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歷史斷裂」——記河床劇團《被遺忘的》

Yu-Ting Yeh
Nov 25,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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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場一位觀眾的沈浸式親密體驗到一千五百人的國家戲劇院,河床劇團耗時三年,玩轉舞台機關的高低落差、旋轉設備、懸吊系統……河床劇團以其視覺部件的操作,證明了他們操作舞台美學的高度執行力。這種大膽,實為台灣劇場作品中少見的光景與企圖心。不過,正是在這樣的美學脈絡中,我們得以好好地回頭檢視,這個劇場作品,與我們的關係。

首先是該作品的主題 — — 「八零年代,位於北台灣的礦災」。在本作之開頭,舞台上以逆時針攪動的礦車定錨了礦工的生活樣貌,陰鬱、低鳴、模糊不清,並使用了 Pina Bausch 風格的肢體設計元素及歌劇《安魂曲》的高亢悲摧,雖然在感官上交疊出濃厚的情緒及能量,但整個演出於此便開始與「八零的、台灣的、礦坑的」事件產生嚴重的脫離。

當我們從觀演中退後一步,詳細拆解該劇所使用的各種劇場元素,便會發現河床劇團建立的美學系統,是一個與歷史脈絡剝離的平行宇宙:除了上述提及的肢體風格及樂曲選擇,劇中最具指涉的「權貴面孔」更使用了啞劇的表演形式及面容,並加入馬戲元素強化角色形象,在在塑建出一個架空的權力視閾,反覆提及政治、權力、壓迫等議題卻對脈絡背景的處理避重就輕,使得整個演出徒留「感覺」。該演出在宣傳時,亦提及創作者進行了實地踏查與訪談工作,但就呈現結果看來,實在令人懷疑創作團隊田野調查的深度。

自此,該演出於我而言,便不再是一個「講述台灣被遺忘的歷史」的作品 — — 《被遺忘的》於此更像是一個「啟發自真實社會事件」的劇場作品 — — 單單只是一個郭文泰的、河床劇團的作品。任何認為其將視野囊括入「台灣共同記憶」的論述,都顯得與文化脈絡嚴重脫離。

翻閱節目冊時,導演郭文泰的一句話令我瞠目:「我們的挑戰是提出這個產業剝削勞工與破壞環境的殘酷性,而又不成為一部政治戲劇作品。」 — — 不曉得這是美國人的鄉愿還是台灣人的鄉愿?一個探究台灣經濟發展史與勞工血淚史的作品,竟試圖規避作品的政治性?而如此又或許得以解惑,為何演出中的政治隱喻如此缺乏批判的力道,殘留美學上的粗淺轉譯。

王寶祥於其劇評寫道:「再再誘導夢幻般的詩意死亡凝觀,難道這是契合直面他人死亡的觀看倫理?新聞報導中所謂身處『絕美幻境』,難道這是面對歷史災禍最佳的美學場域?」便點出了此作的核心缺漏 — — 或說「被(此作)遺忘的」 — — 當一個作品自我定調為「找回『被遺忘的』記憶」,其最需處理的重點即是「這是『誰的』記憶?」是礦工的?家屬的?政商權貴的?「台灣人」的?「八零年代」的?或是,郭文泰的? — — 作為九零年代末出生的人,我從未經歷過此記憶是故未曾遺忘過,因此觀賞此作的我,是一個初次記憶之人,而透過此作初次記憶的我,看到的卻是一個面目模糊、高度轉譯、被覆蓋在包裝之下的劇場作品。

簡而言之,「被遺忘的」一詞所折映出的懸問,先是「誰遺忘」,再是「什麼被遺忘」,以及「為什麼遺忘」,而此作回答了第一項,模糊了第二項,沒有回答第三項。

整體而言,從美學層次來看,《被遺忘的》無疑是台灣劇場作品的里程碑,但若從其欲處理的歷史事件來看,其形式手法與在地脈絡的斷裂,實在是個不容忽視的缺陷。而此作之行銷手法,又大量將「台灣、歷史、創傷」標籤化地形塑這部作品與該事件的回應關係,實在是個過譽又失準的自我定位。

《被遺忘的》是個具有美學高度的好作品,但不是一個與歷史好好對話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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