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兰口外地带民族混杂的近代成因

晋兰口外的垦殖历史最近的可追溯到晋兰内亚通道再次打通的大清时期。大清力推垦务与增厅设治是自身统治秩序的需要及对晋兰社会现状习惯法确认是一体的。加之沙俄帝国对北部边防的侵扰日盛,以此为刺激,也为了巩固边陲,更是大力推行“招垦实边”。垦务后来发展为彻底的移民屯垦政策及后期施行的道厅制。大清推进口外的“垦荒开地”,大致可分为“三期”。

早期阶段:即“移民实边”时期。这个阶段最早始于顺治时,到康熙年间进一步扩大了垦地范围。至雍正初年,清朝更是采取了借地养民的办法,首先准许察哈尔地域进行招垦。前期口外这种招垦只限于借垦形式,即“跑青”:春天出口(外)耕种,秋天收割完便返回家乡;来时编写地号,夯墙搭屋,走时运粮固田返回口里。这批晋人在当时被称为“雁行客”,即像大雁一般,春来秋回,往返生活。

中期阶段:这一时期始于乾隆六年(1741年),大约可推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先后约150多年。在此期间,清朝对口外施行了“恩赏拨地”政策:上至满蒙贵族、召庙喇嘛,下至黑徒、庙奴,一律赏赐牧地(或土地)。这一措施使不仅使许多人有了土地,而且也促使了开垦的形式的多样化:有农垦(即农家,召庙的开垦),有私垦(即私人耕种,或私人租种),有招垦(主要是移民垦地)。据《绥远通志稿》记载,仅嘉庆十一年、十四年(1806年,1809年)两次放垦土地就达7300余公顷。而且此时此政主要也是为了吸引口内晋人进入口外,每年春季都有大量晋人进入口外。最初,前来开垦的晋人同样如“雁行客”一般春来秋去(即跑种地),但久而久之,谋生的晋人便安定下来,进而根据地区事务增多,清朝决定加快增厅设治的步伐,晋兰口外近代以来形成的这种生活方式便已定型。

晚期阶段:清末,由于清朝政府财政严重不足,于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派贻谷任垦务大臣兼理藩院尚书、绥远城将军,特别是在今乌兰察布地区以及临近的西部地区,督办垦务。贻谷手握钦命,大力推进土地开发。据《绥远通志稿》载:光绪十八年(1892年)到贻谷大开垦期间,只绥东(察哈尔右翼四旗)地区,开垦即达20200余公顷。从清朝的乾隆年间开始,随着清政府垦边政策的实施,口内晋人持续对口外土地开发,使晋兰口外地区人口日益增多,特别是晋兰商团也对口外的开发和建设活动作出了巨大贡献。比如晋兰乌兰察布地区,包头地区成为沟通漠南、漠北、新疆以及俄罗斯等地的桥头堡。比如,当时乌兰察布地区通往外界的大路就有五条:一是由北京、张家口经嘉卜寺(今乌兰察布市化德县城关),前往恰克图的自然通道;二是由北京、张家口,经五、六、七、八、九台站(分别在今乌兰察布市商都县、四子王旗境)等地,到大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农道;三是由张家口、柴沟堡,经丰川卫(今乌兰察布市兴和县高庙子)、张皋、镇宁所(今乌兰察布市丰镇市区)、天成、田家镇(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永兴镇)、太平寨等地,前往归绥(今往呼和浩特)的商道;四是由杀虎口,经田家镇、和林格尔等地,前往归绥的半农半商道;五是由晋兰西北吕梁等地,通过黄河水运,或横渡黄河,经清水河喇嘛湾等地,去归绥而北上武川等地的商道。这些商道存在不仅刺激着口外商业生活也反向刺激了晋兰内部的移居活动。所以商业与垦殖从政策性变为自发性,首先是有历史性。晋人与其他民族共同开发了晋兰口外,共同促成了这里的繁荣,同样也造就了晋兰商团驰骋内亚海洋的辉煌历史。

晋兰,绝不会忘记先民的开拓也不会忘记晋人与其他民族筚路蓝缕,和衷共济的历史,这不仅是现实的关联,更是是谁都不能抹杀的历尽岁月风雨的血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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