階段一：Identity（身分與認同）
有印象以來，我是在大學時期，分別從張茂桂老師跟陳光興老師身上學到「社會區分」的概念。跟張老師的脈絡是身為「把台灣當故鄉的外省人」的思考，跟陳老師的學習脈絡，則是不同社會區分（性別、階級）是否有優先性。先說結論，我基本上是因為自己身分的特殊性（外省）進入學院，但慢慢又去走向更好玩的性、性別、國族、階級這些「理論上」可以輕易流動的理論圈。比較起來，張老師強調多一點點客觀性、物質性的「身分」。陳老師強調多一點流動性、可塑性的「認同」。這種爭論像是憲法中應不應該有「人生而平等」這種句子，有人會覺得這又不是事實（少騙人了），有人則覺得這是一個國家的終極目標，寫在憲法上沒什麼不對。
雖然現在好像提外省人的人已經很少了，但當年這個問題還算有點熱門，而且對我來說，它不只像是一個掛在身上的名牌（對，我是外省第二代，後來第三代就比較沒人想提了吧，不像家傳五代的醬油啊、肉包啊），它更像是一個傷口。我覺得我跟父親不一樣，我跟上海沒有感情；但其實我也因為種種理由無法成為「在地人」。
當時是想要想要敷平這個傷口，那種朱家姊妹會說「沒有親人安葬之處不是故鄉」（我當時沒有，現在有了）的沈痛困惑，那種全台灣可能超過五百萬人（一說約兩百萬）離開自己相信的故鄉來到台灣，當時他們的身分已經開始出現矛盾了，「外省人」口操「外省口音」，沒把台灣當故鄉，連個沙發都不願意買（因為覺得隨時會回去）；而當時的本土意識已經開始崛起，大概覺得這群作客者跟中國意識型態站在一起非常礙眼吧。我的特殊身分是，我「理解」雙方，我希望「大和解」。寫到這裡，我發現無法繼續。總之我沒有成功，父親大概只是抱著遺憾沒能回到故鄉而死去。所有的不諒解全都是靠時間解決，跟這世界上所有的感情問題一樣吧。
最近我發現這個傷口還在。我前幾個月還做了一個夢：身在一群喧鬧的中國人之間（我猜是在日本吧），我跟同行人心想這些中國人超級吵，真的是標準刻板印象中國觀光客，那群人中的其中一位回頭，我才發現那是我父親，說著我聽不懂的上海話。很久之後我才想通，這就是身分與認同間持續拉扯的傷口。
也許因為是傷口，所以跟著張老師以及學長同學在台南做了一陣子田野之後，我不自覺地逃離了這個主題，走向更容易政治正確地「建構」，而沒有那麼多「負擔」的主題，例如性別、國族、階級。這些主題對於青春期的我來說，更好玩、可以利用換標籤逃避自己身體的某些其實無可動搖的部分，彷若任意修改產品成分標籤的惡劣經銷商：有些性格很保守，你其實總可以找到一些新名詞或者新概念當作新標籤，貼上去之後，一切又都可以逃避掉。
大概就是這種遊戲吧。
幾年之後，大概是累了，我自己慢慢又走向「身分」。我知道身為男性、身為中產階級、身為知識分子，甚至說身為外省人，我會因此有一種特定無法輕易改變的發言角色。對於投射或者許願，我比較習慣檢討與認清，因此就慢慢站到了強調「身分」的這一邊。
其實說起來實質的改變沒有太多，我只是從利用各種自己給自己許願的標籤，轉變成以自己身分為反省發言位置的。
很小時候，當老師的阿姨（媽媽的姊姊）看過我寫的字，我的字其實很醜，但她說：你的字總是寫得很大，就是很願意把缺點展示出來，所以改進會比別人快，總有一天會寫得很好看。結果我的字沒有變好看，現在想起來也非常佩服阿姨說話的技巧（沒有直接傷害一個小屁孩的自尊心），但是善於把自己的缺點揭露出來，大概的確是我的一項特色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