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奧古斯丁去世之後一百五十年，曾被人們長久稱為「永恆之城」的羅馬在外形上，依然如故。
不過，羅馬已虛弱無力，而且幾乎處於無政府狀態。
元老院甚至已經不再舉行會議。
西羅馬帝國的最後一位皇帝，奧古斯都路斯（Augustulus）已在476年退位。
日耳曼蠻部族，各首領統治著義大利的大部分區域，眾日耳曼部落王國，最主要的勢力是倫巴底人（Lombards），佔領了義大利半島的諸多地方。
君士坦丁堡的東羅馬帝國皇帝，依舊聲稱對西羅馬享有主權，通過拉文納的總督們，管理義大利未被日耳曼人佔領的其他地區；不過，在整個「羅馬公國」（Duchy of Rome），羅馬城周圍的古拉丁區，他們沒有什麼權威。
在哥德人，最後一次圍困羅馬城期間，也即6世紀中期，圍城者砍斷供水管道，守城的指揮官則將所有平民趕到城牆之外。
後來回到羅馬城的人，只佔據了城牆內三分之一的區域，他們轉到臺伯河沿岸，因為那裡依舊有水源。
在今天的古羅馬廣場上，當時所立的一個紀念碑，孤零零地矗立在那裡，它便是那裡最後修建起的一個建築，佛卡斯 （Phocas）圓柱，為的是紀念東方的某位殘暴無能的皇帝。如果不是天主教會在帝國廢墟上崛起，羅馬會消失得無影無蹤。
由於聖彼得，曾是服侍羅馬人的使徒，由於聖彼得和聖保羅都曾在羅馬殉道，也由於古典世界有從羅馬接受指令的習慣。
羅馬的主教們，也即教皇，在這個時期逐漸擁有，相對於遙遠的皇帝宮廷的某些獨立性；而皇宮對教會關切的問題，也將信將疑。
在5世紀和6世紀，這段很長的一百多年時間裡，「羅馬主教」，相對所有其他主教的優先地位，還尚不明確；但凡是，東羅馬帝國在義大利半島掌握任何實際權力，「羅馬主教」便要小心謹慎地避免被認為，正式主張對耶路撒冷、安提阿、亞歷山大和君士坦丁堡的大教區，享有絕對的優先地位。
不過，在492年到496年任教皇的格拉西一世（Gelasius I）毫不含糊地宣稱，「這是由兩股力量統治的世界」， 一股力量是「國家」，一股力量是「教會」，這就是「兩把劍」的教義。
很快地，事態的演變，讓羅馬教廷得以更為強有力地，主張它的權威。
我們所謂的「中世紀」在古典時代和現代之間，很快就吞沒掉原有的秩序。
將古典世界和中世紀連接起來的，是聖徒和教皇，「大格列高利 （Gregory the Great」），他也是教會中，最後一位拉丁博士。
在教會內部，在某種程度上也在教會外部，他在這一歷史性轉折時期，維繫了秩序的連貫性。
格列高利大約出生於540年，是一位元老院議員的兒子，家族在義大利半島和西西里，擁有大量的產業。就像他的先祖那樣，
他年輕時打算從事公職，而且曾被任命為羅馬的城市官員；實際上就是已經衰敗的羅馬城的總督。
不過，他非常虔誠，讀過很多聖奧古斯丁的作品。
於是，他在574年離棄公職，成為一名修士，在西西里創建了六所修道院，將他家人在羅馬的宮殿改造成另一所修道院，並在領受副主教的聖職後，很快被任命為「教皇駐君士坦丁堡的大使」。
他繼承了其先祖們，管理公共事務的才能。
不過他更喜歡沈思默想的生活，於是在西元586年，當上了羅馬一家修道院的院長。但他的平靜生活沒能持續下去。
590年，教皇帕拉糾二世（Pope Pelagius II）和許多其他羅馬人，皆死於瘟疫。
羅馬城的神職人員和民眾，一致選舉格列高利，作為新教皇。
這位固執的修道院院長，懇請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不要批准選舉結果，並因此想過逃跑。
可是，在590年，人們將他活生生地拉到聖彼得大教堂， 他在那裡就任羅馬主教。
像羅馬共和國的地方長官一樣，這位尚存羅馬古老高尚美德的最後典範，最後成了「被徵召的教皇」。
在如此不情願的情況下，格列高利接任「聖彼得大教堂」的主教一職；不僅僅是由於，他喜歡宗教默想，還因為當年的羅馬，已經看似了無希望。
東羅馬帝國皇帝的總督「比倫巴底人更加敗壞」，已聽任羅馬人自生自滅；倫巴底人的領袖們，從南面和北面威脅「羅馬公國」。
丹尼爾 — 洛普斯（Daniel — Rops）評論道：
「義大利一直在遭劫掠，蹂躪它的野蠻暴力，不僅僅出自倫巴底人，也來自各方勢力。
每一年，都有更多的城鎮被燒毀；旅行者們在通衢大道上，是沒有安全保障的，隨時有盜匪和蠻族出沒；淪為奴隸的罪犯大軍，成群結隊地在街上遊蕩，脖子上纏著繩索，好像一群狗。」
[ H. Daniel-Rops，The Church in the Dark Age， (London：J. M. Dent， 1960)，p.223. ]
格列高利，曾當過城市的長官。現在，雖然他的身體總是弱不禁風，他卻必須做他們的「教宗」。
他後來冷冰冰地感嘆說：「在這個時代，我不知道『教皇』是該作為一名靈性領袖，還是世俗的君王！」
由於羅馬已沒有了世俗的權力機構，格列高利只能同時承擔，近乎「世俗君主」的角色。
在被拜占庭軍隊拋棄的情況下，他發現有必要，單獨與倫巴底的公爵們，設法達成和平協定，並向軍隊發號施令。
為了維護公共秩序，給羅馬城裡，正挨餓的窮人提供食物（政府已無力再給他們提供麵包或馬戲表演），他必須承擔最高地方長官的職責。
「彼得的財產」（Patrimony of Peter），包括教廷轄區，廣泛散布在羅馬周圍、義大利某些地區以及海外的產業。
格列高利將之整頓後，進行合併，後來這些產業，就變成了所謂的「教會國（States of the Church）」。
他仍舊認可「遠方皇帝」的主權，因此沒有正式宣稱教會享有「優先地位」。
不過，當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在莫理斯（Maurice）皇帝的鼓勵下，試圖將自己封為「普世大牧首」時，格列高利（他僅以主教的名義，簽下自己的名字）反對這一做法，並取得了成功。
格列高利教皇，通常以「上帝僕人的僕人」的風格行事。不過，他的政策給世界帶來的改變，不遜於任何皇帝。
實際上，格列高利的領導，將東西羅馬帝國間尚存的政治聯繫，徹底割斷 了，也促使基督教信仰和文化向北傳給「條頓人」。
在格列高利的派遣下，「坎特伯雷的聖奧古斯丁」，到英國促使異教的盎格魯人和撒克遜人改信基督教。
格列高利，接著差派的其他傳教士，很快在日耳曼蠻族的土地上結出果實，改信基督教者非常普遍。
中世紀的西歐開始成形，羅馬將成為其「靈性中心」。
H. A. L. 費雪寫道：
「在格列高利的領導下，羅馬教廷，就像暴風雨中的燈塔一樣，矗立在西歐。」
[ H. A. L. Fisher，A History of Europe， (London：Eyre and Spottiswoode， 1935)，Vol.I，p.173.]
格列高利，擁有羅馬人源遠流長的才幹，善於管理具體事務。
他的社會原則，和他的神學一樣，都源自希波的聖奧古斯丁。
他努力試圖讓教會，儘可能地接近「上帝之城」的樣子。
假如他沒有嘗試派遣傳教士到諸多地方，與蠻族的國王們，建立起經常性的聯繫人脈，並在盡量在可及之處，建造儘可能多的修道院；如果沒有他的這番努力，那麼，古典時代與新興的西方之間的文化和體制，連續性可能會被徹底打斷。
他的講章，依然是基督教應用性教導的範本，他有關教牧規則的書，包含許多治理社會的箴言 —這些箴言從未失去其針對性。他是古典社會秩序的最後一人。
格列高利明白，古典時代的架構，不可能保存下來。
在獻給殉道士，納利烏斯（Nereus）和阿奇利烏斯（Achilleus）的地下大教堂講道時，格列高利說：
「看看現在的世界，凋零成什麼樣子了；不過，我們的心裡，依舊在貪戀這個世界。到處都是死亡，到處都是悲傷，到處都是荒涼哀戚；我們四面受打擊，我們渾身上下都滿是苦毒。
不過，由 於我們的頭腦已被肉體慾望蒙蔽，我們卻喜愛這種苦毒；當世界離棄我們時，我們卻去追隨它；當世界崩潰時，我們卻抓住它不放。
既然，我們無法支撐起它，當它敗落時，我們就一同敗落。我們企圖抓住它，卻在它敗落時，與它一同敗落。」
他的羅馬會眾，當時還在地下洞穴聚會，就像已經被埋葬一樣，卻仍覺得與他們頭頂上，那座正遭劫掠和崩潰中的羅馬城，這座「此地之城」息息相關。格列高利鞭策他們，要追求永恆之物，他說道：
「這個世界曾讓我們對其中的快樂，戀戀不捨。
現在，它卻滿是苦難，以至於成為我們尋求上帝的動因：所以，好好想想，我們所經歷的一切全是虛無。世俗之物的終極歸宿，向我們顯明，可能衰敗和泯滅的東西，只是虛無。
它們的毀滅，向我們宣告，這稍縱即逝的東西，非常接近於虛空，儘管它可能看似堅固牢靠。」
［ Gregory I，“Pride Rebuked”，in F. M. Toal (ed.)，The Sunday Sermons of the Great Fathers， (Chicago : Henry Regnery，1963)，Vol. IV，p.262.］
可是，上帝的秩序卻永存：「天堂的秩序」、「地獄的秩序」和「煉獄的秩序」（這最後一個說法，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格列高利）。
格列高利在講道中說，在當下的生命中，我們要盡可能地潔淨自己；我們的生命，就是一個漫長的懺悔和贖罪的過程。中世紀 — 信仰的時代 — 在向他招手。
如果主持聖彼得大教堂，那些格列高利的後繼主教們，能夠達到格列高利的高度，中世紀的社會秩序，可能會比之前的任何秩序更加公正。
中世紀的教會確實維繫了某種秩序，正如它延續了某種學問。
不過， 它沒有變成上帝之城。
19世紀的阿克頓勳爵寫道：「教會肯定是由上帝命定的，因為沒有哪個僅僅由人類建構的體制，能夠在犯下這麼多的罪行和失誤之後，仍舊延續下來。」
不管其中的緣由究竟如何，格列高利一 世，向已經蠻族化的西方世界，傳播了一種「道德秩序」的觀念，並為它留下 一份沈甸甸的文化遺產。
這些觀念和遺產，熬過黑暗時代的人間地獄， 留存了下來。
格列高利看顧的那種秩序，歷經成百上千年，後來成為美國社會根基的組成部分。
美國人的靈魂秩序，端賴基督教：正如19世紀的托克維爾觀察到的那樣，美國人負責任的自由，來自基督教「習俗」；源自人們藉以規範其作法的思想和行為習慣，而且儘管美國的政治秩序，是 多元主義的，並已部分世俗化，但它同樣大大得益於「基督教的教導」。
20世紀的很多人不太容易理解，一個文化的方方面面，是如何從共同的宗教信念中發展起來的。
不過，希伯來人、希臘人和羅馬人的文明，都是從宗教的土壤中成長起來的。
一旦，宗教教義的力量衰落，那些文化也就開始衰敗了。
大格列高利的努力，構築起通向中世紀的橋梁；而共同的信仰，則再次在中世紀，成就了一種高等文化。
很明顯，人們在哥德式和羅馬式教堂中，仍能欣賞到的中世紀建築風格，其靈感源自「宗教」， 其他所有藝術形式也都如此。
經濟活動，是在教會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從修道院的農業地產，到以「基督徒兄弟會」為其發端的手工業行會。
教會淨化並經常引導中世紀的政治秩序，皇帝們和國王們，被迫承認教會的道德權威；大多數政治管理的實際事務，是由「辦事員」（Clerk）或 神職人員（Cleric）執行。
在中世紀結束時，宗教形式的轉變，會反映在政治形式的變化之中，而基督教的遺產，依舊會延續下來。
於是，基督教對人類狀況的理解，大多經由英國傳到美國，讓美國的政治秩序，獲得了內在的統一。
美國的政治，並非僅僅是全國性黨派會議，或者總統選舉；相反，這些大會和選舉，以及美國所有其他政治實務創新，都僅僅作為工具和手段而已。
其目的，是為了落實有關「人類狀況」的一系列信念。
這些信念，不都是基督教的，不過它們在很大程度上，確實是基督教的。
約翰・海勒威爾（John Hallowell）在評論現代民主時，充分闡釋了這一看法。
他說道：
「世俗王國所追求的和平與正義是好的，但也只是相對而言，因為儘管他們所追求的「和平」與「正義」，對實現持久和平與完美正義，是必不可少的，卻不等同於後者。
人應該忠誠於自己的社會；不過，因為他們有超越於此世生活的終極目的地， 他們便有更大的義務，和更堅定的忠誠，也即對上帝的忠誠。
這一教導的目的，不僅是要對「世俗領地」和「靈性領地」加以區分，還要讓「世俗權威」接受一個更高的權威的裁定。
柏拉圖曾以為，只有少數人才適合的智慧和德性的生活，現在被視為所有人都可靠著上帝的恩典，平等享有的東西。
這對政治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既然存在著某種「高於特定國家的權威」。
那麼，沒有任何國家，還能夠要求我們「絕對效忠於它」，或者試圖控制我們所有的生活⋯⋯人們能夠辨認出，這種見地實際上，源自基督教的教義。」 [ John H. Hallowell，The Moral Foundation of Democrac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4），pp.116–117. ]
基督教，沒有劃定任何特定的政治體系。
教會曾和王國、獨裁政權、貴族政體、寡頭政體、共和國、民主政體，甚至20世紀的某些極權政體共存。
然而，一旦基督教信仰，為某個民族普遍接受。
那麼，任何政治安排，都會受到基督教有關道德秩序的教義的影響。
這一道德秩序也會作用於政治秩序。
基督教有關正義、仁愛、共同體和義務的觀念，可能會在不急速改變政府架構的情況下，轉化一個社會。
個人的價值、 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以及對所有世俗權威的限制。
這些都將塑造，美利堅共和國的基督教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