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該怎麼做，才能避免在內戰期間，撕裂英國的那種極具破壞性的暴力？
政府的源頭何在？
人們為什麼必須遵守法律？
自然而然地，17世紀中葉的思想家們，優先考慮的總是這類問題，寫出關於這一方面，最具系統性論著的作家，是「托馬斯・霍布斯」。
霍布斯的「人性論」，讓人想起「安布羅斯・比爾斯」（Ambrose Bierce）在他的《魔鬼的字典》（Devil's Dictionary）中，給「現實主義」下的定 義：「以癩蛤蟆的視角，來描述自然界的藝術。」
不過，托馬斯・霍布斯本人並非癩蛤蟆。
霍布斯的同代人，約翰・奧布雷（John Aubrey）在其所著的輕快著作《短暫生命》( Brief Lives)中，是如此刻畫這位傑出哲學家：
「一個機智，甚至充滿幻想的人，非常害怕黑暗和鬼魂，但並不沈湎於讀書，喜歡辯論、唱歌和網球。
出生於1588年，霍布斯在那個令人絕望的時代裡，將日子過得有聲有色，儘管他樹敵眾多；他死於自己聲譽如日中天之時，時年九十二歲。」
霍布斯似乎無所不能：他年輕時，所翻譯的修昔底德作品，其品質好過以世其他人的翻譯；他先後教過兩位德文郡（Devonshire）伯爵，流亡的威爾士王子，斯圖亞特家族的「查理二世」。
他參與熱烈的數學辯論，討論他那個時代裡，幾乎所有重要科學議題；他在八十七歲時，出版了自己的樸實無華，英式風格的「荷馬史詩」之譯本 ；下面這段「宙斯對奧林匹亞諸神之發言」的譯文，可能足以作為其翻譯風格的典範：「嘿，神祇們，還有諸女神，請聽！」
這個人，擁有他那個時代下，全英格蘭最領先的思想；儘管，這種思想可能是惡意的思想，而且他的作品，與所有派別都背道而馳。
他很少有死心塌地的信徒。
利奧・史特勞斯（Leo Strauss）是這麼形容霍布斯的：
「一位冒失且頑劣的偶像破壞者，以及極端分子，第一位平民哲學家，他有著近乎孩子般的坦率、不絕如縷的人道情懷，以及令人嘆為觀止的清晰與力量，他還是一位自得其樂的著作家。」 [2]
在霍布斯的著名政治著作，《利維坦》（Leviathan）中，我們欣賞到第一流的思想（先不管其好壞）；這本書中，所包含的某些富有洞見，其蘊含的真理，依然值得今天重述。
《利維坦》，或其中的大部分內容，剛好寫作於英國內戰爆發前，1640年， 斯特拉福德被「長期國會」送上塔山的斷頭台；這時期的霍布斯，預見到即將到來的天怒人怨，便匆匆逃往巴黎。
按他自己的話說，成了「逃跑的第 一人」。
從他開始逃亡，到《利維坦》於1651年出版，這期間的可怕歲月裡，霍布斯修訂了書稿中的部份內容，以使自己立場不過於極端，以能夠重返英格蘭；後來在克倫威爾統治時期，他反對宗教正統教義的立場，甚至比他之前公開闡明的立場，來得更加果決。
儘管，《利維坦》顯然是要為「君主制」辯護，但克萊仁頓(Clarendon) 勳爵和其他「騎士黨」流亡者，卻認為它否定了自己所珍視的那些原則。
由於，非常不滿流亡的「保皇派」對他的敵意，而且對「騎士黨」的恐懼，大於對「圓頭黨」的恐懼；迫使霍布斯，最後不得不向，掀起革命戰端的「英國共和政府」尋求保護。
於是，在英格蘭仍處於「共和國」的時期，他從巴黎回到倫敦，，最後定居下來，直到「查理二世」登上王位，並優待這位他先前的老師。
對「克萊仁頓」，以及其他「保皇派」政治思想家來說，由於他們都受理查德・胡克的《教會組織法》影響，也都敬重「英格蘭的法律之下的自由 」的傳統；並認為，所謂「國家」就是一個
「在上帝主權之下，由國王代理治理下，大家自願結合的共同體；而國王本人，則受「上帝法」和「自然法」以及「王國法律」的約束」。
對霍布斯來說，「國家」就是必不可少的龐然怪物「利維坦」。
確實，霍布斯的這本著作，衝擊了英格蘭古老的「君主制」根基，以及「聖公會」既有體制的基石，它也順道一併攻擊了，後來被稱為「托利主義」的「對個人的效忠」（Loyalty to Persons）。
霍布斯的觀點，否認這些將「君主與臣民聯結在一起」的愛與責任，這種古老的社會紐帶。
霍布斯將用一種，建基於「恐懼和武力法則」之上的、講求實效的「專制主義」代替這些紐帶。
保皇派人士，相信「靈魂的共同體」，對「上帝忠誠」，並效忠於一位「基督徒國王」；不過，霍布斯認為，真正存在的只有「個人」，而且個人的社會動機，不是愛與忠誠，而是「自利和恐懼」。
儘管，霍布斯的諸多觀點，似乎讓北美大陸的英國殖民者們，感到非常難接受；但是，那些北美殖民地，幾乎打從從一開始，本來就盛行一種強烈的「個人主義」。
在能夠見證過去的「有形紀念碑」匱乏、當地「英格蘭教會體制」的虛弱、殖民地的鄉鎮都屬小規模、國王以及英格蘭各大家族，更是遙不可及、邊疆地區的大量廉價土地，本身太有吸引力。
這些以及其他相關因素，將美國人塑造成「個人主義者」，雖然「新英格蘭清教徒」在早期靠著緊緊抱團取暖，所建立的早期殖民城鎮，在某種程度上，屬於是例外。
因此，霍布斯的「個人主義」教導，以潛移默化的幽微方式，影響了北美殖民地人的思想；儘管，美國早期的領袖們，很少有人承認這種「微妙的影響」。
喬治・薩拜因（George Sabine），以精準的口吻，闡述了霍布斯的個人主 義：
「這一種個人主義，代表了霍布斯『完全現代』的思想成分，而且他在這一方面的思想，也最為準確地，抓住了即將到來的那個時代的主題。在他之後兩百年，大多數的思想家，似乎將『自利』看作比『公正無私』，更加顯而易見的動機；而且，『明智的自利』也是比任何形式的『集體行動』，更加到位的社會疾病之治療藥方。」 [3]
擁有絕對權力的「中央權力」，加上由許多單一個體組成的「沙堆」：這 就是霍布斯的「社會模式」。
這與中世紀不斷增長的多樣性相比，正好是兩個極端，因為中世紀的世界，具有複雜的「社會組織」，和眾多自我管理的「社團與共同體」。
霍布斯主張的體系，雖然讓人有逃離教會、鄉鎮、行會和地方當局的自由； 不過其代價，卻是被「利維坦」奴役。
比起17世紀，這些觀念在20世紀，更容易得到理解。
確實，霍布斯被稱為「現代政治哲學」的創立者。
霍布斯讓「政治與宗教」徹底分家，盡其所能地，將宗教降格為「幻想的國度」。
他將阿奎那和胡克，所闡發的「古典時代」和「基督教的自然法理論」，整個改頭換面，變成一套人們可以憑此，就能方便地生活在一起的「普遍規則」。
他以「合宜生活」的原則，替代「榮譽原則」，或亞里士多德的「高尚雅致」；因此，在霍布斯學說那裡，政治的目的不是「提升民族的品質」，而是「增大個人物質上的成就」。
霍布斯一併否決了「社會是上帝命定的契約、以愛為準繩」的觀念，並以 如下的觀念取代它：
「社會是自私之人的集合，憑藉某位擁有『絕對權力』的君王，靠其刀劍的武力，才能避免人們互相殺戮。」
他為哲學思考領域，引入「主權」這個重大問題，就連那些努力駁斥他的人，不免也深受其影響，尤其是「洛克」。
20世紀的極權國家，便是有血有肉的「利維坦」；而且霍布斯清楚表示，這一「絕對主權」，並不需要一位「基督徒君王」。
霍布斯這本冷酷無情的著作中，讓某些讀者感到特別有衝擊力的地方，是霍布斯對「人性」的解釋，揭示了近乎殘忍的真相（即使這只是部分真相）。
就如受到暗夜中一道閃電，給人的啓示那樣；人們猛然領悟到，20 世紀的納粹極權和共產暴政，為何能輕易從軟弱的「舊秩序」手中，攫取政權。
霍布斯寫道，野蠻人 ，也即「自然狀態中的人 」，他們的日子是「孤獨、貧窮、骯髒、野蠻和短暫的」。
因此，尋求「安全和生物性享受」的人，最後會毫無保留地，讓自己屈從於「國家權力」。
實際上，在所有時代裡，很多人的生活比「自然狀態」中的人好不了多少，只有「集中化的武力」，才能讓這些人免於毀掉他們的鄰居和自己。
「利維坦」，國家的「絕對權力」，好於「無政府狀態」。
對於國家發佈的命令，如果拒絕遵從，人們只有一種選擇的權利，在以下兩個選項中擇一的權利：「自殺」或「被處死」。
霍布斯認為，「利維坦」和「野蠻狀態」之間，不存在灰色的中間地帶。
要喜歡上霍布斯的體系，幾乎是不可能的；不過它也從沒想認真爭取任何人真心的擁護。
霍布斯說，「社會中的人們」之所以聯合在一起，只是因為他們相互之間的「現實恐懼」，大於他們對「利維坦的恐懼」。
他們暴力行為的原因是「所有人類皆有的，某種普遍的傾向，一種永不止息、躁動不安、追逐權力的慾望；而且只有人死時，這種慾望才會終止」。
人們為自己爭取的「這種權力」，實際上是繼續生存下去的權力，獲得安全和物質福利的權力，以及支配他人的權力：「它是一種原始的貪欲」。
霍布斯的世界，就像愛麗絲夢遊仙境，其中的每個人，都必須盡全力奔跑，才能在原地得以站立：每個人，都為「權力」和「使其愉悅的好東西」，展開無休止的競爭。
於是，「自然狀態」中的所有人，都活在對彼此的相互恐懼之中。
霍布斯告訴我們：「世界一直都是這個樣子，而且將永遠如此，沒有盡頭」。
只有將「絕對權力」集中於中央政府，這頭「利維坦」之下，依仗其巨大的蠻力及刀劍，才能約束個體的權力貪欲，解除他們的恐懼；只有「利維坦」，才使得「生存」這件事，對「本性上貪婪的人類群體」來說，變得可以忍受。
我們現在認識到，這些尖刻的話語，裡面包含某些「真理」。
20世紀，有些人已重新領悟了「權力欲」，是如何植根於腐敗的人性中。
如果這種「權力欲」，不受基於「宗教的道德感」的約束，那麼只有武力和奴隸主，才能讓它有所約束。
曾與卡文迪許家族（Cavendishes）和其他貴族家庭，長期一起生活的霍布斯，會鄙視20世紀的那些齷齪的寡頭；不過那些寡頭們的所作所為，也證實了霍布斯的觀點。
70年前的輿論，尚非常不清楚的是，霍布斯所談論的，是在所有歷史中，「讓人類重覆受難」的狀況。
在20世紀，最初25年裡的樂觀氣氛中， 有些學者甚至認為，霍布斯的理論，已不適用於現代社會的環境和觀念。
於是，E. L. 伍德沃德（Woodward）寫道：
「如果過去的戰爭歷史對人類有所教益的話，那就是：勝利不屬於獨裁者們，不受強制的『自由人』，才是最好的戰士。
至於將來，戰爭的終結，不是因為人們更害怕死亡了；雖然，這種無畏是我們這個時代下，最為稀缺的美德品質；戰爭的終結，而是因為人們渴望 過上一種更「合宜」的生活，而且物質的力量、不確定的經濟需求，以及現代武器其不分青紅皂白的破壞力，讓勝利本身，變得差不多和失敗一樣，具有災難性。
霍布斯談到的『城堡』，正在變成煩人的廢墟，『邊疆』正變成古舊的邊界標誌。光憑武力，已不再能激起人們的敬意。」
因此，托馬斯・霍布斯的思想，已變得如此遙遠和過時； 我最後能夠想到的是，人們只有盡其全力，才能找到已經從這個世界消失的恐懼。」 [4]
然而，自從伍德沃德發出這番議論之後，戰爭卻越來越頻繁和恐怖（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冷戰來臨了），而且推動這些戰爭的世俗意識形態，甚至比引發17世紀戰爭的宗教仇恨，來得更加冷酷無情。
《聖經》啓示錄中的四騎士，又出現了：「戰爭、飢荒、死亡和革命」。
在歷史的幫助下，霍布斯提出的論述，最終戰勝了那些「對世界過於樂觀」的批評者。
霍布斯的設想，絕非遙不可及：就像喬治・歐威爾的幻想小說《1984》一 樣，「利維坦」也離我們很近。
在20世紀，世界中的許多政權，其擁有的強制力，遠遠超過「查理二世」或「克倫威爾」的極權國家，所成全的利維坦形象。
霍布斯對人性的消極看法，以及政治上的專制主義理論，在他自己那 個時代也曾受到質疑。
本質上，霍布斯是「無神論者」，他否定人擁有「自由意志」，認為人的所有行為，都取決於超越其理性控制的「慾望和力量」，並試圖把基督教有關「基督奧秘體」（Mystical Body of Christ，即所有人都活在基督中）的概念，給徹底世俗化。
可以這麼說，在基督教神學裡，所有已受洗的人的靈魂，都是救贖主身體里的微粒，而「基督的身體」不屬於這個世界。
人之所以不朽，僅 僅是因為他們活在基督裡。
霍布斯巧妙地，以他的「利維坦形象」代替「基督奧秘體」的形象；「利維坦」這個社會性龐然怪物，會將所有人都涵括其中，而且明確無誤地，屬於「這個世界」：只有「國家」，這個巨大無比的「利維坦」才是不滅的。
針對霍布斯認為，「每個人，不過是社會有機體中的小小原子」（而且是非常自私的原子）的理論，他的幾個同時代人提出質疑，其中最有力的質疑，來自愛爾蘭的德里（Derry）聖公會主教，約翰・布拉姆赫爾（John Bramhall）。
布拉姆赫爾，毫不費力地證明，霍布斯的「心理分析」和「政治立場」，完全不符合基督教的教導。
布拉姆赫爾還說：
「如果我們接受霍布斯的觀點，『良善行為的標準』便不復存在，為任何事讚美或指責任何人，都將毫無意義（註：既然人是如此無可救藥，那麼任何善待他人的行為，都是無意義的，因為我們無法改變人的本性）。
我們讚美或指責人的前提是，他們因「上帝的恩典」，而享有某些「道德抉擇」的自由：「如果某人天生是瞎子，或者一隻眼瞎掉，我們不會因此責備他；不過，如果某人因自己亂搞而失明，我們對他的指責，就是適當的。」
在布拉姆赫爾，和其他聖公會神學家看來，人類存在的目的是，「認識上帝，並永遠享受他」。
對霍布斯來說，「人類存在的目的」，不過是為了「獲得物質上的成就」與「安全」和「享受肉身的歡愉」。
在布拉姆赫爾看來，儘管國王是「主權者」，但他也只是「上帝在世上」的暫時托管人。
對霍布斯來說，統治者擁有「絕對的權力」，而且他身為掌權者，可以「絕對地為所欲為」。
顯然，霍布斯像「溫斯坦利」和他的「掘地派」一樣激進；儘管，他們激進的方式不一樣。
這是兩種不同形式的「激進主義」：
「以巨大力量為依託的，完全控制社會的武力，財力，以及每個人的思想，個人在其面前只能跪倒的巨大政府，以此達到終極的社會和平，極權國家式的激進主義」
「追求所有人共有一切，消除一切私有財產，移除所有個人與社會的差異，進行社會大實驗的烏托邦式激進主義」
這兩種「激進主義」，一直延續到我們這個時代。
一般的美國人，大多不會接受，以上這兩種「形而上」和「政治」上的激進主義。
誠 然，美國人在革命之後，所採用的政府形式，確實與霍布斯的「單一絕對的政治權力」的理論相悖。
不過，在霍布斯身後的那個時代，霍布斯體系中的物質主義和自我中心的個人主義，則會日漸成為世上最廣為人接受的原則；人性是「自私自利」的，而且「為了合宜生活」的個人主義，為當今最被世界接受的價值觀。
「利維坦」中，針對「人性是自私又貪婪」的部分，成為了當今的現實；它們在美國，將會變得至少像「舊世界」那樣，深具有影響。
不過，自17世紀以降，美國所繼承的，並不只是「自私和暴力」。
為平衡起見，我們來看看那個時代，其他兩位宗教作家：托馬斯・布朗和約翰・班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