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疫情的地方創生(一)

台灣一直到今年五月以前都算是「前疫情」:從好的角度看,因為無法出國,所以「國旅大爆發」,讓很多地方產業界的觀光有了機會;從壞的角度說,如果CODIV-19不是中國陰謀,而是一種自然給人類的教訓,那台灣顯然沒機會獲得教訓。

一直到今年五月,疫情在台灣蔓延開之後,終於從「台灣奇蹟」進入到跟「國際接軌」階段,這不一定是好事;但既然遇到了,人類悲慘的命運就是要面對它。作為以出版、實踐地方創生的小出版社工作室,疫情開始的時候,我分別從悲觀(怨恨)開始想,有哪些危機?再到樂觀想想有哪些轉機?

這是這個思考歷程的小小紀錄。

A. 悲觀:無關緊要的銀河

這兩年因為種種原因,我開始很需要一些居家之外的第三空間,這第三空間最好不要只是提供咖啡,能有少許的酒精協助我進入此空間為佳— — 我的精神保護機制過強,一直是難以放鬆的人。感謝損友葉雲平以及我自己不屈不撓的開發精神,漸漸在台北幾個地區隨時可以找到白天或傍晚可以坐下來休息、說話也好、讀書也好,總之就是一個協助我有小小歸屬感的異世界空間,讓生命不致於那麼孤單

去年五月(2020)日本疫情正嚴重,許多「不重要」的酒館小店被迫休息關店,有些是政府明令,有些則是在日本「有志一同好鄰居文化」的強勢壓力下休店,乃至倒閉。這時候日本 NHK播出一部由又吉直樹編劇的有趣的劇作不要不急の銀河

這齣劇一方面展現疫情時代拍戲會有怎樣的改變;另一方面,這齣劇試圖說明一個我近期感受強烈的問題:相較於「生命攸關」的疫情,有哪些東西會被判定、淪落為「無關緊要」?在又吉直樹的故事中,他正是要說,一家小酒館非常有可能不只是一個不重要的「小休閒活動」,而是「家」的一部分。我想因為我就是豐沃中出生的一代,沒實際經過戰爭,目前最重要的親人是貓,所以非常可以體會這種「無關緊要霸權」的感覺。再舉例來說,面對311大地震,我非常認同太田康介先生的質疑:那些撤離福島時被遺棄的動物是「無關緊要的」,只因為他們不是「人類」。請見:(對喔,有廣告嫌疑。)

以及同系列第二集

我一直都很怕一種被迫比較的處境。面對災難,「人」命比「動物」重要,但對我小小個人來說,那個「寵物」的確就是我的家人。面對疫情,一個小小的休閒場所,可能是我唯一能吐口氣、有歸屬感的地方。當然當然,憋口氣應該還是可以撐過去,只是它如此快速被歸屬到不重要的部分,讓我感覺到些些不平。

恕我作一個比較,在我自己本身或者父親的生命過程中,我覺得醫師的訓練根本上是無法真正理解(或者無法處理)「生活品質」的意義:此次治療之後,生活能不能自理?生活還有無尊嚴可言?也許對醫師或者醫學訓練來說:人只要活著,就還有可能性。所以在天秤的兩端,保全性命都沒把握了,還想什麼別的,這就是結論;天秤的另一端,不可能有得以平衡的東西。在疫情期間,這件事是歸在不證自明的分類裡。我討厭像是被逼到角落,然後有人問你,「如果你母親跟你的貓一起掉到水裡」,你要救誰?如果你的答案除了母親之外絕無可能,我建議此文不用讀了,謝謝。

對我來說,上述問題的答案我可以寫個萬字論文,也許改天。

但是對我「目前」來說,「簡單」而「快速」的答案是:我的答案一定跟建立起世界經濟基礎的那些團塊世代不會完全一樣。對他們來說,生命重要,所以農藥大量使用,以剝削地球為手段,以拯救、延續人類生命為目的,永遠是正確的事情。於是,我們有今日的世界。馬斯洛的需求金字塔對上一代來說堅定無比,已經鞏固成為一種霸權,但這金字塔對我有些動搖。或者,層與層之前已經開始混濁滲透、邊界模糊。

此段小結:

疫情讓人書寫混亂,還是作一下重點整理:

一、上一代人經歷過苦日子,解決生活核心問題(生命、生計)是重點。因此建立了標準價值觀。優先順序清楚明瞭,但是,我們這一代在優渥中長大,而且看到了經濟優先的價值觀所帶來的災難,所以有些事情會慢慢改變。(比方說,日本現在已經建立災難發生時寵物可以一起逃難的基本概念。)

二、醫師、政治官在訓練或監督過程中,有一定的標準模式。「其他可能性」難以進入思考過程,所以把「重要」與「不重要」的區分清楚明瞭(First is First)。

三、每個時代有各自的任務。團塊的哲學對其時代有必要性,也留下其成績。我們這一代面對疫情應該逐漸建立自己的思考方式與價值。(而不只是『喔耶,真是投資好時機啊!!』)

B. 樂觀:從中獲得的教訓以及之後的出口

疫情發展至今,我自身最矛盾的問題是:所有人(所有面對疫情的決策單位),甚至我自己都希望「回到」疫情前,回到佳玲的溫暖懷抱中,重返國際榮耀、彷彿台灣是個乾淨純粹的聖地。但如果無法,政策會如何修正呢?

在那之前,我們可以看看一些台灣也許正在發生的、關於地方創生一些「小」事:

  1. 自主分散人口:雖然數據不多,但疫情似乎讓許多人重新思考居住的問題:過去,我們總是選擇便利性最高的,但是,疫情如同淹水問題,讓人在純粹思考生活「機能性」的同時,另外一種「群聚」風險也開始出現,所以也許可以稍緩「人口集中」這個地方創生核心問題。從「脫北者」的相關報導可以看到一線曙光:

今年五月份(疫情發生後),搬離台北的人數高達6302人。就「地方創生」的角度,就等於是一種自主分散人口(太棒了!)。

2.工作場所的必要性變弱:由於政策與疫情本身,大多數人「被迫」要在家 上班,這時候,無形中會強迫大家慢慢習慣線上作業,如何把文件與流程導向雲端。這件事也會更促成第1點變得更容易接受,因為靠近都會的優點少了一項。

3.正職、完全工作的必要性稍稍減弱:基於2,工作場合的直接關聯性變弱,所以有許多副業機會出現,例如外送、例如在家當網路小編等等。意思是,你不一定要在都會區生活,然後把每月薪資貢獻給房東。(雖然我覺得,如同自由主義只是將人從土地釋放出來進入工廠一樣,「斜槓」的論點也只是把人從辦公室釋放出來為平台資本主義服務,但原諒我從地方創生的實用角度,也利用一下平台資本主義。)

順著上述「小」趨勢,地方創生可做的政策有哪些呢?核心應該是:

「地方」應該都要很棒的數位轉型機制

  1. 為了創造具有韌性的地方,地方創生勢必要面對,如果觀光再次受到衝擊,其經濟模式應當如何?這時候,如何以地方為單位,建立全台方便的消費模式就是非常重要的課題。
  2. HQ在都心,都心之外都可能是工作地。簡立峰之前接受訪談(現在看來應該是烏鴉嘴):

從地方創生來思考,我們現在遇到一個機會:不管是什麼公司(即便是生產線),都應該思考遲來的數位轉型。如何藉著更好的雲端服務或者流程,讓工作地與工作人員得以分散,當然,依然保持效率是重點。)

我覺得簡的Killer APP比喻沒有很好,用Scott Samuelson的說法可以補充說明:「解決問題」的心態跟「面對問題」的心態有所不同,快速解決就是希望未曾出現過,總之想盡辦法「回到」之前就對了,如同外科醫師切掉腫瘤— — 在Scott眼中,這是現代性產物;「面對問題」則是看著這些事情,深思對未來的影響。在現代性之前,所有哲學家都是以這種方式看待生命種種苦難,用有點惱人的說法就是「如何與之共處」。

更簡單說放到疫情狀態:一則思緒是只想著如何UNDO(佳玲),另一則是如何受到啟發因而建立NEW NORMAL(新生活提案)。兩種取徑有所不同。在此,我希望兼顧兩者提出思考提綱,藉著新挑戰,反思過去惡習。

重新定義「家」以及年輕北漂的機會

對我來說,在家工作,有很多好處:通勤時間可以簡少、出門上班不再擔心有什麼東西忘了帶。但當然缺點也多,缺乏「出門」的儀式,人很容易懶散,特別是,貓咪往你身上一躺,什麼鬼工作都不想做了。在往「從疫情中順勢獲得地方創生可能性」的思考方向,他有機會(也可能沒有)強迫城市有所改變。

許多人來到台北的第一個居住地應該都不是很好。基本上應該就是抱著有床可睡60分的態度,因此花一點時間看看591上面一萬元以下「堪住」的套房型態就可以知道年輕人想要自立有多辛苦。上述這種「堪住」的租屋是上型態,有沒有機會被因為「在哪上班不重要」的思考方式擊敗呢?

上文基本論點的樂觀面說:

「買得起」才是重點,地段將不再是民眾購屋的主要因素。

他的意思是,既然大家都可以遠距辦公,那住不住蛋黃或蛋白或者蛋外就都不重要了,所以大家(我想這裡特別是M型的底部「大家」)選房就會以「買得起」下手,延伸效應就是,原本的房市價格規則會改變。從年輕人來到台北的角度,以前來台北唸書,公館住不起,就去永和甚至中和。現在如果學校遠距上課成為常態,那住到更遠都沒差。(甚至不用離開家嗎?)

最近我們作過一個線上小問卷,詢問大家在疫情後想要回公司還是繼續待在家裡,與國外許多調查不同,台灣人傾向回公司。從北漂的苦痛經驗,我覺得因為對大部分年輕人(甚至包括中年人?),家都很小,不適合辦公。換句話說,房屋政策其實會是台灣面對「新生活提案」數位轉型的關鍵一環,這個方向思考,接下來要問的是:

重點不要只是「青年」,請把將「總政策」呈現出來,把最大的資源鼓勵地方購屋

回到政府面(雖然我不是官員),如果政府認真面對自己提出的「地方創生」,一些政策不就是應該能夠具有引導性嗎?

現在政府一方面打房,提出房地合一稅、實價登錄2.0,但是業內人士,甚至房仲都能說出這永遠是兩面刃。

舉例來說,站在實際交易現場,對賣方而言,實價登錄2.0的最高價就是他的「底價」;對買方而言,實價登錄2.0的最低價就是他的「底價」,在交易上,到底幫了誰根本不明確。

回到標題「將總政策呈現出來」,在1.建立「新常態」、 2.鼓勵數位轉型的遠端工作,基於這兩點是整付應該推動「地方創生」的「風」,鼓勵民間順風而走,所以政府應該推動的青年房貸優惠就是應該在「地方」主推,而不要再一視同仁,畢竟,沒有設定方向的船,不管遇到什麼風都只會是逆風。畢竟,有了房子,我們就會落地為家,這會是「地方創生」最扎實的意義。

Editor in Chief of Flaneur Culture Lab, Founder of Fork.work, 文化編輯者, and a patient of brain cancer./行人文化實驗室總編輯、支流文化創辦人以及步行愛好者、嚴格生酮飲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