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作為美國秩序之源的四個城市中，泰晤士河上的倫敦，是最年輕的一個，現在我們就來對它做一番探究。
在基督降臨之後十九個世紀，倫敦這座都城，將達到其權力的頂峰。
在羅馬人征服英國之前，泰晤士河邊的那塊低窪沼澤地帶，很可能只是一個鄉村或小鎮。
羅馬屬下的不列顛地區，將其行政首都建在那裡，並蓋上城堡，加以鞏固它；到哈德良皇帝統治時期，羅馬治下的倫敦，已有相當的市鎮規模。儘管與地中海世界的富裕城市相比，它還非常不起眼。
在將近五百年的時間裡，英國一直是羅馬的一個行省。
不過，由於英格蘭、威爾斯以及部分的蘇格蘭地區，雖然羅馬軍團不時佔領某些地區，但不列顛的鄉土氣息太濃，離古典世界的文明中心，其距離又太遠。
一旦羅馬軍團日後，從大不列顛地區撤回地中海地區，以防護帝國更重要的邊疆地區，這些不列顛地區，便無法再和保持羅馬文明保持聯繫。
公元5世紀，未受文明教化的盎格魯人、撒克遜人和朱特人，陸續征服了不列顛的大部分地區。
在羅馬軍團離開之後，過了大約兩百年，「大格列高利」差派他的宣教士——「坎特伯雷的奧古斯丁」（Augustine of Canterbury），到達了當時所謂的「英格蘭」。
於是， 「拉丁基督教」（Latin Church，或稱羅馬基督教會「Roman Catholic Church」）開始在這些偏僻遙遠的北方島嶼，重新確立起羅馬文化的地位。
儘管，後來有丹麥人的征服，以及諾曼人的征服；還有16世紀的英國宗教改革，17世紀的內戰。
人們可以從這個時間點起，開始追朔英格蘭的法律、英格蘭政治體制、以及英格蘭文明的發展軌跡。
這一連續的文化進程，後來在 17世紀時期，擴展到了北美大陸，傳承了給未來的美國，為美國文化的生根發芽，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瞭解中世紀的英格蘭和蘇格蘭，對詳細理解「美國秩序」，是至關重要之事。
在「坎特伯雷的聖奧古斯丁」到來，與16世紀初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取得勝利之間，這九百年的時間，英國涵育出以下的文明成果：
被美國繼承下來的法律體系、代議制政府的核心要素、美國正在說的語言、偉大的早期英國文學、仍在影響著美國社會的社會規範。
作為美國現代經濟之基石，「基礎性產業和商業」、被美國模仿的學校和大學、作為我們一部分物質遺產的「諾曼風格」和「英格蘭哥德風格」的建築，以及在美國民主體制中，仍能找得到的「紳士的觀念」。
美利堅合眾國的創建者們，認為這些中世紀遺產，都是他們理所當然要繼承的，因而他們甚至不願意，再費口舌去讚美它；對當時的美國社會來說，「英國文化」的重要性，是如人需要喝水呼吸一般的「普遍常識」，而且這一份文明遺產已融進了美國社會的血肉，以致於他們不願意過份強調，雖然他們應該這麼做。
在美國實現獨立的日子，「古典主義」重新大行其道。
但是，羅馬和希臘文明，確實在當時的美國社會，獲得很高的評價；但是對中世紀文明的評價，卻不成比例地很低。
因此，大部分建國先賢們，毫無疑問地，一般來說普遍認為，中世紀是「黑暗的時代」，那是 一個晦暗不明、充斥著暴力和迷信的時代；而且他們常常不能區分9、 10世紀，那個真正的「黑暗時代」的無序無知，與在其後時間，發光的輝煌文明成就；尤其到了13世紀，「中世紀文明」的光輝，在英格蘭達到了頂峰。
另外，由於早期美國的新教特徵，人們普遍認為中世紀的「信仰時代」是羅馬天主教會，佔據有至高無上地位的時期，與美國人繼承的遺產有點不合拍。
然而，18世紀最後二十五年，對中世紀的興趣闕如，並不意味著美國人從中世紀文明獲益甚少。
由英國而來，以及某種程度 上來自歐洲，其中世紀的遺產，對美國體制，甚至美國人思想的關聯性，比希臘和羅馬的遺產更為直接。
建國時期的美國公眾領袖，在向中世紀尋求教益時，有時會高估中世紀早期的價值，有時會低估中世紀文化巔峰時期的價值。
湯瑪斯・傑弗遜，將1066年諾曼征服以前的盎格魯 — 撒克遜體制，給過度理想化，錯誤地認為英格蘭歷史上，曾因諾曼人的統治失去自由，且後來重獲自由的歷程，是非常緩慢和痛苦。
傑弗遜的這一看法，呼應了諸如弗里曼（Freeman）和斯塔博斯（Stubbs）之類的維多利亞時代英格蘭歷史學家；不過到了20世紀，像梅特蘭德（Maitland）和斯坦頓（Stenton）這樣的歷史學家，已給出更準確的評價。
傑弗遜曾想要求，維吉尼亞的所有學童，都學習盎格魯 — 撒克遜的語言。
儘管缺少用這種語言寫成的偉大作品；，其目的，是想讓他們都能以原文閱讀，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憲法和法律文件；他認為「封建體制」，是諾曼征服者肆意強加給盎格魯 — 撒克遜人的，取代了後者的古老自由。
不過實情是，美國人從黑暗時代的英格蘭，甚或威塞克斯國王，「阿爾弗雷德大帝」（Alfred the Great）統治之下，或之後的盎格魯 — 撒克遜時期更開化的英格蘭，所繼承的遺產非常少。
那一時期的著作只有一本流傳了下來，它就是可敬的比德 （Venerable Bede），在8世紀初所寫的《英吉利教會史》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Nation），而且是用拉 丁文寫成的，國王阿爾弗雷德，將它連同大格列高利的《書信錄》 (Letters)，翻譯成了盎格魯 — 撒克遜語。
比德是位學識淵博的修士， 住在被維京人蹂躪的北海，諾薩姆布里亞（Northumbria）海岸邊上的傑羅（Jarrow），他的這本著作確實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
不過，作為 一項智識成果，它孤零零地罕有其匹，唯一的例外是盎格魯—撒克遜時期的為數不多的詩歌。
當日耳曼部落佔領英格蘭時，他們差不多還處於文明落後的狀態，而且只有「拉丁基督教」的到來，才改善了他們的狀況；主要是通過四處創辦的修道院。
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政治和法律體制，也不配得到更多的頌揚。那些蠻族小王國，最後組合起來，就是後來的「英格蘭」。
當時那裡的人，既窮苦不堪，也沒有安全。
羅馬人在英國，建立的城鎮已經被維京海盜摧毀；新的定居地，又擴展得很慢，一直都不如中世紀初期法國、義大利半島和伊比利半島的西班牙上的那些市鎮。
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法律實踐，只有一小部分被納入今天英國（和美國）的法律體系。就連陪審團制度也是諾曼人的，源自歐洲大陸的法蘭克國王建立的審理制度。
儘管在諾曼人統治英格蘭的初期，陪審團的組成人員對被告人或案件的背景非常熟悉；這一情況，與今天挑選陪審員的做法正相反。
英格蘭的普通法，留有很少的盎格魯 — 撒克遜人的習俗。
中世紀有人 聲稱普通法，其囊括了從盎格魯 — 撒克遜時代，所流傳下來的很多「舊法律」；不過事實是，幾乎所有那些所謂的「舊法律」，都是諾曼人和金雀花王朝（Plantagenet）的國王們創制（或嚴重篡改）的。
這些國王宣稱，那些法律在1066年以前便已存在，僅僅是為了安撫他們臣民中的盎格魯—撒克遜人。
湯瑪斯・傑弗遜，和其他仰慕盎格魯 — 撒克遜體制的美國人，如果真的生活在盎格魯 — 撒克遜社會，其野蠻且實施不力的法律之下， 他們的幻想會痛苦地破滅。
不過，必須說清的一點是，盎格魯 — 撒克遜社會，主要由小不動產持有者，及其附庸，或相對自由的人們組成；在英格蘭的奴隸很少，歐洲大陸國家裡，那種嚴格的農奴制，在英格蘭並不盛行。
諾曼人的征服，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這一個社會特性，因為諾曼人既沒有屠殺盎格魯 — 撒克遜人，也沒有把他們變為奴隸，而且他們依舊佔英國人口的多數。
就此而言，傑弗遜的理想型社會，其中大多數人像自由農民，一樣享有經濟和政治的獨立性；在歷史上，植根於很早以前的英國經驗。
美國的社會和政治體制，確實反映了從英國繼承來的廣泛的家庭和鄉村自由，多數是「國王法律之下」的自由。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歐洲大陸，那些頑劣君主和貴族們的統治；在中世紀，那裡許多國家的大部分居民是農奴，沒有可據以反對他們直 接主人的意願的權利。
除了這些相對的地方性自由之外，盎格魯—撒克遜人的秩序，對英格蘭很少有什麼值得說道的，這相對的自由本身，就源自缺少適當的政府管理。
正如20世紀的英國歷史學家，道格拉斯・傑洛德（Douglas Jerrold）所說：
「盎格魯 — 撒克遜人所創立的唯一全國性政府機制， 是一套個人性，而且不負責任的王權」。
國王在郡裡的代理人，是地方治安官 （Sheriff），這是唯一從盎格魯 — 撒克遜時代，流傳至今的職務；而且，就連它也已經面貌迥異。盎格魯 — 撒克遜時期的英格蘭，甚至沒有全國性的職業軍隊。
由於自由是如此隨意，而硬幣的另一面便是「失序」。
實際上，那一時期英格蘭的真正主人，是粗魯的伯爵們，而且他們常常互相爭鬥不休。
「正義」的實現，如果要靠粗蠻的手段維繫，如果它真能靠這樣的手段維繫的話；那麼，弱勢者可能會落得一無所有。
在這種情況下，當時的建築藝術、文學或學問的發育程度很低，城市生活也是非常有限的存在，只出現在倫敦和約克地區。
幾百年來， 盎格魯 — 撒克遜人不堪忍受維京人的侵襲；但是，即使沒有古斯堪地那維亞人 （Norsemen）的威脅，生活也窮困潦倒，而且缺乏安全。
傑洛德接著寫道：
「當然，王國在征服前後的社會結構，本質上是貴族制的。每個人都必須有個主人。然而，這不過是說，我們的早期歷史和現今一樣，每個人都受政府的管制⋯⋯，儘管如此，"地主"是土地的主人，不是超越土地的主人。即使在鄉村法庭，主人也只能做主持，卻不能決斷。」
法庭只能解釋「實施區（Hundred）和莊園」的習俗，而作出判決的是「起訴人（Suitor）」；沒有法官。習俗只有經過同意後，才能改變。」 [ Douglas Jerrold， English：Past，Present，and Future（London：J. M. Dent，1950)，pp. 23–25. ］
這不是能夠維持和平與秩序的可靠體系，不 過它的確維繫了地方權利和個人自由，隨著時間的推移，其中發展出中世紀英格蘭的「普通法」或「案例法」 。
幾百年來，這一法律體系有了很大的改進，為今天很多的美國法律奠定了基礎。
不過，我們不會到盎格魯—撒克遜時代，去尋找代議制政府，或有效法治的源頭。
「維壇」(Witan)，英格蘭的盎格魯—撒克遜，和丹麥國王的議事會；其與英格蘭的現代議會，或許多其他代表制議會（包括美國國會，它們深受威斯敏斯特的「議會之母」的影響）毫無相似之處。
盎格魯—撒克遜人，根據數人之證詞，對嫌疑犯作「無罪之判決」或「決鬥式審判」（Trial of Battle），離美國的司法體系，有十萬八千里遠；支付賠命價（Wergild或Blood Money）以賠償暴力犯罪的做法，與現代刑法原則也相去甚遠。
只有在諾曼征服之後，英格蘭才擺脫黑暗時代的政治和法律，當時的粗陋的狀況。
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建造倫敦塔，以強化他對那座小城，以及強化對這個廣袤國家的控制。
據說，他用以造塔的那塊高地，曾被凱撒用來建造堡壘。
兩股力量，將會對諾曼人國王，和他們的繼承者形成制約：一是差不多矗立在老城另一邊的「聖保羅大教堂」，以及後來曾在「威斯敏斯特修道院」（Westminster Abbey） ，位於泰晤士河上游一點，「議事的國會」。
倫敦塔、大教堂和議會議事處都還在， 雖然幾百年來歷經滄桑。
留存到現在的中世紀倫敦的遺跡很少：大部分建築，被埋葬在17世紀的倫敦大火之中；還遺留的部分，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被拆毀，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德國空軍的炸彈抹平。
就連「聖保羅大教堂」，也成了在「拉德蓋特山（Ludgate Hill）」中世紀舊址上的一座新古典主義建築，就連「議會大廈」，著名的臨河一側，也具有了19世紀的哥德風格。
不過，無形的倫敦 — — 那座法治之城、進取和文化傳播之城 — — 依然讓紐約和華盛頓相形見絀。
倫敦，位於一條可通航的河流邊上，有進入海洋的方便通道，作為 商業中心的倫敦後來的規模遠遠超過了耶路撒冷或雅典或羅馬；到18 世紀末時，英國的對手們，都稱她為「店主的國度」。
同時，「英國」還是立法者、詩人、水手和士兵的國度。
英國文化和制度，逐漸主導了現在屬於美國的整個地區，除路易斯安那和以前屬於西班牙勢力範圍，當時的美國西南部以外；即便是在美國的那些，以前屬於法國和西班牙的地方，英國的語言和語法，也吞沒了最初的 歐洲殖民者的文化。
美國所繼承的古典遺產，以及（從某種程度上說） 美國的基督教和猶太教遺產，只是在經過英國歷史經驗的轉化後，才從大西洋對岸傳過來。
因此，就在美利堅合眾國的創建者們，幻想著拒斥中世紀遺產的同時，讓他們獲得勃勃生機的，卻是「英國的中世紀文明」。
英國從11到15世紀的中世紀經驗，過於龐雜，我們無法在這裡多所涉及。
在本章中，我們只能勾畫出一些輪廓：法律體系的擴展，代議制政府的形成，騎士精神和紳士觀念，經院哲學思想和大學。
我們這裡所討論的，有關中世紀的篇章，大部分與該時期的英格蘭和蘇格蘭有關。
因此， 對於中世紀時期，秩序的重心從耶路撒冷，一直轉移到倫敦；從一個 多石山地上的城市，轉移到一座被大西洋海浪拍打、沖刷的城市。
然而，倫敦從耶路撒冷、雅典和羅馬，吸取了其文化中最精華的部分；並將這些精華，帶到一塊對希伯來先知、希臘哲學家和羅馬皇帝，皆一無所知的大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