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助死亡」的兩種範式

自幾天前聖公宗(英格蘭教會)的前領袖也加入支持陣營以來,「協助死亡」就成了最激烈的辯論話題。這個影響深遠的法案(Assisted Dying Bill)從醫學角度上設了幾個關鍵門檻(兩個醫師簽名、只剩六個月可活、當事人必須心智健全等等)。談自己的身障經驗也好,談目睹親人臨終前所受到的痛苦也好,上議院眾多年邁體衰的貴族議員幾乎是踴躍發言,座無虛席。

「協助死亡」或者「安樂死」兩者的深層意義的差別,這裏就不多討論了。不過此一協助鼓勵生命已到盡頭的患者或病人提前以外力結束自己所剩不多的性命來保全所謂最後的尊嚴的辯論,讓我想起日本小說《楢山節考》的情節。故事各位大概都聽過了,就是老人家到了一個歲數後得由家人背到深山野嶺等死,為了是讓年輕的家庭成員在殘酷的生活條件下多一口飯吃,提高後代存續存活的可能。這個故事的啟發是甚麼?我看到人為加工的死亡其實是社會尚未成熟下可能產生的一個悲劇,為了種族的生存為了他者為了別人不被自己的衰老病疾給拖垮,一個人不得不在這樣無奈的社會經濟條件下作出這樣無奈的選擇。

但是對於「協助死亡」又有另外一群人殊途同歸,雖然思考路徑不同,最終卻可得到同樣的結論。新的思考範式則是從個人角度出發,把結束自己生命給看成是一種權利;他們可能會說,「協助死亡」之所以有其必要,不是為了讓家屬擺脫即將臨終的病人這個負擔,而是使得這些剩下來期不多的但心智仍然健全的當事人掌握自己的性命與自尊,當然,包括死亡。這股思潮的前身有很大一部分是從存在主義來的:在永恆堅實厚重顛撲不倒的高牆前(可以是社會的荒唐、道德靈魂的至高性乃至於有限生命的無奈),個人仍有「選擇」自己未來道路的自由,即使是選擇走入地獄。白話一點,存在主義者會說,我沒辦法選擇自己被生在這個世界,至少我可以選擇自己怎樣離開這個世界吧!

這個「個人」範式一方面摒棄了過去宗教信仰所灌輸的教條,另一方面更偏離了前面提到的一個群體為了解決經濟社會難題所不得不作出的理性選項的軌道。

當然寫到這,以上是我對於「協助死亡」的哲學觀察。

後面的問題來了,如果社會經濟條件逼得一個人乃至於一個家庭一個群體不得不提前結束某個人(就算所剩不多)的性命,是不是更該從社會救濟制度幫忙填補社會經濟條件所留下的坑,不讓社會上最弱勢最無助的人淪入「唯有一死才能解決負擔」這個陷阱?社會倘若因為弱勢者怕自己成為他人負擔而允許人們提前結束自己性命的話,這個社會就是個不公不正義的社會,缺乏悲天憫人的同理心。

另一方面,如果提前結束性命可以被視為是保全尊嚴的一種表現的話,那麼提問者則必須回過頭來好好檢視一下尊嚴的起點從何而來,認清一個人的尊嚴是多麼地和一個人呼吸所活的世界如何緊扣相連。主動終結而非保全有限的性命,是割除一個人和尊嚴之所以賴以存在的這個世界的連繫。所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亦不過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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