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林主義、一國社會主義，與修正派托洛茨基主義路線之爭，及蘇聯解體後當代國際共運的反思

「社會主義的方案一定要經過重新的思考，把蘇聯二十年代大辯論的豐富資料、在全球規模所積累的重重經驗、斯大林主義的所有受害人的感觸和社會主義鬥爭的人道主義的全貌，融合在社會主義的方案中。」 — — 〈蘇聯官僚政權解體與爭取社會主義民主的鬥爭〉第四國際第十三次世界大會決議，1991年2月。

「每一個有覺悟的工人，都在關注蘇聯的命運。」
— — 〈致全世界工人〉第四國際籌備大會通過，托洛斯基，1936年7月4日。（註一）

在後疫情與俄烏戰爭的時代，通膨與資本主義的危機再現。人們再度開始討論起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這類左派思想。然而，在當代提起共產主義，受資本主意國家就反共意識形態宣傳的影響，造成在理解上有失偏頗。作為古典馬克思主義傳統的重要思想──托洛茨基主義，卻在各種思想當中不受重視，甚至在左派思想中也遭誤解、甚至惡意的歪曲。在蘇俄前期，托洛斯基的威望僅次於列寧，他與列寧的肖像並排懸掛。季諾維也夫、史達林等人透過神化列寧的手段，借助列寧的威望反對托洛斯基主義。並把所謂的「托洛斯基主義」與列寧主義對立起來，從而把他們排擠托洛茨基的鬥爭說成是列寧主義與托洛茨基主義的鬥爭，托洛茨基的歷史功績被徹底埋沒。

托落茨基的思想所要闡述的是：在俄國十月革命墮落之後，試圖延續古典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俄國革命的墮落帶出一個非常尖銳的問題，究竟社會主義是否等同於模仿它的蘇聯及其他的共產黨政權？

俄國十月革命後的墮落為何？1917年3月，俄羅斯帝國爆發二月革命，沙皇下台，俄羅斯帝國解體。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和工人士兵代表蘇維埃並存。最後以列寧為首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左翼聯合其它極左翼政黨在聖彼得堡發動起義「十月革命」，於1917年11月7日從臨時政府手中奪取政權。革命後改國名為「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

1922年8月，聯共中央成立了由史達林主持的專門委員會，提出各蘇維埃共和國以自治共和國身份加入俄羅斯聯邦的方案。病中的列寧得知這件事後，立即寫信給中央政治局，嚴厲批評「自治化」方案和一些人的「大國沙文主義」錯誤。列寧建議各蘇維埃共和國按平等自願原則一起加入蘇維埃共和國聯盟。根據列寧的建議，1922年10月中央全會討論通過新的檔案，該檔案得到了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黨和蘇維埃機關的熱烈回響和支持。

列寧逝後，史達林及其蘇共後繼者形成「一國社會主義」，認為應該要以一國之力足以建設社會主義過渡期，並保存蘇俄國土安全為最大的行政和軍事考量。面對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除了叫他們仿效「一國」主義，形成思潮主導權，甚至建立另一足以抗衡蘇聯的勢力。史達林也採取封閉的外交策略：「國與國之間只有短暫的軍事合作，沒有長遠的經濟協同發展。」但以歷史角度來看，此舉埋下他日蘇聯內部分裂、資本主義復辟等的危險因子。基於一國社會主義的態度，嘗試維護一國之內的利益，便能理解史達林在二戰初期會為什麼會主動跟納粹德國簽定互不侵犯協議書。「一國社會主義」即是托落茨基所認為蘇聯墮落之因。

「1939年8月，史達林與希特勒簽訂了條約，因而發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訊號。在這個同盟中，像托洛斯基所指出的那樣，克里姆林宮承擔了希特勒的軍需官的任務。各斯大林主義的黨調整了它們的政策來適應莫斯科的新的外交政策。納粹德國連同墨索里尼的義大利被宣揚為真正愛好和平的國家，而帝國主義侵略者的角色則專門被分派給英國、法國、美國和其它資本主義「民主國家」。這種對法西斯帝國主義國家的徹底投降是用聽起來很過激的辭句掩益起來的。各史達林主義的黨裝腔作勢地反對帝國主義戰爭，高唱階級鬥爭的調子，從而進一步使世界工人階級迷失方向和喪失銳氣。」
— — 〈共產國際的演變〉從世界革命的黨到帝國主義的工具，第四國際第一次國際會議文件，1936年7月。（註二）

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左翼反對派，在蘇聯和布爾什維克黨內有著相當大的影響。托洛茨基被流放後，史達林對世界各地的共產黨進行官僚操控，各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基礎：黨內民主，已經蕩然無存。在史達林派的操控下，世界各地的共產黨支持本國的資本主義政府，如美國共產黨，以及跟國民黨政府合作的中國共產黨。世界各地的共產主義運動和工人鬥爭，因而遭受到嚴重的挫敗。在中國1925–27年第二次革命，和1936–37年西班牙革命中，工人階級遭受的慘敗，就是史達林主義路線一手造成的悲劇。

「第四國際最近一次國際會議在西歐革命運動高漲的時期舉行。在法國，西班牙和比利時，不只是歐洲，而且是全世界各大洲無產階級的命運正在被決定，即使不是數十年也至少是幾年之內的命運。西班牙的無產階級已經開始了英勇的鬥爭。當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不吝惜於為他們反動的將軍輸送飛機和砲彈時，史達林和布呂姆卻任由西班牙的無產階級自生自滅。第二和第三國際和世界的資產階級聯繫如此緊密以至於到了危機自身存亡的緊要關頭都不能擺脫它。」
— — 〈為第四國際在法國、西班牙和比利時的先鋒隊爭取國際支援的倡議〉第四國際書記處，1936年8月5日。

托洛茨基的政治下野是黨內權力鬥爭的結果，起因於他與史達林派系之間的分歧，主要集中在蘇聯的外交政策和內部黨內統治方式上。托洛茨基和史達林之間的主要分歧之一在於對「國際主義」的理解。他提倡建立自主的社會主義國家，以應對全球化的資本主義體制下的挑戰。簡而言之，托洛茨基的願景是通過建立「社會主義聯合體」逐步抵制跨國帝國主義，這個聯合體會不斷擴大，最終形成一個全球的社會主義聯盟，並最終消除國家機器，建立一個全球範圍的共產主義社會。

托洛茨基後來提出了一套理論，他認為蘇聯已經變成了一個「官僚化的墮落工人國家」。在這種狀態下，資本主義雖然沒有復辟，但國有化的工業和計劃經濟仍然存在。然而，國家卻被一小部分官僚階層所控制，而這些官僚的利益與工人階級的利益存在根本性的衝突。托洛茨基捍衛蘇聯，防止了帝國主義勢力和國內反革命勢力的攻擊。但同時，他呼籲在蘇聯內進行政治革命，以恢復社會主義的民主原則。托洛茨基認為，如果工人階級不從史達林主義的官僚階層中奪回權力，那麼當民眾士氣低落時，這些官僚階層更有可能讓資本主義重新出現，以滿足他們自己的私利。

從托洛茨基的觀點來看，即使是負責推動國際革命和處理國際事務的第三國際，也在史達林的領導下變得堕落，變成了一群投機者，沒有充分發揮作為國際政治組織的功能，反而宣揚有害的「一國主義」。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看，將焦點放在單一國家上的理念並不符合馬克思的初始理想，因為馬克思主張世界上的主要問題是階級問題，而不是民族問題。正因如此，托洛茨基才決心建立一個新的國際革命組織，稱為第四國際，以重新強調國際主義的價值觀。

托洛茨基致力於發展一個革命的社會主義策略，他的出發點是認為資本主義是一個全球性的體系。他以馬克思、恩格斯的原則和指導為基礎，並透過對現實情況的細致分析，遵循唯物辯證法的思維方式。他堅信世界經濟的優先性，並認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涉及到不平衡和綜合發展的過程。然而，值得強調的是，托洛茨基的這種分析不僅僅是學術研究，更是為了能夠有效地影響革命實踐而發展出來的思想工具。他的目標是藉由深刻的理論分析，為社會主義革命的進程提供方向和戰略。他認為只有理解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運作方式，才能夠制定出有效的行動計劃，以實現工人階級的解放和社會主義的實現。因此，托洛茨基的理論工作是為了更好地指導革命運動，使之更具成功的可能性。

在過去的十多年中，世界各地的基層民眾和工人階級紛紛動員起來，反抗新自由主義政策或統治階級轉嫁經濟危機的行動。激進左翼團體也在這些抗議運動中獲得了越來越多的支持。然而，與此同時，極右派和新法西斯主義勢力也在一些地區崛起，這引起了人們的關切。托洛茨基主義為當今反資本主義的鬥爭提供了有價值的綱領、策略和分析工具。它強調了對資本主義的變革，提供了一個明確的路線圖，以實現社會主義和工人階級的解放。同時，托洛茨基主義也有助於檢視社會民主主義的改良主義問題，以確保反資本主義運動不會受到過度妥協或腐化。此外，托洛茨基主義提供了分析法西斯主義及對抗它的策略的工具。它強調了反對極右派和新法西斯主義的重要性，並提供了一個基於工人階級團結和國際主義的方法，以抵抗極端右翼思想的擴散。托洛茨基主義在當今的社會和政治環境中仍然具有適切的意義，為反資本主義和反極右派的鬥爭提供了有力的思想工具和策略。

「無產階級以民主革命領導者資格取得政權，必須而且很快地就要遇著一些與深深侵犯資產階級財產相關的任務。民主革命直接生長為社會主義革命，因之成為不斷的革命。」
— — 《不斷革命論提綱》第8條。

變革後的落後國家，在加速工業化和生産量的進程中，恰如所有奉行資本主義的社會，它漸漸形成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二元對立。故此，工人階級政黨必須進行新階段的革命，取締富農、資產階級，乃至於官僚化的執政體系，否則有以下的不同情況：
一、被帝國主義集團圍剿，孤立的工人國逐漸減弱，繼而消耗殆盡，土地和人口隨即被跨國的金融資本瓜分；
二、執政黨病變，變成官僚化系統，他們壟斷工人階級的生產工具，腐化一切社會主義制度；
三、帝國主義在國內尋覓代理人，促進國內的資本主義制度復辟。
故此，為免革命事業付諸流水，托洛茨基主張「不斷革命論」，慎防上述種種危機。

「如果不對所提出的新舊問題進行辯論的話，我們就不可能抵抗偽造。我們一定要與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者一起，重新撿起歷史的線索和回憶，來評估以往在什麼環境做出什麼選擇、改變方向、犯了什麼錯誤。我們需要評估世界變化的現狀，以及這些變化所包含的意義。最後，社會主義的方案一定要經過重新的思考，把蘇聯二十年代大辯論的豐富資料、在全球規模所積累的重重經驗、斯大林主義的所有受害人的感觸和社會主義鬥爭的人道主義的全貌，融合在社會主義的方案中。」
— — 〈蘇聯官僚政權解體與爭取社會主義民主的鬥爭〉第四國際第十三次世界大會決議，1991年2月。

註一：〈致全世界工人〉內文表示，「托洛斯基派」和「季諾維也夫派」並沒有、也不可能復闢資本主義；他們與反革命的間諜行為和恐怖活動並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联系；他們的活動並不是、或不可能是反對社會主義的。但在另一方面，「托洛斯基派」反對蘇聯當權派的政策，反對蘇聯國內日益嚴重的社會不公，反對軍官等級的復活，最重要的是反對官僚階層不受限制的權力與特權，這是千真萬確的，從他們關於這些問題的全部著作中都可以明顯地看出來。不是蘇聯無產階級在懲罰「階級敵人」，而是蘇聯官僚階層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力與特權，在消滅一切試圖表達勞動群眾的抗議與不滿的組織。

註二：〈共產國際的演變〉說明，官僚機構的頭子史達林在1924年秋天提出的、顯然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全部理論和實踐相抵觸的「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對於新形成的社會階層（官僚、富農、「專家」等）來說、成為他們以本國為限的利益在意識形態上的表現。不是國際無產階級而是官僚機構被宣佈為社會主義的體現者。共產國際本來是作為世界革命的工具而建立起來的，這時卻成了蘇聯官僚機構追求本國利益的工具。這種基本的矛盾影響到共產國際將來的政策，它從此以後便成為中派的組織 – —一方面躲閃地、毫無原則地適應改良主義官僚政治和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需要，另一方面實行暴動的冒險主義。所有這些特徵在它的政策上混雜地表現出來。這種類型的中間主義 – —一個世界運動中的穩定點 – —的社會基礎是蘇聯的官僚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