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制與顛覆之外?

宰制(domination)與顛覆(subversion)這組命題,大致上可以說是文學研究自六零年代以降關於意識形態批評(ideological critique)的討論策略。所謂的意識形態批評指的是針對某個特定的主流意識形態進行檢討、挑戰與拆解的閱讀策略。最常見(也最常被誤解、誤用)的是酷兒研究的「歪讀」(queer reading)策略,也就是指讀者在明顯是異性戀的文本中,讀取出非異性戀情慾的可能性,藉此擾亂異性戀正常主義(heteronormativity)。上面這本《酷兒莎劇》(Shakesqueer)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試圖用歪讀的閱讀策略補充酷兒研究與莎劇研究雙方的侷限(不過,這本書在歷史化的層面也有它自己的問題)。

但是,上述的文學閱讀策略發展至今似乎面臨僵局。這個特定的僵局大概有兩個層面可以進一步討論。第一,原本充滿異質性與多樣性的文學閱讀,被化約為線性的生命經驗。似乎文學角色的價值都只在於從被宰制的客體角色,發展為滿盈抵抗能量的主體角色(關於這點,晚近酷兒研究的「負面轉向」〔the negative turn〕提供我們很好的反思基礎,不過這邊短文必須先擱置這部分的討論。)乍看之下,宰制與抵抗的辯證思考,似乎打開更寬廣的詮釋空間,但卻可能提前取消了(foreclose)更複雜的思考脈絡。我最近發表關於馬華作家張貴興小說《猴杯》的研討會論文,也引起評論人關於抵抗性的質疑。評論人認為我的論文只重視生態被宰制的面向,卻未顧及生態其實也具有抵抗的能量。當然,不少生態研究學者會宣稱生態具有能動性與抵抗潛能(台灣某些生態研究學者就有相關的論述)。這個研究取徑也往往參照德勒茲哲學、新物質主義、物件理論,乃至於物件導向本體論的思想資源,來解釋主體與物件之間互為主體的關係(intersubjectivity):一方面,主體可以被視為物件;另一方面,物件也具有自己的主體性。

然而,我對這樣研究取徑的顧慮在於,我們對於能動性或主體性的宣稱往往是一廂情願的。這就是我認為的第二個問題。主要的原因在於,判定研究對象到底是否具有抵抗能量,似乎不應該是文學研究的重點。延續剛剛關於《猴杯》的話題,與其在意生態到底有沒有能動性或主體性,我們不妨先花時間好好釐清殖民情境、在地社會與生態環境之間彼此糾葛的複雜關係。就文學研究來說,宣稱研究對象有能動性,頂多只是一句廣告標語,吸引讀者的注意力——畢竟,能動性也不無與主流意識形態共謀的可能性。我們更應該關心的或許是:主體性與能動性生成的前提、條件、脈絡與限制,乃至於這些主體性與能動性複雜的生成過程,如何豐富我們對世界的認識。否則,仰賴宰制與顛覆的論述框架,雖然看似帶領我們逃脫思考僵局迎向更為開放的未來,但其實只是走入另一個文學討論的死胡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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