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經院學者與大學

Aero Ho
Aero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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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min readJun 15, 2021

騎士已幾乎絕跡,與此同時,學者數量卻激增。

中世紀以降,我們有一份從未中斷過的遺產:「大學」。

大學的功能在整理與完善知識。

這一功能的系統,運作開始於12世紀,如果沒有了它,現代文明就會垮掉。

儘管,美國人在本國的創始年代,受到中世紀思想的間接影響,但他們之中,很少有人明白這一思想源頭,對他們有多大的價值。除少數例外之人外,一般大多數人都認為中世紀是野蠻的。

不過,他們所受到的每一階層的教育,在本質上,都發源自中世紀。

經院學者,也即中世紀大學的基督教哲學家,超越了民族和語言的界限。

因為大學的語言,是「拉丁語」,不是各地的方言;而且教授和學生,不需要額外費勁,便可以從某一個國家移動到另一個國家,其教學和學習生活,無需考慮政治效忠問題。

「大學」一詞便意味著它是普世的、普遍的,超越地方和私人的東西。各大學的學位,在整個基督教世界都會得到認可。

經院學者,探究的是「普遍真理」。

在他們的智慧,達到巔峰的13世紀, 他們形成了一套嚴密的哲學體系,其目的是證明「理性與基督教信仰」並不衝突。

其中最傑出的經院學者,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調和了亞里士多德的論著,與基督教教義。那個時代的經院學者都是唯實論者(Realist), 認為宇宙因上帝的智慧與愛,而被賦予秩序。

他們宣稱,真正的現實存在於「普遍性」(universals)之中,也即普遍的存在法則,多少有點類似柏拉圖的「理念」之中。

13世紀的經院學者們,試圖在政治、形而上學、倫理學中,找到「普遍性」,國家應受「普遍的正義原則」的指引。

千百年前,聖奧古斯丁曾評論說:「由於人的罪性,國家是必要的惡。」

不過,托馬斯・阿奎那,則認為「政治國家」,本身就是自然和有益的;即便人類沒有罪性,也是如此。「政府」,作為達成公共的善的手段,也是可取的。

在這個以及其他許多方面,阿奎那恢復了亞里士多德的權威。

就公民社會秩序來說,經院學者們的首要問題,是論述教會與國家間的適當關係:如何平衡這「兩把劍」或兩大權力 ?因為,它們是統治這個世界的主要力量。

在教會,崛起於羅馬帝國崩毀的廢墟上之際,聖格拉西 (Saint Gelasius)曾描述過它們的確切含義。

「教皇」與「皇帝」該如何分享權力?

危機到來時,人們應該忠於「教會」,還是「國家」?

「教會法」應獨立於,帝國或王室法律嗎?

這些在中世紀,都是非常具有現實性的問題;因此,它們不時要經歷鮮血的考驗。

比如,為此殉道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馬斯・亞・貝克特(Thomas à Becket),他憑藉自己的犧牲,也成為英國最受尊重的聖徒。

之所以,人們會想要略微詳細地討論這些問題,因為它們與秩序問題一直有關。

然而,那些在18世紀建立了自己新國家的美國人,沒有認真看待經院學家們的討論;「宗教改革」讓中世紀的「教皇派」哲學家,和英屬北美地區的「殖民者」,兩者之間構築了巨大的障礙。

阿奎那,與13和14世紀的其他經院學者的觀念,最多只能間接傳給某些美國人,兩者間的「仲介人」,是理查德・胡克(Richard Hooker),以及在宗教改革時期,其他聖公會牧師的書籍。

一旦中世紀教會,在16世紀煙消雲散,歐洲大陸的經院學者們,就與英國人和美國人絕緣了。

不過,許多較為傑出的中世紀學者,是英格蘭人或蘇格蘭人,他們的著述在􏰁種程度上進入了作為美國文化之溫床的知識觀念之中。

這些英國思想家中,最早的一位啟發學者,是諾曼時期英格蘭的坎特伯雷大主教,「聖安瑟姆」(Saint Anselm):他出生在義大利,卻是中世紀英格蘭教會的觀念和實踐作法之締造者。

美國領袖中,那些受過較好教育者會知道,聖安瑟姆某些論證,是對啓示上帝之存在和完美性的非常有力的論證。

其他一些英格蘭和蘇格蘭經院學者,也都聞名於整個基督教世界:

13世紀的方濟各會士,「海爾斯的亞歷山卓」(Alexander of Hales)、「林肯郡主教,「羅伯特・格羅塞特斯特」(Robert Grosseteste),以及其觀念啓發了,現代科學方法的「羅傑・培根」(Roger Bacon)。

還有14世紀前半期,慎思明辨的「約翰・鄧斯・史考特斯」(John Duns Scotus),起而反對托馬斯・阿奎那的學說;鮮有匹敵的唯名論者學者,「奧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則崛起於英格蘭。

英國人「奧卡姆的威廉」,事實上解構了各大學之前的唯實理論,並因此在無意間,有助於為「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掃清道路。

被稱為「唯名論」的思想模式,否認「普遍性」的存在;唯名論者認為,只有「名稱」是普遍的,而存在的只有「個體」。

比如,普遍的「馬」是不存在的,「馬」只是一個單字,我們出於方便會用這個詞,來描述某一種,彼此之間具「類似的特質」具體物種。

上述,「唯名論」概念,將滋生出一種與中世紀普世理想對立的「私人和社會的個人主義」;從實踐上看,它有助於打破「教會與國家權力」,在中世紀的統治融合,成為文藝復興時期,「私人個人主義」,與宗教改革的「宗教個人主義」的背景促成因素。

「奧卡姆的威廉」存在的14世紀前半期,也有一個被稱為「帕杜阿的瑪斯利烏斯 」(Marsilius of Padua)的同時代學者,他是一位比這個英國唯名論者,更加激進的經院學者。

巴黎大學的瑪斯利烏斯,則認為「教會必須受制於國家」:即使「神聖法」高於「人類法」,對「神聖法」擁有解釋權威的,也必須是國家。

這樣,瑪斯利烏斯在闡釋亞里士多德的政治觀 ,也即有關「自主城邦」的政治觀時,走得比阿奎那更遠。

瑪斯利烏斯的觀點,實際上削弱了教皇的權威,讓「君王管轄教會」成為可能,在「宗教改革」時期,這在某些歐陸國家中,成為了變成現實。

不過,深入分析經院學家們的辯論,已超出本書的目的,儘管它們很重要。

原因是,即便對於18世紀美國的那些學識淵博之人來說,歐 洲大陸聲名顯赫的經院學家們 ,如:阿爾伯圖斯・麥格努斯(Albertus Magnus)、亞伯拉德(Abelard)、聖維克托的休(Hugh of St. Victor),甚至阿奎那,不過就是「一些名字」而已。

只有當羅馬天主教大學,開始在美國創建時(主要在19世紀晚期),這個國家才瞭解到,以前的經院學家們的智識能力。是聖公會、長老會和清教徒神學家們,而非中世紀哲學家 ,培育了美國的信仰與理性。

儘管如此,經院學家們在英國和北歐的大學於宗教改革中被改造 成新教主義的堡壘,對美國秩序產生過重大影響。

一方面通過它們自己,另一方面通過,一開始便低調模仿它們的美國大學。

今天被稱為「哈佛」、「威廉瑪麗」、「耶魯」、「普林斯頓」和「哥倫比亞」的各主要大學;當初的用意都是,將英格蘭和蘇格蘭的高等教育模式,輸入到北美殖民地。

就連建立於19世紀初的州立大學,也以「牛津劍橋」(Oxbridge)或者蘇格 蘭的大學為榜樣。儘管,後來對德國大學的模仿,以及功利主義的目的,讓它們變化很大。

中世紀大學,是獨立的學者聯合體(Corporation),包括進行一般性研究的學院,通常有幫助年輕人獲取學士或者碩士學位的文學院 (Colleges of Arts),以及神學、法律和醫學方面的高等學院。

「大學」起源於,教會的「修道院學校」或者「教堂學校」(Cathedral SSchools),通常是為了滿足對高等教育的需求。

在英國和北歐,主導這些大學的是教會。學生如果不是神職人員,就是屬於較小的教團,或是即將加入教團的人。因為,有些學生實際上年紀非常輕,但是在義大利和南歐的其他地區,並不都是這樣運作。

在博洛尼亞大學,學生們控制著一切,直到博洛尼亞的鄉民們,因反對學生們的傲慢態度,而想辦法終止了這一局面。

然而,英格蘭和蘇格蘭的大學,在名義上受教會的支配;可是,實際上是由它們內部的教士、僧侶和修士的教授們,進行聯合管理。

他們的首要目 的是為「榮耀上帝」,而「尋求真理」

除此之外,他們意在教育年輕人成為教職人員,預先栽培其中的一些人,將來為國家和教會服務,以及發展法律和醫學等,其他需要專業知識的職業。

在這些大學裡面,「神學是科學的女王」。

13世紀的托馬斯・阿奎那認為,神學與哲學之間,是沒有隔離牆的,這些研究科目的區別,只在於「方法」。

可是,14世紀的奧卡姆的威廉,將「哲學」從「神學」中分離出來,並堅稱,他因此讓基督教教義,擺脫了異教思想的影響。

不過,這一分離,將在大學裡面,引發更多的思辨,一直到宗教改革時期都是如此。然而,歐洲的大學,在其初創的幾百年間,是「強化權威和傳統」的知識中心,即便教授們互相激烈爭吵,學生們看似無法無天。

亨利・奧斯本・泰勒,在評論這些中世紀的機構時,說道:「它們沒有古代先例可循。就這些教師與學生的聯合體、他們不受質疑的特權、他們固定的課程,以及他們經正式確認的成就等級而言,雅典或羅馬時期,都沒有任何可堪比擬的東西。

即使是托勒密王朝的亞歷山大,他雖不乏高談闊論、學識淵博、對歷史的研究精益求精的文人雅士,他也完全沒有中世紀大學經院學者們的那種順從巴結態度,因為後者試圖將「古典哲學」與「基督教啓示」捧上同一個王位,這樣一來,就能以同一個卑躬屈膝的姿態,拜倒在那兩者面前。」 [Taylor, op. cit. , II, p. 409]

英格蘭的兩所中世紀大學 — 「牛津」和「劍橋」 — 發端於12世紀末和13世紀初,因此屬於最早的大學之列 —它們不同於修道院或教會學校。

它們的不同尋常之處在於,儘管很快就接受了高級教士和國王提供的資金支持,但它們並非是從原有的教會學校基礎上,成長起來的,而是作為「教師公會」崛起的。

另一方面,蘇格蘭的三所中世紀大學 — 聖安得魯斯(St. Andrews)、格拉斯哥(Glasgow)和亞伯丁(Aberdeen)—與北歐的多數大學類似,都與教會有緊密聯繫。

我們來看看,蘇格蘭最古老的聖安得魯斯大學,就中世紀大學的特徵與影響而言,這是一個相當晚的樣本。

這裡著重突出,一所蘇格蘭大學而非牛津或劍橋,是有其原因的。

其中一個原因是,到18世紀時,牛津和劍橋將變成「貴族性質」的大學,而蘇格蘭的大學,則一直保持其「相對民主與大眾化」的特色,因此其教授和學生的特質,會更近似於美國早期大學的師生。

另 外,蘇格蘭大學,在神學和教會治理模式上,追隨宗教改革,屬於加爾文主義,而牛津和劍橋,則是聖公會風格的大學。

在美國最初的五所大學中,哈佛、耶魯和紐澤西學院(現在的普林斯頓),最初都是追隨加爾文主義的大學。

由於,對殖民地的管理出自首都倫敦,蘇格蘭對新生美國的貢獻,常常被 歷史學家所忽略。

然而,美國最初在政治、商業和邊疆上的活力,是源自蘇格蘭人文化的;後來,這些蘇格蘭人,則成為美國最初的年代時期,僅次於新英格蘭地區清教徒,最成功的族群。

詹姆斯・威爾遜(James Wilson)是《獨立宣言》簽署人、制憲會議代表、憲法的主要起草者之一,後來成為最高法院大法官,也是「主權在民」的較為熱心的鼓吹者之一。

他出生在蘇格蘭的大學城,「聖安得魯斯」,並在那裡接受教育長大。蘇格蘭的長老會信仰,對美國人的生活和品格有著極複雜,且精妙的影響。

那麼,我們就來看看這所最代表性的大學:它位於北海的沿岸上,小小的教育中心聖安得魯斯,這裡曾在中世紀的黑暗時期,吸引來許多朝聖客,因為其城鎮中的大教堂,安放有「使徒聖安德列」(Saint Andrew)的臂骨和部分指骨。

聖安得魯斯的主教和大主教,是蘇格蘭的總主教(Primate),也經常擔任蘇格蘭國王的諮詢大臣。

在羅伯特・布魯斯(Robert Bruce)於班諾克本(Bannockburn)擊敗英國人,之後的那一百年間,蘇格蘭人的愛國熱情逐漸高漲,在那塊苦寒之地上的第一所大學,就在這樣一種民族獨立的情緒中誕生了。

幾乎可以從蘇格蘭歷史的源頭算起,當時那裡的學校,就設在聖安得魯斯:它們最初由庫爾迪(Culdees)負責督導,庫爾迪是凱爾特人的一個基督教教派,源自愛爾蘭。

15世紀初,這個城鎮有由許多私人老師帶領,欣欣向榮的迷你學校。

不過,那時已經是必須將教育正規化,並升高等教育身價的時期了。

亨利・沃德洛(Henry Wardlaw),這位睿智強勢的主教,當時在聖安得魯斯,教牧人員中的有識之士,都覺得他能勝任,並主持建立一所大學的工作。

一開始,這所新大學的目的,就是成為正統教義的堡壘。

「林多爾斯的勞倫斯」(Lawrence of Lindores)是斯克恩(Scone)修道院院長,兼蘇格蘭的「異端邪說審判官」(Inquisitor of Heretical Pravity),在 「維護正統教義」這件事上,是僅次於主教的領軍人物,而且沒有人比他更熱心。

這些神職人員,逐漸發覺了,之後被稱為「宗教改革」的巨大風暴,最初發出的低沈聲響, 他們隨後便以「理性」來建築「信仰的高牆」。

這是一個被「異端和分裂」所困擾的時代。

在中世紀教會的大分裂中, 蘇格蘭堅持追隨法蘭西的「亞維農的教皇們」,而英格蘭則繼續支持的「羅馬的梵蒂岡」,原本那些繼續自稱是「教皇」的人。

因而,那些曾經前去南方英格蘭,所屬的牛津和劍橋大學讀書的蘇格蘭學生,如果繼續去那裡就讀的話,就必然會有落入「分裂陷阱」的危險。

自蘇格蘭獨立戰爭之後,蘇格蘭的教士們,就越來越頻繁地,前往歐洲大陸學習,尤其是巴黎和奧爾良的蘇格蘭學院。

可是在1408年以後,法國也背棄了,他們效忠的亞維農一系的教皇,「本尼迪克特十三世」(Benedict XIII)。

如此一來,除西班牙帝國之外,整個歐洲大陸,都形成排斥蘇格蘭學者的局面。

另外,英格蘭國王「亨利四世」引起的麻煩,也阻礙了到英格蘭的求學之路;與此同時,「法國內戰」對巴黎和奧爾良的大學,也打擊甚大,因為內戰激烈的緣故,就連進出這些城市的交通,也變得危險起來。

「異端」的威脅,不亞於分裂。

所謂的羅拉德派(Lollardry),與曾將 《聖經》翻譯為英文的約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的觀念息息相關,似乎志在發動「社會革命」

「羅拉德派」或「威克里夫派」宣稱,他們會讓教會屈從於國王的權威,沒收並重新分配土地,讓英格蘭和蘇格蘭王國,改為使用猶太人的法律,將「教士階層」,連同他們的俸祿一併取消。

1407年,一 位「羅拉德派」的傳道者,約翰・雷斯比(John Resby)被燒死在蘇格蘭,因為他曾否認「教皇是基督的代理人」,並聲稱「不良品格」讓教士們失去履行聖職的能力。

中世紀晚期的蘇格蘭教會,雖然其包容度很大,可是這些偏執的教義,已危及它的生存。

在「富有遠見」的改革者,引誘年輕人之前,新興的一代必須提前得到警示,以免犯下這些錯誤。

其他教牧人員與林多爾斯一道,在聖安得魯斯鎮講授「神學」、「邏輯學」、「上帝法」、「教會法」和「民法」。

1412年,沃德洛主教,為創建聖安得魯斯大學給這些教師們,頒發了一份「成立特許狀」 (Charter of Incorporation)。

中世紀的多數大學,都希望得到教皇的特許。

1413年,亞維儂一系的最後的一位教皇、老邁嚴厲的「本尼迪克特十三世」所發佈的六道教皇命令,它們確認了特許狀的有效性,並授權老師們教授「神學」、「教會法」與「民法」、「藝術」、「醫學」,以及其他大學科目的權力。

新大學有一位「校監􏰃」(Chancellor)這是一位意在保護學校的大人物。

在宗教改革前,「校監」,幾乎一直都是聖安得魯斯的主教或大主 教。

「校長」(Rector)從大學內部選出,他必須擁有「學位和聖職」,掌握 大學裡,廣泛的「民事和刑事」的司法管轄權,安排大學事務,制定大學裡的紀律準則。

第一位大學校長是,宗教審判官「林多爾斯的勞倫斯」。

由於蘇格蘭,當時仍完全處於中世紀狀態,「新人文主義」尚沒有一絲一毫滲透進入,聖安得魯斯的課程。

「林多爾斯的勞倫斯」,講授12世紀的教科書、彼得・倫巴德 (Peter Lombard)的《語錄》(Sentences);殘缺不全的拉丁文版本)因聖安得魯斯裡,沒有懂希臘文的老師)的亞里士多德科學論文是哲學 的基礎;大多數老師是唯名論者。

聖安得魯斯的教師們以巴黎大學為榜樣,剛入學的學生(其中大多數學生,並不超過十五歲,許多人年紀更小)被假定通曉文法,開始學習邏輯和修辭,這些科目結束後是物理、形而上學和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

學生在十八個月後,可獲得學士學位,四年後便可獲得任職資格,隨後,可立即成為教師。如果要成為神學博士,還需要再學習八 年。

講師與管理人員都是教牧者,其中多數像教士一樣生活,但其全 部時間都投入到大學。

中世紀的幾乎所有大學生都很窮。聖安得魯斯大學的學生們靠粥 (其中的燕麥是從他們的家庭農場帶來的)和一些漁獲為生。

那時和現 在一樣,學生的動機各有不同:有些人渴望獲得知識,多數人希望在 社會上更上一層樓。

成為一名有教養的教職人員,是在教會和國家機構中,獲得美妙公職的一個途徑;而且,如果有人希望成為一名優秀且有能力的學者,「出身卑微」並不是障礙。

中世紀的大學教授和學生,逐漸形成了一個 區別於其他社會階層的社團或「等級」(Estate)。

聖安得魯斯大學日益壯大。與肯尼迪(Kennedy)主教於1450年,創建的聖薩爾瓦(St.Salvator)學院相比,創建於1418年,草創時期的聖約翰學院就有點相形見絀。

這位權勢很大的肯尼迪主教,後來大興土木, 其工程的成就,幾乎可以與牛津和劍橋的規模相並論。

他設計了一個神學家和藝術家的等級結構:一個博士(出任學院的教務長)、一個已獲得任職資格者、一個神學學士、四個既為文科老師又為神學生的教士, 以及六個身為窮預備修道士的文科學生,以及唱詩班成員。

這十三位成員,將主持學院的神聖救贖主教會(Church of the Holy Savior),除此之外,他們還要講課與學習。

到1475年時,另外三十個牧師職位,已經獲得資助。

到16世紀初時,在聖薩爾瓦特學習的,已有六十到八十名本科學 生。

聖薩爾瓦特,將「敬拜」與「學業進步」融合起來,成為蘇格蘭所有高等教 育的楷模。

聖薩爾瓦特的尖頂塔,依然在俯瞰著聖安得魯斯鎮,而已經有十八個世代的學者,從其腳下的拱道走過。

在聖安得魯斯大學創建一百年後,它的第三所學院誕生了:聖安得魯斯教會窮修道士學院(College of Poor Clerks)。其目的是提供奧古斯丁修士會的新入門修士學習,以便讓有學養之士學成後,能夠服侍聖安得魯斯的小修道院(Priory)。

在1512年,那份供窮修道士學院創建的特許狀中,蘇格蘭教會的「腐化問題」被多次提及。

這個麻煩事無法被掩蓋,因 為朝聖者們已不再光臨聖安得烈的聖壇。

非常彆扭的是,朝聖者的消失,在大學特許狀中,被歸因於「基督教信仰的徹底勝利」;意即,當所有人都信仰上帝時,上帝就無需在聖徒的聖壇上,施行奇跡。

不過實情是,蘇格蘭教會,在1512年時已深陷醜聞之中,朝聖者的缺乏,就是因為對治療奇跡缺少信心。

從一開始,這所新的聖倫納德 (St. Leonard)學院(這是它後來的名稱)就崛起於信仰衰變之中。

不久,這所本應為正統教義堡壘的學院,變成了改教家們的老巢,「喝聖倫納德的井水」這一短語,便象徵著加爾文主義的蔓延。

帕特里克・漢密爾頓(Patrick Hamilton),是宗教改革時期蘇格蘭新教徒的首位殉道者,也是聖倫納德的一份子,在這所學校僅僅成立十六年後,他就被以異端名義送上火刑架。

喬治・布坎南(George Buchanan)是蘇格蘭最偉大的人文主義者,一位堅定的加爾文主義者,也是聖倫納德的校長(Principal)和年輕國王的老師。

在聖倫納德的井水乾涸之前,成就了聖倫納德的舊秩序,所有遺跡都被清掃乾淨。

在「宗教改革」,剛要爆發之前的1537年,比頓(Beaton)大主教,拿到了建立另一所大學的教皇命令,他把這所大學建在了聖約翰學院的原址上。

由於大主教不理睬校長企圖,他希望開設人文教育課程(拉丁語、希臘語和希伯來語)的請求,這所「受祝福的處女瑪利亞升天大學」(College of the Assumption of the Blessed Virgin Mary) 還保持著強烈的經院哲學色彩。

蘇格蘭的最後一位天主教總主教、大主教漢密爾頓,完成了創建學校的所有準備工作;然後,宗教改革的浪潮,就席捲而來,將聖瑪利亞學院連同所有其他地方都捲了進來。

在狂熱的改教者們的騷亂,席捲過達姆巴頓城堡(Dumbarton Castle)後,一位完成教學建築大樓的大主教,被改教者們五花大綁帶走;隨後,被吊死在斯特靈(Stirling)的岩石上;當時,他還穿著教士袍。

改教者們,最終獲得勝利後,學院受命培訓教牧人員;直到今日,它還是大學的神學院。

達西・湯普森(D’ Arcy Thompson)是這麼評論聖安得魯斯的:「在我們經過時,那些石頭向我們喊叫,講述我們這片土地的故事,教皇和國王們的往事,以及老教會和新教會的歷史。」 [ D' Archy Thompson, "St. Andrews", in Science and the classic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0), p. 240 ]

他說,與巴黎大學相比,聖安得魯斯只能算一所小學校。

然而,蘇格蘭人的學識,將在美國被發揚光大。

北方蘇格蘭的大學,創建之目的是「服務教會」;不過很快,它們就將服務於「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以及「革命」。

聖安得魯斯市場,鋪路石上有一台石頭的十字架,這就是中世紀時期,市場十字架(Market—Cross)所在的所在地點。

1433年,保羅・克勞(Paul Craw)在這裡被燒死。

克勞,是來一位來自波西米亞的醫生,受中歐,德意志地區的「胡斯派(Hussites)」 信徒差遣,來蘇格蘭地區,搞亂那裡的教會領導權。

「胡斯派」信徒,倡導「社會革命」,也是新教改教者的先驅。

在聖安得魯斯大學,開始教學活動的那一年,大學的創建者「沃德洛主教」追蹤到克勞。

在兩位經院學家的催促下,主教將克勞處以火刑,他死在火刑柱的熊熊烈火中,當時口裡被塞進了一 個銅球,以免他死前,還要對圍觀者大聲宣講。

然而,隨著大學的擴張,更多像克勞這樣的人陸續來到蘇格蘭,而且他們也不可能全被噤聲。

蘇格蘭和德國,以及其他地方一樣,「宗教改革」將發端於大學,大多數 國家的「文藝復興」也是如此。如此一來,中世紀偉大的智力成就 ,「大學」,雖然是智識學者的塑造者,也成為了「中世紀的終結者」

在中世紀接近尾聲時,「但丁」將大學視為:「在影響力方面,與國家和教會,並駕齊驅的一股獨霸勢力」。

他呼籲,各大學應共同恢復「中世紀秩序」;可是在他過世後不久,它們卻轉向新的思想模 式,並很快開啓了新的行動模式。

與它們低調模仿的「中世紀大學」相比,美國殖民地時期,那六所小規模的大學,則顯得荒涼局促。

然而,哈佛大學的校訓「真理」(Veritas), 是對英格蘭與蘇格蘭各大學的高調理想,做出勇敢的呼應。

從許多方面看, 人們可從「中世紀文明」習得的真理,超過「哈佛」或「威廉瑪麗」最初所瞭解的。

即使已經崩潰,「中世紀秩序」還是將它的有關「和合(Synthesis)」與「和諧」的願景,傳遞給了美國。

如果人們在看到「中世紀」這樣的字眼時,主要會想到「十字軍東征」或者「英法百年戰爭」,那是不對的。

在中世紀漫長的一千年歷史中,「失序」的情況,雖然經常出現;然而從總體上說,一種具有長遠眼光的秩序觀,被長久保存下來,而且那個漫長年代的實際成就,有時也秩序井然。

.平衡「教會主張」和「國家主張」的努力

.「公民自由」、「代議制議會」的雛形誕生

.「英格蘭普通法」的發展

.「教會」、「行會」、「鄉鎮」

.「家庭價值」的強烈的共同體情感

所有這些,都是象徵一種健康文化的標誌;不管其擁有的活力,外表是再怎樣粗陋,但是即使經歷「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也無法全然阻止,將這一份中世紀遺產,傳遞給後來新生的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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