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偏不倚、一視同仁的法律」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這就是英國法律理論，和實踐的精髓所在，而且從首批殖民地移民開始，它就傳入了美國。
國王本人也受法律制約，如果他違反法律，他的臣民就不再有效忠的義務。
「法律」不只是由「國王」和「議會」創制，而且還是他們權力的來源。
從根本上講，法律體現了，「自然正義」和一個民族古老的「風尚」。
自諾曼人肇始以來，英國的法律就由兩個部分組成，擁有兩套法院體系：「普通法」和「衡平法」。
兩者，都逐漸由國王的法官們負責管轄。
隨著司法結構的演化，民事訴訟（Common Pleas）法院、王座（King’s Bench）法院和財稅（Exchequer）法庭，成為「普通法」的最高代表。
「衡平法」（Equity）的最高代表是大法官（Chancery）法院；儘管大法官法院的兩個法庭中，有一個也是「普通法法院」。
在英國法律體系的這些分工，從諾曼人時代，一直延續 到1873年。
我們先來更仔細地談談「普通法」的情況。
「普通法」迥異於「成文法」（Statutory Law），也即不同於擁有主權的政治機構，所發佈的成文法律。
「普通法」，建立於「習俗和先例」的基礎之上； 儘管，這些「習俗和先例」都是全國性的（Nnational），而非地方性的。
「普通法」是「有機」演化的結果，產生於幾百年中，法官基於民眾公認的「正義原則」的判決，它是「規範性」法律，源自共同體裡的人們很長時期 內的人際經驗，是「習慣性」或「傳統性」法律，也是英國以及從英國，接受它的許多國家的基本法律體系。
在英國，以及這些其他國家，所有其他形式的法律都發育得較晚，而且它們部分是為了處理「普通法」似乎無能為力的案件。
普通法被稱為「不成文法」，而且它可能一開始時就這樣。
不過很快，普通法法官的判決開始被記錄下來，於是，大量的判決書就累積起來，其中就有可確認為適用於類似性質新案件的書面先例。
因此，普通法也是「案例法」，即一套複雜的法律判例體系。
所有法官在當下和未來，都當據此做出裁決：為了裁決眼下的案子，他們必須參照已確立的先前類似案件的判例體系。或者更準確地說，「普通法」法官應聽取對立的訴訟當事人的辯解，而作為當事人的兩造，會引用先例支持自己的主張。
法官的裁決，會有利於其律師使用「最讓人信服的先例」，以此用來證明，並支持己方當事人的立場。
實際上，普通法可以被稱為「非法典化的法律」，而非「不成文 法」。
一個國家的正式法律，通常都被納入一個正式的法典裡；不過「普通法」是一套不同的體系，更複雜，基於許多的「先例」，而不是「系統的法律」所匯編。
換一種說法就是，「普通法」不是由立法機構，或議會通過的「法案的集合」，或者由主權者發佈的「法令的集合」；可以說，它是「人民的法律」，因為在幾百年的時間裡，它取材於「實際法律糾紛」的具體案例， 且因「民眾認可其公平性」而得到背書。
「普通法」無需蒞臨國會的國王，或類似政治權力實體的批准。
因此，「普通法」最突出的一點是，判例拘束原則（Stare Decisis）， 也即「遵從已判決的案例」。
所有的法官，按理都要受「以前裁決」的制約 ；在多數情況下，這一原則在理論上，仍指導著美國的司法實踐。
「判例拘束原則」的目的，是確保各個年代和時間點，都能有公平的司法實踐， 法官不能隨意創制法律或裁決案件，或偏向特殊環境下的個別人。
他 們必須遵循累積的法律習俗和經驗，這樣法律才能保持公正，而且人 們才能夠在行動時，確信法律不會任意改變。
「普通法」的另一個鮮明特徵，是它使用由十二個人組成的陪審團。
一 般而言，其他法院基於不同的司法原則，其裁決由法官或裁判委員會 （Panel of Judges）做出。
這種「意在考查實情」的陪審團，在當代是英國，以及那些模仿英國普通法的國家所特有的。
「有罪或無罪」都必須由「自由人」在公開法庭中做出裁決，而且法官無法推翻他們的裁決。
不管陪審團制度，有什麼缺陷，「參加陪審團」就成了對公眾，進行有關法律性質之教育的強有力手段。
另外，「陪審團」是公眾參與公共事務的一種形式，。這是代議制政府，首先出現在英國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參與「普通法」下的陪審團，讓「自由人學會了承擔對公共事務」的一份責任。
法律程序的「對抗」形式，也讓「普通法法庭」有別於那些，重新恢復了「羅馬法系」的國家的民法原理。
在歐洲大陸，通常的情況是，隨著中世紀初期法律體系的演變，由法官來確定，需要在法律案件中「處理的事由」；而且直到今日，此類歐洲的法院中，被告人都被認為是有罪的，除非他能證明自 己無罪，當局可以逮捕他，並嚴格詢問他的行為舉動。
不過，在英國「普通法」下，「原告或檢察官」，與「被告」被視為「地位平等」的對立雙方。
由他們的律師，來決定需要「處理的事由」，而法官則保持中立。
「被告人」，預設被認為是「無罪的」，除非有相當程度足以信服人證據，能夠證明他有罪。
在這個和許多其他問題上，「普通法」讓那些適用它的人，享有在「羅馬法系」的法院中，聞所未聞的特權。
對後者而言，一般情況下來說，「國家的利益」是擺在第一位的。
比如：「普通法」下的被告人不能被強制作證，如果選擇保持沈默的話，他可免於「自我詰難」。
在「普通法下」，「複雜的令狀體系」使得個人相對輕易地，就能享有「司法公正」。
任何人在沒有「逮捕令」的情況下，都 不得被任意逮捕與監禁，而且即使被逮和拘禁，他必須得到迅速的審判。
「公民權利」受「陪審團制度」的保護，因為如果沒有「十二位獨立公民」的認可，國家任命的法官就不能執行，「既有政治勢力」的政策。
就連「國王的大臣們」，如果非法干涉「臣民的權利」，也可能會根據「普通法」被起訴，要求賠償損失，或者可能被「普通法」法庭，指控犯有刑事罪行。
在所有這些情況中，被稱為「普通法」的司法保護私人，免受「掌權者肆意行為」的傷害。
在美國，許多最初受「普通法」保護的「公民權利」，後來都被寫入「權利法案」，也即「聯邦憲法」的前十條修正案。
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之一，是托瑪斯・傑弗遜和他的盟友們，宣稱英國的「普通法」，還沒有在新生的共和國得到實現。
另一方面，支持「普通法」的美國人，一般都基於下述理由，都反對前十條憲法修正案：「普通法」已經得到，而且必須同樣在美國體制，佔據主導地位；「普通法」，已經讓公民獲得類似的保護。
在憲法中，逐一列舉某些「公民權利」，可能會危及那些，還沒有在其中提及的權利。
無論如何，傑弗遜的「權利法案」，所衍生的前十修正案，只不過是重申了「普通法原則」。
從淵源上講，「普通法」對美國個人自由的貢獻，可能高於任何其他來源。
儘管有這些優點，中世紀的「普通法」，通常會變得僵化，有時還會變得粗劣，只求符合書面字義上意思，而罔顧「公平精神」。
理論上講，「普通法」在裁決時，不考慮「情有可原的背景」或「後果」，看似有違於「自然正義」； 有時，它則顯得保守迂腐。
因此，國王們，針對這種「毫不妥協地嚴格遵守先例」的做法，搞出了一個應對之策：為「減輕國王良心上的壓力」，他們求助於「大法官法院」（Lord Chancellor’s Court）做出的「衡平」或公平裁決。
假如「普通法」，似乎無法涵蓋，某一類新型的案件，或者被嚴格適用的「普通法」，似乎讓當事人無法獲得「合理的救濟」。
那麼，「大法官法院」，就會出於「公平性的考量」，而接過這個案件或這類案件。
幾百年來，許多訴訟當事人，可做這樣的選擇：他們的案件，是在「普通法法庭」還是「衡平法法庭」審理。（到了20世紀，同一家法院，同時管轄「普通法」和「衡平法」的案件。）
實踐上，「普通法法院」通常沒有它們宣稱的那樣，完全受「先例」的約束。
法官們，實際可能也可以，根據已經產生變化的「社會環境」解釋先例；並在事實上，以此確立，更適合不同時代的「新先例」。
不過，「普通法」的下述普遍原則得到了維護，而且至今仍在延續：
「普通法具有連續性，反對「臨時起意的新花樣」，在判決法律案件時，基於長期以來，被視為『公正，且具有約束力』的長期規範。「普通法」是「經驗性法律」，也即它基於人類「許多世代」的經驗，而這些經驗很好地，檢驗了其實用性。」
可是，不管一個民族的歷史，可以回溯到多久，僅僅憑藉「經驗」，就足以成為「正義的引導」嗎？
難道不是非得有某些神學或哲學理論，為「集體經驗」賦予意義嗎？難道「智慧發端」於「普通法」的法官嗎？
在中世紀的英國，「普通法」和「衡平法」法院，都宣稱它們的合法性，源自「既有的習俗」，或者「當地維繫已久的倫理觀念」，而不是源自「羅馬法」。
有一段時間， 就連研習「羅馬法」，在英國本土也是受到禁止的。
「希伯來法律」和「基督教倫理」，都被認可為「普通法」的一部分；不過，在歐洲大陸，和蘇格蘭復興的「羅馬法」， 或「準羅馬法」並沒有得到這樣的待遇。
然而事實是，「羅馬法」的原則，構成了「普通法」中的一個要素，在「衡平法」中更是如此。
英格蘭人首先通過「教會法」，也即「教會法庭的法律」 ，瞭解了羅馬的法律觀。
對「羅馬法」，更直接的認知，來自諸如博洛尼亞、帕杜阿（Padua）和曼圖阿（Mantua）的義大利大學；接著，這些認知，逐漸滲透到英國中世紀的法學理論之中。儘管這一點，從未得到正式承 認。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西塞羅的自然法觀念」，逐漸成為「普通法與衡平法」的其中一根支柱。
另外，《查士丁尼法典》中，所蒐集的「羅馬法理學家」的觀點，也日益成為英格蘭法官，裁決疑難案件的依據。
理論上，「普通法」為所有針對法律的申訴，都提供了補救辦法；私底下，許多「普通法」法官，似乎通過「參照羅馬人的理論」，找出補救辦法和先例。
英國最富有生氣的法律史學家，亨利・梅耶爵士，宣稱：「亨利・德・布拉克頓（Henry de Bracton，常常被稱為「英國法律之父」），在亨利三世統治時期著有《論英格蘭的法律》（De Legibus Angliae）一書，該書的主題是「普通法」，出版於1260年前後，整本書的形式，以及三分之一的內容，皆借鑒於羅馬的《法令大全》（Corpus Juris）」。
儘管，後來的法學家們認為，梅耶的這一看法，是言過其實的。
顯然，布拉克頓和其他推崇「普通法」的人，受到他們所瞭解的「羅馬法」的很大影響。 ［ Henry Maine，Ancient Law，(London：John Murray，1897)，p.82. ］
在諾曼和金雀花王朝的國王們統治時期，法官通常都擔任聖職，其中有些人是「主教」；很自然地，這些法官熟悉植根於「羅馬法」的「教會法」，這對塑造「普通法」的早期形式起到一定的作用。
任何讀過「大格列高利」和「希波的奧古斯丁」的著作的人，都無法忽略「自然法理論」的優點，以及羅馬人對「正義」的全部理解。
承認受「羅馬法」的影響，可能會讓一位英國法官，受到其國王和英國人的質疑：那是外國人的東西，而且可能對英格蘭的「古老法律」有害。
儘管如此，「普通法」還是將英國人的「習慣做法」，與羅馬人的「某些原則」，兩者結合起來；或者說羅馬人的原則，讓英國人的法律習俗，變得秩序井然。
「普通法」所帶有的羅馬痕跡，非但沒有顛覆英國人的自由，反而有助於催生獨立的法官，和代議制政府。
「普通法」為何如此重要？
部分原因在於，它是「英格蘭良善秩序」的基礎，自由社會的整個結構，皆由此而生，並成為其他自由社會的典範。
一 套法律要真的能夠被執行，它就必須得到生活，在這種法律之下的人們的自願認可。
穩定的政府源自「法律」，而非「法律出自政府」。
如果政治當局，在頒布實證性法律時，罔顧大眾的認可，人們就會逃避，或違逆那些法律，對法律的敬畏之情，就會減弱。
如此一來，「司法」就只能被「強大的力量」取代。多少個世紀以來，歐洲有些國家出現的，正是對「成文法」的這種抵制。
於是，英國人將「普通法」看作他們的法律，也即他們「歷史經驗」的產物；因為，它不是「自上而下」強加給他們的。
既然如此，他們中的多數人是「自願性」遵守法律。因此，一直到當代，在所有主要民族中，英國人都是普遍「最守法的民族」。
這種「自願守法」的做法，使得下述現象，成為可能（儘管，歷史中穿插著不少內部紛爭）：
英國人「團結一致，並抵禦外敵」，「原有的方式」與「審慎的變革」，兩者可以相互協調起來，並使社會，在物質上繁榮起來。
普遍遵守「普通法」的其中一個不小的好處，是所有的「合約」；一般會被人們認真執行，這大大地，促進了英國國內的商業，以及海外貿易的擴張力量。
如果說「普通法」是「秩序的基礎」，它也是「自由的基石」。
以前曾有人，對「普通法」做出如此之高的評價：「在普通法之下，沒有人，甚至包括國王，可以高於或超越於法律。」
布拉克頓寫道：「國王本人，不應當在”人”之下，而應當在”上帝和法律”之下；因為，國王本身，就出自”法律”。因此，國王要把法律賦予他的東西 ，也即主權（Dominion）和權力，歸還給法律。因為在”意志”而非”法律”，佔主導地位的地方，”國王”是不存在的。」
「法律」是對國王的限制。
雖然，國王無法被起訴，人們卻可以向他陳情。
如果他在收到合理的陳情後，仍不秉公行事，國王自己的大委員會（Great Council），或者貴族和民眾，就可以限制他的權力。
在布拉克頓寫下這些文字前，不到半個世 紀，約翰王就是被如此對待的；而且在這之後，那些試圖讓自己凌駕於「法律」之上的國王們，也將受到如此的待遇。
這就是法治（而非人治）的政府原則之開端。
到愛德華一世統治時，也即13世紀的最後25年；「普通法」已經如此根深蒂固，以至於沒有國王，還能夠違逆它，不管他有沒有另有圖謀。
愛德華一世，清除了腐敗或無能的法官，不過卻讓「普通法」變得有力；實際上，擴大了其功能。
很快，律師會館（Inns of Court），即倫敦的律師行業公會，逐漸變得像模像樣起來，提升了「普通法」和「衡平法」的實際操作水平。
在中世紀，向我們所謂的「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時期的過渡之際， 「普通法」繼續發展和成長，而且其法官們，也繼續接受更好的培訓。
雖然都鐸王朝的國王們，在16世紀時在其他方面，都幾乎享有絕對的 權力，但他們也不會想要惡意操弄「普通法」。
實際上，亨利八世後來宣稱，自己是「普通法的提倡者」，和「羅馬法與教會法的抵制者」。
在17世紀，「普通法」獲得諸如愛德華・柯克（Edward Coke）爵士和馬修・黑爾 （Matthew Hale）爵士之類的法理學家的更高的推崇。
到了18世紀， 威廉・布萊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爵士的字裡行間，寫滿「普通法」理論的《英格蘭法律評論》（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在美國的影響力比在英國還大。
在「衡平法」的節制和規範下，中世紀的「普通法」成為，社會改良和維繫舊有權利的工具。
「普通法」在保持法律延續性的同時，通過向衡平法院 （Chancery）的上訴，或者國會立法的澄清，它自己也可以得到糾正。
和歐洲大陸上，所有司法系統相比，它憑借其令狀、法院程序，和全國範圍的執行力，更能保護人們免遭「強勢個人」的壓迫。
直到19世紀初期，傑瑞米・邊沁（Jeremy Bentham）及其追隨者，試圖以「抽象正義原則」的名義，以法典化的「成文法」取代「普通法」，它的重要價值才遇到嚴重的挑戰。
在美國，除「新教主義」和「殖民地社會經驗」外，「普通法原則」對公共事務的影響力，超過所有其他因素。
殖民地特許狀（Charter），將「普通法」引入每一個殖民地。
18世紀最後25年，美國主要的公眾人物，特別是其中的許多執業律師，和他們在19世紀前25年的繼承人，從傑弗遜和麥迪遜等共和黨人，到費雪・阿莫斯（Fisher Ames）與約瑟夫・斯托里（Joseph Story）等聯邦黨人，兩黨的人都熟讀中世紀，以及文藝復興時期「普通法」提倡者的作品；他們瞭解格蘭維爾（Glanville）、布拉克頓、柯克和其他一些人。
約翰・亞當斯，是同時仔細研究過教會法的少數美國人之一。
最了不起的成就的是，儘管布萊克斯通本人立場，是極力反對美國獨立；但美國人還是能先將偏見放一旁，認真瞭解布萊克斯通的《英格蘭法律評論》。
誠然，隨著美國革命的爆發，對「普通法」的反對也開始了，就英 國的所有其他東西都遭到反對一樣；不過，提倡「普通法」的美國人。會在19世紀贏得勝利。
就此而言，難以想像的是，如果「普通法」沒有被調整修正，以適應美國的環境。
那麼，美國社會在建國的最初幾十年，就很難保持內部團結，因為美國沒有準備以「州」或「聯邦」的成文法典的形式，展開司法工作，而且麥迪遜總統，拒絕了「邊沁等人」提案為新生的美國，起草一部成文法典的建議。
在20世紀，英格蘭、美國，以及所有按自己需要接受，並改進「普通法」的國家，在「成文法」的進逼下，都逐漸縮小了「普通法」的適用範圍。
有些立法者，幾乎沒有意識到「普通法」的存在，而且他們按立法程序而成功通過的法律，其在處理「普通法」已經完全可以應對的問題時，則成效不佳，不那麼令人滿意。
可是，如果不是原有「普通法、的功勞，今天通過新的「成文法」的那些代議機構，可能壓根就不會存在。
中世紀英格蘭的「普通法」，先是大大幫助了一個國家的穩定，然後幫助維持其他國家的穩定；與此同時，「普通法」維繫了「法律至上」的原則，以及各種形式的「自治實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