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仲敬 | 答《晶報》十問

2014年9月28日深圳晶報名人演講周訪談錄

提問人:《民國紀事本末》里的行文有讀者稱為半文半白,實際上跟唐德剛先生的半文半白並不相同,而是接近《資治通鑒》一類的文體,為何選擇用這種文體來創作這本書?

劉仲敬:這是嚴復和王國維的文體,我稱之為「民初體」。如果你用《法意》的文體翻譯西學經典,就會產生這樣的文體。文體代表路徑,民初體代表「西方正典」與「華夏正典」合流的「假設歷史」,正如尼爾·弗格森《未曾發生的歷史》和理查德·勒博《沒有一戰的世界》,這條路線會產生一個多少類似明治日本的中國。

隨著「民初體」(以及對應的「第一民國」)顛覆,「革命體」(以及對應的「革命政權」)在1920年代末期取而代之。以猶太基督教傳統和保守自由主義傳統為核心的「西方正典」在中國衰落,人文主義-無神論傳統和功利主義-社會主義傳統為核心的「西方負典」在中國變成了主流。然而,主流和非主流並不是簡單的對稱關係。你不能簡單地將兩者互換而不同時顛覆社會本身,正如你不可能簡單地讓和尚念《四書》而讓官吏根據《法華經》統治。「西方負典」存在的隱含前提是:政治和社會責任已經有其他人承擔,他只負責救偏補弊。如果有人根據譴責建築師腐敗的雜文修房子,下場很可能比最腐敗的建築師更糟。

依據「西方負典」為「正典」的共同體,在一個仍然以「西方正典」為「正典」的世界上沒有舒適和安全感。她的處境非常類似一顆腎臟移植到另一個身體內,必須隨時服用烈藥才能緩和(而不能消滅)可怕而自然的結構性衝突(免疫排斥反應)。她習慣的母體如果不是已經化為塵土,就是至今未能誕生。她對自己被迫寄生的世界也有微弱而自然的免疫排斥反應,例如:她總是對新一代的「西方負典」(沃勒斯坦、齊澤克之類)更有本能的親和力,甚至對根深蒂固的老資格「西方正典」(梅特蘭、布萊克斯通之類)都懷有抵觸的態度。

提問人:你的知識結構和知識偏好似乎跟一般意義上的80後不太一樣,有啥奇遇嗎?

劉仲敬:在高度同質化的中國社會,我跟任何人都不同類。我像愛沙尼亞的日耳曼人(他們是中世紀騎士團的餘孽)和哈薩克斯坦的波蘭人(他們是斯大林騙去「建設處女地」的歐洲人),天生沒有確定的歸屬感。這種人認為統治者和人民都不是自己的同胞骨肉、智力和道德都低於自己,對兩者都有忌憚與輕視的感覺。這種人一面懷著智力優越感扮演「游士」,一面深知自身處境的極端脆弱:永遠不會是統治者或多數派,任何變動都是威脅。我像猶太人一樣,對外和對自己是兩種人。履歷表的項目和經歷對我基本是混事的,我很少投入精力和關注。我自己殫精竭力的知識譜系,出版界只瞭解極小一部分,恐怕豆瓣網的網友還知道得多一點。

《史記》是我第一部「根底」書,冥冥中若有神意。我在十二歲和十三歲之間,非常渴望殺時間的大部頭書。當時(八十年代中葉)不存在網絡,我似乎懵懵懂懂地以為中學生的生活狀態是永恆的。我沒有足夠的錢買足夠的書,填滿用不完的無聊時間。因此書越難讀,耗費時間越多;對我來說就越好。《史記》比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說和斯瓦辛格的電影好,因為一冊《史記》所消耗的時間二十倍於《尼羅河上的慘案》。我大概天生就是文學青年本義上的文學青年,遇見精彩的段落就會默記默誦,就像對待《燕歌行》或《長恨歌》一樣,除了節律的快感以外,別無其他目的。我不看《表》、《志》之類討厭的流水賬部分,只看《本紀》、《列傳》之類有故事、有文採的部分。故事總會有續集,文採則是會上癮的。這條線路引導我讀完了二十四史的大部分,當然也只讀有故事的部分。我自己不知道也不在乎有什麼用處,無非是蒐集大偵探波洛全部作品同類的事情。我後來莫名其妙地發現自己會寫古文和古詩,而且比寫英語文章輕鬆得多(我根本不會寫英文詩)。現在看來,我大概是古典中國那種熏陶式教育的最後一批意外產品。這種際遇都是時間太多的結果,我估計自己和任何人都不會再有這樣的環境了。

梁遇春出現在我的生活中,時間已在九十年代初(大學時期)。當時我在癖好(而不是需要)指引下,大肆收集民國和英國散文家的隨筆集。在流行的周作人、林語堂、梁實秋、查爾斯·蘭姆、蒙田、赫茲里特、愛默生當中,一冊薄薄的《春醪集.淚與笑》突然跳出。當時的感覺猶如朱彝尊的《高陽台》:「重來已是朝雲散,悵明珠佩冷,紫玉煙沈。前度桃花,依然開滿江潯。」世間若有爛俗台詞所謂「靈魂伴侶」,一定就是這麼回事。我沒有費多大的勁,就收集到這位作家的各種版本。其中最全的版本應該是浙江文藝出版社1992年的《梁遇春散文全編》,收羅了作者的文章和譯文,比以前和以後的其他版本都更完整。後來,我收集此類圖書,數量數十倍於當時,但只有一部能喚起同樣的魅力,就是托馬斯·布朗的《甕葬》。倘若文字可以用「質地」分高下(余光中是這麼認為的),此書堪稱「精金美玉」。(在詩歌方面,我只能給格雷的《墓畔哀歌》和阮籍的《詠懷》同樣的評價。)同時代流行的優質散文家梁實秋、董橋之類,在我看來都不過是好吃的奶酪:甜膩可口,綿軟易朽,絕對當不起「時間的征服者」重任。順便說一句,我發現自己的真正專業可能是搜書。無論我表面上的正業是什麼,都更像是這種真正專業的副產品。

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和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出現在同一時期。這些書能夠從同時期的布羅代爾、亨丁頓等大家著作中脫穎而出,給我留下格外深刻的思想印刻,以後永遠沒有磨平;至少部分原因在於文筆的質量。我是苛刻的辭章鑒賞者,經常歧視那些口齒笨拙而材料豐富的作者和學者。文筆是視野、境界和洞察力的鏡子,這些比材料重要得多。在我內心最深一層的價值天平上,博雅比專業分量更重。迄今為止,沒有任何純粹技術性的研究能打動我。我查看這樣的作品,動機和效果都跟查字典差不多。我不會因為查字典而繪制或修改認知地圖,只會運用補充的材料將原有的地圖變得更細密。對我來說,作品不是孤立的存在。相反,作品是某種偉大傳統通過作者自我表達。如果作者不是神明的稱職工具(照柏拉圖的說法),其作品就僅僅是用過即扔的梯子和錘子。今天的年鑒學派雖然聲勢浩大,我卻私心以為他們豐富的資料和狹隘的識見不成比例。人類只有兩個時代產生了偉大的博雅傳統。第一個是古典時代,第二個就是文藝復興到啓蒙運動的時期。在此之後,有格局、有丘壑的作品實屬鳳毛麟角。我在這裡舉出的兩位就屬於這樣的極少數。這種現象主要是因為:十九世紀以後,傳統已經基本窮盡其可能性。作者的個人才幹並不能發揮決定性作用。

托克維爾最大的特點,其實是他深入骨髓的宿命感和滄桑感。我深信:如果讀者對古典和基督教傳統沒有概略的瞭解,就不能真正領悟「字縫里的涵義」這種涵義猶如余英時解釋的陳寅恪「心史」,只能領悟、不能證明。領悟的基礎只能是共同精神結構下的設身處地。你在托克維爾的文本中,只能看到一位敏銳而冷靜的觀察家。他不偏袒任何人、任何力量,透過流俗之見和文宣辭令,揭示了舊制度並不美好的真實面貌,使人無法懷疑民主的正當性和必然性。然而,我們不要忘記:托克維爾也是一位優雅和周到的廷臣。他在弗朗索瓦一世和查理二世的宮廷中都能如魚得水,能讓賣花姑娘在紳士淑女當中怡然自得。這種人從來不會忘記在作品在贊美死敵「心胸高尚」,卻可能忘記表揚真正的朋友。其中道理,無異於瑪麗·安東尼特在斷頭台上向劊子手道歉。如果你比敵人更有失風度,你就是輸家。我們浸淫於野蠻的二十世紀鬥爭文化,習慣於明確、誇張、惡毒地攻擊敵人。如果我們從字面意義理解前人,就會犯下最荒謬的錯誤。加里波第說某人「慷慨恢弘」,意思差不多等於托洛茨基說某人「罪不可赦」。兩者描述的現象是一樣的:「某人是我原先的戰友,由於政治而非私人的原因而反目成仇。我對他本人並不反感,但一定毀滅他的事業。」 真正的貴族托克維爾其實對群眾時代的原子化極為恐懼,但他相信大勢已定、逃避無益;因此他對理性認同、感情陌生的新時代用盡了廷臣的恭維,這種客套絕不會用在「像自己一樣可靠」的老朋友身上。恭維背後,他是想盡可能禮貌地發出警告:「末人」的自私將會普遍降低文明的素質。群眾平等的洪水過後,只剩下官僚平庸專制的淤泥。當然,托克維爾不會將宿命感羅織成系統理論。學究氣是中產階級缺乏品味的證明,斯賓格勒就是這樣一位中產者。

我接觸雷海宗的《中國的文化與中國的兵》,在2002年前後。這時,我已經確定了大部分認知地圖。我除了蒐集材料充實細節以外,此後就沒有做過其他的事情。簡單地說,雷海宗是斯賓格勒在中國的真正繼承人。他們和主流的差別不在技術上,而在格局上。這種分歧不是更加精確的實證研究所能解決的。從根本上講,以文明興亡為對象的思辨和以歷史事實為對象的實證是兩種東西。後者的主要用途在於為前者提供盡可能準確的材料;但如果沒有前者,後者就沒有什麼意義。(除非你認為,給文科生提供就業機會也算一種意義。)博雅教育的消亡和學術無產階級的興起勢必導致前者的沒落,本身就是文明由盛轉衰的徵兆之一。(當然,在實證意義上,盛衰本身就是毫無意義的詞。)中國的博雅教育早已滅亡,目前正在笨拙而混亂地試圖建立學術無產者的流水作業線。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方的博雅教育傳統也在緩慢但確定地衰退。實證研究和技術創新的繁榮經常掩蓋了這一點,正如果實在樹葉發黃的時代最為甘甜。托克維爾是群眾時代的最後一位貴族。斯賓格勒是戰國時代的最後一位春秋思想家。雷海宗是拋在石田上的一顆種子,只有祖先、沒有後裔。在我自己心目中,我也是意外出現的異鄉異客。我將漂流瓶投入大海,自己知道瓶中的文字確有意義;卻不能肯定漂流瓶會歸向何處,更不知道(假如存在的)讀者能否理解這種語言。

提問人:翻譯對你來說意味著什麼?還有更大的翻譯計劃嗎?

劉仲敬:路徑決定命運,而不是能力。骰子落地以前,沒有比爭取路徑選擇權更重要的事情。我以前說過這樣一段話,現在仍然適用。

我覺得自己象清末民初的譯者,例如嚴復;或是魏晉南北朝的譯者,例如謝靈運;分享了創造歷史的過程。因為他為漢語文化圈引進了一種完全陌生的文化解釋體系。同時我也預感到:這種新成分最容易遭到扭曲、邊緣化、望文生義的中國化解釋。中國人的哲學傳統和法律體系跟歐洲大陸的親和力較大;因而歷來引進的西學都是這個傳統,並非偶然。經驗主義產生的盎格魯保守主義、習俗和前例產生的判例法系統,都是中國人難以把握的東西;他們總是用絕對理性和普遍價值去誤解這些概念。

嚴復當年的命運就是這樣,他引進的英國自由主義概念迅速被法國激進主義替代,然後遺忘。謝靈運到玄奘的佛經譯文在中唐以後落到了同樣的下場。如果中國未來的發展一如既往,休謨所屬的傳統多半是誤解或遺忘的對象。如果這個傳統一變為顯學,那麼中國思想傳統和歷史路徑一定已經發生了明治維新級的劇變。

嚴復曾經說過:只要廢除科舉,中國社會就會發生廢井田、開阡陌以來從未有過的劇變,超出了他的預測能力。假如英國經驗主義和憲法傳統居然能在中國站住腳,劇變的程度一定不亞於前者。如果這樣的事情居然發生(照中國式歷史邏輯是不可能的),那麼所有相關人士都將進入歷史攝像館。

麥考萊的《詹姆斯二世以降的英格蘭史》五卷本和克拉林敦的《叛亂史》四卷本目前也在我手中進行,應該就在今年內出版第一卷。我簽署了《柏克十二卷集》、《迪士雷利文集》、《理查德·伯頓文集》的合同,但需要更久的時間。我視梅特蘭的《早期法》和斯塔布斯的《憲法史》、《憲法文件》為禁臠,列在下一階段的計劃內。此外就是戴維斯的《邦聯》、斯蒂芬遜《從憲法看內戰》、《李將軍文集》,伯頓議員的《國會日誌》,科文的《最高法院編年史》,普雷斯科特的《天主教君主》,特納的《邊疆論》,泰納的《當代法國的起源》,弗里曼、錢伯斯、亞當姆斯、楊的《英國憲法史》,黑爾的《普通法》。這個順序大致反映我心目中的重要性順序。

我敢於肯定:這些書的重要性超過《天演論》和嚴復的多數選擇,只是不一定超過《法意》。中國人對「正典」非常陌生,本身就說明了歷史路徑的錯位。這就相當於儒生對朱熹的著作非常陌生,連書名都說不出幾部。

提問人:許紀霖先生對你和《民國紀事本末》評價很高,他說:「最近廣西師大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民國紀事本末》,讀過的人無不稱奇,可謂奇人奇書。」還說,「這個劉仲敬精通古今中西,有難得的大見識。」你覺得自己和前輩學者最大的不同在哪裡?

劉仲敬:顯然,我本來就是局外人。問題並不在於我跟前輩學者不同,而在於我跟大多數人不同。如前所述,我真正的教育發生在隱秘生活層面。履歷表體現不了這些,正如傳記體現不了私人愛情生活。

從進化生物學角度講:人類(和極少數靈長類)的特殊點在於「情境模擬能力」。也就是說:你首先能夠產生自我意識,然後能夠把自己「設身處地」代入其他角色的位置,從而形成一種全局博弈的整體圖景。這種能力類似棋手的佈局能力,是文明和社會群體得以產生的根源。不用說,佈局和認識佈局的能力相差甚遠。在著名的《隆中對》當中,劉備和諸葛亮對同樣的局勢得出了不同的對策。劉備希望繼續南逃交州。諸葛亮希望奪取荊州益州,絕地反撲。這就暴露了兩人「情境模擬能力」的巨大差異,解釋了劉備需要諸葛亮的理由。古典華夏的文史教育主要為此服務,其方式與詩歌教育相同。林黛玉很好地解釋了這種教育法:首先用足夠充分材料(史書或名詩)把你淹沒,內化為思維環境的一部分,然後指望你有天賦的「情境模擬能力」,自動產生「玻璃球遊戲高手」(詩歌高手)。如果你天資不足,就會變成尋章摘句的陳最良式學究。但這是必要的報廢成本。所謂「史識」,就是生物學所謂「情境模擬能力」。斯賓格勒稱之為「相術的直覺」。直覺強大,你就能像福爾摩斯一樣迅速發現:「缺環在哪裡?」「證據與環境不協調,應該是偽造的。」尤其是,在缺環無法補全的情況下,你要根據情景,復原出最可能的原貌,制定出最可能的計劃。

西方史學包括「反事實歷史」,但根據華夏傳統教育的取向:不是「情境模擬能力」為歷史研究服務,而是歷史研究為「情境模擬能力」提供材料。「情境模擬能力」不足,絕對不能委以「士大夫性質」的任務。我相信:正規教育對此沒有幫助;因為閱讀量達不到傳統教育要求的「淹沒標準」,實現不了「內化效果」。意識形態教育對此有莫大的破壞作用。由於考試以外的任何事情都需要「情境模擬能力」,所以高學歷的意識形態教育會培養出大批「人類的禍根」。他們會理直氣壯地說:蔣介石應該像羅斯福一樣行動,日本應該像德國一樣認罪,毛澤東應該像省長一樣服從。這話聽起來像笑話,其實鄙國「學術研究」大部分都由這樣的內容組成。

提問人:「中國讀書界偏好引進‘技術上不及格、感情上有共鳴’的西方著作,尤其不足為怪。從1980年代至今,至少有五部流行圖書以‘願望的達成’為隱含賣點。黃仁宇《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發明了‘毛澤東的下層建築和蔣介石的上層建築’,從而證明‘歷史是正確的、未來是光明的’。唐德剛《晚清七十年》發明了‘歷史三峽’,從而證明‘錯誤是難免的、前途是光明的’。薩伊德《東方主義》免費收復了話語霸權,從而證明「庸人適應環境、狂人改造環境、高人重新解釋環境」。費正清《美國與中國》可以概括為‘不要幫助中國人,這樣他們就不會抱怨了’。基辛格《論中國》可以概括為‘美國不輸出民主,中國就沒有威脅,這樣大家都滿意’。你委婉批評了五位在中國最受歡迎的歷史學家和學者,你認為自己是一位苛刻的讀者嗎?

劉仲敬:我一般不拿自己當讀者,讀者只要去讀《哈利·波特》就行了。我對待那些人,就像一位重視信譽的士大夫攻擊缺乏社會責任感的同僚。我認為而且肯定(就像一位棋手對待段數足夠的棋手),他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他們像奸臣一樣,敏銳地把握了皇帝的感情弱點,利用這些弱點滿足皇帝隱秘的願望,犧牲皇帝的利益來維護他的虛榮。

提問人: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治中國現代史,很多材料都還看不到,怎麼辦?

劉仲敬:這話是一種廣告,反映了學術無產階級渴望討好潛在客戶(外行)的心理。同時也證明:大眾時代的讀者對自己的判斷能力一點信心都沒有,只能寄希望於商標保證質量了。至少在涉及歷史的問題上,我敢保證:他們只會失望。

余英時先生認為,復原歷史其實是一種小說家的想象力。我自己認為:這是一種軍師的能力。你必須明白:你沒有充分的情報,許多情報是假的;但你必須馬上做出決斷,這些決斷可能害死自己。自古以來,所有人都在自己的生活中運用這種決斷。他們主要依靠對當事人性格和歷史行為模式的粗略瞭解,就能預測他們隱秘的行動和未來的舉措,相應地調整自己的應對措施。人類仍然存在的事實就證明了這些判斷準確率頗高,雖然不可能完全正確。一般而言,學術研究的平均準確率不如普通人的判斷。據我所知,二十世紀最好的歷史學家是一個籍籍無名的人。他因為碰巧是艾薩克·阿西莫夫的祖父,才留下了一點痕跡。他是白俄羅斯的猶太人,在革命前夜準確地逃出俄羅斯帝國,又在二戰前夜準確地逃出歐洲。除了王國維,二十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很少表現出同樣的判斷力。我一直把他當做偶像來崇拜。

材料與準確率並不成正比,主要取決於當事人的情景模擬能力和誠實。有些人能夠依靠較少材料,做出相當準確的判斷。另一些人恰好相反。如果對人對事的失誤率極高,就是情景模擬能力低劣的鐵證。世界歷史就是世界法庭,沒有人能拯救他。例如:段祺瑞就是這種人。張作霖反而不是。

提問人:你是會讀閒書熱愛閒書的學者嗎?

劉仲敬:正常情況下,是的。我在大學時代(1990年代)的表現就是專業蒐集閒書的閒人。此後,我是那種專業喝茶扯淡的機關人員。問題在於:這種性格會使我缺乏堅韌和果決。於是我把七千冊書鎖起來,沿著類似老阿西莫夫的道路,背離了風暴即將來臨的地方。

提問人:你最推崇的學者是哪位?原因?

劉仲敬:斯賓格勒,理由如前。他有良好的情景模擬能力,儘管他的錯誤甚多。這裡必須說明,錯誤少不是優點。一位從不犯錯的經濟學家基本可以視為廢人,一位成功企業家肯定比失敗的同行錯誤更多。諸葛亮的隆中對就是大錯特錯,但沒有這項模擬,劉備連失敗的機會都沒有。

提問人:除了讀書,最喜歡做的事情是什麼?

劉仲敬:中古音樂,亨德爾和巴赫。

提問人:你的研究有沒有一個主線,有沒有一個研究領域讓你特別著迷?未來五年的計劃是什麼?

劉仲敬:憲法作為文明的體質,有其生長衰亡的軌跡。軌跡也會反映文明本身的獨特性。我正在寫《英格蘭憲法溯源》。此書的第一卷應該和《安·蘭德傳》、《亨利八世》差不多時間出版。明年預定出版《從華夏到中國》和岡倉天心的《東洋的理想》,發行集刊《新民評論》。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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