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哥正在看著你!(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 — 這句出自《1984》的經典名言近幾年來對大家來說一定不陌生。隨著科技發展,我們開始聽到許多科技人、學者、意見領袖提醒著我們:「科技是把雙面刃,若沒有小心對待自己創造的技術,這些技術將有可能成為極權政府控制人民的方式。」

道理我們都知道,但是這些所謂的控制到底在哪裡?又裹上了什麼樣的糖衣呢?這篇文章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最近看到的監控手段或新技術。至少,我們會知道老大哥用什麼方式看著我們,然後有意識地保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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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防疫為名的監控?

首先介紹的是2020年最熱門的話題之一 — — 到底現行的防疫追蹤系統有沒有危害人權?對許多人來說,這可能根本不該成為一個話題,他們可能會認為「非常時期採取非常手段」不是對於公眾利益該有的基本態度嗎?個人的隱私和自由,在面對集體危機時,似乎變得格外的渺小。的確,許多政府進行的追蹤手段,都是為了盡可能地控制病毒,我們也看到因為此種手段而防疫成功的案例。那問題到底在哪裡呢?

街道巷弄上或各個公眾場所裝有監視器似乎不足為奇,但若監視器裝到民眾的家裡,那就非同小可了。根據風傳媒報導,中國常州市的一名公務員透露,今年二月下旬,一名社區委員和一名公安在他家中的櫃子上裝上了監視器。他向市長熱線申訴,但卻被「理解並配合政府防疫」為由而勸退。在家中裝上監視器,似乎已經超越所謂必要且正當的手段,但是裹上了名為防疫的糖衣,被監控的對象倒也求助無門了。

同樣的,所有以防疫為名的追蹤系統,一旦政府取得民眾的地理位置或個人資訊,民眾將很難再要回這些資訊的所有權。這些零碎的個人資訊雖看似不起眼,但別忘了,連我們在Facebook上做心理測驗、按讚、購物的資料,最終都可以影響整個世界政治的走向,更何況是我們最貼身的個人資訊。

無所遁形的數位支付?

在實體貨幣的世界裡,交易是一件直觀的事情。我把15元硬幣給早餐店老闆,他給我一杯大冰奶,除了老闆之外,不會有人知道是我買了這杯大冰奶。數位支付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我用轉帳的方式把15元給老闆,那這筆交易的資訊勢必會在我和老闆的銀行帳戶留下紀錄。在我們看不見的地方,也許這筆記錄會被作為審視我們日常行為的依據。下面有個例子:

去(2019)年年底,北京發布了一則「養犬告知」,宣布通州區所有樓房一率不得飼養體高超過35公分的大型犬,限三日內自行處置。三日後若檢查發現,就會沒收犬隻,而且飼主也會受到逞罰。(詳細報導請見轉角國際

也許你會認為,狗狗是不是養在家裡,平常不要叫就不會被發現。但其實這就是數位支付紀錄被派上用場的時刻了。在交易方式幾乎已經全面數位化的中國,上網購買的狗狗用品的紀錄,都有機會揭露你在家中養狗的事實。而可怕的是,在數位支付越來越普遍的現在,這樣的事情絕對不只發生在一個國家。

邁向智慧城市的代價?

所謂的智慧城市,是利用各式各樣創新的技術和服務,來優化都市管理的效率,並且提升市民的生活品質,其中最重要的技術就是物聯網。智慧城市的立意良好,有機會解決未來世界高度都市化、人口過度集中。根據麥肯錫顧問公司研究,最大限度部署智慧城市相關應用,將有機會將潛在死亡人數(兇殺案、道路交通和火災)減少8%至10%。

然而,前文中提到被監控的隱憂,並不只在極權政府國家,也可能發生在號稱民主自由的台灣。台北市政府2018年底入宣布將投入14億元,將北市16萬盞路燈變成「智慧路燈」。根據報導,這套智慧路燈系統將可能供各電信業者放置接受器,並且有車牌、人臉辨識功能,有助交通改善、分析與集會遊行安全調疏管理。

在發布此項計畫的記者會中,市府團隊強調,智慧路燈的裝設和應用將符合《個資法》,並且和廠商簽署明確的協定。但人權團體也提醒我們,這項計畫推出的系統跟中國「社會信用系統」的監控方式如出一轍,未來並非不可能被恣意濫用。

難道我們都不能相信科技了嗎?

帶著權力和利益的濾鏡,再怎麼立意良善的科技都有可能淪為監控的工具。說了這麼多,其實我自己也沒有一個結論,好像知道了這些好像也不可能完全保護好自己。我們需要更多的揭露和討論,要讓更多人了解科技的好與壞,然後在不斷的辯證之後找到未來的方向。

因此,最近我開始經營一個新的節目,叫做Hope in Crisis。未來會和大家分享更多關於現代社會中出現的危機,以及未來可能的解決方案,希望透過討論激發出對不同科技解方的想像。

Hope in Crisis — Episode 1

在COVID-19肆虐全球的這段日子裡,我很幸運的待在相對安全的台灣。每天看著新聞上各國疫情發展的報導,總覺得有些不真實,彷彿他們和我們並不身處在同一個世代中。被嘉玲寵壞的我們,可能真的很難想像每一刻都如履薄冰的生活。但這樣的安逸倒是給了在台灣的我們一個全新的機會,站在我們不曾想過的制高點上俯瞰這一切。

公共利益和個人隱私常有衝突,有沒有可能兩者兼顧?

我所看到的,也許是這段時間被認為「次要」的議題,但個個都和人權息息相關,每每看到相關的報導也都讓我心頭一陣。數位人權組織Top10VPN在3月20日指出,因應疫情,已經有至少13個國家採用數位追蹤系統。

根據風傳媒報導,在南韓,所有確診病例的手機定位、信用卡紀錄、甚至大眾運輸儲值卡、監視器等資料,都會被政府完整保存並且建檔公布在保健福祉部的官網上。或許這麼做的確有利於追蹤確診個案的足跡,並且以超高的效率防止病毒擴散,但這也讓確診者的個人隱私無所遁形,甚至引起大眾對他們的歧視和汙名。英國廣播公司(BBC)韓語記者金炯恩便表示,儘管韓國政府沒有公布確診者的姓名或地址,但若直接使用搜尋引擎搜尋病例編號,就會跳出「編號-詳細資料」、「編號-照片」、「編號-家庭」,甚至是「編號-外遇」等資料。

新加坡政府則是採用一款名為TraceTogether的應用程式,搭配政府建立的確診病患資料庫,透過藍牙偵測兩支手機間的距離,以判斷使用者是否曾有近距離的接觸史。儘管TraceTogether的使用效果佳,並且也已經有超過65萬名使用者,但因新加坡政府曾公布確診病患資訊,而且有開發人員使用這些資訊建立地圖,讓民眾追蹤感染者足跡,這一連串的行為已經引發歧視並且侵犯了確診者的個人隱私。

而在台灣,政府採用的的則是「電子圍籬系統」。國外返台的民眾都在填寫入境資料後被列入掌控名單中。一旦居家簡易者離開指定的範圍,系統就會發送「警告簡訊」給當事人、民政單位、衛政單位還有轄區警察,以掌握行蹤。很多台灣人其實也認為,在非常時期採取非常手段是符合比例原則的,儘管可能要犧牲自己部分的隱私或自由,但為了防疫的公共利益著想,大多數人是願意將個人資訊提供給政府追蹤的。

然而凡事不怕一萬、只怕萬一。儘管現階段各國的追蹤機制都尚在民眾可接受的範圍內,但若疫情告一段落後,部分專制國家仍恣意延伸政府的威權,那麼民眾就很難重拾失去的人權和隱私了。

公共衛生和隱私及人權之間的矛盾是一直存在的問題,也因這次的疫情再次浮出檯面,難道一套得使兩者兼顧完整的系統就這麼遙不可及嗎?

改革健康資訊系統,犧牲人權不再是必要之惡

是這樣的,我最近在小小兼職幫忙一間非常有社會價值的科技公司 — Bitmark!第一次接觸到這間公司是2018年,當時我在InnoVEX會場聽到創辦人Sean的分享,講的是如何運用區塊鏈守護大家的產權,當時的我不禁為了這項技術的社會價值大大地起了雞皮疙瘩。今年,Bitmark因應這次的疫情推出了新的計畫,希望解決的就是我在上面提到的衝突。

Bitmark即將推出一款社區公共衛生APP,結合民眾上傳的個人健康數據和政府的公開數據,計算出社區公共衛生指數,指數越高代表這個社區可能傳染的風險越低。這樣的指數呢,除了能幫忙民眾了解自己或家人活動範圍的安全程度,讓他們可以判斷自己要不要出門;也可能協助公司或政府部門進行公共衛生相關的決策,像是: 要不要開放在家工作啊? 或 要不要進行人流管制?

開拓視野,突破萬難,看見世界,貼近彼此,感受生活,這就是生活的目的。
To see the world, things dangerous to come to, to see behind walls, draw closer,to find each other and to feel. That is the purpose of life.

大學一年級看完白日夢冒險王之後,便決定接下來的每一天都要活成這句話的樣子。在自己所及的範圍內,把握所有機會,走向生命的最深處。

24歲的我,即將在今年12月離開我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一份我從20歲就開始接觸的工作。因為這份工作,我看見了世界的背面,知道生活中的苦痛可能來自制度、文化、律法,而非一切都源自個人;也因為這份工作,我遇見了權力金字塔高處的決策著們,看著他們做出也許自己也似懂非懂的決定,牽動著整個世界的命脈。

故事的開始

2015年初,我和朋友一起報名參加「性別議題青年人才培訓計畫」,透過競賽爭取到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擔任台灣的青年代表。當時He for She議題正夯,於是我們選擇以We for Us做為倡議主題,主張性別議題不該只是二元的對立或支持,我們應該以「人」為本,支持彼此生而為人的基本權力。

經過約莫三個月的培訓,我們落選了,但對於議題的熱度還在,想繼續學習。於是我和友人A一起申請成為了培訓計畫主辦單位「婦權基金會」的實習生。

在婦權基金會(簡稱基金會)的實習經驗是這樣的,我們從議題寫作開始練習,寫寫中文、英文的報告,寫作的內容可以登上國際性別通訊或英文電子報,累積自己在性別議題中的深度和廣度。有時候,會幫幫正職規劃or辦理一些國際會議。對當時的我來說,每次能在會議中遇到來自世界各地人們總是特別新鮮的,我喜歡不斷被文化衝擊的自己,在每一次的碰撞中改變一點自己的形狀。

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這句話真的很拔辣,但也不斷的在我自己身上印證。實習了一年多後,基金會的副執行長似乎了也看見菜鳥實習生的改變,提出了兩個改變我人生的重要offer: (1)進入基金會成為正職、(2)擔任2017年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的台灣青年代表。

真的走進聯合國了

每年三月在紐約舉辦的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是國際上發展性別議題的指標性會議,各國掌管婦女/性別業務的官員會到這裡來大拜拜。你可能會想,台灣又不是聯合國的會員,這到底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其實在聯合國辦理這項會議的同時,場外有非常多的NGO也會同時辦理平行會議,由外向內大聲疾呼,表達對各項性別議題的主張。這些NGO的代表也可以申請進入聯合國辦理周邊會議,對許多國家來說,他們在自己國內是難以接觸到政府官員的,遠渡重洋來到紐約反而給了他們一個近身倡議的機會。

而這正是台灣最大的契機,我們以NGO平行會議為主場,讓其他國家看到台灣在性別議題上的成就。同時,我們也試著申請進入聯合國,瞭解這個世界最大的國際組織到底在討論什麼。

我永遠不會忘記自己通過重重安檢,走入聯合國總部大門的那一刻。我抬頭望著挑高的天花板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在身邊萬國旗的簇擁下走向不同膚色、不同種族的人們。我開始和來自各國的代表對談,有人關注人口販運、有人關注名譽殺人、也有人關注氣候變遷,這許多的議題是我在台灣萬萬想像不到的。而對我遇見的這些人而言,他們正在做的不單只是推行某個社會議題,而是竭盡一切所能捍衛自己的生命尊嚴。

是阿,惟有透過對話,才能真正開始付出。

在聯合國門口的我(紐約太冷,連兩天沒洗頭)

傳說中的實質外交 - 亞太經合會!

從聯合國回來後不久,我正式進入基金會,前半年到處協助不同的業務。2017年的基金會的工作重點是推動女性進入數資理工領域(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簡稱STEM),我第一個接手的工作就和台灣微軟合作,推廣女孩的程式教育。也因為如此我認識了接下來為我打開另外一道門的組織 - Girls in Tech(但完全是另一個故事,以後再說,如果我不懶惰)。

2018年開始,我被賦予了一個新的任務,接手基金會的APEC業務。大家也許知道,台灣能夠以官方身份參與國際組織的機會並不多,而亞太經合會(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簡稱APEC)就是其中一個。由於經濟議題層面很廣,APEC裡面有很多不同的論壇,我參加的正是裡面的婦女與經濟論壇。這個業務在台灣的主要負責單位是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因為是官方身份參與,會以政府部門為主),基金會則是擔任這項工作的幕僚。基本上APEC的工作就是充滿了各式各樣的縮寫、潛規則還有密密麻麻的文字作業,這個重大的任務讓我誠惶誠恐,剛知道要接業務的前一個月我每天工作之餘都至少讀了5份以上的文件,希望自己能快速上手。

在APEC,所有的國家都必須稱作「經濟體」,而台灣則是以「中華台北」(Chinese Taipei)的身份出席。我們每年都會到APEC當年的主辦國開會,會議期間會有負責論壇運作的工作會議、各經濟體主辦的周邊會議、給部長開的高階論壇還有國與國之間私密對話的雙邊會議。以婦女與經濟論壇來說,每一年都會開一次高階會議,各經濟體必須達成共識擬訂一份年度宣言,並且把宣言提交到領袖會議(就是今年張忠謀本來要去的那個會議)。

這份工作說難不難,說簡單...好吧,好像真的有點難。因為台灣非常的熱衷參與國際事務,我們這個論壇每年都會向APEC提案,申請補助來做研究或活動。沒有研究背景、也沒有上過一堂研究方法課的我,就這樣被丟進了完全超越自己能力的工作。但我還是在一年後完成了一份有關「智慧農業」的政策知識工具包,儼然是一個研究所要畢業的姿態(自己說)。

APEC會議現場長怎樣?

APEC工作最有趣的應該是能真的到會議現場看從事外交工作的大人們到底都在做什麼。說真的,有時候看著看著就覺得,就是一群各自尋求老師關注的小朋友嘛。情境大概是這樣,我們用A、B、C來代表不同的經濟體

A不小心說了B不喜歡的話,所以B跑去跟老師(APEC秘書處)告狀,老師只好來來回回勸架好幾次。

或是這樣:

A偷偷叫C不要跟B當朋友,但C其實跟B很要好,所以C偷偷跟B說A的壞話。

但其實就是這樣吧,人類所有的煩惱都來自人際關係,延伸到國際關係亦然。儘管看起來就是一些人與人之間的爭執,在這樣混亂的關係之中,要知道自己的立場和主張是很重要的。有時候在多邊討論文件的會議中,一個不留神,對你而言最重要的主張就被對手拿掉了。千萬別小看那少了幾個字的變化,每個細節都可能影響到APEC所有經濟體未來幾年發展的方向。

而在APEC中,有看點的不只是會議中的你來我往,觀察每年主辦國帶來的差異也很精彩。巴布亞紐幾內亞是APEC在2018年的主辦國,也是我目前人生最奇妙的打卡點。由於巴紐位於太平洋,南太平洋正是中國近年戰略佈局的重要戰場。當時在巴紐的街頭上,處處皆可見「中國援助」(China Aid)幾個大字。當年也因為中國和美國在貿易政策及用字分歧,史上第一次APEC領袖宣言難產。今年在智利就不用說了,在我回國後幾天傳出民眾示威抗議的消息,我們有同仁也因此被困在聖地牙哥機場,最後甚至智利直接宣布放棄主辦領袖會議。

好啦,光就在APEC這兩年的所學應該可以打成N篇文章,我們下回分曉...(?)

陳依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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