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埃及：從思想到行動的距離

【遠東青社論 · 第六期】

遠東青年自由同盟成立差不多已有兩年的時間。在這兩年中，我們一直秉持著推動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占领的諸夏、諸亞各邦獨立的理念，以線下活動為核心，線上宣傳手段為輔，尋求對支持家鄉獨立建國、有志於建設自由遠東的志同道合之友。然而，在實踐的過程中，我們發現了這樣一種奇特的聲音：

他們認為，以「姨學」，即劉仲敬先生的理論為基礎的「姨粉」們搞組織，本就是一個悖論。一方面，只有淪陷區出身的「費拉」才會被此種說辭吸引，他們大都兼有知識分子的劣根性，擅長巧言令色。「姨學」的核心，不正是排斥這種以解構社會為目標的遊士嗎？另一方面，真正的「土豪」不需要理論建設，他們出生在一個健全的社區，能夠自然而然地做出政治決斷。所以，作為「費拉」降生到這個世界上，本就如同一種原罪，既不可能通過行為來自證清白，更不可能通過語言來洗刷這一事實。「姨粉」搞組織，當然是不倫不類。

這個論證在邏輯上看似通順，但人們并不需要仔細分析就能明顯感受到它不符合直覺的似是而非。且不論，很多淪陷區内外的土豪很多時候並不知道如何保護和使用自己的力量，因此渴望全新的高級政治理論的幫助；單説這種論調對姨粉群體的草率定論，本就足以反映一些問題。筆者受其啓發，決定分析此論調背後的矛盾之處，並嘗試尋找解決之道。

1、「姨粉」究竟是怎樣的一群人？

今天距離劉仲敬先生的學問和思想（「姨學」）從豆瓣開始逐漸步入大衆視野的時候，已經有十年的时间。「姨學」以其知識體系的豐富蕪雜，文筆的雋永和在史學、政治等領域的深刻洞見令人嘆爲觀止，近幾年又通過訪談節目等形式增加了通俗性和影響力。由於其複雜的性質，也吸引了很多不同背景的人。筆者大致將目前最有影響力的讀者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對複雜理論懷有興趣的「遊士」：這类人可能從小習慣了智力領先於同儕的生活環境，對於他們而言，理論的作用在於炫耀自己的才智，證明自己的優越性，滿足自己的虛榮心，而理論是否能應用、是否能指導自己的生活反而是最不重要的問題。因此，這類讀者的主要特徵是將「讀姨」或「黑姨」（我比姨更高明和正確）作為一種炫耀的手段，滿足於重複姨的話語（有正面傳播價值），或就具體的細節考證碰瓷（阿姨反復强調過，在體系建構的珍貴和緊迫性面前，歷史真相學的糾纏是沒有分量和意義的，錯別字並不會影響文章本身之類的道理）；甚至一边使用姨的話語體系，一边否认自己读姨学姨，以期吸引屬於自己的粉絲群體。而一旦遇到關於實踐的問題，輕則避而不談，重則表現出明顯的排斥和鄙視心理，用自己的一套理論，來論證真正做事的人都是愚蠢的，諸夏是不可能成功的。總之，對這類人群而言，清談才是上策。

除了這類「遊士」，劉仲敬先生對散沙型社會的精闢剖析，又吸引了另外一群「屠支」愛好者。筆者決不否認，當前淪陷區確實是一個罪惡滔天、魔鬼橫行的地方。然而，對於屠支愛好者們而言，這種邪惡的世道或許恰恰滿足了他們心裡邪惡的慾望。他們言必称「屠支」，並不是出于公義心，希望惡人能夠得到應有的懲罰，让建構性的力量不再受到钳制，而是希望有朝一日天下大亂，方便自己加倍报复仇人和社會，毀掉他們本來就得不到的東西。「姨學」對他們而言，只是一個發洩自己內心不滿的藉口罷了。這群人到處宣揚要殺光「不能算人的中國人」，卻絕望地發現，自己就是應該被殺死的「非人類」之一。我們在此之前的社論第二期《脫支與屠支的困境》和第四期《你國到底是制度不行還是文化不行？》已經詳細地描述過這種心態和行為模式，在此不再贅述。

其實，以上這兩種人恰恰是「姨學」已經集中批判過的。他們都屬於喪失了意義和希望的原子化個人。因此，兩種人格之間也經常相互轉換：他們因為意義和行動力的缺失，將一切智慧都用於滿足小知識分子短暫的虛榮，自然會通過斷章取義和放大姨學理論中符合自己心意的一部分，來為自己的懦弱尋找藉口。人愈是欺騙自己，就愈發軟弱；愈是軟弱，心中的不滿就累積的更多，如此形成了一個「絕望的螺旋」。而劉仲敬先生在早先常常提到要敬畏神明，「私智小術無足為恃」，則恰好戳中了他們的痛處，成了避之不及的內容。不幸的是，隨著姨學傳播的大眾化和普遍化，越來越多的人第一次接觸姨學，恰好就是通過這些原子化的魔怔姨粉或姨黑。在了解到劉仲敬先生對西方正典的敬畏與闡釋之前，早就被行為乖張，循環論證「階級決定一切」，「上大學的都是費拉知識分子」，「屠支保平安」的姨粉或李鬼式的姨黑嚇跑了。也因此，「姨學讀者群體」會被訛傳為某種類似cult的組織，劉仲敬先生也被妖魔化為邪教教主一樣的人物。

那麼，難道被姨學吸引，就是自己已經無藥可救的證明嗎？當然不是。「姨粉」裡還有第三類人，就是無法忍受淪陷區的既有敘事體系（包括公然無恥的共產黨宣傳和凌空蹈虛的民主進步主義），對真理懷抱着天然的好奇心的人們。這類人或許純粹的智力上並不如第一類人，或性格上的沉靜務實和出身背景殘存的有機性，給人留下的印象也不如第二類人那麼犀利和深刻。他們接近「姨學」，是因為「姨學」或許是目前為止中文世界最基於「健全常識」，且系統性地介紹了「西方正典」的理論體系，不但第一次正確梳理了歷史的脈絡，解釋了生活的經驗，也對現實選擇和未來有深刻的指導價值和預測能力。這類讀者對於「姨學」中八卦和集郵性質的知識興趣寥寥，對民族發明的態度卻最正面和積極。在這類讀者眼中，劉仲敬先生並未如他如今許多粉絲想像中的那樣，是一個類似於魯迅、柏楊、李敖之類靠「辱華」和永遠唱反調為生的輿論領袖。與這些社會的解構者相反，劉仲敬先生是一個卓越的建構者——即使他在解構的技藝上超越了前人，其解構的對象也難逃解構和解構者本身，正所謂負負得正。劉仲敬先生通過闡釋希伯來—基督教傳統和日耳曼習慣法傳統的精義，在漢語文世界少見地挑戰了自五四運動以來對人文主義、進步主義的崇拜，在以無神論和不可知論為「智商及格綫」、以個人主義為「慕洋美分」標配的氛圍裡反其道而行之。他石破天驚地指出，現當代西方崇尚個人主義的自由進步主義甚至更偏右的自由意志主義（如安蘭德和奧派等）在秩序的意義上不是什麽偉大的進步，也絕非西方文明的正典，而是其内部的負典和解構性的力量，只是不如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解構性劇烈。利維坦巨獸（權力集中的大政府）和阿米巴原蟲（缺乏自組織的散沙社會）是同一個生態場的一體兩面，反對前者必然反對後者。在劉仲敬先生的體系中，無比深刻的小共同體問題居於核心的地位，而（自）組織資源、基礎社區、組織度、正典、土豪、封建自由、階級、憲制、季候、習慣法、默會知識、健全常識、費拉、散沙社會、武德、德性、德位相配、德匹下、路徑積分、祖父學、民族建構、上帝秩序輸入假説等内涵明確的概念和彼此的關係，全是由其而衍生出來；只有東亞窪地論包含了人力不可控的地理影響因素——東亞迄今爲止地處世界文明和技術傳播的邊緣，且相對封閉；他曾說，如果自己所有的文字記錄只能留下一篇，那麽毫無疑問是《缺少土豪的世界》，因爲它包含了全部意義的種子和DNA，未來只需在合適的時候按圖展開即可。

劉仲敬先生雖尊崇西方文明，但亦從休謨的經驗主義哲學和斯賓格勒的文明季候論中，認識到西方文明的精要不在於理性計算的發達、文化的優劣或是人種的差別，而在於古老自由的成功保護，或說自發秩序的健康成長。自發秩序養育土豪，土豪庇護鄉里，二者相輔相成，守護著社會的元規則和元氣。從中世紀的歐洲到近當代的英美，在一系列機緣巧合的作用下，西方社會為人類歷史上最絢爛的一波烟花（現代社會）積纍了最豐厚的燃料（自組織資源和普遍的德性水平），并且親自點燃了它，在我們有生之年不會被耗盡。假使第三類人能夠在滿足自己的好奇心的同時，始終保持著誠實的話，那麼他就應該發現，健康的自發秩序不是什麼複雜的東西，它的起點就是勇敢、誠實、「愛你的鄰舍」、「所作多於所言」之類最簡單、但也最容易被機智的遊士們瞧不起的「小學生行為守則」。但如果連這些都做不到，有機社區無法圍繞自己構建起來的話，你擁有的就只有轉瞬即逝的私智和言論，而跨代的習慣法、武德的積纍和更高的政治影響也就無從談起了。

這樣一分析就可以發現，所謂普通人讀姨學也不是什麼奇怪的行為，尤其是對於已經脫離了淪陷區的人們而言，更應該看見姨學裡包含了大量鼓勵實踐的知識，在政治環境寬鬆的情況下，其實可以嘗試採取一些行動。在分析了「姨學生」的人群畫像以後，我們可以發現，這裡面並非所有人都不具備行動力，有一部分人確實是為了找尋當前問題的解決之道而來。只是從「哈姆雷特」式的思考到行動，仍然有一段路需要跨越。

2、解開「戈耳狄俄斯之結」

傳說弗里吉亚（Phrygia）的国王戈耳狄俄斯（Gordius）為答謝宙斯將國家贈與自己，在牛車上打了一個難以解開的繩結，宣稱，如果有人能破此結，即可為亞細亞之王。自古以來，無人可解此結，直到亞歷山大大帝東征時，聽聞了這一傳說，欣然接受挑戰，前往神殿。正當周圍的人期待他展現超人的智力來解開繩結之時，他拔出佩劍斬斷繩索。之後的故事我們也知道了，亞歷山大果然如预言所说，征服了亞細亞，甚至一直把自己的势力延伸到了遥远的东方。

無論這個傳說真實與否，都很有啟發性：能否打破僵局，不在於是否沿著既定路線发挥智力，而在于是否有行动力和冲破阻碍的勇气。「費拉的後代永遠是費拉」，「華人都過於聰明了，都希望別人出頭自己摘桃，所以注定是沒有希望的」，「中國人出生就是原罪」之類的悲觀決定論難道不是當前謎題裡的繩結嗎？「大中華」主義發展至今，已經證明了自己是一個行不通的幻夢，要維持一個統一的中國，就必須加强中央集權，不斷違反人類社會的元規則，粉碎社會的自發秩序以敲骨吸髓，用虛偽的帝國超民族主義（中國主義，包括中華民族和漢族主義）把諸夏各邦綁到一輛不會停止的反文明戰車上，直到這個「中國」挑戰既存國際秩序徹底失敗，社會秩序完全崩潰後才會停歇。在這個過程中，自己心愛的故土早已傷痕纍纍，而且一定會受到更嚴重和可怕的波及。只要是還殘存着一絲責任心的人都會發現，自己不得不思考解決之策。如果有人在通過姨學了解到了「窪地」的現狀和成因后，願意接受解體論，接下來就到了考驗一個人德性的真正時刻：認爲自己什麽也改變不了，選擇逃避、選擇無視、退回到自己在心裡上認為安全的地帶，也無可厚非，畢竟人天性喜歡安逸，這樣的選擇是「正常」的反應。但是，如果有人覺得無論如何都想要有一些行動，不願坐以待斃的話，雖然目前的痛苦會被放大，但未來很可能屬於這樣的人。筆者接下來要討論的內容便是針對後者的。

在採取行動前，需要了解的是，我們即將面對的是一個幾乎全面解體的社會，它的特點是：身邊的人普遍缺乏行動力和責任心，背叛親近的人已經成為習慣，很難與周圍的人建立穩固的社會關係。無論是仍然身處淪陷區，還是在海外的「華人」團體，都具有這樣的特點。在這種社會下，確實很難採取什麼行動。但是，我們可以反過來想：正因為淪陷區的起點很低，在方向正確的前提下，無論做什麼，都能發揮一些效果。在理念上，遵循的確實是「法乎上，取乎中；法乎中，取乎下」的原則，但是在行動時，定的目標過於遙遠，以至於令人絕望，則反過來成為不利的因素。那麼，有沒有什麼事情是我們在生活中就可以做到的，有利於恢復諸夏的行為呢？

3、歷史的啟迪

前文已經提到，「姨學」裡實際上大量地提到關於「正典」、「組織資源」的重要性，只是被很多討厭實操性強的內容的讀者有目的地忽視，或者歪曲為用來自暴自棄的藉口。筆者認為恰恰可以從這一點出發，反思一下行動的方式。我們知道，「組織資源」發展到極致，會演化為西歐/日本式的封建國家，或者拓殖北美的清教徒團體。但這些一開始也只是基於社會和土地的關係網。例如，「大名」一詞是由「小名」發展而來，是「名田」的所有者。在律令制後期的日本，名田的所有者通常要承擔更多的國家統治壓力，所以能被人信任、交予「名田」的人，不僅在財產上優於他人，也暗含了能力上的優越性。

這種「自發秩序」形成的等級社會，其實並僅僅存在於遙遠的故紙堆裡。放在現實生活中，也不難理解：學生時期總有小團體的領袖，他們在學校制定的做題考試價值體系當中或許並不是最優秀的，卻總是比其他人有威望，這就是一種組織資源的體現。只是在校學生這個小社會受到外界「校規」的統治，比真實社會脆弱，資源也相對較少，所以並不引人注目。由此可見，秩序和組織資源的落差存在於生活的方方面面，只是需要我們有意識地去發現、引導，甚至鍛煉自己，讓自己成為微環境裡秩序的核心。

那麼，要怎麼才能鍛煉這種能力呢？很簡單，主動承擔責任，並且在這個過程中學會保全自身的方法。人們常説「能力越大，責任越大」，實際可能反过来更符合真相——承担的責任越大，能力就會越大。按基督教的意思，上帝不會給你超過你能力的考驗。换句話来說，當你承担起責任的時候，上帝會幫你，讓你有能力去承担。當然，一個無法自我保全的人是談不上承擔義務的，因為義務當中包括了輸出與維持秩序的能力，可以參考西歐封建制度下騎士與領主互相效忠的規則。如果僅僅只是付出，很難說得上是在行使義務，因為單方面的剝削也可以造成這樣的結果。如果你在淪陷區之外，政治環境較為寬鬆，那麼整個過程就要簡單一些：最要緊的是，不要無謂地把自己的資源投入到華人（認同而非血統）圈中，因為在「中華」的意識形態之下，海外的政治資源也要作為「大國崛起」的墊腳石來使用，永遠無法積累下來，還會四處樹敵。然後，可以先從自己的社區做起：自己是否認識一些同城的姨粉、諸亞諸夏愛國者和正直善良熱愛自由的人？哪些可以信賴並在未來成爲鄰居？目前的鄰居都是誰，來自哪，是否有機會認識？能否為他們分憂，比如，照看兒童之類最簡單的事情？節假日是否可以互相問候？這些事情看似瑣碎，也不符合現在鼓吹原子化個體至上的時髦思想，但是卻至關重要，而且非常普世，哪怕是在淪陷區當中亦是如此。因為在災難面前，比起抽象的意識形態，能夠發揮作用的就是身邊的鄰人，即使身處淪陷區，這一方法亦同樣適用。這次上海遭受無妄之災時，能夠在緊要關頭與鄰人建立聯絡的居民反而比孤立無援的人們獲得了更大的生存空間。

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也鍛煉了建立關係的能力以後，如果還想有更大的發展，更好地推廣諸夏理念，就要採取更具體的活動了。這時，組織的重要性被再一次地放大，如果有條件的，可以考慮組建自己的團體。組建團體時，最重要的是有一個能被成員共同接受的堅定信念。在這個方面，如果成員們有相似的宗教信仰的話，其實會好很多。尤其是基督教信仰（被共產黨滲透遙控的海外華人教會除外），不但因為每周固定的禮拜和聚會大大增加了凝聚力，也因爲其包容性和明確的教理，對增進成員間的關係有很好的作用。而且基督教世界的文化包含了大量的「正典」內容，如果能夠接受基督教文明，其實也能夠很容易地接受現在的西方文明主流，對於淪陷區出身、想要去除自己思想裡的「餘毒」的人有很大的幫助。在有組織以後，可以考慮街頭行動、定期宣傳，與包括香港手足、藏人、維吾爾人等團體共同行動，展示與自己祖國有關的旗幟、徽章、宣傳冊等，甚至可以對中國的海外政治行動展開針鋒相對的反示威活動。剛剛開始參與活動時，或許會有些不適應，畢竟沒有經驗，不妨從頭開始學習，如，怎樣用最簡單的話像對方介紹解體論、自己的家鄉為何應該獨立，等等。

這些活動都不是一時一地之功。諸夏的優勢在於時間，所以必須為長遠計。組織上，不宜以快速擴張為主，而是應該徐徐圖之，穩步進行，要以建立可跨代的組織為目標來運營自己的社區，讓下一代浸淫在正典和民族發明的成果當中——符號、語言、歷史、話語體系、以及認識和思考世界的方式，以建立先入爲主的非華裔身份和文化認同。與很多矯枉過正的説法相反，這不是第一代民族發明家作爲知識分子的弱點，而是無可替代的優質資源。

4、走進姨學，又走出姨學

討論了行動上的方法論以後，我們不妨再回到剛開頭的那個話題上來。「姨學」在目前，對於諸夏的獨立運動的指導性有不可磨滅的作用。雖然淪陷區以外的人士，完全可以不通過「姨學」，直接接觸西方的理論，但是在轉化的過程中，如果沒有破除對「中華民族」的迷思，西方的哲學和歷史學會再一次被扭曲、瓦房店化，甚至被利用來強化中華思想。例如《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作者雷海宗就熟諳斯賓格勒的理論，將中國古代史上的興亡與武德之衰減聯繫起來，做出了精闢的分析。然而，以他驚人的學識，仍然不能拋棄對中華民族的熱愛，加之此書作於中日戰爭時期，他在書的結尾把國民政府引導的抗戰視為第三期中華文化再起的關鍵。不幸的是，這一判斷並未成真，他本人的學識也消磨在了日後無盡的政治運動之中。

由此可見，在將西方的政治學理論和窪地的現狀結合，捅破中華民族這層窗戶紙的理論，就目前來看，很少有比劉仲敬先生的理論更簡潔明了和集大成的。但是，理論如果只停留在理論層面，沒有對應的組織形態作支撐，就會很容易被扭曲。如果沒有相應的「諸夏」社區，「姨學」在將來，或許也真的會演變成一種網路亞文化，這個演化過程並非理論的建構者本人可以控制的。這一點上，我們可以反思一下「玄奘」這個人物形象在歷史上的演變：從一位醉心佛學、不惜生命也要接近真理的高僧，到《西遊記》裡的迂腐夫子，最後變成了《大話西遊》裡的話癆，其實背後正是佛教僧團的衰亡史：從唐初的興盛、會昌毀佛後遭受重創，再到明代時期成為收容乞丐和流寇的下等團體，本身已經不可能吸引和孕育屬於自己的精英，更談不上產出如《上帝之城》一般的護教學經典。所以玄奘的形象被庸俗化，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因此，關於「姨學家」建立組織究竟正確與否的口水仗是一件很荒謬的事情。是否有人願意建立社區，踐行諸夏理論，才是一切的關鍵。如果無人踐行，諸夏理論一定會被扭曲，不能發揮它真正的作用。

其實，如果我們有朝一日真的能建立起屬於自己的、能夠跨代的社區，那這已不僅僅屬於姨學的範疇，而是一場真正的「出埃及記」：從埃及跟隨著雲柱和火柱出逃只是第一步，是接受「十誡」，在曠野中歷經試探，積蓄力量，讓後代最終得以跨越約旦河，還是在暫時的安全裡重新開始敬拜「金牛犢」，思念埃及的魚肉和蔬菜呢？這一切都要從行動中獲得答案，也只有行動起來，才知道自己的軟弱在哪些地方，自己的能力可以運用在何方。一味地思考、爭辯，其實也是一種「拜偶像」的行為，只是這個偶像是知識分子眼中的自己。

敬畏神明是智慧的開端。放棄自己這個偶像之後，才有可能經受得住有機共同體對自身德性的淬煉。完全孤立的個人是無法瞭解自身的問題和弱點的，因此大城市的費拉原子人無論智商、學歷和意識形態立場，普遍具有巨嬰的性格，無法與任何人建立長期有效的合作和親密關係。人對自身和他人的判斷力，只有在與衆人合作和化解矛盾的過程當中才會逐漸產生。成年人世界裏的健全常識和社交藝術，是通過社區生活包括司法的經驗建立起來的。可以説，正典是關於組織度的秘密。在保守主義的世界裏，一個人是成年人并不意味著我行我素的特權，而是承擔社區義務的開始，處在時刻在被他人約束和約束他人的過程中。

諸夏人有了社區，才真正擁有了政治身份和組織資源。一個人選擇或建立的有機共同體是自己在世界上立足的原點，也是子女的出身和對世界建立先入爲主的認識的最重要的微環境。如果按照「費拉」原本的含義——只有擁有社區自治權，而無國家政治參與權的人口才能算費拉，那麽沒有社區自治習慣和能力的「華人」顯然是連費拉的標準都達不到的末人中的末人。海外的諸夏實體面對從社區到國家的必由之路，明白它是一條真正的脫支和回歸初民的路，只能靠脚踏實地一步一步地走出來。

選擇建立屬於自己的諸夏社區是極其困難的，甚至是有生命危險的。然而，「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致長勤」，爭辯乃是一時之功，會將人不停地導向絕望；建構之路道阻且長，卻通往希望和未來。希望有志者能夠勇敢地承擔起時間的責任，為了自己和子孫的未來，為了更好的遠東，共同添磚加瓦，耕種屬於我們的園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