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帝國」之路(七)

關於Cantonese Empire的成立方式,我們大概分歧不多;這必然是以軍事行動完成的——如果不流血「合邦」,那麼就不僅是形式上、而且實質上的聯邦或邦聯,決不會是Empire。

在討論由香港主導的Empire building進程前,我們必須拋棄下圖的觀念:

該種執念(「絕對不能發生XX」)既沒有戰略的認知意義,而我們用軍事規律驗證它時,它也是錯誤的。戰力並非一堆靜態數字的加減,例如什麼「咱們中國十幾億人,用腳踩都能把敵人踩平」,而是取決於在適當的時機投放適當數量的士兵。以(局部的)多打(局部的)少、以快打慢,善用內應(不要指望我),上述的情況就很可能反過來,不是「廣東霸埋香港」,而是「香港霸埋廣東」。

香港正處於Empire building的首輪leadership機會;嚴格說來,這機會始於1997年、甚至更早,儘管我們不免對此時點(timepoint)感到驚愕——那時候的香港,連本土思潮都欠奉,所謂「機會」,究竟從何談起?

我的立場已與那時大不相同了(爛頭卒們必定又將這圖作為冒牌貨的間接證明,同時我又心懷叵測云云);但最後一句仍然適用。啊,「神州大地」,哪裡不是商機?哪裡不能豬籠入水?當港商這樣想時,他們走出了廣東——世界仔嘛,不要把自己局限在角落裡。

事後看,當年的這些「轉數快」,今天已變成錯誤和失誤;但機會並未結束。由於維穩政治、文化洗腦和資訊管制,香港與廣東處於一種資訊不對稱的狀態,而香港佔有優勢:也許香港對廣東的內情知之甚少(「剪爛回鄉證,唔X返大陸」之類),但要命的是,廣東通常不知香港在發生什麼事。

我們先不管該圖的言論是否屬實,這屬於我一再提到的「(繁瑣)經院哲學」,是缺乏戰略觀的表現。香港若意識不到自己(戰略上)的囚徒困境,也就罷了;然而香港一旦意識到困境的存在,而香港又決心由自己主導Cantonese Empire,那麼香港既能比廣東先手行動(香港對外擴張,不需承擔或承擔較少的,因金融中心動蕩而導致的損失,外力攻佔香港則缺此庇佑),又有資訊上的不對稱優勢,這些美好的烏托邦藍圖,必然在戰爭中遭到無情的嘲笑與踐踏。

香港如果想取得先機,首先必須解決的是我曾在<香港的國家建造>、<最後一人>裡提到過的政界「碎片化趨勢」:

這大概有兩種可能的辦法(但願你們會想到更多)。第一是期望所有人(基於「大義」或迫於武力)共同服從某個「偉大領袖」,而成本(我多次引述過我使用該詞時的定義,此處不贅)是鬆散的聯盟,以及不斷的內訌。這在對外征伐時是非常危險的;無論是否保持(形式上的)民主政制,泛民和自決派雖不堪戰場之用(保皇黨則怕死居多),但他們卻能在後方再三「搞事」(戰時標準不同平日,捨此無以用兵)。

第二是借助「外力」迅速打垮所有碎片化的政治派別——選擇了這條路,也就等於選擇了totalitarianism(待局勢穩定後,可緩慢轉換為authoritarianism)。我難道不知道,香港現在行的是英式法治,而未來也將為著捍衛該制度而奮鬥嗎?我知道;但我們現在談的是empire building,我們側重的是軍事策略。

這裡我們不妨先稍為暫停,看看以下「爭拗」:

這類爭拗在metaphysic角度是有益的。但當我們下決心實現Cantonese Empire時,我們就祗關心上下限:一支(小型)軍隊是必須的;控制香港(大部)是必須的;沒有這些先決條件,我們再怎樣大談特談,也就是「忙碌(或曰煩躁)地等待香港獨立」和「悠閒(或曰心淡)地等待香港獨立」的分別——等是可以等出個香港國的;但Empire卻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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