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静体验
5 min readFeb 1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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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为什么喜欢中央银行?

1848年,卡尔·马克思在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同发表的《共产党宣言》里号召采取“为彻底变革一切生产方式所不可或缺的手段”,亦即为实现社会-共产主义所必需的“措施”,他在这里指的是“对财产权的强横侵犯”。马克思的第五条措施读起来如下:“借助一家拥有国家资本和独占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到国家手中。”这是一个眼光毒到的假定,考虑到在马克思阐述它的那个年代,贵重金属尤其是金银在发挥货币的作用。

众所周知,金银的数量不能任意增加。结果便是信贷的数量,考虑到借贷的货币余额,不能随便根据政治权宜而进行扩大。然而,马克思或许已经幻想到,一旦国家被置于一个可以通过信贷扩张来创造货币,一个它篡夺并垄断货币制造的位置,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早在马克思以前,英国牧师与历史学家托马斯·福勒就精心表述了金钱的力量:“金钱是战争动力,爱情亦不能免俗。”

现代中央银行业的起源

中央银行业的想法由来已久,举例来说,瑞典央行瑞典国家银行成立于1668年,而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组建于1694年。这类机构的欺诈性运作很快遭到曝光,至少在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笔下。他在1809年的文章《金银的高价》里指出,是货币数量的增加,以没有黄金背书的钞票形式出现,才造成价格的总体上升,一种我们称为(价格)通胀的后果。

不幸的是,那种认为掌握货币制造垄断权的央行会屡教不改地滥用其权力,参与以权谋私,引发反社会货币贬值的政经洞见,不管怎样,时至今日亦不足以让中央银行业的缺德想法信誉扫地。就货币问题而言,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概念看来令人印象相当深刻:似乎是物质形成人们的意识,而非相反。这无疑帮助了在世界范围内创设中央银行马克思主义。

切断与商品货币之间的最后纽带

马克思的梦幻终于在1971年8月15日成真:美国当局一手终止了美元兑换实物黄金的赎回能力。于是乎,黄金这个文明世界的货币正式废止通用。经过这番突然袭击,在美国,还有这个世界上的其它所有国家,一种无背书的纸币,或者法定货币制度建立了起来。从那以后,全球所有货币均代表的是法币:通过循环扩张信贷来创造货币,而没有储蓄或存款的背书,并且由央行来垄断。

法定货币制度,通过信贷扩张来创造货币,带来了一种新型的大范围债务奴役制。消费者,公司,当然还有政府,变得高度依赖于央行持续、大量地炮制更多数量的信贷和货币,并以极低的利率加以供应。在数不胜数的国家里,央行成了事实上的权力中心,它们的货币决策实际上决定了经济和整个社会的盛衰兴废。

通过发行无中生有的法币,一小撮央行成员,连同他们的属下,引发了,借用弗里德里希·尼采的话,一次“价值重估”。比方说,慢性货币膨胀打消了储蓄的热情;承担更多数量债务的行为受到纵容;借助利率下行的操纵,未来的需求较之于目前的需求出现贬值;偏袒某种货币“深层政府”的代价是,毁掉公民和企业家的自由。

一家超国家中央银行

在欧洲,中央银行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完成了一项惊人之举:人口总数大约在3.37亿左右的19个国家放弃了自己在货币事务上的自决权,转而听从一个超国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命令,后者完全超出任何议会的有效控制范围,自主发行一种单一法币,欧元。尽管中央银行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取得尚可的成绩,但它真正的驱动力始终在于美国的中央银行:美联储。

今天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美联储发行的法币美元。其实所有其它主要货币均建立在美钞的基础上,美联储决定国际金融市场里的信贷和流动性状况。它实际上在负责一个世界央行卡特尔,假以时日,无拘无束的它借助其不容置疑的货币制造垄断地位,最终会取得全世界经济的生杀大权,从而事实上移除了阻挡国家不拘暴政最重要的障碍之一。

观念自有后果

所以说凡是热爱自由社会之人,只能寄望于中央银行马克思主义遇到阻碍。这绝非不可能,社会-共产主义并非社会生活和历史演变不可逃脱的宿命,如马克思主义者想让我们相信的。真正重要的是观念或者理论,因为观念,无论是什么特定内容,不管它来自何方,也无论是对是错,支撑并驱动着人类的行为。米塞斯强烈觉察到了这一毋庸置疑的深刻见解:

“人类社会是一个思想的问题。社会合作首先必须可以构想,继之产生意愿,最后才用行动来实现。是观念在创造历史,而非‘物质生产力’,那些是唯物历史观模棱两可、神秘兮兮的纲领。假如我们能克服社会主义的观念,假如能让人类认识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必要性,那么社会主义便会不攻自破。这才是唯一重要的东西。”

以米塞斯的话为背景,一个人可以补充道:一旦人们懂得马克思主义,及其所有特殊形式的社会主义,保证不了更高的生活水准,而他们又要建设一个更加美好或者更加公平合理的世界,那就会引导中央银行业和法定货币走向终结。换句话说,无论中央银行马克思主义和法定货币占得上风,还是被扔出窗外,或者被丢进下水道,都由“观念之战”的结果来决定。因此希望尚存!

本文于2019年2月8日发表在米塞斯学院网站上,作者为德国经济学家和拜罗伊特大学名誉教授托尔斯滕·波莱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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