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數人的掃羅」（Saul of Tarsus）是一位精力充沛、熱心忠誠的猶太人，屬於教義嚴格的「法利賽人」。
他們一直是耶穌的敵人。如果沒 有掃羅的努力，我們所謂的「基督教的」傳播範圍，可能不會超過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內，這個地方內由猶太基督徒組成的小型社區，以外的其他區域。
小亞細亞城市，大數已經為其公民爭取到羅馬公民身份的所有特權。由於出生在大數，掃羅便被算作羅馬人，雖然他在信仰上是猶太 人。他在希臘和猶太學問方面頗有造詣，曾是著名學者迦瑪列 （Gamaliel）的學生。
掃羅或保羅（他在希臘人社群的名字）熱衷於「打擊背離律法者」，讓自己成為地中海東部地區，新生的基督教群體中，最積極的宣教者之一。
保羅後來所遇到的事都記錄在新約中的《使徒行傳》。再後來，被囚的保羅向亞基帕（猶大地區已經希臘化的猶太王子）講述了他看見的異象：
「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時候，看見從天發光，比日頭還亮，四面照著我並與我同行的人。我們都僕倒在地，我就 聽見有聲音用希伯來話向我說:「掃羅，掃羅，為什麼逼迫 我?你用腳踢刺是難的。」我說:「主啊，你是誰?」主 說:「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穌。你起來站著!我特意向你顯 現，要派你做執事，作見證，將你所看見的事和我將要指示 你的事證明出來。我也要救你脫離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 你到他們那裡去，要叫他們的眼睛得開，從黑暗中歸向光 明，從撒旦權下歸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聖 的人同得基業。」(《使徒行傳》第26章13–18節)
在看到、聽到並相信後，重生的保羅扛起十字架，成為外邦人的使徒。
耶穌曾從曠野出發，告誡眾人要為自己的罪行悔改。
現在保羅將帶著這一信息，將基督是神的消息，傳遍整個地中海世界。
保羅雖然常常患病，身體虛弱，而且十分拮據貧困，卻有很高的講道和寫作天賦。
雖然有時被鞭打，有時被石擊，有時與象徵性的野獸博鬥，有時與真正的野獸博鬥，但保羅卻不顧疲勞和危險，將「拿撒勒人耶穌」的訊息，傳到小亞細亞和希臘諸城市。
他的書信佔了新約的很大比例，卻只約略提到這一龐大的事功。對許多猶太人來說，保羅是異端和反叛者，儘管他一直聲稱自己是猶太人，所做的事功也是「彌賽亞」命令他做的。
保羅在返回耶路撒冷後，於聖殿中被他的對手抓獲。
如果不是羅馬士兵將他帶走，他們可能已經將他殺死。
他的羅馬公民身份使他免遭酷刑，卻沒有讓他逃脫長期的監禁；與此同時，羅馬的長官們一直在仔細考慮如何處置他，然而，保羅讓他們不知所措，就像耶穌曾經讓他們不知所措一樣。
最終，他因猶太公會所加諸的「煽動叛亂」的罪名，從海上被運到羅馬，聽候審判。
作為羅馬公民，他曾向羅馬當局上訴。
使徒保羅，在西方的事功就是這麼開始的，他周圍的外邦人從未聽聞過耶穌，可能也沒有聽聞過罪（Sin）。
至今，人們在羅馬，還能看到，據說是當年保羅居所的地下室房子。
很可能，他最後擺脫了猶太人的指控，在這之前，他長期居住在羅馬， 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居所和行動。
在凱撒做出判決之後，他似乎離開了羅馬。不過後來又回來，在臭名昭著的尼祿，迫害基督教期間於羅馬被抓獲。
傳統的說法是，他被扔進馬梅爾定（Mamertine）監獄 — — 那裡是羅馬帝國敵人最後的歸宿。
保羅寫道:「我現在被澆奠，我離世的時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 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提摩太后書》第4章6–7節)
彼得，差不多也在這個時候被處死，迫害他的人把他倒著釘上十 字架。
由於保羅的羅馬公民身份，他沒有遭受類似的折磨和羞辱。他們將他砍頭，卻無法消除他話語的影響。
德國現代作家，斯蒂芬・安德雷斯（Stefan Andres）說：「我們是上帝的烏托邦。」
「外邦人」，也就是大部分文明世界，得知犯罪之人如何能夠透過死亡的恩典得以成全，這要歸功於「大數人的保羅」。
保羅的教導是，人因罪的腐蝕性力量而遭受可怕的苦難；不過，愛他百姓的上帝讓美妙的靈魂得以復原。
瞭解希臘人修辭和哲學的保羅，向外邦人清楚講明瞭基督教的真理，要不然，基督教對他們來說可能仍舊 是猶太人一個不起眼的教派。在此過程中，保羅充分闡明瞭耶穌以寓 言講述的真理。
保羅向羅馬人將公義的上帝描述為父子一體，借著聖靈隱秘地作 用於人的靈魂。上帝是所有人的慈父，人們只有通過他才能從罪的工價中得贖。可是，由於人們崇拜偶像，耽於被禁止的感官享樂，而且行事不公，他們自己疏遠了上帝。通過悔改和順服以及上帝的恩典， 救贖是可能的。
保羅是這麼描述罪的：「它是人的自負驕傲，對上帝的忽視，自高自大，無法成為上帝期望於他的樣子」我們甚至可以說，它是人拒絕成為上帝的烏托邦。
如果他睜眼看看缺少了上帝的存在的可怕景象，驕傲孤立的人就會陷入絕望之中。
只有承認自己確實是上帝之子，人才能從這種致人死亡的肉體中被拯救出來。通過十字架之刑而為所有人贖罪的基督邀請人成為上帝重生的孩子。
保羅大聲疾呼：「除非我們接受基督為我們的救贖主，否則，我們就是孤立失喪之人，是 時間和肉體的奴隸」。
保羅的這些洞見原封不動地流傳給了20世紀的一些人。保羅發現，那些試圖過獨立自主生活的聰明人普遍因孤獨和罪惡感備受壓抑。
在艾略特的劇本《雞尾酒會》中，年輕的西莉亞便是如此，雖然她最終成了殉道者：
「這種感覺與我做的任何事都無關，我也無法逃離它，
這種感覺與我的內心沒有任何關係，我也沒法去除它，
不過是空虛、失敗的感覺，
針對的是我之外的某人或某事；
我覺得我必須要⋯⋯贖罪 — — 這個詞是我想要說的嗎？」
西莉亞後來發現，她要說的就是這個詞。
不過，保羅寫道，人過 於脆弱，無法為自己贖罪：基督的力量能夠讓人擺脫罪的轄制。
物質貪欲與罪的權勢緊密相連，不過，它們也只是人將自己與上帝隔離的後果。
保羅說：「貪財是萬惡之根。」（《提摩太前書》第6章10節）
他在此處的意思是，「貪婪」會導致許許多多的惡行。
「罪」的真正根源，是我們現在所謂的自我中心主義：「想要取代上帝、違抗上帝天父，和假裝父上帝不存在」的個人願望。
人怎樣才能得救？
通過相信耶穌基督，他從高天降卑而來，為拯救罪人而蒙受最深的羞辱和傷痛。
律法向人顯明瞭罪的本性，不過 只有基督才能抹去罪的印記。我們必須借著洗禮重生，以羔羊的寶血潔淨自己。沒有人配得上上帝的恩典，可是上帝仍舊賜下他的恩典。
對基督有信心就是要順服他，努力跟隨他的腳蹤。因為聖靈從外部賦予人力量，在聖靈裡，並經由聖靈獲得重生的人，可能會問：「死啊，你得勝的權勢在哪裡？死啊，你的毒鈎在哪裡？」(《哥林多前書》第 15章55節)
我們在基督裡找到永生，這並不是要將個人，稀裡糊塗地融合進一 個世界靈魂（World Soul）之中。
永恆的生命，意味著有人性的人，會繼續作為一個靈魂存在，與上帝和諧共處，卻不會被吸納進去。
確實， 我們還有在死亡之後，身體復活的應許。
保羅說，如果人無法逃避死亡，並永遠活在基督裡，他就是最悲苦不堪的人。
在歷史終結之際，當基督再次在榮耀中降臨，審判活人與死人時，所有那些對基督忠心的信徒，都會復活。
與此同時，我們在世生活就應該像受聖靈感召，從天國來的寄居者那樣。
我們一定不要懼怕，為我們的信仰而死，基督讓人從時間和環境中解脫出來，並在最後審判時，把永恆生命，賞賜給那些接受他恩典的靈魂。
保羅指出，基督徒的這種新生命不是孤立的，不管是在此時此地 還是在基督第二次降臨之後。
基督徒依靠聖靈生存，相互關愛，相互安慰。
基督的教會，將存續到時間終了；其會眾因上帝的恩典而得力，所作所為會主動積極地，超過律法所要求的。
保羅的書信很有力量，人們總是想要長篇累牘地加以引用，不想像本文這樣，對它們進行枯燥無味的概述。
無論保羅走到哪裡，「天國的聚集地」（Colonies of Heaven），也即規模不大的教會，便會 在那裡興起。
保羅死於刀劍之下，因此讓基督教信仰發揚光大，幾乎就像耶穌死於十字架的效果一樣。
儘管有羅馬當局的威脅，有些富人和權勢者，也開始拿起了十字架。
很快，成千上萬的羅馬士兵接受洗禮。
真心擁抱基督教的教導，就意味著在基督裡重生的人，必須在生命裡的每一天，都做出道德選擇。
道德上的抉擇，沒有回頭路：無論好壞，它都會永遠長存。
可是，熱心的基督徒們，愉快地接受了這一重擔，因為他們相信聖靈會引導他們，而且愛的律法足夠他們用的。
幾百年來， 對於那些拒絕口頭上尊奉，羅馬帝國為「國家偶像」的人，這一抉擇可能就意味著：死亡。
儘管，死亡，採取的是最為恐怖的形式，但有些基督徒殉道者，卻勇敢無畏，甚至歡天喜地地，面對它：這是他們以鮮血，為基督作見證的機會。
在保羅被囚耶路撒冷，即將結束之際，審訊保羅的亞基帕對他說：「你幾乎快說服我成為基督徒了。」(《使徒行傳》第26章28節）
對基督徒的迫害從，尼祿時代一直延續到戴克里先時代，信徒們的英勇行為，讓許多外邦人轉而信仰基督教，因為僅靠言辭是無法觸動這些人的。
教會因此而興旺發達起來，在受迫害時期，轉移到城市的地下墓穴，隨後則無所畏忌地浮出水面。
雖然當時的戰爭頗為激烈，其他的社會建制也都在退化，而基督教的教導和見證，逐漸對公共秩序產生影響。
物質性慈善活動的興旺程度超過以往任何時候，由此帶來的改教者，對教會的物質性福利的興趣，超過對罪赦免的興趣。
不過，殉道者仍不鮮見。公元404年，角鬥 士在競技場的角鬥活動，被永久終結了，當時一位僧侶為阻止對他人的殺戮，而在角鬥場倒地就義。 (1)
（註：這位殉道者生活於，洪諾留（Honorius）皇帝統治時期，是一位亞洲的僧侶，名叫特里馬庫斯（Telemachus）。據說他是被羅馬的觀眾，用石頭砸死的，因為他打斷了角鬥士的廝殺，讓那些觀眾非常惱火。幾年前，在外邦人祭壇上用牲畜獻祭的做法，已被禁止。 ）
聖靈已開始轉變社會。
當時，羅馬帝國境內外，有幾百萬人接受洗禮，其中有些人主要是，被耶穌為拯救人類而獻身的故事所感動。
不過，這一新信仰最吸引人的地方，似乎在於永生的應許。
在公元後，最初的幾百年時間內，「密特拉教」是基督教強有力的競爭對手，其神秘的教義許諾新入教者可以長生不死，在羅馬帝國時期，發展壯大的其他幾個東方宗教也是如此。
對有 些人來說，有關死後生命的想法，讓人感到驚恐，或者是不可能的夢境：「伊比鳩魯主義者」拒斥它，猶太人中的「撒都該教派」也是如此。
可是，隨著古典時代的社會秩序，其活力大幅下降，人們對「長生不死」的渴望與日俱增。
在羅馬兵團逮捕（或者毋寧說，拯救）了保羅後，當猶太公會審訊他時，他承認自己相信，死人有復活的希望。
撒都該人否認有這種希望，「於是大大地喧嚷起來，有幾個法利賽黨的文士站起來爭辯， 說：”我們看不出這人有什麼惡處。倘若有鬼魂或是天使對他說過 話，怎麼樣呢?”」(《使徒行傳》第23章9節）
法利賽人相信上帝最後的審判，也相信所有人（包括義人和不義之人）在此後的復活，這 一信仰成了基督教教導中，最有力量的應許。
保羅和他之前的一些人，曾看到基督從死裡復活。由於他已復活， 所有對他有信心，並跟隨他的人也都可能復活。
外邦人的神秘教義，無法訴諸於，已從死裡復活的從上帝，降卑而來的肉身的權威，已經窺見到「永生」之可能的，古典時代的那些哲學家們，也同樣不能。
多蘿西・克魯克 （Dorothea Krook）評論說：「邏各斯，那神聖的律法之道（Word of Law），也即是愛 — — 呈現在耶穌的肉身；真理和良善，在邏輯上的無窮可能性，被具象化，在某個具體的時間點上，被納入某個人的靈魂和肉體之中，因此成為所有人救恩的路徑。
這種對神聖本性的私密性、個人性分享經驗是柏拉圖完全不瞭解的。
柏拉圖可以想象良善的形式（Form of the Good），在尊貴和力量上，超越了純粹的存在，卻無法將之設想成肉體化身。」
柏拉圖主義，無法提供的東西，由基督教信仰提供了：人們應該遵循的，一種道成肉身的生存模式，以及一種分享永恆生命的模式。正如耶穌已經復活，所有對他忠心之人在最後審判的日子裡，也會在靈里復活， 他們將獲得生命的冠冕，擁有新的屬靈身體。
保羅在《哥林多前書》 中寫道：「就在一霎時，眨眼之間，號角末次吹響的時候」，死人要 復活，獲得基督裡的永恆生命，「因號筒要響，死人要復活成為不朽壞的，我們也要改變」。(《哥林多前書》第15章52節)）
哲學家們，隱約猜測和渴望的東西，成了基督教的一項信心滿滿的 義。
因此，棄絕世界、肉體和魔鬼的大多數人，最終都加入基督教會， 尋求戰勝死亡之道。
在3世紀末，基督徒在羅馬帝國還是少數，異教徒的數量遠遠多於基督徒的人數。
不過，他們已成為有力量和凝聚力的少數，有人佔據政府的高位。
戴克里先在其統治末期，命令系統性地打壓基督徒，也許是因為他聽聞風聲，宮廷中某些信奉基督教的官員，正圖謀攫取帝國權力，這場嚴酷的逼迫運動，最終失敗了；它是帝國當局，壓制基督教的最 後一次恐怖嘗試。
君士坦丁大帝，在戴克里先棄位後，奪取權力，看到基督徒可以成為他將帝國團結在一起的工具；既然他們無法被摧毀，他 們就必須被加以利用。
君士坦丁宣稱自己是「基督教的保護者」，發佈了兩項寬容詔令，保護基督徒；不久，他又賦予基督徒各項豁免權、特權和權力。
儘管從未受洗，但他說起話來卻像主教。
325年，他主持了一個教會人士的會議 ，尼西亞會議，此次大會的目的是制定一套，為所有基督徒通用的信條 — — 尼西亞信經。
這個信經，以及篇幅稍短的使徒信經，今天還在被大多數基督教會採用。
君士坦丁是「一個偉大的壞人」（這是埃德蒙・伯克，用來形容奧立弗 ・克倫威爾的用詞），他狡猾、沒有原則且冷酷無情，摧毀了所有挑 戰他的對手，其中包括讓他感到不安的某些家人。
在戰勝了大多數對手後，君士坦丁寫信給，已經老態龍鍾的戴克里先，極盡威脅之能事，後者當時在薩羅那（Salona）附近的宮殿，無所事事。
君士坦丁的意思是，「退位的皇帝」一定要死去。
戴克里先，已經疲憊已極，無力再戰，便結束了自己的性命。
元老院宣佈，這位「已死的統治者為神」，他是最後一位，受此殊榮的皇帝。
不久之後，君士坦丁的同伙，將戴克里先的寡妻和女兒斬首。
君士坦丁一家人，所獲得的一切（包括羅馬帝國的存續）都要歸因於戴克里先。
上述不必要的嚴苛和忘恩負義之舉，是君士坦丁大帝的慣常做法，他渴望獲得全部權力，他也實現了心中的願望。
有形的基督教會，不可能再有比他更不般配的保護者。
自此以後，在羅馬帝國存續的日子裡，教會和國家事務，就深度糾纏在一起；在東方，羅馬帝國在 君士坦丁堡建立了新的都城，以不斷變化的形式，比西羅馬帝國多存續 了一千多年。
在羅馬帝國的實際權力，從臺伯河上的永恆之城，轉移到君士坦丁堡之際，基督教作為「國教」取代了羅馬原有的「國家崇拜」。
380年，狄奧多西大帝（Theodosius the Great），他是最後一位同時統治東西羅馬帝國的皇帝，敕令整個帝國的所有公民，必須信奉普世一統的基督教 (Catholic Christianity)。
正因為這樣，羅馬的基督教主教們，逐漸享有相對於國家主導權的某種獨立性。
「拉丁」教會的相對自由，源自上述政治權力中心的轉移。
不過，在325年的尼西亞，參加會議的主教們，不敢有絲毫違逆君士坦丁之舉。
對基督教教義來說，幸運的是，君 士坦丁對信經，並不真的感興趣。他的干預，只是為了迫使人們達成某種共識。
基督徒在哪些教義上，應該有一致的立場？
「尼西亞會議」達成的《尼西亞信經》這麼寫道：「我等信獨一之神，即全能之聖父，創造一切有形 無形之萬物之主。我等信獨一之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之聖子，是聖父在萬世之先所生，是從神所出之神，從光所出之光，從真神所出之 真神，是生非造，是與聖父同體，萬物皆藉聖子而造；聖子為要拯救 我等世人，從天降臨，成為人身，受苦，第三日復活，升天，將來復 必降臨，審判生人死人。我等信聖靈。不過，有些人說‘在他以 先’‘他出生之前並不存在’和‘他是從無中被造者’，或者假裝上 帝聖子，是另一個存在或實體，或者是被造物或者可以改變或變化，普世教會應革除這些人的教籍。」
（譯註：此段以聖公會版本為基礎，按照英文原文做了修訂。 ）
其他信經出現得更早，以後還有更多的信經湧現。
不過，在 基督教，剛戰勝羅馬異教之初，《尼西亞信經》起到的作用，是確定了普世基督教信仰的內容。
正如保羅・摩爾所言，這個《尼西亞信經》是教會的憲章：「它直白清楚地陳明，一個無可逃避的事實。
所有基督徒，都當被要求認可這一事實；可以說，它就像軍隊裡的「團結誓言」，沒有任何情感 上的修飾，目的是要人們消極地，防禦信仰的最後堡壘，免遭異端邪說任何可能的顛覆，或者不信對信仰的稀釋。」
（註：現在通常所謂的《尼西亞信經》，與上面所列的文本並不一致。今天普遍採納的「尼西亞」信經，似乎是耶路撒冷教會洗禮的標誌，加上了尼西亞所採納之信經的內容，而且這些加進來的內容，於381年被提交給君士坦堡會議。參見Arthur Cushman McGiffert， A History of Chrisitian Thought（New York Scribners，1932），Vol. I，pp. 262–263，272–274 ）
《尼西亞信經》確認上帝只有一位，卻有三個位格：父、子和聖靈。
它宣稱耶穌基督是神，而非任何其他存在；他受苦是為人類贖罪；他 將會審判死人活人。
上述對基督神性的認信，並沒有告訴基督徒如何在垂死的社會秩序中生存，也沒有觸及基督徒注定要面對的巨大的道德，和形而上難題。
承擔這些重任的，是教會的教父們，他們在教會存在， 最初幾百年是基督教教義，強有力的增補者和護教家。
在那些於「君士坦丁」和「狄奧多西」，將基督教確立為國教之後，從事寫作的教父中，對文明秩序影響最大的學者，是非洲地區的希波（Hippo）主教奧古斯丁。
在罪惡充盈的世界，人可能成為上帝的烏托邦嗎？
奧古斯丁，受過古典哲學和文學的訓練，繼承了舊有的羅馬文化，將拿撒勒木匠和大數織帳篷者的教導，應用於一個新的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