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仲敬 | 翻譯休謨《英國史》訪談錄

2012年關於翻譯休謨《英國史》訪談錄(附高全喜評論)

提問人:請您從譯者的角度給讀者們介紹一下這本休謨的《英國史》吧。

劉仲敬:十七世紀是英國政治哲學的鼎盛期,十八世紀是英國史學的鼎盛期;後者對前者有一種近乎概括總結的意義。思想演變的背景是十七世紀登峰造極的憲法危機和內戰。用圖解化的方式解釋:政治哲學是憲法危機進行時的預案;史學是憲法危機完成時的總結。

進行時意味著爭奪未來設計權,這是霍布斯和哈靈頓的工作。完成時意味著爭奪歷史解釋權,這是克拉林敦和休謨的工作。休謨的著作一推出就陷入黨派鬥爭的漩渦,讀者最關心的問題是:「你是哪一派?對查理國王和斯特拉福德伯爵,你支持還是反對?」《英格蘭史》的主要「問題意識」是:英格蘭自由憲政在歷史中的起源和發展。這個問題本身就有黨派性:輝格黨喜歡盡可能提前下議院的起源、誇大其早期作用。托利黨傾向於重視國王和貴族的憲政平衡,對下議院估計不高。《英格蘭史》從頭到尾都在這個問題上跟兩派對話。不過從歷史上看,托利黨的觀點更接近史實。休謨很留心地考證:早期國會或國會前身其實沒有下議院和人民代表。他雖然自認為不偏不倚,但主要受到輝格黨攻擊;這是原因之一。

提問人:您力舉此項譯業的初衷是什麼?

劉仲敬:我的想法跟休謨撰史的初衷差不多,就是要釐清英國從封建式「混合政體」到立憲君主制的歷史脈絡。這條線索對近代世界和「中國問題」有莫大的意義。《自尤利烏斯-凱撒征服到1688年革命的英格蘭史》是「英國憲法史計劃」的一個側面。

提問人:為什麼此前中國沒有出版社引入這本著作?

劉仲敬:不僅休謨沒有;他以前的摩爾、雷利、培根,同時的克拉林敦,以後的柏克、麥考萊、卡萊爾都有傳世之作;都是空白點。世界史的空白點極多,舉不勝舉。所以正確問題應該是:這一次為什麼有出版社引入這本著作?答案是:因為我在豆瓣網上鼓吹,正好碰上他們。

提問人:為英國寫史立傳的著作應該不少,休謨的這部《英國史》有什麼不同和特別之處?

劉仲敬:休謨是「博雅之士」業餘撰史傳統的最高峰。這個傳統從波多利爾-維吉爾和沃爾特-雷利爵士開始,到丘吉爾(很可能)結束。現在已經淹沒在專業歷史學家的乾嘉之學當中。兩者的差別可以用韋伯的經典論述概括:前者是「為學術而生」;後者是「靠學術吃飯」(從學術這個麵包籃子里拿麵包)。附帶的後果之一是:前者的著作有文學經典價值,後者只有查資料的人才讀。

休謨作為史家是宗師級人物,蘇格蘭歷史學派幾乎是他個人的遺產,弗格森等人都是他的徒子徒孫。他創造了傳統,大部分同僚(包括吉本和《衰亡史》)只留下孤立的經典著作(如果還能留下經典著作的話)。

提問人:我知道您此後還要從事麥考萊的英國史翻譯,能比較一下這兩項工作和這兩位史家嗎?

劉仲敬:麥考萊比休謨更偏向輝格史觀,他格外不滿休謨對教會的諷刺態度。其實所有人都傾向於不寬容最接近的前輩。對休謨和啓蒙時代,這個前輩就是教會。對麥考萊和19世紀,這個前輩就是休謨和啓蒙時代。

不過他們的共性是大於差異的;因為他們都體現上述「博雅之士」業餘撰史傳統,主要「問題意識」也高度重合。

麥考萊的《英國史》從詹姆斯國王的時代開始,時間上差不多緊接休謨《英格蘭史》結束的時代,這段時間是英國憲制的成熟期。麥考萊傾向於輝格史觀,這段時間最能佐證他的理論。對我而言,把休謨和麥考萊的史書前後銜接,可以溝通英國憲法史脈絡;這是為自己考慮。

提問人:我們注意到出版社並未按照休謨本人的寫作順序進行出版,而是遵行了傳統的年代順序,您對此如何評價?

劉仲敬:休謨像司馬遷一樣,主要是「今史學家」(傅斯年稱《史記》詳於近世)、而不是博古考據家,都鐸以後(相當於司馬遷的戰國以後)才是他的重點。關於內戰的五、六卷首先推出,跟他的政論文配合,吸引了當時的視聽。然後是關於都鐸時期的第三、四卷。最後是關於羅馬不列顛和中世紀的第一二卷。前幾卷不牽涉內戰問題,不太吸引同時代人的眼球。

不過18世紀中葉以後的版本都已經改為:根據時間順序排列。這樣做完全正確;因為當時的政治敏感問題早已不再敏感,重現歷史脈絡才是著作的意義所在。

提問人:我們印象當中,18世紀是個啓蒙的世紀,也就是非歷史的世紀,休謨為什麼要單立出來這麼一部史書?這似乎並不合拍啓蒙時代的所謂「時代精神」。

劉仲敬:18世紀是個啓蒙的世紀,但也是英國史學名著輩出的年代;原因如前所述。即使在英國之外,歷史著作也是啓蒙的一部分。伏爾泰的《風俗論》就是顯例,他明確主張以啓蒙和文明進步的觀念重新審視歷史。

這是經典歷史著作輩出的時代。休謨的《英格蘭史》(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Invasion of Julius Caesar to the Revolution in 1688)和吉本(Edward Gibbon)的《衰亡史》(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獨佔鰲頭。其次有羅伯特-亨利(Robert Henry)的《大不列顛史》(The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 From the First Invasion by the Romans Under Julius Caesar. Written On a New Plan)、羅伯遜(William Robertson)的《1542–1603年間的蘇格蘭史》(The History of Scotland 1542–1603)、克莫斯(Kames)的《人類史綱》(Sketches of the History of Man)和弗格森(Adam Ferguson)的《文明社會史論》(Essay on the Histoty of Civil Society)。蘇格蘭歷史學派在其中佔據了顯要的位置,弗格森和羅伯遜都是休謨的追隨者。

休謨本人認為蘇格蘭是一個歷史的民族,意思就是:他對自己哺育的蘇格蘭歷史學派頗為自豪。同時代人認為當時的歷史著作遠邁前古,休謨本人厥功至偉。《年鑒》稱頌道:「吾國文人素乏良史之才……休謨先生的名山事業使我國一洗前恥。」【V. Wexler, David Hume and the History of England, Philadelphia, 1979, P.90.】愛德華-吉本稱休謨為「蘇格蘭的塔西佗」、贊賞他「粗疏無比的美」,而伏爾泰則稱休謨的《英格蘭史》為「古今傑構之雄」。 【Nicholas Capaldi and Donald W.Livingston(eds.), Liberty in Hume’s 「History of England」, Dordrecht, 1990, pp.vii-viii.】

提問人:能比較一下休謨和伏爾泰嗎?

劉仲敬:休謨和伏爾泰的聯繫和區別,就是蘇格蘭啓蒙運動和歐洲大陸啓蒙運動的聯繫和區別。理性和進步是兩種啓蒙運動共同的價值觀,但二者的理性不是同一種概念。

蘇格蘭啓蒙運動的「有限理性」是一種經驗主義的概念,源於傳統的長期演變;經驗知識來源於達爾文式近乎盲目的環境淘汰和選擇,適應性高度依賴於其所以產生的歷史路徑。【Donald W. Livingston, On Hume’s Conservatism】

大陸啓蒙運動的「絕對理性」是一種笛卡爾式、甚至柏拉圖式的概念。理性自身就是萬物的尺度。這種概念是新柏拉圖主義和天主教客觀理性論的延續(即使啓蒙哲學家在政治上反對天主教會)。

理性的限度(或人類認知能力的有限性)是貫穿整個休謨哲學、政治學和史學的關鍵詞,絕對理性的虛假偶像背後是習慣、傳統和經驗的真實權威。休謨說:「原因和結果的發現,不是通過理性而是通過經驗。」【休謨,《人類理解研究》,呂大吉 譯,商務印書館,北京,1999,第21頁】基於經驗的論證只知有或然性不知有必然性,只能建立特殊的傳統、習俗或地方性知識。「建立於我們在自然中將會發現的那種相似性上面……根據看來相似的原因,我們便期望相似的結果。」【休謨,《人類理解研究》,呂大吉 譯,商務印書館,北京,1999,第29頁】「一切從經驗而來的推論都是習慣的結果,而不是運用理性的結果。」【休謨,《人類理解研究》,呂大吉 譯,商務印書館,北京,1999,第37頁】

從休謨的哲學觀就可以推出:歷史本來就是經驗知識和習慣積累的最大寶庫。在理性和因果關係可以信賴的前提下,人類還可以通過笛卡爾式演繹、無需歷史經驗而推理出正確的答案。但是,既然理性和因果關係都不足恃,歷史經驗就是人類智慧的唯一寶庫。可見,經驗主義的內在邏輯很容易導向保守主義。英國人的保守性格和他們的哲學傳統是頗有關係的。

相反,對伏爾泰和法國啓蒙作家而言:理性是普遍而客觀的尺度。歷史經驗是一系列偏見和惡行的匯集,他著書的目的(特別是《風俗論》)就是:用理性的光明重新審視過去的種種弊端,間接支持未來的進步改良。普遍理性的內在邏輯很容易導向全面變革、與過去決裂的激進主義。法國人的激進同樣與歐洲大陸的哲學傳統有關。

提問人:休謨為什麼沒有像亞當-斯密那樣,把歷史敘述溶入類似《國富論》這樣的道德哲學體系當中呢?

劉仲敬:休謨有他的《人性論》,他在哲學史上的地位高於斯密。康德的哲學突破主要是為了回答休謨懷疑主義。《國富論》的歷史敘述是不連貫的,只是泛泛支持「文明進步史觀」。在這方面,休謨是傳統的開創者,對後來史學範式的影響大於斯密;沒有必要參照後者的方法。

不過,休謨和斯密都是博雅傳統的通才。你很難把他們的某一部著作硬性納入圖書館分類法的某一類。準確地說:他們都是中國傳統分類的「諸子學」,涵義接近於「思想體系的創造」。創造思想體系是遠比專著更宏大的工作。休謨和斯密都是蘇格蘭啓蒙運動的靈魂人物,他們的思想體系有兼容性,不同著作彼此互為注釋,體現同一思想體系的不同側面。例如,休謨《英格蘭史》這一段敘述就非常接近《國富論》的歷史敘述:

「倫敦有大批外國工匠。亨利有一次猜忌弗拉芒人偏愛凱瑟琳王后,以樞密院令驅逐他們;離開的弗拉芒人至少有一萬五千人。亨利自己在星室法庭公告中承認:外國人奪走了本地人的生計;使他們無事可做,依靠盜竊、謀殺和其他罪行糊口。這份公告跟其他法令一起出版發行。他還宣稱:外國人為數眾多,導致穀物和麵包漲價。為了防範進一步的危害,所有外國工匠不得在家中容留兩名以上的外國雇工或學徒。外國商人也受到類似的猜忌。關稅強加於外國人,負擔落在全體居民身上。國會做得比較好:鼓勵更多外國商人和工匠移居英格蘭;激發本地人的競爭,提高他們的技藝。國會在一項法案中宣佈:王國欠債和犯罪的犯人不下六萬人。這個數字可信度不高。哈里森宣稱:本朝處決了七萬二千名小偷和強盜,差不多每年兩千人。他補充說:伊麗莎白朝晚期,死刑犯一年不超過四百人。似乎當前英格蘭全境的死刑犯不過五十人。如果這些事實可靠;亨利八世以來,道德水準一定大有進步。這種進步主要應該歸功於工業和技術的發展;下層階級因此得以養活自己、打發時間,後者差不多跟前者一樣重要。 」【David Hume,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Invasion of Julius Caesar to the Revolution in 1688,Liberty Fund ,Inc. ,2004,p.934】

提問人:您覺得休謨會如何看待發生在18世紀的英格蘭帝國事件,比如七年戰爭和英格蘭內部的經濟變革?休謨為什麼放棄了書寫18世紀的歷史,而這正是他本人生活的時代?

劉仲敬:《英格蘭史》結束於1688年光榮革命,這是個很好的選擇;因為憲法鬥爭在此告一段落,而憲制演變正是《英格蘭史》的主要內容。休謨本人是18世紀政治鬥爭的參與者,生前作為政論文作家的聲譽高於哲學家。對他而言,已經不需要專門論述當代問題的作品了;因為他的看法已經眾所周知。

《英格蘭史》的英格蘭是歐洲的英格蘭,殖民帝國只是商業、貿易、進步(這三者都是正面價值)的一個附屬部分。不過,休謨(和蘇格蘭歷史學派)是歷史經濟動力的第一批認識者。在他以前和同時的名士(例如伏爾泰和吉本)一點沒有類似的認識。休謨對都鐸時代經濟變化的重視是破天荒的,他也是第一個以經濟進步、而不以王朝更迭為時代進步標準的史家。

蘇格蘭歷史學派的進步觀是休謨本人的直接延續。他們相信商業和貿易是進步的直接原因,對風俗和道德水準有可喜的影響;顯然他們會力主維護海外貿易,但不可能擁護把貿易帝國改組為官吏直接管理殖民地的主張(法國人是這麼做的,後來的費邊派也贊賞吏治國家)。

提問人:您覺得休謨會對英格蘭第一帝國的終結和第二帝國的開啓有何看法?

劉仲敬:就休謨的憲制理論看,他厭惡國會武斷統治更甚於國王武斷統治,對國會自居唯一主權者的宣示不可能有好感。他很可能跟柏克一樣,認為北美殖民地更忠實地維護了英格蘭古老憲法的傳統。在自由貿易問題上,休謨和斯密的理論不分彼此,不大可能同情帝國貿易保護主義。

帝國是海外貿易的附帶產物。他們會在支持海外貿易的前提和範圍內支持殖民帝國,但不會認為帝國本身可以成為主要政治目標。

提問人:能不能請您就休謨在英帝國史學傳統以及整個歐洲的世界史傳統中的地位作個總體性的評價?

劉仲敬:休謨的遺產就是蘇格蘭歷史學派及其經濟進步觀。這一套理念實際上已經滲入英國和全世界的史學傳統。現在,不考慮經濟的歷史後果,已經不可能著史了。在英國,他的憲法史實際上構成了以後同類研究和國民意識的正統;但在英語世界以外幾乎無人效法(泰納是一個異數)。這主要是英國憲制特殊性的問題;經驗主義的傳統最難模仿,理性主義則很容易變成普世原理。

提問人:你在翻譯過程中遇到過困難嗎?是什麼樣的?

劉仲敬:西歐封建的專用術語,很多在中國歷史和漢語言中沒有確切對應物,必須自我作古。當然,開創前例是很得意的事情;可以造成以後的初始條件敏感性和路徑依賴。

提問人:整個翻譯過程中有什麼有趣的小故事、小細節可以給讀者們說說嗎?

劉仲敬:把古英語文獻變成中國的古文和古體詩。

提問人:目前只出版了兩卷,您的翻譯工作進展的如何?

劉仲敬:每年出兩卷,出版時間比翻譯時間落後一年。目前一切符合節奏。

提問人:您本身是學法醫的,但是現在在讀史,為何會有這樣的轉變?

劉仲敬:這是機會主義的行動,跟醫學和歷史都沒有關係,卻跟四川的地緣有關。也就是說,我選擇的是地理位置而不是專業,專業是臨時心血來潮決定的。

提問人:說說您的近況吧。

劉仲敬:目前還在四川大學,忙於動筆;一切要等待夏天以後才會有答案。

提問人:對於現在很多譯者抱怨稿費太低的情況,您怎麼看?你的稿費方便大致透露一下嗎?

劉仲敬:人人都認為自己待遇太低;不過根據我對歷史的瞭解,幻想以文字謀生總是最糟糕的事情。我動筆一般是為了滿足虛榮心和表現欲,即所謂名山事業,不覺得是一種工作。所以我根據作者和著作的重要性做判斷,而不是根據稿費。我拿過各式各樣的稿費,80每千字最常見。

提問人:在讀英國史的過程中,我最大的困惑就是,為什麼英國人會如此輕易的就能接受一個不是自己國家的人(鄰國的國王、公主等等)成為自己國家的國王?能說說英國人的思維範式嗎?

劉仲敬:這不是英國的特徵,而是歐洲封建制的特徵。哈布斯堡家族同樣不是西班牙人,薩克森家族更不是波蘭人。君主應該具備被統治者的民族屬性,這是19世紀以後的觀念。中世紀所有邦國都沒有民族和領土概念;君主、貴族、臣民的關係是個人效忠和保護的關係,不存在後來所謂的公共領域。

提問人:在翻譯這部著作的過程中,您最大的感受是什麼?有什麼收穫可以分享嗎?

劉仲敬:我覺得自己像清末民初的譯者,例如嚴復;或是魏晉南北朝的譯者,例如謝靈運;分享了創造歷史的過程。因為他為漢語文化圈引進了一種完全陌生的文化解釋體系。同時我也預感到:這種新成分最容易遭到扭曲、邊緣化、望文生義的中國化解釋。中國人的哲學傳統和法律體系跟歐洲大陸的親和力較大;因而歷來引進的西學都是這個傳統,並非偶然。經驗主義產生的盎格魯保守主義、習俗和前例產生的判例法系統,都是中國人難以把握的東西;他們總是用絕對理性和普遍價值去誤解這些概念。

嚴復當年的命運就是這樣,他引進的英國自由主義概念迅速被法國激進主義替代,然後遺忘。謝靈運到玄奘的佛經譯文在中唐以後落到了同樣的下場。如果中國未來的發展一如既往,休謨所屬的傳統多半是誤解或遺忘的對象。如果這個傳統一變為顯學,那麼中國思想傳統和歷史路徑一定已經發生了明治維新級的劇變。

嚴復曾經說過:只要廢除科舉,中國社會就會發生廢井田、開阡陌以來從未有過的劇變,超出了他的預測能力。假如英國經驗主義和憲法傳統居然能在中國站住腳,劇變的程度一定不亞於前者。如果這樣的事情居然發生(照中國式歷史邏輯是不可能的),那麼所有相關人士都將進入歷史攝像館。

提問人:在整個英國史中,您最喜歡的是哪個階段?為什麼?

劉仲敬:英國憲法史可以分為四段:

部落-封建式混合政體(各等級共治時期):都鐸時代以前,君主、貴族和人民的不穩定平衡。

絕對君主制:都鐸和斯圖亞特的君主獨大時代,英國最接近歐洲絕對主義、甚至東方專制主義的危險。

立憲君主制:1688年光榮革命到一戰前夜普選制完成,混合政體的穩定平衡和黃金時代。

民主化和社會民主黨化時期:(一戰至今的)人民單一主權的政體逐步侵蝕混合政體,1999年工黨對上議院的打擊是其中的一個步驟。

我自然會喜歡第三個階段;但「喜歡」對歷史的意義就是:我喜歡果樹的秋天,因為我喜歡吃果子;但我討厭種樹,也討厭春天和冬天。大多數中國人的中西比較觀都是這樣。我很清楚:增加摘果子工人的待遇,一點也不會增加果子的產量;除非自己有果樹而且自己的果樹正在秋天。但顯然不是;如果是,就沒有多少人會關心中西比較;正如歐洲人不關心歐洲-拉丁美洲比較。

提問人:翻譯對您來說是一項怎樣的工作?

劉仲敬:相當有趣,有半娛樂的感覺,不完全像工作。(假定你接受一般的看法,工作=受罪;因此待遇是一種損害補償。)

提問人:為什麼現在很少有如此傑出的寫史者?

劉仲敬:這不是個人問題,而且文明發展進入冬季,社會結構扁平化的結果。休謨、吉本這樣「為學術而生」的博雅之士(就是英國工黨和極左派想消滅的對象)漸漸消失;「靠學術吃飯」的職業學術人取而代之(學術無產者只關心個人計件工資,不會關心老闆和企業產品的長期聲譽)。

文藝復興到十九世紀的歐洲,對應於春秋時代的東亞。這個問題等於:為什麼商代以前和漢代以後再也沒有諸子百家?

提問人:把古英語文獻變成中國的古文和古體詩,能提供一個例子嗎?給我們一小段中英對照版。

劉仲敬:「The barbarians, on the one hand, chace us into the sea; the sea, on the other, throws us back upon the barbarians; and we have only the hard choice left us, of perishing by the sword or by the waves.」

「蠻夷逐我兮滄海濤,波臣逐我兮夷狄饕,飲血鋒刃兮眠魚腹,何以異兮,哀遺黎!」

-David Hume,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Invasion of Julius Caesar to the Revolution in 1688, Liberty Fund, Inc. , 2004, p.25

這一段是作者從拉丁文翻譯成十八世紀英語的。這時英語的拼字法還沒有固定(這是十九世紀晚期的事情),人人根據自己的口音拼寫;但已經比莎士比亞的英語順眼多了。

附:《晶報》採訪高全喜評劉仲敬所譯之休謨《英國史》

休謨《英國史》(第一、二卷)中譯本首次出版,使得休謨作為一個歷史學家的面目更多地出現在國人面前。其實,「休謨在他生活的時代,首先是歷史學研究給他帶了聲譽,而不是哲學、道德學或經濟評論等論述。休謨是靠著《英國史》的寫作贏得了社會聲譽後,學界才開始重新審視他的哲學、道德、經濟等思想貢獻。」高全喜教授說,關於休謨的《英國史》,自己早年就曾複印英文版本來讀,這次剛剛出版的中文版也找來讀了。為深入了解休謨的史學研究,記者採訪了高全喜教授。高全喜教授對大衛·休謨的思想廣有研究,曾著有《休謨的政治哲學》。

晶報:國人熟知休謨,更多是其哲學家的身份,其實他還是歷史學家。給我們簡要地談談作為歷史學家的休謨吧。

高全喜:休謨在他那個時代的思想界或知識界聲名鵲起,並不是作為一個哲學家或者其他什麼家,他哲學思想的重要性,是以後逐漸被人所承認和關注的。因為,休謨一開始寫的《人性論》並沒有給他帶來多少名聲,關於這一點他在自己的《小傳》里有過敘述。

正是《英國史》的寫作給休謨帶來了極大的聲譽。這套六卷本的巨著,休謨當時是寫完一卷出版一卷的,沒想到甫一出版就成為了暢銷書,這也使得大家開始重新審視休謨,進而開始關注他的哲學、道德學、經濟學等方面的成就。所以說,當時的英國人首先把他視為一個偉大的史學家。

晶報:作為一個對哲學人性論有著深邃思考的思想家,休謨寫起了英國史。那麼,與其他史學家的歷史著作相比,休謨的英國史,在您看來有什麼獨特之處呢?

高全喜:休謨對英國史的論述,相比其他史學著作來說,由於其哲學思想等方面的豐厚修養,使得休謨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敘述有著思想的高度和歷史的厚度,尤其對重大歷史事件和人物的評價上,顯示出一般歷史書少有的深刻性,是大多歷史學家做不到的。

這也是休謨的《英國史》給人最突出的印象,在其思想史的大視野下,休謨對歷史的敘事舉重若輕,蘊含豐富,具有廣闊的尺度性。一般的歷史學家往往容易就事論事。比如,休謨對英國政治傳統的論述,第一卷的兩個附錄就論述得很精彩:附錄一「盎格魯–撒克遜的政制和習俗」和附錄二「封建與盎格魯–諾曼政體及其習俗」,不是就歷史而談歷史,而是為早期英國歷史的演變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制度性的概括。再比如,其對「光榮革命」的看法就富有張力,比簡單贊成某一派的歷史學家更全面,他的思想有點類似於托克維爾的風格。

晶報:作為歷史研究者,在歷史觀上,休謨與其他英國史學家有什麼不同嗎?

高全喜:休謨的歷史觀是十分獨特的。按照一般史學家的說法,20 世紀之前,在英國有兩派對英國史的主流敘述:一派是托利黨人的英國史,代表人物就是休謨的英國史,特色就是保守主義;另外一派是輝格黨人的英國史,代表人物是哈蘭、麥考萊等人的英國史,特點是激進而自由主義的。

但是我想說的是,不能把休謨的《英國史》簡單地理解成托利黨人的歷史觀,這一點休謨在他的《小傳》中也說起過。他不無感慨地說自己的《英國史》出版後,托利黨人罵他,輝格黨人也罵他,國教派罵他,清教派也罵他。由此可見,他並沒有得到某一派別的完全認同。

雖然後來主流歷史學把休謨的《英國史》看作是托利黨人的代表作,但實際上,休謨並沒有完全按照托利黨人的史學觀這一標籤來寫英國史。這也正說明休謨史學的高明和深刻。各派都指責,恰恰說明他建立起了自己歷史觀的一個最大公約數。比如,他不反對英國的革命,但又對國王被殺頭掬一把同情之淚;他贊成《大憲章》,但又對偉大君主的評價很高;他不是站在國教的立場看待政制,但也不贊成清教徒對於英國政制的主張。

總的來說,休謨的歷史觀是帶有一定保守主義傾向的,對英國君主制多有同情性理解與評價,但他對英國的共和革命也並不完全反對,不能因為他同情英國君主制就被視為絕對的保皇派。實際上他對後來光榮復辟所建立的君主立憲制也是贊成的,甚至在他的政體理論中還主張完全的共和制呢。

正因為如此,休謨的《英國史》才有了非凡的意義,超出了特定時代的歷史糾結。所以,我們不能給休謨的歷史觀以過多的標籤化理解,他的歷史觀既不是托利黨史觀的,更不是輝格黨史觀的,而是休謨的歷史觀。

晶報:這次休謨《英國史》中譯本的出版,對於我們研究英國歷史有什麼現實意義嗎?

高全喜:休謨《英國史》中譯本的出版,我認為對於歷史著作的寫作與研究具有「撥亂反正」的意義。古往今來,撰寫王朝政治以及軍事、外交等這些大事件,歷來是歷史的主業,這一點中西方皆然,例如,中國的《史記》和《左傳》,西方塔西佗的《編年史》、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等等。但是,20 世紀以後的歷史寫作,史學家們傾向於關注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光是帝王將相、春秋大義固然不好,但是 20 世紀後的歷史過於著重小人物小事情的書寫了,尤其是二戰以後,史學界對歷史的敘事偏離了古典的偉大傳統。一瓢水當然是歷史,我不否認一瓢水的研究價值,但不能因此而忽略了歷史的大江大河。

休謨的《英國史》相比之下,則是遵循著古典歷史學的偉大傳統,他寫的正是英國的帝王將相、春秋大義:政制、法律、財政、戰爭、革命與和平。我覺得休謨歷史著作的出版問世,有助於讀者理解傳統史學的敘事內容與敘事風格,歷史應該注重研究的問題,歷史是否有重要和不重要的內容之區分,等等。

晶報:作為一名政法領域的研究專家,從憲政的角度閱讀休謨的《英國史》,有什麼啟發嗎?

高全喜:從政治、法律的角度來說,休謨的這本《英國史》讀來很有現實的親切感。我們發現,英國史中的政治、法律乃至戰爭、財政、宗教和文化,都不是乾巴巴的,而是活生生的歷史,諸多重大的人物和事件都是圍繞這些主題展開的,它們很生動。作為政治法律的研究者,我從中可以讀到,政治制度是怎麼演變的,法律規則是如何變化的,等等。

從這樣一本歷史書中讀這些內容,比從專業的教科書上讀來更有歷史感和真實感,理解它們也更加充實和豐富,而不再是抽象的概念式的理解。所以,我覺得研究政法的人多讀讀這類歷史書,收益一定會很大。

晶報:您去年寫的《立憲時刻》廣受好評,也是從憲政的角度敘述了一段歷史,當時寫作時有沒有受到休謨的什麼影響?

高全喜:可以說也是無形中學習休謨的一個結果吧。到目前來說,我對休謨政治思想的研究,感到遺憾的一點就是沒有怎麼涉及休謨的歷史著作,我希望後來者能夠彌補這個研究領域的缺憾。

晶報:您曾讀過英文版的休謨《英國史》,現在也讀了中譯本,您覺得這個中譯本翻譯得怎麼樣?

高全喜:通讀下來,我覺得劉仲敬先生的翻譯很不錯,譯得比較儒雅,可以從中看出譯者的深厚的文學涵養。這樣的翻譯風格是恰當的,典雅通達,有儒者之氣。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休謨本身就是一位飽讀詩書的英國紳士,而不是像法國的知識分子那樣充滿了刻薄與偏激。因此,如此翻譯出來的味道也就很對,這是士大夫和英國紳士的味道。如果是法國知識分子的書,那樣的翻譯風格,可能就不行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味道恰與英國紳士風格契合。恰當的人翻譯恰當的書,這是很難得的。當然,具體到翻譯細節,我沒有和原文進行詳細對比,不好評價。

晶報:休謨這麼有名的一本史書,為什麼現在才有翻譯呢?

高全喜:這個具體原因我不太清楚。不過,據我所知,關於休謨《英國史》的翻譯,一直有人在做,未來一兩年,可能會看到商務等出版社的多種版本吧。大家都在翻譯,可能是體量比較大,還沒有出來。另外,對於英國思想家的研究,我們只是在民國時期比較重視,後來就不怎麼重視了,學界更多地是重視法國、德國、俄國、美國思想家的研究與翻譯。思想界對英國思想的研究比較薄弱,就是英國的思想家,研究與翻譯更多的也是洛克、邊沁、穆勒等英格蘭的思想,而忽視了蘇格蘭的思想家。所以,我們最近在浙江大學出版社編了一套蘇格蘭啟蒙思想的譯叢,想稍微改變一下風氣。

晶報:為什麼英國的思想家,民國以後我們譯介的比較少呢?

高全喜:原因很簡單,英國的思想大多是保守的,與後來我們大力倡導的革命思潮不符合,很多人認為英國思想不具有可學習性。

晶報:休謨作品中譯本的譯介總體情況現在怎樣?

高全喜:休謨的主要著作基本上都有中譯本了,還有一些通信集等散作也在陸陸續續地出版。

晶報:據您的了解,目前國內對休謨思想的研究是怎樣的情況呢?

高全喜:目前國內對休謨的研究,主要是兩塊:一塊是從哲學角度研究,哲學史界有一批人在研究,從本體論、認識論、知識學到道德哲學;另外一塊屬於思想史,或者說,是試圖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研究休謨的政治、法律、經濟、道德思想,我和姚中秋、羅衛東、韋森、李強、王焱等一批學者正在從事這項工作。這塊研究涉及中國現實的相關問題,具有中國問題的關懷,比如,我們會涉及其與中國五四思想啟蒙的關係。

晶報:關於休謨歷史書寫的研究,現在怎麼樣呢?

高全喜:關於休謨歷史著作的研究,目前還是相當薄弱的,《英國史》中譯本的出版也許會帶來一些刺激吧。不過,我希望出版界還應出版一些國外對休謨《英國史》研究的相關書籍,以及關於英國史不同流派的著作,這樣好有個參照,也更有利於對休謨《英國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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