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是寫報導要呈現「這群人為什麼這麼做」，或者是做行銷要分析「為什麼不同群消費者反應不同」，還是做倡議想「要怎麼說服某群人」，我們經常會馬上想到「這裡有文化差異！」。但不同群體文化，究竟會怎麼影響人們的選擇？
儘管社會學累積了許多相關研究，但是文章內可能充滿術語，以及「誰和誰說了什麼」的學術辯論，未必能直接連結到怎麼「應用」。為此，我參考Lamont and Small的How Culture Matters中整理的六個理論觀點，把術語通通拿掉，整理成白話文版的「遇到文化時，可以問的六個問題」。
1、他們自己怎麼「看待」某件事？
這個說起來很直觀：同一件事情，可能有很多不同的看待方式，而看事情的方法不同，採取的反應當然也不同。
比如：一群學生可能認為「大學四年」的重點是「為了未來的職涯作準備」，另一群學生可能認為是要「學習不同的知識」，可能還有一群學生可能認為大學生活是「人生最後還可以好好玩樂的階段」。這三群學生會選的課、會參加的校外活動、會花錢買的東西，就可能因此很不一樣。而如果某些學校的特定學系，比較容易讓學生採取其中一種看法，我們就可以說是「校園文化影響學生的不同選擇」。
另一個例子，針對「會不會去抗議」，研究發現有三件「事情」很重要：對這項「社會議題」的看法（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嗎？）、對「解方」的看法（抗議者提的是個好的解方嗎？），以及對「抗議這件事」本身的看法（上街去抗議有用嗎？），運動組織者因此可能要順應不同群人的看法調整策略，或者可能要說服某群人改變看法。
延伸來說，如果你在賣一個商品，可以想的問題就可能包含：不同群消費者自己，是怎麼看待這個商品所對應的需求（比如是必須、享受還是奢侈）、可能的用途（比如保險曾被不同人視為投資、賭博，以及「對家人負責」的方法），以及更廣泛來說，怎麼看待自己生活中與這個商品相關的種種（比如前面說的「大學生活怎麼過」）。
（在社會學的術語上，這就是所謂的構框 [framing]）
2、他們「懂得或習慣」怎麼做？
有的時候，人們之所以「這麼做」，倒未必是有什麼「看法」，而是因為他們的文化讓他們「知道這該怎麼做」，有一定的習慣或技能，因為會做，所以去做。
一個經典的例子是，住在貧窮社區裡的人，可能也想要有一份高收入的工作，但他們不知道要怎麼做（而非認為高收入工作不好），這是因為身邊沒有人可以讓他們「參考看看」要怎麼做：要去哪申請？要穿什麼衣服？面試時要怎麼說話？（同理，不同大學科系的人，也可能因為課程、因為學長姐的傳授，而有不同的技能和習慣，以致於畢業時會「懂得」去申請的工作不同。）
再換成企業或其他組織的例子，有時候要解釋他們怎麼處理一個問題，可能也是出於某種「知道該怎麼做」：知道這樣處理問題可以怎麼分工、知道內部要怎麼設定目標跟考核，讓他們因此都會用這樣的方式來處理問題。
因此，如果要理解一群人的「行動策略」、「消費習慣」等等做事方式，有時候重點不會是價值觀，而是可以思考他們熟悉或習慣用什麼方式做事（比如台灣人抗議手法跟中國就很不一樣；中國的「大字報」、「向有關單位個別個人『維權』」，就跟台灣的「演講、表演、拉布條」、「向政府集體動員提訴求」不同）。
（在社會學的術語上，這是所謂「文化工具箱」[cultural toolkit] 的觀點；而在文化的文獻，包含政治文化與社運的文獻中，會特別用劇碼 [repertoire] 這個詞）
3、他們怎麼訴說「自己過去的經驗」？
人類的行動，會取決於他們對「現實」的認識；而面對現在與過去，人是一種會「說故事」的動物，人們對自己的過去和現在所說的「故事」，因此也會影響他們當下怎麼做判斷、進而做選擇。換句話說，「一朝被蛇咬」是否就會「十年怕草繩」，要看在他們的故事裡，是否強調、怎麼看待過去「被蛇咬」的經驗。
比如說，台灣社群網路上的某些社團中，有一群男生會認為「女權過高」、對很多性平倡議有敵意。如果要解釋，可能就要看到他們群體中「分享」過去被「誣告」性騷擾的故事（不論是真實還是幻想）；身處這樣群體中的人，就算自己沒有經歷過類似的案件，他們對於「男性共同經驗」的理解也會受到這些故事影響。相反地，在一些女性主義群體裡，會訴說被性騷擾、性別歧視的共同經驗，還有過去女性主義前輩抗爭爭取權益的故事，這就會導致截然不同的立場（一些女性主義的討論，就很強調這樣透過「講故事」提升性別意識的策略）。
組織、企業也是一樣，可能會相信一套「我們過去有什麼成就」、「我們過去面對過什麼挑戰，那時是怎麼解決的」、「組織初衷是什麼」，因此影響他們的決策；除了影響組織決策，這種「故事」也可能是組織內部成員互相信任、保持忠誠的理由。
因此，如果要說服一群人在乎一件事，進而去參與一個運動、或是買一個商品，可以想想這要怎麼與這群人的「故事」中重要的情節相呼應──又或者，你可能會需要重新提出另一個有說服力的故事，吸引別人用另一個方式看待他們的「過去」（民族主義運動就常在做這種事）。
（在社會學的術語上，這就是敘事 [narrative] 的觀點，組織則有所謂的organizational saga）
4、他們覺得「自己是（或不是）怎樣的人」？
這個日常生活也很常見，就是「我哪是這種人！」的這種想法（我是「怎樣」的人，才不像「某些人」會那樣做），經常也影響人們做出不同選擇。
舉例來說，研究就發現，美國貧窮黑人會自行區分「體面的」跟「街頭上的」人，「體面的」黑人會刻意不去做自己理解中「街頭上的」黑人才會做的事（比如去某些地方消費，或是跟某群人交往）。
而這個自己是「怎樣」的人，就會涉及到「我們這種人」好在哪裡，也會影響自己願意跟誰「站在一起」。比如說，研究就發現，美國白人工人階級會強調自己努力工作養家，因此會支持幫助「我們這種人」的政策，相對地，跟我們不同的就是那群懶惰、依賴別人的窮人，因此不覺得要去支持「那樣的人」。
因此，如果我們觀察到一群人「不願意」怎麼做，一個可能的分析角度，就是他們認為這麼做是「某種人才會做」的事。如果你發現當你要賣東西給一群人，或者說服某群人採取怎樣的行動時，他們認為「這才不是我們這種人會做的事」、「這種東西是『那種人』在買的」，你可能就要說服他們「做這樣的事情，並不代表你們就是『那樣』」。
（在社會學的術語上，這就是所謂的象徵邊界 [symbolic boundary]，對應的動詞就是有時會聽到的「劃界」）
5、他們「會做」的事情，是否會得到「認可」？
在不同的背景長大，比如說爸媽的教養方式不同，人們「懂得怎麼做」的事情就不一樣。例如：有些孩子比較知道怎麼問老師問題、而且知道怎樣不會被嫌煩（因為爸媽懂該怎麼做，所以有教），有些孩子比較知道怎麼「積極」、有條理地安排生活（因為爸媽就是有計畫地在安排他們的課外活動），有些人比較聽得懂或讀得懂一些上課內容（因為爸媽有教他們怎麼閱讀或怎麼聽）。
換言之，有些技能、習慣和品味比較會被認可，這就會導致沒有這些能力的人被「排除」。排除有幾種可能的原因，以求學和求職為例：可能是因為競爭輸掉（分數比人家低，所以沒辦法得到這個機會）；可能是自認做不到，就先放棄了（「我怎麼考得上好大學」，所以連申請都不申請）；可能是因為上個階段的競爭中被分到比較爛的位置，所以後面就越輸越多（考到不好的學校，因此學習的機會更差）；最後，也可能是因為負責篩選的人喜歡跟自己相像的人（「喔你也是ｘｘ大學畢業的！而且你也喜歡聽＿＿＿音樂！我們好像，那就決定是你了！」）
所以，你的報導、報告或是思考的問題，如果跟排除有關，就可以特別注意是不是有些人缺少某些「能力」做不來（或者其他人比較做得來），導致他們在某個階段就被排除？而這個能力的有無，又可能跟怎麼樣的家庭或其他背景有關？如果是要倡議或是要賣東西，也可以思考要能「這麼做」的門檻，是不是已經預設了某些能力（尤其是某些「軟實力」）或品味，因此可能對不同人的吸引力有差異？
（在社會學的術語上，這就是所謂的文化資本 [cultural capital]）
6、「制度」怎麼影響上面這五個問題？
最後，如果我們的目標是「分析」，那在問了前五個問題（中的其中幾個）之後，可以再追問一件事：制度如何影響人們？
關於問題一（人們怎麼看待一件事），制度可能會鼓勵某些看法，比如美國會用pro-life vs pro-choice、用隱私權辯論墮胎問題，就是受到法院判決的影響。
關於問題二（人們懂得或習慣怎麼做），制度可能會讓某群人更常養成某些習慣，比如中國的個別維權式「抗爭」，就是面對政府鎮壓集體抗爭下的應對之道。
關於問題三（人們怎麼訴說過去經驗），制度可能鼓勵某些版本的故事，比如教科書可能強調某種國家民族的敘事；而一些經驗之所以成為共享經驗、影響大家說的故事，也經常與制度有關（比如一個系上大家都上過的共同必修、要做的作業，形塑系上文化）。
關於問題四（人們怎麼說自己跟別人的不同），制度可能讓人們更傾向於用特定的方式，理解自己與他人的關係；比如在高中把學生分成文組理組、並且對應大學科系，影響學生們認為自己可以做什麼工作、什麼科目念不來，或者因此彼此看不起，就是一個例子。
關於問題五（會做的事是否得到認可），我們可以追問，是什麼樣的制度規則與期待，針對不同的習慣與品味，給予怎樣的「獎勵」或「懲罰」？（比如一個升學制度在升學過程中看的東西到底是什麼？預設學生具備怎樣的能力，才能把這些事情「學好」？而這些能力學校有教嗎、還是交給家庭自己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