人:您認為應該從哪裏尋找產生湖湘共同體的凝結核?我覺得中國傳統理論中缺少邏輯性和概念性,像熊十力融合佛學和儒學、牟宗三融合康德哲學與中國哲學,就是在試圖做出彌補,您認為這是否能提供凝結核?

劉仲敬:經世之學强調的是實用,不是理論,不是像新康德主義的新儒家所强調的,我們怎樣把儒學和西學融合起來,就像以前的儒學曾經跟佛學融合起來那樣,只要在理論上解釋得通。這個解釋得通還是解釋不通是無關緊要的,因為這是比較高層面的事情。經世之學的特點恰好是,歧視或者是忽視純理論性質的建構,而强調具體事務的建構。他們要的是什麼呢?能對地方共同體負實際責任的人。哪怕這種人在學術上基本上是白癡,在著作方面基本上是默默無聞,但他能夠把鄉村共同體或者他們的左鄰右舍組織起來,能夠像羅澤南和曾國藩一樣,平時我哪怕是一個默默無聞的私塾先生,但是我的道德感召力很大,組織能力很强,能夠讓我左右的鄉親都信任我,就像華盛頓將軍和李將軍的鄉親信任華盛頓和李將軍那樣信任我。一旦有事兒的時候,他們不找別人,都來找我,自然而然的我們之間能夠形成堅强而有效的團體。而這個團體,多多少少,仍然具備或者至少是符合儒家的基本價值觀。經世之學要的就是這樣一種東西。

從經世之學的角度來看,熊十力這種人存在不存在是無關緊要的,那種高級的學問無助于他們共同體的組成。而他自己呢,像熊十力這樣的人,凡是成就太大的知識分子,都是不適合于做凝結核的,因為太大的成就要求他做高度專業化的研究,基本上他除了讀書寫作以外就不能幹別的事情了。擅長于讀書寫作的人,很少有同時還能有能力組織共同體的。華盛頓和傑斐遜都不是以大作家而著名的,大作家很少有幾個能夠組織民兵的。對于地方共同體來說,就是組織民兵的人最重要。經世之學明確强調的就是兵農錢谷,就是說,能夠組織民兵,能夠籌款,能夠組織生產,能夠幹這三項具體業務的地方精英,才是經世之學的主導載體。湖湘經世之學跟其他地方的儒學的風格不同之處就在于它的歧視鏈不同:它認為幹這些事情的凝結核才是最寶貴、最值得尊重的人;講學問的人,有沒有無關緊要,有了也好,沒有也不是什麼很大的損失。湖南人跟其他各省,特別是跟吳越人的不同在于,就是他們是實實在在的人,能夠把這些實務做好,能夠懂得尊重和培養這些做實務的人。

提問人:第一,您如何評價“王氏青箱學”?第二,城市化是否就是荒漠化?

劉仲敬:青箱學,照儒家的概念來書,它是禮學的一個分支。而禮學呢,也可以說是共同體之學,但它指的是家族共同體。禮主要就是為了以一種經過修改後的宗法概念,維持比如說家中長輩和晚輩的關系、長房和次房的關系。如果你把大型的宗族看成是一個共同體的話,那麼禮學就是這個共同體的憲法,青箱學就是禮學的憲法研究。能夠把這門學問搞好的人,那就不是靠單純的理論上建樹,而是說它有一個明確的標志:能夠搞好這門學問的人,他所在的家族一定是欣欣向榮的,一定是家族繁衍,在外面的社會上混得很好,在遇見危難和打擊的情況下,能夠比其他的家族有更好的應對能力。符合這些條件,那麼就可以證明這門學問發揮了作用;如果不符合這些條件,那就說明其實是銀樣蠟槍頭,並不管用了。

城市化本身並不是必然帶來組織化的衰退,那要看是什麼樣的城鎮。例如像埃及式的吏治國家建立的行政管理城市,這樣的城市的組織度一定比農村更低。打比方說是,大清朝的北京城的組織度,一定比曾國藩的湘鄉要低。曾國藩能夠在湘鄉組織民兵,但是北京城的居民在任何一支軍隊打進來的時候,除了山呼萬歲出去迎降以外是做不了別的事情的。天子腳下是管制最嚴密、居民散沙化最徹底的地方,它的組織度一定是不如地方上,多多少少還有一些士紳自治的殘余。但是反過來,在沒有吏治國家的情況下,能夠形成城邦的地區,它的自治度肯定比普通農村要高。

雅典城邦和羅馬城邦的自治能力,毫無疑問比不能形成城邦的地方要大得多。中世紀漢薩同盟那些自由城市,無疑是代表了當時最高的組織度,比起周圍的鄉村的組織度要高得多。他們有自己的公民大會,或者是有自己的議會,有自己的行會,能夠在極高的程度上管理自己的事務;而周圍的農村呢,也許還要依賴酋長或者領主來管理。所以這種有自治能力的城邦,它們的組織度無疑是高于周圍的農村的。所以城市化本身是一個錯誤的指標。城市有各式各樣的城市:有東方這種圍繞軍事要塞和跟軍隊做生意買賣建立起來的城市,有行政管理的城市,這樣的城市的組織度是很低的;但是自治城邦和自由城市的組織度是很高的。要看是哪一種城市。近代城市化的形成,你也要看它的形成路徑和形成方式。

最早形成的城市化,像英國那些地方,那麼就確實出現了嚴重的共同體問題。英國原先的地方共同體是什麼呢?是鄉紳和牧師組成的地方共同體。大部分居民是農村教區的居民,他們世俗方面的領袖就是當地的鄉紳,宗教方面的領袖和道德方面的領袖就是當地的牧師。大批工人進城以後,就產生了一個共同體解體必然會產生的效果,就是他們原有的共同體解散了,新的工人和資本家沒有鄉紳和牧師那種精英和共同體關系。鄉紳牧師和他們之間的教民居民是有一種憲法性質的有機聯系的,但是工廠的老板和工人之間,他們只是個合同的關系。我們說好了,我願意出多少錢,你願意拿多少錢,雙方討價還價,討價還價到合適的時候,那麼合約就可以簽訂了。除了給錢以外,雙方沒有什麼道義上的和法律上的聯系,因此他們之間是純粹的原子化關系,沒有共同體關系。因此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結果,就造成了社區荒漠問題。同樣的居民,在農村可以是虔誠的基督教徒,行為良好,在城市裏面就可能是整天喝得爛醉、整天嫖娼、不能組織正常的家庭和正常的社區。倫敦市一度變成犯罪分子和黑幫橫行的地方,而德文郡的農村不會。為什麼呢?就是倫敦市在城市化的過程中間,原有的基礎共同體跟不上,出現了社會組織的真空。

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才發生了十八世紀的宗教複興運動。我們不能把這個運動看成是單純的宗教運動,而要看成是城市化背景之下,基督教會的新型教派通過宗教複興來重建共同體的一種運動。它們跟以前的教派不一樣,因為基督教是不斷產生新的教派的。宗教改革時期產生的教派是像加爾文和路德那種人,他們有强烈的政治訴求,對原有的羅馬教皇的專權提出反對,對原有的國王企圖專權提出反對,但是他們沒有對城市化或者工業化提出反對,因為當時還沒有這樣的現象。而十八世紀的新興教派,像衛斯理派諸如此類的教派,它們最大的特點就是,他們有濃厚的社會改革家的性質,他們針對的對象是各種罪惡。其實這些口號在二十世紀的基督教青年會和救世軍當中還有一部分殘余。他們反對的是什麼呢?他們反對的不是神學上的敵人,而是政治上的敵人。他們在神學上强調,我們沒有特殊的神學見解,對一切基督教派都是朋友,願意做一切教派的僕人,在政治上也沒有什麼特殊的訴求,除了要求廢除奴隸制和不道德現象以外,他們沒有什麼政治要求。他們要求的就是社會改革,要求打倒賣烈酒的酒館,打倒賣鴉片的煙館,打倒妓女和妓院老板,打倒各種傷風敗俗的現象,要求他們要過有道德的生活,要他們互相友愛,建立起能夠互助的團結組織。由于英美大體上是一個宗教自由市場,他們等于說是極大地接管了國教會遺棄的大批教民,因此十八世紀在英國是一個新興教派大量湧現的時期。

而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美國,出于非常類似的原因,產生了好幾撥宗教複興。其背景也就是,從宗教社會學的角度來看,這一方面是跟美國從農村變成城市有關,一方面是跟美國的人口從東部海岸向中西部移動有關。每一次人口移動都伴隨着社會結構的移動,每一次社會結構的移動,都淘汰了舊有的不能適應這個變化的基督教派,產生了新的更加草根的基督教派。而新教派之所以能產生,就是因為他們抓住了新型的居民——西部的居民和城市的居民。在英美,大體上這個過程以教派之間的交替為結果。但在歐洲大陸,受國家控制的教派基本上沒有反應過來,進入城市的新型居民就參加了我們所熟知的社會主義運動。我們要明白,十九世紀的社會主義運動,包括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那些,是什麼意思?它們就是一些世俗的教會,它們填補了教會遺棄的真空。

十月革命以前的歐洲社會主義者,以德國和奧地利社會黨組織得最好,他們是怎樣的呢?比如說,一個大鋼廠的很多工人,這些工人的人口可能有幾十萬甚至上百萬,他們的人口比傳統的漢薩同盟的一個城市還要多,漢薩同盟有很多自由城市只有幾萬人,而一個工會的工會人員可以有幾十萬甚至上百萬人。這些工會成員,他們不再相信傳統的基督教會;傳統的路德教會或者是羅馬教會依附于國家,也不再管他們。他們要誰來維護他們的利益呢?那就不再是他們的牧師了,而是他們的支部書記。他們參加什麼呢?他們參加德國社會民主黨。德國社會民主黨給他們每一個工會的分支機構安排一個支部書記,支部書記會每到禮拜天就把工人召集起來,要求他們讀馬克思的經。周圍農村的教民,牧師星期天把他們召集起來讀聖經;城市裏面的產業工人,支部書記把他們召集起來讀馬克思的著作。牧師會維護農村教民的利益,而支部書記會維護產業工人的利益。這個利益可以轉化為巨大的戰鬥力,也就是說,具體的說就可以轉化為打砸搶的力量。

例如十月革命以後,我在前幾次演講中曾經說過,中歐和北歐普遍出現傳統的社會民主黨和布爾什維克黨爭奪工人的鬥爭。這時候大家就去找各自的動員力量了。我是社會民主黨的支部書記,我就要在我的支部會議上告訴他們,這些新來的布爾什維克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是危險的外國顛覆者,他們是來搶我們的飯碗砸我們的碼頭的,我們這個支部的人要武裝起來,我們是工人,我們每個工人從工廠裏面帶一個鋼板回家,帶着這個鋼板到我們的聚會場所來,今天我不給你們帶馬克思著作和工人日報來,我給你們一人帶一瓶酒來,喝了這瓶酒,拿着這些鋼板去,我們沖到附近布爾什維克黨的支部去把它砸得粉碎。這就是一九二零年代歐洲普遍發生的事情。這其實就是一種世俗版的宗教戰爭。

我們知道在加爾文和路德那個時代,如果你的牧師是路德派和加爾文派的牧師,那麼他可能星期天布道的時候告訴教民說,羅馬教會太邪惡了,賣贖罪券,他們是只要錢不救靈魂的,耶穌基督是要救你們靈魂的,而現在敵基督占領了教皇的寶座,他們不但不關心你們的靈魂,不關心你們的肉體,還只關心從你們身上刮錢,大家不要相信他們,他們這個邪惡勢力派了很多雇傭軍來鎮壓我們,我們要跟他們鬥。然後他們就唱起路德派的聖歌:基督是我堅强的堡壘。海涅有一句話說,“基督是我堅强的堡壘”這句話,就是宗教改革戰爭的馬賽曲。新教徒唱着這首宗教改革戰爭的馬賽曲,武裝起來,像後來的法國革命軍和紅軍一樣沖向戰場,跟天主教會的軍隊作戰。當然天主教會的神父也不是吃素的,他在自己的教堂內做布道的時候,也會跟天主教民說是,啊,那些野蠻的胡薩特,他們殺人放火無所不為,耶穌基督傳下來的那個統一的教會被他們撕裂得一塌糊塗,曆代的聖徒都告訴我們教會要團結,要和諧友愛,都是因為有這些萬惡的分裂分子,基督徒居然在殘殺基督徒,你們不趕緊消滅他們,還配做基督徒嗎?然後他們就開始行動了。這是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間的宗教戰爭。

這個宗教戰爭在二十世紀變成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之間的世俗宗教戰爭,但是你可以看出,兩者之間的社會團體和生態位是多麼相似。這就是在城市化的過程中間,由于共同體轉移產生的一系列現象,因為共同體真空注定是不能長期維持的。黃金榮和杜月笙這種人為什麼能夠出現呢?就是因為大批外省人進入上海灘以後,失去了他們原有的共同體,他們迫切需要新的共同體,于是青幫填補了這個空缺,承擔了保衛他們的職責。為什麼坦慕尼俱樂部能夠在紐約存在呢?就是大批愛爾蘭人從歐洲來到美國,舉目無親,他們需要有人為他們在陌生的美國社會帶路,有人在美國的政治機構中保護他們,他們不熟悉美國的政治機構,不知道怎樣能保護自己。坦慕尼俱樂部能夠保護他們,收買他們的選票,使他們變成紐約的一個重要政治勢力。他們在社會生態位中的作用,就相當于是衛斯理派在十八世紀的英國、社會民主黨人在十九世紀末期的德國。過去的宗教戰爭,在二十世紀就要以社會民主黨和共產D的鬥爭形式出現;過去農村各宗族之間的鬥爭,在上海灘就要變成青幫和工會之間的打砸搶活動。這就是共同體轉移的附帶現象。如果人口發生轉移,那麼肯定會制造新共同體產生的必要性。新共同體沒有產生的地方就是一個真空,誰先進來,誰就能產生。

我們知道歐洲大多數國家,共產黨的勢力是微不足道的,但意大利是個例外。意大利共產黨為什麼能夠長盛不衰,長期占據三分之一選票?因為它有一個重大的社會功能,例如博洛尼亞共產黨是幹什麼的?農村居民進城的時候,他自動地會去找共產黨在當地的黨支部,當地的黨支部書記會為他介紹工作,他跟老板發生糾紛的時候,黨支部會站出來替他說話,替他打官司,幹各種各樣的活動。因為它承擔了這個社會活動,就使意大利在五、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進行工業化的整個階段,博洛尼亞這個選區始終牢牢地掌握在共產黨的手裏面。這就是共同體真空制造共同體入侵。但在英美的話,盡管同樣發生了工業化,但是在工業化的類似時期,承擔意大利共產D博洛尼亞支部這個職能的,很可能就是衛斯理派在格洛斯特或者曼徹斯特的支部了。雖然一個是基督徒,一個是無神論者,但是英格蘭北部的新進城的農民工會去找他們的牧師,而意大利北部新進城的農民工就會去找他們的黨支部書記。

所以轉型時期是一個真空期。用基督教會的話就是說,麥子成熟了有待于收割,你不收割,別人來收割。也許基督教會建立教會,那麼它會贏得大批的教民,很可能像韓國一樣,韓國就是在工業化的關鍵時刻,一下子幾乎變成了基督教國家,也就是因為抓住了這個社會關系真空的階段。也許他們會變成伊斯蘭教徒,也許他們會變成杜月笙或者其他類似的黑社會大哥大的手下,或者變成其他組織的手下。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他們必然會建立自己的組織。這種組織是屬于哪一類的,誰會抓住這個曆史窗口期,那就要看是誰眼明手快能掌握機會,能准確判斷形勢了。

提問人:清末能形成軍閥勢力,我認為有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各地士兵都在本省當兵,包括淮軍和湘軍。但是現在都是跨省當兵。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當下的體系崩潰,現有的軍隊會原子化還是會像民國初年那樣形成各地的軍閥?

劉仲敬:首先我們要注意,湘軍和淮軍在性質上講,它不是常備軍而是民兵。不僅因為它最開始的時候是作為輔助部隊而征召的,而且因為它是在朝廷財政破產的時候,由地方士紳自己籌款征召的部隊。也就是說它是一支編外軍隊,從法律上講是臨時工。朝廷不給它撥款,也撥不出錢來,他自己籌款,自己打仗,所以它是一支體制外軍隊。因此它的共同體結構,一開始就跟常備軍不同。常備軍本身强調的是什麼呢?是唯才是舉,是年資制度和工績制度,兩者都是高度非人格化的科層制度,因此它本身是反共同體的。但是民兵不一樣,民兵恰好相反,民兵如果沒有鄉土的紐帶和私人的紐帶,是根本無法集結的。

湘軍和淮軍之所以能夠發揮共同體作用,關鍵不在于它是不是出省,而是在于它本身是一支民兵,它是以民兵的方式產生的。它跟綠營和朝廷的正規軍差別之大,就像是華盛頓將軍的部隊和法蘭西國王的近衛軍差別那麼大。出省不出省不是重要問題,而且湘軍和淮軍也經常出省作戰,它出省作戰的時間比其在本省作戰的時間其實還要更多一些。它的共同體性質體現在哪裏呢?無論它在哪兒作戰,它招兵都是回老家招兵的。軍隊出了缺的話,它是回湘鄉老家招兵的。它不會說是,湘軍大營設在安慶,它就在安慶就地招安徽本地的兵了,它認為那些安徽本地的兵是根本不能打仗的,而且連口音都不懂,跟原來的湘軍士兵沒法合作的。它有缺了的時候是回老家去招兵的。它的共同體性質是體現在這一方面。

列寧主義的常備軍是不可能變成民兵的,這一點可以肯定。它要變成民兵,除非是在原有的財政體系完全崩潰,自己已經得不到軍餉、不得不依賴地方勢力的情況下,才可能地方化,否則它不可能具備有民兵的任何特質。列寧主義社會本質上是一個割草機,它把超過一定長度的草和樹木都砍倒了。所以在列寧主義統治下,太複雜的共同體成長不起來,這是肯定的。但是這並不意味着在割草機解體之前一定不會有任何共同體。實際上即使天花板很低,你也只是長不起大樹,不會是一點兒草都長不起。長不起草,至少也可以長起苔蘚。原則上來講,完全沒有共同體的居民已經處在肉體死亡的邊緣了。如果你還活着,那你肯定有一些關系可以利用,否則你不可能活到現在的。你活到現在,在日常生活中,你肯定有一些私人關系可以利用,否則你日常怎麼生活呢?這些私人關系跟美國那種非常完善的社區組織比起來,那就是苔蘚和大樹相比。但是苔蘚也是生命,你還活着,你至少不是小草也是苔蘚。

同時在割草機瓦解的時候,就是限制突然消失的時候,那就看誰能抓住機會窗口了。割草機沒有瓦解的時候,大家都是小草,都只能長到這個高度;如果天花板突然不存在,大家都可以任意生長,那就是,做好了准備的人能夠突然由小草變成大樹,能夠鯉魚跳龍門,沒有做好准備的人失去了機會以後永遠都是小草,差別就在這一點。

提問人:我覺得中國特色資本主義大大摧垮了傳統文化,資本主義是否對社會解體起到促進作用?

劉仲敬:現在對資本主義的定義是完全混亂的。什麼是資本主義,要看你產生資本主義背後依托的規則是什麼。一般經典的所謂歐洲資本主義,它就是指的是一套保護私有財產的法權體系,這套法權體系會自然而然地延伸出一套市場規則。如果你指的是這種資本主義的話,那麼這種資本主義本身就是有利于共同體培養和發展的一個苗圃。

但是另外有一種往往被稱為資本主義的東西,那就是所謂的桑弘羊或者是托勒密王朝搞的那種由政府經商、政府公司化和商業化的行動。這種行動,雖然它名義上是經商,但是只要經商的資格和權力來自于政治或者是暴力壟斷,那麼它無論做什麼經營,它實質上的效果都是征收間接稅。它搞鹽鐵專賣,那就是對吃鹽的人和用鐵器的人征稅;如果它搞房地產專賣,那就是對住房子的人征稅。無論它專賣的是什麼,只要它按照這種方式,運用武斷權力,用政府來經商,那麼它實際上的作用是征稅。

這種行為,有些人也把它叫做資本主義,例如楊小凱就把它叫壞資本主義。但我不喜歡這種分類法,因為這種分類法容易引起誤解。我想,這種東西,你應該直截了當地把它稱之為武斷權力征收間接稅的行為。它不是一種資本主義,因為資本主義本身含有自發秩序和民間經濟的含義在內。而它是政府行為,它是在征收直接稅成本太高或者政治上不方便的情況下,通過巧妙的方式征收間接稅。但間接稅在政治上的害處比直接稅更大,因為它模糊了征稅和用稅之間的直接關系,使權利和責任變得更加混亂,因此是不利于共同體形成的。

提問人:您剛才講到湘人共同體在近代才產生,那麼湖南考古發掘的材料和神話傳說在發明民族時有沒有用?

劉仲敬:這個肯定是有用的。大多數神話追溯的都是跟自己毫無關系的祖先。所謂中華民族,它追溯的祖先,其實是孔子時代的居民,而這些居民基本上已經被滅絕了,今天我們更有可能是滅絕他們的人的後代,甚至可能是滅絕了滅絕了滅絕了滅絕他們的人的後代,像阿凡提的湯的湯的湯,經過N多次滅絕以後的,中亞人的後代。而孔子時代的居民,我們現在從在齊國或者是關中挖出來的骨骸來看,他們頭顱的形狀都跟後來的居民不一樣,他們應該是在漢魏帝國滅亡的那場大動亂中間,基本上消失了。但是這並不妨礙中華民族的發明家把他們稱之為自己的祖先。

而歐洲各民族的情況也是完全相同的。意大利人把羅馬人稱之為他們的祖先,但是倫巴第人明顯是入侵的日耳曼人的後代。而英國的史學家也經常把羅馬時代的不列顛放在他們曆史的最前面。通常他們民族主義的編史方法是:最先是考古學時代,其實那些遠古的居民是不是任何人的祖先是沒法確定的;然後是特洛伊或者是羅馬之類的古代文明,這些古代文明跟他們後來的基督教文明也是沒什麼關系的;最後才是真正的英格蘭王國或者蘇格蘭王國的曆史,這一段曆史才是跟他們有實質性關系的部分。但是前面的部分也要加進去,目的就是因為,曆史本身不是真實,真實是不可能重現的,而是以真實為材料來重新建構認知結構的一種企圖。源遠流長的曆史是為了塑造一個認同的象征,就像基督教有必要用十字架或聖像作為象征,來吸引自己的居民。

極端的清教派有一種理論就是,一切符號都是不必要的,因為人和上帝應該是直接交流的;但是國教派就認為,因為人是軟弱的,如果不是特別有害的話,這些標志完全可以保留着;而天主教會則進一步認為,這些標志不但沒有害,而且是體現了曆代聖徒對教會的重大貢獻,像是在功德箱中捐款一樣,對後來的教徒是很有好處的。民族發明所需要的實際上就是一個增强凝聚力的象征,有利于增强凝聚力的象征就可以利用。是不是真實的,那是非常次要的東西。任何真實不真實,都是根據重新解釋來樹立的。所以只要是在後來實質存在共同體的地方,在地理上講以前存在的一些史前文化,照例,它們都被各民族的國史發明家列舉,納入了自己的民族發明範圍。經常同一個遺址被納入兩個或者更多民族共同體的認知範圍,被認為是他們自己的祖先,但這也沒有引起任何矛盾,因為這些東西本來就是通過象征和解釋來發揮作用的。

提問人:下次東亞有機會建立共同體時,有哪些種子可能有希望?

劉仲敬:現在就等于是,列寧主義,可以說是已經發揮了洪水作用,因為它所到之處,把原有的共同體給清掃了一遍,等于是留下了一片真空地帶,真空地帶總會有人收割的。所以對于潛在的收割者來說,現在應該就是最好的機會。你到其他共同體已經確定的地方去,你要從原來已經根深蒂固的共同體中間搶位置,那是千辛萬苦而且收獲極微的。但是恐怕全世界也只有在現在的東亞這塊地區,存在着大批牆頭草一樣的居民,他們隨時可能倒向任何一方,最有可能倒向最先向他們伸出手的一方。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未來是不可能判斷的。你只能說,因為人的天性是需要共同體的,孤立的人是站不住腳的,散沙化的狀態只能維持極短一段時間,他們很快就會倒向某個方向,但是你不可能預測他們倒向哪一個方向。但有一點你可以合理預測,就是說,因為伸來的手、潛在的收割者是如此之多,所以這片土地上的居民只有很小的可能會倒向同一個方向。他們多半會是,一部分居民倒向某一個方向,另外一部分居民倒向其他的方向。最後的結果,較大的可能性是,他們會發育出很多個不同的共同體,這些共同體在價值觀上有較大的甚至是敵對的差異,而不大可能維持一個完整的共同體,他們之間的價值觀能夠基本一致。

提問人:有很多人對社會轉型比較樂觀,認為轉型能夠成功。但是我覺得您好像是對列寧主義的終結比較樂觀,而對終結之後的社會比較悲觀。您能否解釋一下。

劉仲敬:社會永遠都在轉變之中,所以轉型成功,這基本上是廢話了。就像是你永遠在長大和變老一樣,它不可能不成功,因為變化就是自然規律。維持現狀是世界上最難的事情,你能讓任何一個人或任何一個物體維持現狀嗎?不可能的。在我們所在的世界中,一切都在運動之中。問題在于轉型能不能轉向你所希望的那個方向,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通常所謂的轉型成功不成功是有預設假定的,他們預設的那個假定,就是假定中國能夠完整地轉變成為一個民族民主國家。這件事情基本不可能,可能性小到微不足道、可以排除的地步。當然轉型還是會轉的,只不過會轉出完全不同的東西,僅此而已。但你要說這是悲觀那也不見得,那完全看你的價值觀了:你如果一定要堅持這個價值觀,你才可以說你是悲觀的;如果你根本就不認為這種狀況是理想的話,你恐怕也不會認為是悲觀了。至少我對這種可能的前景並沒有什麼很大的欲望,所以我就不覺得我自己是很悲觀的。

列寧主義的自我毀滅是很明顯的,因為它只能消耗秩序,自己不能生產秩序。所以它基本上是,在經過第一波以後,它實際上的核心資源已經消耗殆盡了。現在的列寧主義政權等于說是一個有拐杖的政權,它一部分是原有的列寧主義殘余,另一部分呢,是一個企圖借屍還魂的大清帝國。如果沒有後一種元素的支持的話,恐怕它早已經在九十年代的風暴中和蘇聯一起倒台了。我有一次曾經說過,現在的體系是一個失去了心髒和大腦的體系:它一半是列寧主義體系,這個體系的大腦是在莫斯科,而莫斯科這個大腦已經被砍下,而且不可能複原的;它另一半是大清帝國這樣的內亞大一統帝國,而這個體系的核心是在蒙古高原上,也已經被砍掉了。你想想,一個既沒有大腦又沒有心髒的體系能夠維持多久呢?它現在之所以如此富裕而如此軟弱,就是因為它既沒有大腦又沒有心髒,動力沒有了,只剩下肢體在顫抖。這個肢體裏面到底還能有多少脂肪,那是無關緊要的。

一個人是否存活,跟他到底有多少肌肉和脂肪是關系較小的:只要有大腦和心髒,即使肌肉不夠强,脂肪不夠多,仍然是一個人;如果大腦和心髒都已經被挖掉了,無論你的肌肉多麼的硬,脂肪多麼的多,你都是一具等待倒地的屍體。只不過是,一個人倒地,大腦和心髒死亡以後,幾十秒鐘之後全身都死透了;但是如果你是一個超級巨人,有十幾億人口的超級巨人呢,這個幾十秒鐘時間,放大到曆史時間中就是幾十年時間。在心髒和大腦死去以後,幾十秒鐘,也就是幾十年時間,死亡才能夠傳達到指甲上。在心髒和大腦死去的最初幾十秒鐘,你的指甲還在繼續生長,所以你暫時還感覺不到死亡來臨。現在我們就處在這種狀態。

你用什麼方式才能夠使共產主義活過來呢?不可能的事情。你用什麼方式才能使大清帝國活過來呢?不可能的事情。既然地理和人口仍然存在,那麼共產主義留下的人口和大清帝國留下的人口必須有一個出路,這個出路是什麼樣?你想要把它湊到一起形成一個完整的民族國家,那麼需要什麼樣的條件?這些條件具備麼?顯然不具備。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正常而合理的發展就是,各種不同的群體會根據自己千差萬別的初始條件和選擇,產生出衆多複雜的路徑。在曆史上講,就是說,單純的列寧主義政權倒台,一般造成的是一場土崩瓦解的混亂,像蘇聯解體曾經出現的那種社會性解體的狀態;大清這樣的內亞多元帝國解體造成的結果,一般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建立一系列割據政權或者是流民活動。兩種道路指向的最大概率事件就是:解體後的廢墟之上,至少在短時間——所謂曆史上的短時間也就是至少是幾十年時間,會出現很多種不同的政權,以不同的方式統治不同的地方。也許在某些社會沙漠化極其嚴重的地方,會出現像黃巾軍那樣的邪教組織——這樣的邪教組織現在已經非常豐富了;也許在沿海地區,經濟發展强大,而且跟海外勢力有比較密切關系的地方,可以建立像香港那樣的城市共和國。一切都有可能。在關鍵性的節點中,極少數人的選擇或者站隊就可以極大影響以後的走向。

只有一件非常不可能的事情,就是這所有的地方能夠奇迹一樣地、以相同的節奏走向相同的道路,這是辦不到的。要走向相同的道路,你必須是水平和各方面條件都相同。而各方面條件都相同,必須以最低標准為標志,不能以最高標准為標志。我要是要求李嘉誠的老婆跟他丈夫離婚嫁給我,這事可能麼?因為雙方的層次相差太遠了。但是如果有朝一日他們破產了,變得跟我一樣窮,我們倒是真有可能結婚。結婚這件事情必須是以夫妻雙方的最低標准為衡量的,最好雙方條件相同,要麼就是要條件較高的一方能夠勉强接受條件較差的一方。如果雙方的地板和天花板差得如此之大,一部分基本上接近于新加坡和韓國的水平,另一部分連伊斯蘭國和巴格達迪的水平都趕不上,那你要把它們捆在一起,除了依靠强制手段以外,也沒有別的辦法。强制手段的成本一定比自願手段要高,這就好像你弓雖女幹一個女人的成本會比結婚要高得多一樣,這個大家都能理解。成本太高的東西本身就是容易崩潰的,要麼它暫時撐住不崩潰,要麼崩潰以後,捆綁在一起的東西就會自然解體,這是最合理的、最符合世界和人類本性的前途。我看不出有任何可能的證據能夠否定這種可能的前途,所有的曆史先例和人類的本性都支持這種前途。你能夠做出的合理安排就是在這種可能的假定之上,給自己尋找一個最適當的選擇位置。

提問人:現在湘人共同體是否還存在?

劉仲敬:首先,共產主義本質上就是收割者,它無論在哪個國家哪個地區,什麼樣的文化背景,造成的效果都是一樣的:它就是要去共同體化,通過毀滅凝結核而打破整個體系。土改的實質意義是什麼?就是要摧毀儒家社會的核心凝結核——鄉紳,也就是地主。三反五反的目的是什麼?就是為了摧毀近代工商業社會的凝結核,也就是資本家。反右運動的目的是什麼?就是為了摧毀可能吸引社會威望的知識分子。一步一步地走下去,共產主義理論上的結果就是,共產主義的實現就是人類社會的解體,甚至還可能說是哺乳動物的解體,因為它連家庭結構也要最後解散。共產主義的理想如果實現的話,就是人類連家庭都沒有,沒有任何社會關系,隨便亂交,生出來的孩子由大家統一供養,這種情況毫無疑問會導致全人類的迅速和密集的滅亡。所以共產主義本質上就是一個毀滅人類的巨大計劃,而且它甚至連陰謀都不是,因為它已經把它的目的全都說出來了。這個計劃執行到一半兒的時候,等到七十年代的時候,社會確實已經基本毀滅,原有的各共同體都已經處在即使不是完全死亡,但是已經處在假死狀態。但是在那以後,列寧主義無法推進到它邏輯上的極端,基本上它的組織力量和思想力量一直在不斷衰退之中。

這就好像是卡夫卡那篇小說《在流放地》描寫的那個殺人機器一樣,那個殺人機器在它的全盛時期,要在它要殺的犯人背上刻幾個字,比如說“尊重長官”或者“遵守紀律”,讓他明白他是犯了什麼罪名。但是等到游客來看的時候,這台機器已經瓦解了,它還能殺人,但是已經紮不成字了,它只是用它的針在囚犯身上不斷的紮,紮出無數的血來,照樣能把囚犯搞死,從這一點上,它殺人的效率一點兒也不比過去低,但是它殺人的規範已經沒有了,它紮出來的只是一連串一塌糊塗的傷口,任何人都看不出它原先打算刻出的字迹。78年以後的共產主義就處在這種狀態,它是一個正在鏽死、正在壞掉的一個機器。因此在它亂紮的過程中,跟過去有次序的破壞不一樣了。

有次序的破壞是精准的打擊,誰是凝結核就打擊誰,誰是精英就打擊誰。我到了農村,首先要殺地主,為什麼呢?一方面他的錢比較多,一方面名聲比較大,一方面他們一般是受過儒家教育的人,而一般老百姓總覺得,讀過孔孟聖賢書的人是應該尊重的,我們應該聽那些讀過聖賢書的人說的話,這個威望對于黨建立統治是一個極大的威脅。把這些人打掉了,窮人反抗能力基本沒有,沒有讀過書的人找不出什麼理由來把自己的活動正當化,也就不容易做出重大的抵抗了。為什麼後來陳雲說,中國老百姓這麼好,餓死了都不會去造反,為什麼呢?如果以前是大清朝發生這種事情,即使不造反也會逃荒。為什麼?因為他們失去了自己的組織能力。孤立的散沙化的原子只能等死,連逃荒的勇氣都沒有。如果他們有自己的社區和領袖的話,即使打敗了,他至少還可以抵抗一下。這就是黨去組織化的核心。

在它邪惡的最高峰,在波爾布特那個時代,它甚至想要把家庭、把母子這種最核心的關系都要打破。但是在做到這一點的時候,它就沒有辦法再前進了。因為人的本性是如此强大,即使是共產黨人,像毛他都還要偏愛江和玉鳳,像金正日他都還要偏愛金正恩,如果他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的話,他應該對他的老婆孩子也跟對其他人的老婆孩子一樣完全不在乎才對,只有做到這一點,他才能夠實現馬克思提出的那種終極的偉大理想。當然到這一點的時候,他連他自己的設想都沒辦法實現了,所以它的最高峰已經過去了。

在過去以後,它仍然在胡亂打擊,抓這個抓那個,搞這個搞那個,但是它打擊的精准程度嚴重下降了。它原先打擊的都是真正的凝結核:打掉了地主,一鄉就瓦解了;打掉了資本家,城市就瓦解了;打掉了知識分子,社會就瓦解了。現在它胡亂抓,有很多被打掉的人,一點兒威脅都沒有,其實只是得罪了派出所所長,說不定是忠黨愛國比在座的任何一個人都厲害,但是就因為你得罪了派出所所長,而且你喊出了忠黨愛國的口號,那麼派出所所長正確地理解到,你居然會傻到喊出這種口號,說明你背後沒有靠山,給你加一個罪名整死你那是活該。同時又有另外一些人,其實他本身是很有威脅的,例如什麼地下教會的領袖或者諸如此類的東西,又有海外關系,又深得周圍社區的信任,應該說是很可能變成未來的凝結核的,但是這種人,或者是惹不起,或者是沒有必要惹。

如果我是地方官吏的話,比如說,我看出一個阿訇是深得當地教民擁護的,而且他傳播的教義對我是很有威脅的,但我會去打掉他嗎?如果打掉他,他的信衆很可能要殺我全家,而黨會不會追認我為烈士都很成問題,我對黨的腐敗知道得比任何人都清楚,知道好多領導暴死在小秘的床上都被報成烈士了,有好多人真正犧牲在前線了以後,不但沒有變成烈士,而且家屬還因為上訪變成了維穩對象,我這麼犧牲了對我自己有利麼?我就要讓那個阿訇去到處傳教去,將來他帶着伊斯蘭國來殺也不一定殺到我頭上呀,說不定更進一步,我還可以跟他打打交道,看你這麼有能力,這麼多人都聽你話,我們合作一下,給我分點錢是不是更好?這種事情難道不是每天都在發生麼?在這種情況下,你就不能說共同體一定不會產生了。

提問人:當列寧主義未來在中國大陸終結以後,日本人作為一個很强大的共同體,對重返中國大陸或者滿洲有多大信心?

劉仲敬:因為現在的游戲規則是二戰和冷戰構建的,因為中國的事情、東亞的事情並不僅僅是一隅的事情,它始終是跟全世界息息相通的。我們說蚊革很荒謬,但是我們也看到蚊革的時候,巴黎的學生也在游行,它是全世界左傾化浪潮的一部分。遠東二十世紀的現象,是十九世紀晚期以來歐洲首先推行世俗化,其次走向社會主義化的一個必然結果。這個結果首先是在歐洲核心區發生作用,遠東發生的事情只是歐洲核心區發生的變化的一個輻射。冷戰結束發生的波動同樣也是美國核心區向全世界波動的結果。可以說,裏根和撒切爾的執政,和蘇聯的解體和南斯拉夫的解體是有邏輯連帶關系的。社會主義在十九世紀後期的興起,跟蘇聯的存在和越南戰爭都是有連帶關系的。

現在,不僅是我們所在的社會,而且全世界後冷戰時代形成的共識政治的游戲規則都在迅速崩壞之中,像布魯塞爾的爆炸案和特朗普的競選就已經說明問題了。人民,特別是世界秩序核心區的人民,已經厭倦了舊的共識政治。他們將會產生出什麼新的游戲規則,現在還在未定之中。所以未來的日本人性格,不一定跟我們現在想象的日本人性格是一樣的。將來的規則是怎樣,是由各方博弈形成的。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如果你參加博弈,你的行為模式和基因就會烙在未來的游戲規則當中;如果你不參加,你就會作為被別人利用的資本。但是博弈的參加者如此之多,你不可能在博弈之前就預見到博弈的結果的。誰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就預見到德國是一定會失敗,或者十月革命一定會發生呢?這裏面可能性太多了。預測這樣的東西,從原則上講是不可能的,比三體問題還更加不可能,這不僅是三體問題,而是三千體甚至三百萬體的問題了。

提問人:高鐵對弱化共同體有沒有影響?

劉仲敬:你知道奧斯曼男爵在修整巴黎街道的時候懷有這樣一個動機,除了美化環境和加强交通效率以外,他的意思是,巴黎居民經常築起街壘反抗他們的政府,以發動暴動而聞名,所以修了這個街道以後,拿破侖三世的軍隊開起炮來就容易多了,這是他修這個東西的主要用意。高鐵是有軍事動機的,這個是毫無疑問的,它有很多設計都是為了迅速調動軍隊而准備的,所以它肯定有這方面的效果。但是軍隊能不能調得動,這主要是取決于財政方面能不能支持得上。

提問人:希拉裏想延續的傳統外交政策是一個很模糊的東西,特朗普提出的是更加明確和堅定的路線,為何您反而說希拉裏的外交政策具有確定性而特朗普會帶來不確定性?

劉仲敬:你剛才已經說明了,希拉裏的政策基本上是民主黨的傳統政策,她是想把集體安全體系在遠東的漏洞補起來,僅此而已。這個做法基本上是可預測性的。而特朗普就是要打破這個政策,他所提出的是具有戲劇性的强硬政策,這樣的强硬政策在美國,從一九二零年代開始推集體安全體系的外交史上不大有先例的。

希拉裏那個政策其實就是威爾遜在1920年提出的那個在歐洲失敗的政策,一九五零年代美國在北約建立的過程中終于把它成功地實施,克林頓政府在九十年代對東歐的政策中,繼續延續了這種政策。這個政策可以說是已經有百年曆史,是一個久經考驗的穩妥政策。它的本質是防禦性的,對于已經失去的東西不再追求,只是把現有的美國盟國重新整合起來,防止進一步的危險。因此,用中醫的說法來說,它是一個極其王道的政策,不會造成任何明顯的損害,只會對原有已經存在的東西增加更多的安全保障,因此它沒有什麼不確定性。如果蘇聯垮台的話,那不是美國把它打垮的,是你自己把自己玩兒垮的,美國只是守在自己的堡壘後面保衛了自己。希拉裏的政策也就是這個樣子的,她並不想要把任何人怎麼樣,她只是想要保住她自己原有的同盟的安全,僅此而已,保證你原有的結構不受到危險因素的幹擾,僅此而已。這是一個高度防禦性、高度保守性的政策,其結果應該是可以預料到的。冷戰引起的後果是什麼樣的,現在希拉裏的政策將來引起的後果也就是這種後果的減弱版。所以一般人就把這種政策稱之為涼戰,意思是,冷戰只是熱戰的降級,而涼戰則是冷戰的降級。一切都在可以預料之中。

特朗普要采取什麼政策就不好說了,因為他身邊的謀士都不是美國傳統政治圈的人,他們的名字非常生疏,美國老牌的智庫,哪怕是保守派的智庫,不知道他們是誰,正如美國傳統的政治家不知道特朗普是誰一樣。對于你不知道的人,你很難預測他的行動。言論對行動不是一個有效的約束,因為一個人的行動如何,主要不是出于他主觀上有什麼看法,而是取決于他身邊的社會關系。你聽一個人給你講,他讀什麼樣的愛情小說,喜歡在看A片的時候看什麼樣的女人,你對他的行為不能做出有效的預測;你看他實際上的老婆或者女朋友長什麼樣子,平時做人的作風怎樣,就能有效地預測出他的行動。就是這個樣子的。特朗普的問題是在于哪兒呢?他是一個新人,照台灣的說法,他是一個政治素人,他在原有的政界裏沒有關系網,他的所有謀士在原有的智庫系統當中也沒有關系網,他帶來的是全新的因素。

提問人:歐洲現在穆斯林化非常嚴重,您如何評價?

劉仲敬:這其實就是一個真空現象。如果你的基層居民不是那種有教養的人和富裕人士認為的那種土鱉保守愚昧的基督教徒,那你就只能接受同樣土鱉保守愚昧的伊斯蘭教徒了。如果按照知識分子和富有階級的人士的想法,最好全社會都變得跟他們一模一樣,但是這樣的社會是根本沒辦法自我維持的。社會必須有一個基礎,而且在古今中外的所有社會中,這個社會基礎必須是比較虔誠、比較保守、生育率比較高的勞動人民組成的,沒有這個基礎,社會就不能存在。而虔誠、保守和高生育率正是底層階級自我保護的必要手段,如果他們也像是比較富有和有文化的階級那樣,相信自己的理性,用少生孩子的方式來提高生活質量的話,那麼他們在他們所處的惡劣得多的環境中間,基本上是很快就會滅絕的。

我們不能把上層社會所處的那個非常特殊,等于是溫室裏的安樂窩當成是整個社會,要看到共同體,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兩者:為個體提供安全,為群體提供延續。能夠完成這兩種職能的共同體,即使在其他方面,按照知識分子的概念來看逼格非常之低,也絲毫不會妨礙它自己的繁衍和擴張。如果它不能完成這兩項基本職責,無論它在其他方面顯得格調多麼高,你都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個待在病床上的要死的人,而且可能在他還沒有來得及斷氣的時候,已經有很多强盜開始着手爭他的遺產了。無論如何,你只要選擇了這條斷子絕孫的道路的話,那麼你實際上只能選擇是體面下台,在一個比較孝順的義子的照顧下度過養老院的晚年,或者是選擇還沒有斷氣就被窮凶極惡的强盜搶得一幹二淨。

我想,1949年的世界就是儒家的士紳階級遭到了後面一種命運;而歐洲的福利國家,則是舊歐洲的統治階級為自己設計了前一種道路。羅馬帝國的衰亡也是羅馬元老貴族階級為自己選擇了一條養老院的道路,他們收養蠻族作為義子,讓這些義子替他們承擔建立家庭和社區的繁重責任,提高了自己的生活質量,同時也把帝國留給了這些義子。但是從足夠長遠和粗線條、粗粒化的分析來看,你到底是在養老院裏面被滿口逢迎的義子取代,還是在還沒有斷氣的時候就被窮凶極惡的入侵者撕得粉碎,差別不是很大。選擇了這條道路,就是已經下定決心把世界留給其他人了。

所以享樂主義者是不可能繼承這個世界的,世界的繼承者必然是那種虔誠勇武,願意承受生活苦難,願意接受某種信仰的人。他們即使現在還卑賤,將來必定會强大,他們的子孫將會吞噬你們的子孫。如果你自己放棄了自己的職責,鄙視跟自己血緣關系或者文化關系比較接近的下層階級,你必然會迎來跟自己血緣和文化關系都更加疏遠的新的下層階級,而這些人將像湯因比描寫的內部無產者和外部無產者一樣,吞噬你的子孫。當然你通過福利國家和養老院式的共識政治,實際上已經決定,自己寧願選擇此時此刻的享樂,而犧牲自己本來可能有的子孫後代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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