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作一篇，刊載在《六都春秋》：http://bit.ly/2n7oEUP
拜讀吳介民（註一）的《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解決筆者對中國的很多疑惑與誤解，可謂「開卷有益」。這樣大部頭的學術書籍，竟然成功在暢銷書排行榜上，佔了一席之地（註二），可見許多讀者對理解中國，有越來越迫切且深刻的需求。部分西方專家一廂情願以為經濟改革最終會帶來政治改革，從2018年美中貿易戰以來，才開始改弦易轍。吳介民界定中國是「尋租發展型國家」，也是舉世少見的模式。做為臺灣人，不論您立場如何，知彼知己，老實讀懂中國，才是台灣突破之道。以下，就讓筆者為各位讀者服務，娓娓道來本書的重點與延伸思考。
《尋租中國》主要解答讀者（尤其是台灣讀者）三個問題：
一、台商在中國崛起裡扮演什麼角色？台商如何在不同時期與中國政府周旋？
若以台灣戰略本位的角度，吳介民認為台商在中國經濟崛起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同時中國也運用這些經濟果實，加強了自己兼併台灣的能力。本書也呈現中國地方政府乃至中央，結構性尋租（Rent-seeking，註三）的各種面貌。
四十年前，當中共摸索對外開放的路徑時，曾看中台灣企業的出口創匯能力。吳介民認為台商幫助中國產業與世界接軌，隨著全球價值鏈移入，將中國打造為世界工廠，累積龐大外匯，推動經濟與軍事的現代化。這個過程，又分為兩階段：1970年代至2000年代，是中國由國家社會主義體制，轉型為資本主義經濟體制；2000年後，中國開始進行所謂「騰籠換鳥」的產業轉型，對台商與外資，都產生挑戰。作者對本問題除了宏觀歸納整體趨勢，也仔細分析台商個案，如化名台陽公司、台鑫鞋業集團（台鑫疑為寶成）、絲麥兒鞋業公司，它們因應模式的方方面面。細部的看去，台商要面臨政商關係的變化、早期各種非制度性費用（工繳費匯差、保護費、掛靠費、管理費，合稱「人頭稅」）、幹部在地化、營運成本增加（人頭稅隱沒，出現社保費、住房公積金等費用）、罷工事件頻傳、產業升級壓力及關廠風險。
面對這些挑戰，「製鞋業的富士康」的台鑫鞋業集團（疑為寶成）就採取產線外移（移去東南亞國家）、內陸設廠，總公司轉型成控股公司，作為因應；又如絲麥兒鞋業公司，成為國際品牌大廠和中資廠之間的仲介者角色：由台商接單，再轉單中資廠代工，並由台商代表國際大廠監督品質。這都呈現台商在中國面對經營挑戰的策略和彈性。
《尋租中國》研究台商在中國的發展史，台商不得不遵循中國的「尋租型發展國家」的規則。中國一方面也透過貿易，納入世界體系，但同時也試圖改變、挑戰世界體系的規則。這引來美國的注意，種下2018年初貿易戰的遠因。換句話說，中國並沒有一如美國預期，成為一個遵守貿易體系規則的大國；另一方面，中國並沒有隨著經濟發展，而產生強大的中產階級，要求落實更好的公民權益，施行民主；中國反而從國家社會主義，透過與政治權力關係深厚的人物持股的方式，形成「國進民退」的趨勢，讓國家可以一手掌握國營、民營企業，變成國家資本主義，而這些企業又肩負著中央給他們的「民族存亡」、「政治穩定」的使命，以內需市場而言，這種經營環境，對外資與台商而言，儘管有發展機會與獲利的空間，但不可否認，也存在著可見的與難以預測的風險（例如：中國吉小安吞併新光吳昕達的北京精品百貨。見《商業周刊》1034期〈名駒遇到狼〉）。
二、中國產業下一階段的發展重點與模式，以及台商乃至台灣如何因應？
從「廣東模式」演變成尋租發展型國家，到欲達到「中國製造2025」目標，與習近平的「一帶一路」「中國夢」的倡議，其實是分進合擊，欲異曲同工。唐米樂（Tom Miller）研究中國在全球「一帶一路」的建設與影響後，他批評：「中國將在全亞洲投射更大的政治和軍事實力，不論亞洲人想不想要」（註四）。往遠處想，習近平「一帶一路」的「中國夢」目標之重面子，實在遠不如改革開放初期的「廣東模式」重裡子。「廣東模式」作為中共起家之基，現在當然也物換星移，但不變的是，中共雖然享受了「廣東模式」的成功果實，也加強了他們在國際關係上的實力，但他們在發展上，仍然得回應經濟轉型、社會轉型、政治轉型的挑戰。但中共選擇的回應方式是運用高科技（數位監控、社會信用累積系統等），加強對社會方方面面的掌控。但技術取徑的社會控制，服務於「從娃娃抓起」的意識形態信仰，總是會有破口。1989年蘇聯解體、柏林圍牆倒塌、東歐前蘇聯體系國家，就是歷史明鑑，這並不是「竟無一人是男兒」（註五）可以解決的。
台商從中國經營環境轉趨困難，產業政策騰籠換鳥之際，發現自己是逐水草而居的遊牧族，那個國家提供更好的產業優惠政策、人力資源、供應鏈、物流網與健全的金流網，他們就會往那個國家紮營生產。例如各平面、電子媒體披露的，由中國轉進東南亞的台商，也是在西進中國四十年的歲月中，汲取經驗與教訓，攀住全球產業價值鏈的階梯升級，展現台商的韌性。
三、中國尋租模式所付出的代價是什麼？犧牲者是誰？
吳介民認為中國出口導向的成長模式，主要靠剝削「農民工」、「民工」而達到高積累，並壓抑農民工的購買力，使中國政府能獲得龐大資金從事基礎建設。政府的手段是透過戶籍與人口移動的控制，在中國境內製造階級，形成國家政策與資源的差別待遇。這些被「編戶齊民」的外來移動人口，其趨勢主要是由內陸移向沿海，以改革開放以來，引入民工最早也最多的深圳、東莞為例，深圳有高達70.8％的非戶籍常住人口，東莞更高達77.3％。這些民工過去是撐起整個產業的人力資源，這些人口也帶出相關經濟效應，諸如各種勞務、教育、飲食與住房等市場，是當地人口的主要構成部份，但當地政府在給予戶籍部份上，仍裹足不前，充滿地方保護主義的色彩。
吳介民總結這種剝削的體制為「公民身份差序體制」（更有甚者，有人稱為「內部殖民」），儘管近年來有所改善，但效果尚未顯著，甚至當中央乃至地方政府一紙命令下來，這些外來民工，就是首當其衝，被整肅掃除的對象。2017年11月8日，北京大興區發生19人死亡的大火，緊接著，時任北京市委書記蔡奇就發起為期40天的「安全隱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行動」，在傳媒上，蔡奇要求「堅定有序推進專項清理工作」，在政府機關的文件裡，要求切除「低端人口」 — 對低學歷、低收入、低端產業人群的非正式稱呼。切除低端人口，為得是北京的安全，「騰籠換鳥」優化產業結構，但卻是這些民工，在沒有公民參與、審議施政的合法過程下，犧牲各種權益，包含勞權、醫權、教育權、居住權，備受歧視所換來的。此外，吳介民聚焦在中國產業變遷與政策變化，尚未及於中國從世界工廠到世界市場，中國各地環境付出的代價。2015年柴靜的紀錄片《穹頂之下》，就揭露了嚴重的霧霾污染，也讓廣大的觀眾，認識了PM2.5。上述種種，都是一味追捧中國的傳媒和個人，常常避而不談的。
如果統一，你會不會是下一個「低端人口」？
「公民身份差序體制」對台灣人的警示是：在今日兩岸局勢中，中共統戰目標是入島、入戶、入心，一改2014年以前，那種國共合作平台、買辦經濟的模式，所以推出惠台31政策、準國民待遇，似乎將台灣人奉為上賓，但看著香港回歸後，施行《基本法》後的種種情況，公民權不彰，導致港府施政被親中、建制派所把持，廣大基層的民意，無處伸屈，終於累積出「反送中運動」。台灣那些倡導西進中國為正途的人，你如何確保現在這些「優惠待遇」，可以五十年不變？假設時移勢易，座上賓的台灣人，會不會一夕淪為被切除的「低端人口」？
鄧小平對於香港97回歸後，曾說「歌照唱，舞照跳」，承諾五十年不變。但看著中國尋租模式之變，看著香港由夏入秋仍暗潮洶湧的反送中浪潮。對於香港與台灣來說，「中國夢」的音樂停了，舞會也結束了。
此刻正是夢醒時分，但無奈裝睡的人叫不醒。
註一：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中央研究院社會所副研究員、清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
註二：《尋租中國》今年初出版，正逢中美貿易戰劇烈，這本對一般讀者而言又厚又硬的學術著作，竟擠上博客來排行榜，1個月後2刷。見簡竹書著，林煒凱攝影，陳建彰影音：《鏡週刊》〈地攤上的政治學家 — 吳介民〉，2019年6月24日刊登，網址：http://bit.ly/2kLkqBj。
註三：「尋租」就是尋求經濟租金的簡稱，又稱為競租，是為獲得和維持壟斷地位而得到利潤（亦即壟斷租金）所從事的非生產性活動。例如：政府部門通過設置一些收費項目，來為自己的部門謀求利益。有的官員利用手中的權力為個人撈取好處，有的企業賄賂官員為企業得到營利項目、特許權或其它稀缺的資源。「尋租」是既得利益者對利益的維護、對利益進行再分配。這往往使政府的決策或運作受利益集團或個人的擺佈。這些行為有的非法，有的合法但不合理，常演變腐敗與社會不公、動亂之源。見MBA智庫百科，網址：http://bit.ly/2kBRmfE。
註四：唐米樂（Tom Miller）：《中國的亞洲夢：一帶一路，全面解讀》（臺北：時報文化，2017），頁218。
註五：習近平對共產黨幹部的內部講話，評論蘇聯解體。引自路透社記者林洸耀：《把脈中國：對習近平的第一手觀察》（臺北：天下文化，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