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語言與規劃需求的轉角

『很多時候,社會運動團體、社區代表、部落等等自治團體所說的「要」、「不要」或者是「支持」、「反對」諸類剛性的字眼,往往背後不會是單一的考量,而是團體內部的經過複雜的政治過程而得到公約數的產物。』

在都計系畢業以後一年半,我開始想我這段時間帶到城鄉所的思想或者方法是什麼,想了想才發現不是將量化的方法再進行延伸,而是將每次在實習課、跨境實習乃至境外實習的規劃過程,納入了「賽局理論」以及特別關注在「以公部門視角出發」來檢視規劃過程中自己的角色。

賽局的視角是為了了解基於雙方甚至多方在進行「談判」或者「合作」(通常不太會出現競爭)時,了解怎麼樣能讓己方的目標得以達成(通常我們是規劃的角色),並且讓對方得以心甘情願的和我們合作。在實習的過程中,讓我覺得有趣的地方是,我們既可能是玩真的,會產生某些事情才對其進行互動;另一方面我們卻也不代表政府,而是一群應課程而產生發想的師生規劃團隊,因此不太容易產生公權力,能夠輕易的喊出一些利多(如增加容積等方式)。所以過程中我們的規劃如果要說服當地的群眾,往往靠的是不斷的修正方案,去達到雙方的共識。

在達到共識的過程中,傾聽語言是個至為關鍵的內容,也是個訓練規劃休養的機會。能夠讓我發現的是:往往在規劃初期,與使用者、居住者的溝通,在初期常常得到的,會是簡短而乾脆的回應。尤其是聚落代表團體的發言更是有如此的現象。在我的實習課程上,礙於課程時間,最後實際上產生硬體建設變化的,只有在境外實習,但這個過程中對於政治語言的了解與洞悉規劃需求的訓練,卻讓人很有收穫,以下先就屏東禮納里以及四川雅安的境外實習經驗,去淺談規劃需求與政治語言的轉角是個什麼樣的概念,也算是我對課程的一點心得與回饋。

在屏東禮納里的跨境實習,我們面對的是三個在莫拉克風災後遷村到同一基地的三個部落,我們必須去重新思考他們在這塊土地以及原鄉村落間要如何進行規劃。在互動的過程中,我們會發現地方的自治團體,不論是部落青年或者中生代,其實常常會表示他們「不歡迎觀光」,然而,再仔細的推敲和溝通後,我們會發現,他們並非不願和非其族類的人分享山林的美麗或者讓外人了解部落文化,而是不願大量的觀光客或者旅遊團客去快速且大面積的衝擊他們的生活空間以及破壞文化地景。如果能在避免這類型的事件發生的前提下,又能讓部落透過「人少質精的深度旅遊」其實居民並不會非常排斥,因此在來往的過程中,「措辭」和「溝通耐性」非常重要,如果當規劃師說話的情境,會讓居民對於旅遊規劃產生「旅覽車遶境部落」等意象,那麼談話容易出現破裂與不信任。之所以會產生「不要觀光」的發言方式,是因為這樣的立場是清楚的,並且不容易讓發言代表的意思和族人的意見產生太大分歧。例如可能其中部分人是要觀光但不要汙染、有的人是真的拒絕觀光只要原鄉生活,然而目前政府所對應的觀光政策,在過去族人接觸的過程中,就可能只有「建停車場」、「開大條路給遊覽車走」、「原住民特色商店」等內容,因此,再溝通初期直接聲明「拒絕觀光」是面對這些政府的發展政策造成的典型觀光後遺症能夠有最安全的應對,因此此刻需要非常多的耐心,以及實際對於當地的生活脈絡的體會。

在原鄉部落與當地耆老(哲豪學長的爸爸)了解過去的遷村歷史 在禮納里與遷村的居民共進午餐 與了解居民生活現況
少數留在原鄉部落的居民對於觀光已經有了自己的想法,並且開始從事深度旅遊

另外,在四川雅安的跨境實習,在雅安戴河村卻是面臨相反的狀況,他們有未開發的瀑布景觀,但卻同時也是因為距離成都等大型都市的距離過遠,因此無法得到遊客的關注,或者到了瀑布以後沒有其他景點,所以遊客到了頂多看看瀑布就拍拍屁股走人,沒有辦法留的住人,產生「睡覺」、「吃飯」等等更大的收益,所以當地村書記或者村長甚至村民,如果對於村里的發展稍有想法的,往往會希望開闢大型的馬路讓車子能夠更容易到達。然而開闢使得可及性變強又缺乏特色旅遊,卻可能讓遊客走得更快,而且居民還不意增加收入。或許道路工程所產生的油水,可能也是吸引人的原因之一。但如果撇除這點,「開大條馬路」卻僅僅只是為了「促進當地觀光產業」的想法,這時候如果規畫者能夠有其他的手段,完成「促進當地觀光產業」的目標,其實「開大條馬路」的想法及對於公共環境的危害可以被屏除。當然,這樣的過程中,其實融入很多的,是當時居住在村中時和村民對話以及互動的結果,包括我們之所以如此考量環境,是根據居民的描述了解當地環境如何被破壞(如水庫等公共工程破壞了水質等),以及透過居民的互動和帶領後發現了居民從小就會在山林中產生自己的旅遊祕境。

與戴河村居民的訪談以及晚上會報分享時居民主動上前補充的畫面(圖左)
很多空間規劃策略是在居民的帶領下「走」出來的

最後我們的規劃方案的是透過專人或家戶帶領的體驗式旅遊,配合川西民居以及四川茶鄉等特色而產生的「生態博物館」家族,讓遊客依據不同性質(比如家庭、學生集體出遊、極限旅遊等)對於村里的景色和文化產生不同遊程的體驗,透過專車的接待避免太多外來人口,以透過專門家戶的引導而產生住宿、特色飲食等等收入。雖然還是成熟度不高,但當天在成都室規劃局的簡報結束,村長一句深刻的話卻還讓我銘記:「我從沒想過我們村子能這麼好玩。」

團隊與雅安戴河村村長攝於成都市規劃館

透過以上兩個跨境實習的案例,一方面是在檢討過去實習所得與反省,一方面是藉此讓人了解洞見當地需求以及找到政治語言與規劃需求所碰面的轉角(類似在議價賽局找到夏普利值的感覺)。總而言之,我認為透過實際深入社區,我們能夠解構社區在接觸早期的「政治語言」,而看見真正的規劃需求與居民、社區頭人所顧慮的事件,此時我們能夠看見規劃真正能夠作用的施力點,並看到一開始面臨的「反對」或者「相反意見」其實仍是存在合作的空間與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