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正義與私有財產權

台北市都市更新計劃碰上了士林文林苑,前因後果已有新聞媒體報導,不須筆者加油添醋;從參與抗爭者所提出的兩個主要訴求,「居住正義」和「憲法保障」,筆者純粹就對這兩個題目發表一點看法。

「居住正義」一說不可謂不籠統,如允筆者臆測,核心價值約是以公眾利益為先,不向特定利益傾斜,確保每一個利益皆有公平分享之機會;國家作為公眾意志之表現代為執行公眾利益,即為公權力。

至於「憲法保障」,指的則是私有財產之自然權利的不可讓渡。

公眾利益與私有財產權皆有其緣由,又且公私領域彼此擠壓退讓之衝突在歷史上已有前例,我們活在現代社會亦不能避免面臨其二者無法調和之矛盾;但不管是回到李嘉圖式的政治經濟理論,認為私人財產凜然不可侵犯,對於憐憫之心與人道私毫未提,或是訴諸普魯東的財產即偷竊之斷言,將財貨資本全數繳庫充公,皆不能對旁觀者持用語言(私人、財產、公共、所有權等等)背後所遙指之資本體制的發展有積極之認識。

第一,這個認識即是此一發展至現代已為一不可逆之狀態。古典經濟學說發軔自十八世紀亞當斯密之私利觀,前可溯源到洛克之保持人身財產,終於李嘉圖極端保守之右傾傾向;普魯東及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的病理診斷,亦宥於十九世紀資本發展之軌跡。我們不需要也更無法將特殊概念抽出其原本之時空,再加以注射到今時今日的台灣。

再者,十九世紀後期之福利國家興起,絕對資本主義或絕對社會主義之體制已然消失,以自由主義市場為圭臬之社會不能排除社會福利制度,社會主義國家也不能否定財產權之存在;所謂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於今日只是相對程度多寡而已。這即是說,以公權力干預私領域活動之例子不限於共產國家,資本主義發達之西歐美國在必要之時也從沒有放棄將其管理觸手伸入私領域的權力。

最後,即便我們所指的是同樣的一個資本體制,或者說政治運動,更得深入去解釋其技術性格,著重其積極性,而非過於強調公眾意志或私有財產權之無上性格。

公共利益與私有財產權二者概念皆然,都是歷史之產物,不是歷史的原驅力;倘若公權力真已遭到挾持,王家私有財產當然不可拱手讓之;同理反之,公眾如在此事面前利益遠大於一私之得的話,那麼財產何必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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