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APNIC 44中看見民主決議的過程

今年參與了 APrIGF 2017 與 APNIC 44 ,在這些國際會議裡,了解了多方利害關係人、共識決的實際執行程序,從網路基礎建設的會議了解到網路政策的決議過程,了解國際間關心的各種網路政策議題,真的讓人收獲良多。

Sep 24, 2017 · 11 min read

我算是在1997年開始使用網路,從電子佈告欄的文字模式到 Netscape 到現在的各種瀏覽器提到的的多采多姿的世界,也享受了網路在台灣所帶來的好處,但算是一個非網路原生族群。對我而言,所謂的「電子商務」就是把實體世界的商務買賣情境轉移到「網路」網路不通了,就打電話問中華電信發生了什麼事,買網址不是從 Hinet 就是從 TWNIC ,這一切都是這麼的理所當然。

由於工作的關係,今年參與了網路治理論壇,開始接觸到其他國家及網路治理的相關議題,知道自己所謂的網路只是屬於應用階層,同時還有其他需要關注的議題,在曼谷參與了 APrIGF 看到了「多方利害關係人」討論機制,到這一次參與 APNIC 44,實際的看到了由下而上的民主決議過程。必須強調一點,這裡所謂的由下而上並不是指身份階層,而是集結眾人的共識,再由執行管理階層透過公開的議程進行最後的決議。

IPv6 Capable Rate by country (%),資料來源:APNIC

聽到 IPv4 資源即將枯竭,鼓勵移轉至 IPv6 的訊息也近 10年了,台灣仍有許多服務還未轉至 IPv6。

在會議開始前,任何對議題有興趣的人都可以透過郵件群組提案討論、修改提案,會議當天則是有六個政策被提出來討論,但有三個政策達成共識通過並在一週內容始執行,有另外三個政策則因為現場未達成共識而被退回討論。

我參與的都是政策討論會議。

在會議中,不會看到有人拍桌子、拍椅子、摔麥克風、相互潑水或叫罵,甚至是變裝皇后的出現。我只看到來自亞洲各國家的網路利害關係人,可能是掮客、可能是商人、可能是研究人員或只是像你我一樣的網路使用者,在議場上有條理、有依據的表達自己對於網路策的意見與建議,爭取對自己或是自己國家網域、IP 的利益,不是採舉手投票多數決,而是現場、網路參與者是否達成共識,沒有共識就再回到郵件群組裡透過網路討論,若現場達成共識,經 APNIC EC 確認符合政策發展程序 (Policy Develope Process, PDP) 後,大約一個星期就開始執行,不拖泥帶水,更讓我驚訝的是,亞洲區的網路政策就是這麼討論與決議的,APNIC EC 對提案結果並無否定權,只有當程序不合時、沒有達成共識時才會退回議案,所謂的「由下到上」是程序裡的「由眾人到管理層」而不是階級上的區隔,在這樣的條件下,少數人的聲音會被聽見,只要能說服其他人,少數人的意見可能比多數人的意見更容易達成共識,只要是達成共識、符合程序的意見,APNIC EC 就沒有權力否決。在議事的過程裡,任何對議題有意見、有自己想法的人都可以表達自己的意見,站在麥克風後,等候輪到自己發表意見,我沒有看到誰爭先恐後的搶奪麥克風,我只看到兩邊的麥克風後的人們有秩序的、有條理、有依據的闡述自己的意見,甚至可以現場算出成本。

以下的討論是 Policy SIG 1 的討論錄影,十分的精彩:

看著這樣的議事過程,有種人類終於進化到「民主議事」的程度,也是一度讓我無法回到現實的原因。

在2005年時,中文翻譯版的《世界是平的》在台灣大賣,那時我沒有太多的感受,只能說透過網路縮短了商務往來的距離。這次也遇到許多 APNIC 的成員,在會後也會透過各種方式交流,加上今年聯合國IGF將在12月時於日內瓦召開,許多當時在泰國APrIGF的參與者都已透過各種方式在交流、對議題內容進行修改、召開線上會議,這種人際脈絡的連結,會讓人發現透過網路大概只剩下「時區」與語言的距離了。

與 APNIC 成員的見面會

不同在 APrIGF 的幾個 TWIGF 成員見面,這次在 APNIC Excute Consil (APNIC EC)成員 Kenny Huang 老師的協助下,能夠讓台灣的參與者與APNIC 總監 Paul Wilson、部份 APNIC EC 的成員、ICANN 的成員見面,短短的一個半小時裡,用一點時間互相了解對方的背景、為什麼來參與這次的年會,自己有興趣的議題。

台灣部份參與者與 APNIC 成員的合照,多數為中華電信研究所的研究人員 (照片來源:KuoWei Wu)

在這樣的活動裡,能有這樣的會面機會是很難得的,畢竟技術人員都在互相交流專業的資訊,而我並不是技術人員,太多議題只能站在旁邊聆聽,很多時候都要主動與自己想交流的對象攀談,例如在晚餐時遇到的廠商、其他國家的參與者…中場休息的茶點時間是很重要的交流。這次也終於找到機會與來自日本的 Izumi Okutani 有一點交流,由於她提案討論管理線上投票參與SIG Chair或Co-Chair選舉的身份認證,她的簡報也十分嚴謹。

現場的參與者有相當激烈的討論,由於這是亞洲區的網路政策討論,大家在一番爭論後決定:任何人都有資格通過網路參與討論,但在選舉上如果是遠端參與,就要進行身份認證。

在討論結束後,仍然有許多人搶著與她進行交流,我找了空檔與她討論這件事,因為線上投票的確是件很敏感的事,後來我提到,不然就使用 webcam吧!如果要偽造,也得花上一定的成本,就像要破壞 Blockchain 一樣,得花上鉅額的成本才有可能達到目的。

這次還遇到了在 APrIGF 2017 指導 Cybersecurity 課程的 Adli Wahid,在APrIGF上反而沒什麼機會交流,但在APNIC 上裡,就抓緊交流時間,大概了解PGP的運作和學著使用 Keybase,提到這種公私鑰的概念很像 Blockchain,但是PGP 若是遺失了私鑰可以想辦法重新再申請、取回,若是在區塊鏈裡,遺失了私鑰,就什麼都沒有了。Adli 也提到了,有很多人把身家財產放在區塊鏈上,但若遺失了私鑰或是私鑰被竊取,那就真的什麼都取不回來了。

在會議的第一天中午,我們也討論到,為什麼女性很少參與這樣的活動?其實APNIC也邀請了許多的女性講者,但對某些女性講者來說,語言可能會是第一道門檻,有許多講者都希望能夠以自己慣用的語言進行分享,但不論APNIC或是APrIGF都是以英語為優先使用的語言,也許需要一個即時翻譯機,破除了語言的隔閡才會有更多的人來參與吧!

我們還討論了 Equifax 事件,不知道什麼原因,這件很有可能在台灣會發生的危機卻似乎不怎麼被討論,而在美國,由於是信用、身份資料的外洩,各個媒體與機構已經在討論該如何把傷害降至最低。 Adli 也提到了:很多網路攻擊、勒索要的是錢,但真正該恐懼的則是國家監控,那才是真正可怕的,因為你並不知道國家透過這些技術在監視你。

參與 Women in ICT

在這個90%都是討論技術的領域裡,女性總是很少見的,然而在APNIC 44的第二天中午安排了一場 Women in ICT。主講人是全球網路領導先驅,IANA的領導人 Elise Gerich,與大家分享她為什麼會進入這個領域以及這一路的過程,現場參與者不限女性,還有許多男性參與。

Elise Gerich是 IETF RFC1466 RFC1814作者,RFC1466 提供 RIR IP 位址政策發展藍圖, RFC1814 界定了終端使用者(設備)應享有Unique IP位址而非 Private IP位址權利。其著作對 RIR 政策、ISP addressing plan、IPv6 技術發展等有深遠影響 (by Kenny Huang)。

聽著她與現場人員的分享,她的背後有支撐她的家庭,所以現場有位男士站起來對她的家人表達感謝,很有趣的是,想不到在不同的國家也有同樣的說法:「成功的男人背後有個付出的女人,成功的女人背後有一個支持她的男人。」

現場有位女性參與者問了一個問題,剛好也與我當時在Slido提問了類似的問題,這也是六月參與 TechGIRLs 時,大家在思考的問題:「如何提高女性在科技領域的自信?」

Elise Gerich 認為這與「自信」較沒有直接關係,但是與「人格 (Personality)」有關。這樣的回答則讓我想起了年初遇到 Don Tapscott 時,我們談論到了未來的人人才特質,無關性別,Don Tapscott的回答

The personality of future talent must be aggressive, full of curiosity, smart and brave, much brave.
未來的人才所要具備的人人格特質是要積極、富有好奇心、聰明,而且勇敢,要非常勇敢。

勇於發言、勇於承認自己的不足與錯誤,並勇於主動或接受改變,相信是很重要的人格特質。

看見包容的社會

其實從 APrIGF 2017 回來、參與 APNIC 44 後,我一直固著在一種情緒裡,很難回到現實狀況,或說每每看到新聞上所報導的:政策規劃、議題討論模式、名嘴們如何誤導大眾判斷事情的方式甚至貶低了人民的地位、資訊掮客如何利用資訊不對稱來進行造神運動 (那些名嘴就是了)。我極度不願意回到這樣的現實裡。

在這些國際會議的場合,遇到了 Elise Gerich,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面,但她還是熱情的與我交流,遇到了 Izumi Okutani,我對她說,這些技術、基礎網路建設的政策,都不是我所了解與拿手的,Izumi 安慰我:沒關係,我也是這樣走過來的

在13日早上,我在會場門口遇見要離開的 Adnan Baykal,他是Global Cyber Alliance (GCA)的技術總監,我只是12日下午坐在台下的一個聽眾,他仍然很熱情的和我握手寒喧說他必須離開了。

我會對 GCA 的印象如此深刻,是因為在 APrIGF 中參與了 GPD (Global Partners Digital) 的 GCCS (Global Conference on Cyber Space) 的討論。GCA 主張的是使用 DMARC 技術來驗證郵件的安全,有趣的是 GCCS 則是討論全球資安聯防的協議,GCCS 2017 今年十一月將在印度新德里召開,但已經有陸續的活動早在九月開始進行。

以下則是 Adnan Baykal 談論如何利用 DMARC和DNS來進行網路安全的相關措施:

我清楚的認知道自己只懂得在「使用者端」收集資料、研究、討論、規劃與政策建議,但心中對於基礎端一直有個模糊的影子,那是在專科時期與朋友們曾經討論的內容,也因為這些經驗,對於資訊安全、個人隱私保護有高度的興趣。

如果有聽過所謂的 OSI 模型(Open System Interconnection Reference Model),也有人說還有所謂的第八層,也就是網路使用者的這一層。APrIGF 的談論內容著重在 OSI 模型中的第四層到第七層,還有討論到使用者族群的權利,屬於網路應用層的網路政策議事場域,而 APNIC 則是該模型裡的第一層到第七層都有,不止是網路基礎層政策議事場域,但更著重於基礎建設,如果沒有穩定的基礎建設,更不會有所謂的數位經濟議題出現,也不會有所謂的政策發展。

如果要談數位經濟的發展,繞著空洞的執行方案,而不從政策發展的目的、基礎建設的改善著手,其實就是在不穩定的基礎上蓋高樓,是件很危險的事。今年台灣政府都有政府官員、政策研究人員參與 APrIGF 和 APNIC,相信日後會慢慢往更好的方向前進的。

接下來的 APNIC 45 則是APRICOT 2018 (Asia Pacific Regional Internet Conference on Operational Technologies),將在明年二月在尼泊爾加德滿都舉辦,Adli 告訴我,APRICOT 談論的議題更廣泛,參與的人員除了技術人員、工程師還有更多的網路政策社群議題會在 APRICOT 裡被討論,更讓我期待可以參與。

感謝

在這些過程裡,十分感謝帶著我參與的 Kuo Wei WuKenny HuangVincent Chen三位前輩,還有能夠忍受我提出完全狀況外問題、有空會解釋台上在說什麼技術的 David,還有 APNIC 的每位願意與我交流的朋友,甚至只是短短的鼓勵,讓我在這次的會議裡的收獲非常多。當然也很感謝Open Knowledge Taiwan 的 T.H. Schee 及在 APrIGF 上認識的SzeMing,從去年開始接觸APrIGF,了解到國際上的各種資訊,因為這些朋友們,打開了另一扇窗。

要感謝的人真的太多了。


  • 在結束 APNIC 44之後,我先寫了一篇參與心得投稿至 APNIC :Why I attended APNIC 44。經過編輯潤飾後,文章中對於共識決的過程有更仔細的說明。
  • APNIC 44 的會議皆全程錄影

YingChu Chen

Written by

詩人們總說,當我們回到童年時代生活過的一幢房子,一座花園,剎那間就會找回從前的我們。~追憶似水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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