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三百年前，英國飽受內戰之苦，相互敵對的宗教信念、政治理論和物質利益衝突，折磨著英格蘭。
這些17世紀的內部衝突，最終產生了今天美國的「憲政模式」和「宗教寬容精神」。
從20世紀的觀點回望過去，那些曾彼此惡鬥的人們——保皇派（Royalists）和議會派、聖公會信徒、長老會信徒、獨立派、殉道者和狂熱分子 ，全部都被後世「歸為同 一類人」。
而在這些衝突中，死去的所有人，都以各自的方式，為我們現在生活於其中的社會，各自做出思想和精神的貢獻。
我們在這裡，將大致勾勒那場宗教與政治衝突中，各自的主要事件，然後著重刻畫，那些憑「觀念」和「信仰」，影響了當時「教會體制」與「國家建制」的人物。
就某一方面而言，所有這些都與出任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國王的「斯圖亞特家族」有關。雖然英格蘭的「詹姆斯一世」，被稱為「基督教世界最明智的傻瓜」，可能在許多方面少有成就；不過他在其統治時期 （1603–1625年）保持了英格蘭的和平。
在詹姆斯一世統治的那些年裡，英國人在麻薩諸塞和維吉尼亞，建立起永久的殖民地；在那些年裡，國王與下議院的對抗，以及聖公會信徒、獨立派和長老會信徒間的衝突，日益嚴重。
詹姆斯宣稱，他憑藉「君權神授」（Divine Right）進行統治，不過議會中有些強大勢力，已經將王室的權力，削弱到若有若無的地步。
詹姆斯堅持「無主教則無國王」的原則，也即「主教制的既有體系」對王室的安全至關重要。
不過，長老會信徒，以及被稱為「分離派」（Separatists） 的日益壯大的小教派別有所圖。
17世紀，已被視為「天才的世紀」；同時， 它還是非同尋常地，熱誠追求宗教和政治事業的世紀。
詹姆斯的兒子「查理一世國王」，儘管勇敢且富有原則，卻不是那種可以達成妥協，以避免政治大爆炸的人。
首先，在查理執政時期，政治問題的嚴重性，高過宗教差異。
當時，英格蘭開始參與歐洲大陸的「宗教和王朝戰爭」，於是查理需要錢來裝備陸上和海上的軍事力量。
與他之前的其他國王一樣，他試圖盡其所能、不擇 手段地獲得這些金錢，因此便與議會起了衝突。
處於困境中的查理，於是訴諸於不經議會同意，就進行徵稅、強迫貸款、戒嚴令、讓士兵亂佔營地、不經授權就任意拘禁人們；可是，他仍舊無法籌到足夠的金錢。即便為了能夠保守自己的領土，國王也必須向議會讓步了。
這樣，查理在1628年氣沖沖地、不情願地接受了議會的「權利陳情書」（Petition of Right），這是對查理為獲取收入，所採取的那些「獨斷措施」的嚴厲抗議。
雖然「權利陳情書」不是一項法案，但它實際上具有法律效力。
對這份陳情書的接受，只意味著議會已經獲得國王的承諾：不再訴諸於議會認為非法的措施。
理論上，議會沒有理由主張「它擁有高於國王的權力」，陳情書只是指出以下事實：「國王的臣僕們，已經開始侵犯英國人「自古以來的權利」，國王應當改變他們的這些做法」。
不過，由於陳情書的出現， 代表民眾的真正主權，開始從國王手中向議會手中轉移（查理一世，堅信他自己比議會，更真心實意地保護英格蘭的普通民眾，因為後者一般代表財產，而非民眾的利益）。
在18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美國的愛國者們，將向很多憲制的先例取經，其中之一便是「權利陳情書」的先例， 而且陳情書中羅列的許多不滿，會再次出現在《美國獨立宣言》之中。
但是，光憑「權利陳情書」，並不足以讓下議院感到滿意，因為他們沒有辦法僅憑一份聲明書，就讓查理一世感到畏懼，也沒有辦法以此約束國王，讓他停止主張「國王同時擁有，管理教會和國家事務的特權」。
這一衝突的後果，是一系列的宮廷內鬥，而「斯圖亞特家族」所期望的目標，讓自己能像都鐸王朝的最後君主，「伊麗莎白女王一世」一樣，進行真正的「君主專治」企圖，最後直到1745年，才被反對方集結的勢力挫敗。
這裡將內戰的責任，歸給雙方的任一方，都是毫無意義，雙方陣營都有傲慢無禮，且各有各的利益要拼搏， 而且雙方也都有「信念堅定和勇敢之人」。
「查理一世」和他的「保皇派」或稱「騎士黨」（Cavaliers），將自己視為古老英格蘭的「法律與習俗的捍衛者」，以對抗那些對權力和財富汲汲以求的人，以及狂熱的宗教幻想家們。
下議院的多數議員，長老會信徒，以及獨立派們，將自己視為「民眾權利和新教真理的捍衛者」，倫敦方面、商人階級和有些大地主們都支持下議院的主張；而保皇黨的主力，由鄉紳和大部分農業利益相關者組成。
不過，上述的概略性說法，有許多例外情況。
另外，有些清教徒與騎士黨，在同一陣線結盟；而另有一些，豪氣的紳士，與議會的勢力們，另結成聯盟，後者逐漸被稱為「圓頭黨」（Roundheads）。
除上議院的一些貴族外，另有想居中調解兩邊的一方，但他們人數太少，力量太弱。
通常，我們將打敗查理一世的勢力，說成是「清教徒」，儘管並非所有人都認信「加爾文主義」。
起初，清教徒們，從沒想要讓自己脫離「英格蘭教會」。
相反，他們志在從教會內部，按照加爾文的模式「淨化」或「改造它」。
這些清教徒，在他們個人主義的信仰上，是非常堅定，非常注重道德的，將他們嚴格的敬拜形式，置於國王對「順服和團結教會的要求」之上。
一開始， 長老會信徒和獨立派（或公理會信徒），都被列為「清教徒」，他們都認同「加爾文主義」神學，也都鄙視任何「帶有羅馬氣息的」東西；他們也都堅持，教會聖禮應要盡力簡樸，而且他們都敵視主教制度。
長老會信徒堅持，讓他們得名的那種教會治理模式；而獨立派，還有後來出現的，甚至讓一般的獨立派信徒，都相形見絀的，更加激進的新教教派，堅持教會應採取「更加民主的模式」，也即不受任何一般性的教會權力機構，所指導的「會眾制教會」。
由於有些獨立派的教會，很快就完全不與「依法確立的國教會」一起敬拜，他們就被稱為「分離派」。
查理一世，和他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勞德」（William Laud），決心通過讓一種方式，讓不從國教者就範，以避免「英格蘭教會」解體。
可是查理一世，首先得對付「另一種」加爾文主義信徒。
為了使抗命的蘇格蘭長老會降服，認同《公禱書》和主教制的既有體系，他於1639年召集軍隊，揮師北上蘇格蘭。
錢的問題，再次讓國王陷入困境：下議院的議員們，不願支付報酬給他召集的軍隊，也不願為他們提供補給，於是遠征行動失敗了。
事實上，蘇格蘭人的軍隊，後來入侵了英格蘭。
11月3日，所謂的長期國會（Long Parliament）召開會議，其中的絕大多數議員激烈反對查理一世的舉動，和勞德大主教專斷的教會治理手段。
議會彈劾了查理一世內閣，最能幹的高級臣僕，也即斯「特拉福德伯爵」（Earl of Strafford），裁決他犯有「叛國罪」，然後送他上了塔山（Tower Hill）的斷頭台。
勞德大主教也很快受到懲處，為自己所堅持的聖禮，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當下議院動議，「褫奪國王對民兵的指揮權」，並威脅要彈劾，身為天主 教徒的王后時，查理一世親自到議會，試圖以「叛國罪」逮捕五位清教徒領袖。
他沒能得逞，於是便離開倫敦，並很快在諾丁漢姆（Nottingham），豎起了皇家王旗(Royal Standard)。
內戰開始了。
我們無法在這裡詳述，這段慘烈又複雜的英國內戰史。
據說，「革命會吞噬掉自己的孩子」，17世紀的英國就發生了這樣的事。
到1644年時，「保皇派」在戰場上已經被擊敗。
不過到了那個時候，「清教徒」已經在議會裡，和整個英國分裂成兩個對立的陣營：一方是與蘇格蘭長老會結盟的英格蘭長老會信徒，另一方是在教會治理和世俗政治上，更加激進的獨立派或公理會信徒。
雖然在議會裡，長老會信徒佔有主導地位，可是由奧立弗・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率領的圓頭黨軍隊，卻支持獨立派。
在這樣的情況下，查理一世與長老會信徒，以及蘇格蘭人達成諒解，而英國則飽受「第二次內戰」的折磨。
克倫威爾、獨立派和較小的新教教派，將長老會信徒從議會中，給驅除了出去。他們另成立一個「殘餘」（Rump）議會 ——其議員數量只有以前議員總數的八分之一。
圓頭黨人在反對騎士黨、 蘇格蘭人和長老會信徒的行動中再次獲勝。
查理一世被捕入獄，克倫威爾決心處死他。殘餘議會成立一個特別「高等公義法庭」，以叛國罪審判他。
1649年1月，國王被斬首。
憑借著這一流血行動，革命似乎已經完勝。
不過，既然「獨立派」已經將舊秩序摧毀了，什麼能成為統治英國的「合法憑藉」呢？
在國王被處死的當月，更激進的獨立派向下議院，提交了《人民約定》（Agreement of the People），這是一份成文憲法，旨在代表英國人的公共意志，建立一個民主共和國。
人民在其中享有普選權、宗教寬容（至少要寬容那些與獨立派及其盟友，沒有本質區別的基督徒）和自由與安全的權利，議會不得減損這些權利，它是「美國憲法」的其中一個先導。
但是，這份約定因為「過於激進」，而遭到否決。
在1649年2月到5月之 間，「殘餘議會」任命了一個治理英國的「國務委員會」（Council of State），廢除了君主制和上議院，並建立了一個「共和制自由國家」（Commonwealth and Free State）。
這實際上，意味著英國將變成一個「軍事寡頭國家」，讓克倫威爾成為比查理一世更加專斷的統治者。
「暴力政治革命」，通常遵循一個清晰可辨的模式，雖然「美國革命」在某些方面，並不符合這一模式。
革命開始時，設立的目標都是相對溫和，領導人也不是非常激進。
不過，隨著流血事件的出現，以及仇恨心的增強，鬥爭初期的領導人，最終會在自願或被迫的威逼下，讓位給更加極端激進的人物。
「舊秩序」在無政府狀態中，被革命給解體殆盡，但是令人接受的「新秩序」，卻杳無蹤影。
很快地，更混亂的局面到來，社會開始變得更加危險恐怖，以至於「恢復和平」，又成為了人們最為渴望的事了。
接著，一位「騎在馬背上的人」 ，通常是一位富有才華的軍事指揮官，接著出現了，以「自由為代價」重建了秩序。
從古希臘諸國，到最近現實中的非洲，上述革命進程，都是有跡可循的。
奧立弗・克倫威爾，是17世紀英格蘭「騎在馬背上的人」。
「君主制」和「教會體制」都被顛覆，「權力的真空」必須有人來填補。
一旦大權在握，獨立派的克倫威爾，便開始以殘酷無情的方式，著手鎮壓所有現實或潛在的反對勢力。
這種冷酷無情是必然的，因為克倫威爾要對付的對象，那些狂熱的「理想主義者」，雖然能夠推翻統治者，卻沒有能力組建和維繫新政府，更不要提實際操作「新社會秩序」的能力。
在英格蘭17世紀的亂局中，那些最難對付的極端分子，被稱為「平均主義者」（Levellers）。
「平均主義者」，和中世紀晚期的「羅拉德派」之間，有些許相似之處。
英格蘭的「平均主義者」，大約崛起於1646年的長期國會時期，當時的查理一世正處於被軟禁狀態。
這些政治和宗教上的宗派人士，在軍隊中的勢力尤其強大，他們敵視在議會中佔多數的長老會信徒。
「平均主義者」要求建立以「普選權」和「民眾主權」為基礎、全面保障宗教寬容的民主共和國。
他們志在「鏟平一切等級，實現地位和財產上的平等」，他們在很多方面預示了一 個半世紀之後，法國大革命中的某些派別。
他們的追求理想，在17世紀英格蘭的環境下，非常不具有現實可行性。
許多平等主義者，提倡將現實中的柵欄、圍欄、圍牆和溝渠鏟平， 視它們為「平等佔有土地」的障礙。
他們試圖讓「公共土地」恢復其公共用途，儘管這些公共土地在很長時間內，都被私人所有者圈佔著。
他們提出，「最卑微的人」也應有擔任國家最高職務的資格。他們的某些主張體現在，由詹姆斯・哈林頓（James Harrington）著作的《大洋國》 （Oceana）之中。
這本書，大約在「平均主義運動」達到高潮之後，十年出版。
克倫威爾鄙視這些平均主義者，說他們的理論不過就是「搞破壞」，而且他們「比野獸好不了多少」。
到了1648年，平均主義者的激進程度，後來被「掘地派」（Diggers）超過，後者自稱為「真正的平均主義者」。
這個小教派，有一個能幹的時事評論家，名叫傑拉德・溫斯坦利（Gerrard Winstanley），是《自由法》 （The Law of Freedom）的作者。
1649年4月，很多掘地派的人，不顧議會的法令，開始開墾位於薩里（Surrey）的公有的聖喬治山 （St.George’s Hill），不過被士兵驅散。
按照溫斯坦利的說法，「掘地派」意圖徹底改變英格蘭的社會結構， 侵佔並集體耕種公用土地和荒地。
溫斯坦利說：「我們可以按照公義行事，為將地球變成所有人的，不管窮富 的公共財產打下基礎；如此一來，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就可以依據支配受造物的理性，從中孕育了從地球母親得到的飽足。」
比起作為他們淵源的最初的平均主義者，「掘地派」或者「真正的平均 主義者」在宗教上更富創新精神。
溫斯坦利拒絕相信「位格化」的上帝，一 度提議以「理性」一詞取代「上帝」，將基督稱為「值得信賴的真正的平均主義者」，並且不認為耶穌是一位歷史性人物，而是「擴散的光明能量」。
他否定奇跡以及天堂或地獄的存在，拒絕原罪的教義， 懷疑靈魂的不滅。
他宣稱，只要還有「私有財產」，真正的自由便不可能存在。
共和國的所有官員，都必須從一年一度的選舉中產生。
在克倫威爾看來，此類想法可恥且具有很大的破壞性。
為讓英國免於無政府狀態，處死國王的這位將領，現在廢棄了古老的代議制政府形式。
1653年，他以武力解散了殘餘議會，並很快組建了一個「微型」或「瘦身」議會，後者也在同一年解散了。
此後，克倫威爾施行統治的依據，是由軍人們起草的《政府約法》（Instrument of Government），它就像早前的《人民約定》一樣，是美國憲法制定者們，所瞭解的憲法模式之一。
按照《政府約法》，所有的立法權，都被授予「護國公」（克倫威爾） 和一個由「清教徒」組成的新議會。
「護國公」被賦予很大的約束議會之權力。
除天主教徒和聖公會信徒（Episcopalians）外，「宗教寬容」的範圍。擴大到了所有基督徒。
理論上，約法將所有主權，都移交給民眾。
實際上，根據這個約法選舉出來的兩個「清教徒議會」，在毫無益處的辯論上，花費的時間非常多，這導致它們無法有效地發揮作用。
在這樣的情況下，富有才幹的克倫威爾，就可以直接無視它們的存在，完全按照自己的喜好施政。
上述「聖徒的統治」，很快就在普羅大眾間，變得極其不受歡迎，特別是那些曾經被克倫威爾囚禁和迫害過，他早期的盟友之中。
「獨裁政體」有這樣的缺陷：一旦某位強勢主宰者死去，很少有繼承人有勝任的能力。
克倫威爾一 死，「護國公體制」便崩潰了。
在絕大多數人的支持下，在其中許多曾罷黜查理一世的軍官團之幫助下，查理一世的兒子，「查理二世」回到了英格蘭，英國人選擇重新回到君主制。
1660 年，「君主制」和「主教制」的體系復辟了。
儘管，此後王室權力的穩固程度，永遠都不可能與都鐸時代相提並論了；而且，英格蘭教會也認為有必要擴大「異議容忍的範圍」。
在差不多三十年的時間里，英國幾乎完成了一個「經歷各種政體」的循環。
在這三十年，英格蘭在大西洋對岸，那些小小的北美洲殖民，完全地無力影響母國的事態。
幾乎所有的新英格蘭人，都支持「清教徒」的事業，而維吉尼亞和馬里蘭的多數殖民者，則都同情「騎士黨」。
殖民地的這兩個派別，都贊同君王政體的復辟，正如他們都曾服膺於「護國公體制」一樣。
不過，北美洲殖民者們，並沒有忽視「英格蘭內戰」帶來的教訓。
他們認知到，王權可能被推翻；他們還瞭解了，接替王權，填補權力真空的，可能是「更為專制的政權」。
在英國內戰與革命時期，從那些激情四射的辯論和政論中，他們瞭解到嶄新的政治理論，以及「成文的政府約法」的想法，他們還逐漸開始警惕「烏托邦構想」、「 訴諸暴力的改革」以及「懷抱政治雄心的軍事指揮官」。
喬治・波頓・亞當斯 （George Burton Adams），當時以精準的言語，闡述了17世紀的「英格蘭內戰」，對「美國思想和體制」的產生的深遠影響：
「在革命事業中，為之奮鬥的所有東西，現在幾乎都成為『英格蘭憲法』中的一部分。
不過，這並不是革命事業本身的成果。
相反，這是更為緩慢、更為稀鬆平常的過程，人們在這過程中，漸進反省這些鬥爭帶來的各種結果。
從某種意義上講，『革命』實際上就源自這一過程，只不過它暫時打斷了後者。
在北美洲的清教徒，以及貴格會的殖民地的社會氛圍，深受上述革命發展出的相關觀念影響，營造出「自立自發」的政治氛圍。
然而這些觀念，在殖民地社會中，並不是「革命性質」，反倒成為這些「微型政體」，發展出正常的憲制生活的活力來源。
他們「自立自發」的政治進程，發端於這些觀念，而且隨著他們人口和需求的增加。
上述觀念，越來越廣泛地，落實在他們的政治進程實踐之中；直到這些觀念，最終和其他因素一起共同塑造了，第二個偉大的「盎格魯—撒克遜國家」的體制。 」
［ George Burton Adams，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 (Revised by Robert L. Schuyler；New York：Henry Holt，1936)，p.333. ］
「斯圖亞特王室」的回歸，17世紀英格蘭慘烈的政治鬥爭，並沒有因此得到平息：查理的繼承人，「詹姆斯二世」將繼續面臨鬥爭，而且這些鬥爭，最終導致了 1688年的「光榮革命」，其所帶來的實際後果，比「清教徒推翻君主制」的後果，將更加持久。
一直到18世紀中葉左右，激烈的宗教衝突，在英格蘭和蘇格蘭中的零星事件中，仍然偶爾會爆發；然而，「愛爾蘭的宗教衝突」則一直持續到今天。
在動蕩的年代中，通常會產生「天才型的政治和宗教評論家 」，他們探究的思想目標是，可以為當時混亂動盪的社會，提供基礎的觀念和思想原則，進而使人們能以此建構或修復社會的裂痕。
我們在這裡從17世紀的這類型思想家中，選出四位進行考察，單就「英國思想」，以對仍發展中的「美國秩序」產生影響力來挑選。
這些人分別是，托馬斯・霍布斯、托馬斯・布朗爵士（Sir Thomas Browne）、約翰・班揚（John Bunyan）和約翰·洛克 ，他們的思想觀念，都為「美國秩序」的許多基礎思想打了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