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细亚的孤儿
— — 我们如何看待这个国家，也是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理想
大概在12–18岁那段时间，我思考的最多的两个问题是：
“我是谁”
“我应该为谁而战”
这两个问题对应着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主题
— — “理想”与“家国”
那时我喜欢罗大佑，喜欢切格瓦拉，喜欢探寻问题“终极”的答案。我相信着中国式士大夫“国有道，强者矫，国无道，强者矫”的思想。我相信个人的终极价值一定与国家是相关联的，不可分割的。回头看看，我那时虽然对现实的世界充满愤怒，却俨然是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
《亚细亚的孤儿》
这首歌是我少年时代的一扇门，推开这扇门，我开始真正思考国家的意义。那大概是2006年，我高二那年，读不进去书，却像海绵渴求水一样对周围各种古老的知识与渊源都充满了兴趣。我从一首《闪亮的日子》开始，疯狂地痴迷罗大佑，四处搜罗和他有关的信息。那是个互联网还原始而零碎，墙也还未铸成的时代。我用家里那台老联想在网上四处搜集和大佑的歌相关的信息。有一天翻到一篇文章，以《亚细亚的孤儿》为标题，讲了我出生那年几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上一起唱这首歌的前因与后果。讲了经过那一夜的人逃逸到海外，既无法与异国的土地建立归属感，又无法再直言自己对家国的情怀。讲了这些被国家选择性遗忘的人，一语成谶地成为了亚细亚的孤儿。
对于一个在那之后才出生的孩子，成长于世纪之交，从前只听过“给我一杯忘情水”或者“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的孩子，第一次发现原来这个国家年轻人曾经是那样的热血与理想，充满责任感和不屈的精神，那样真实地参与到国家与时代的变革中。那种震动不啻为一场精神地震。我们从小在书里被教育的对这个国家的爱仿佛找到了一个突破口。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问父亲那是怎么会回事。父亲大发雷霆，仿佛这个国家上一代人心照不宣默默收藏的潘多拉魔盒忽然被一个孩子捡到了。他严厉地斥责我，不许与他人讨论这件事。
我那时把他的恼羞成怒理解为与这个时代的共谋，在心里默默地将他划到自己要对之宣战的成人世界中去。
可那扇门推开了，再掩上便终究有一条缝。我在那些热切与愤怒的歌声陪伴下四处搜罗，仿佛那个年代发生的一切都与那件事情有着蛛丝马迹的联系。
后来我又去找了《亚细亚的孤儿》这首歌作为配乐的电影《异域》，读了柏杨先生的援助，那流落在滇缅边境的孤军形象，与想象中天安门下的少年重叠在一起。有那么一段时间，我脑子里充斥着这样的想法：
“世界怎么能这样？母亲怎么能抛弃爱着她的孩子？我们都是国家的哈姆雷特，忠诚已经被人篡夺，自己成了亚细亚的孤儿”
也难怪我那时会成为一个自闭和古怪的人，脑子里始终装着这样的事，又如何再做一个普通的高中生呢。
有一次在一张语文月考卷子上，节选了一篇长平的《故园无此声》，我至今都不知道是哪位老师选择了这样一篇充满风险的文章。尽管其中最尖锐的片段已经隐去，我却分明接收到他悄悄传递给我们的信息。
长平所描述的那些“眼前一派茫然，内心却仍有着某种信念”的九十年代的年轻人，那场八十年代末期的文化热，以及基于“现代契约论”的精神意义的祖国与政治意义上的政权的分离。让我第一次深刻地思考“国家”这个概念的意义。这种思考也进一步合理化了自己对现世的愤怒。另一方面，我同时开始想，错过了那个伟大时代的我们，又能为这个这个国家做些什么呢？
高二时一次语文作文是无命题无限制。我暗搓搓地写了一篇小说，描述一个毕业后无处可去的大学生，结识了一个温和而智慧的酒吧老板娘，两人成为好友。后来年轻人在老板娘家里看到一张北大的老照片，照片里少年与少女笑的青春烂漫。那是他早逝的恋人，与无法揭秘的青春。在小说的结尾，青年一个人走在清晨无人的长安街上，耳边响起了《亚细亚的孤儿》，他决定离开这个城市，远赴西藏，去做一名支教老师。
“去西藏支教”这样现在看来有些滑稽的结尾，是那时我唯一能想象的，证明一个心怀不平的人与世界达成某种和解或者放逐的决定。即使在那时我也明白，这不是很好的结尾，我并没有找到答案，理想与家国还是联系不起来，我无法放弃对国家的执着而去追求个人的自由与前程。却也不敢选择直面高墙去效法烈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无法摆脱这种自我厌弃的情绪，只能把《亚细亚的孤儿》《大地的孩子》《家，太远了》《爱人同志》这些歌听了一遍又一遍。
高三的时候我读切格瓦拉的传记，原本是期望他浪漫和彻底的英雄主义可以给我力量，却不禁开始注意到，英雄主义在政治中的水土不服。他们在古巴不算成功的改革，他在玻利维亚不被支持的困境。我也会把切与卡斯特罗，斯大林或者毛相比较。我开始怀疑切的路可以走的更远吗？他死后的照片酷似耶稣，可为什么传播上帝福音的神子会被上帝的选民票死？我始终认为这个世界需要英雄引导人民，然而往往，辈出的是英雄，没有准备好的是人民和这个世界。
我开始发现，父亲也在悄悄地收集和那件事相关的信息，不只是他，似乎整个社会都在隐秘地流传着对那个年代的探索与反思。我原以为当年的亲历者都心如明镜，只是对我们这代人隐瞒了信息。而事实上，他们感受过哪些热切的火焰，也比我更明白那火焰外面笼罩的巨大迷雾。
“我们并不是不知道那样不对，只是那个时候，大家谁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是对的”
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他们那群人主动地遗忘掉这部分记忆，封存起对国家责任的讨论，只去从事确定的，可以让周围变得更好的事情。父亲治病救人，母亲教书育人，用生活的小义解构掉家国的大义，也同时消解了下一代人追寻一个更深刻的崇高的欲望。年轻人在周杰伦和林俊杰中获得了幸福，在爱情与巧克力中感受到甜蜜，为什么还要主动去想起哪些痛苦的过往和罗大佑们的歌。
后来我读大学，选择了和政治毫无关系的设计行业。同时，我见证了网络时代的崛起，发声渠道的打开带来了大量低质而蒙昧的言论。我开始思考如何能帮助这个国家建立它的精神世界。“吉甫作诵，穆如清风“。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规则，我对治世的理解逐渐转向一种自底向上的教化 — 先传播优质的，高贵的文化，传播感受美，欣赏美的能力，然后再谈论制度与主义。另一方面，我也悲伤地看到，网络带来了话语权的分散，也削弱了文化的凝聚力。对国家命运的责任感被分解到该抵制谁的货。年轻人不关心时代，而更关心哪一代能赶上房价的好时候。
我们现在都认可“不能饱足何以谈精神“。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要饱足到何种程度才能谈精神呢？这是不是成为了我们回避哪些问题的接口？
如今再听《亚细亚的孤儿》，会发现里面包含了我整个青春时代对理想和家国的思考：
“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
多少人在深夜里无奈的叹息
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
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道理“
我如何看待这个国家，也就同样是我人生理想的演变过程。从想要站到高墙下与权威宣战，到如何通过专业的思维方式表达自己，传播信念，改变高墙。我对人生的期望，无不与对国家的期望息息相关。并不是因为自己高尚或者负责，而是理想的人生与理想的社会本就不可分割。东方人的“内圣外王”，换一种说法，就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理由去认同“活着”这件事 — 我相信自己活着是有价值的，相信自己的理想是某种伟大而崇高的事业的一部分。在需要的时候，我愿意化作它光辉的火花，这种火花，可以叫做理想，也可以叫做家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