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帝國」之路（九）

也許Empire building並不祗有一條路徑，但香港的首輪機會，則絕對是一場冒險——必須以最快的速度、最小的成本取得軍事勝利，並盡早得到「外國勢力」的承認。

這仿佛是在癡人說夢；尤其這一點，我們已習慣了「聯合國」（實際上它的歷史既相當短，而此前的「國聯」又已有失敗紀錄）下的國際關係框架，雖然我們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外（部的離心）力，但我們又堅信，萬一有事，美國等等並不會插手，我們祗能單獨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像過去我們先民面臨的戰略局勢那樣。

外交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它貫徹著軍事行動的始終。在香港向北出兵之前，若沒能得到駐港領事們的（公開或秘密）支持（實際上也就代表著外國勢力的endorsement），甚至根本沒有就此類計劃交流過，那麼我們可以預期，當該類軍事行動發生時，得到的多半是冷言冷語。

這未必是帝國主義者們的錯——可能他們沒能有足夠的資源和人才，投放在外交事務上，可能他們根本沒想到要準備，認為單憑軍事的勝利便能造成既定事實，或者更糟的是，浪費時間在各種枝節問題的爭拗上，當自己忽然獲得了武力，也是糊里糊塗的，對局勢缺乏深入的思慮，然後就按照他們那些臨時興起的「計劃」去做。

戰火底下，不可能不傷及無辜；然而我們談到外交時，對於所有「外國」（簡單而言就是英美法德等國）的僑胞，必須加以慎重地處理。哪怕有少數的Fxxking chinese以難民或其他能想到的各種原因，混入廣州的外國領事館尋求庇護，也不能強硬地要求對方交人（哪怕是我們急需生擒或擊殺的重要人物）。

這些祗是最低要求——實際上要做的事更多。我們不清楚廣東省範圍內到底有多少foreigner活動，但他們的生命必須（盡可能）受保障，他們的財產必須（盡可能）受維護，哪怕是在最激烈的戰鬥中；雖然我們不能這樣敎條，但我們心裡清楚，他們有傷亡、有損失，在外交上則將是Cantonese Empire的挫折。

談到軍事，我們似乎漏了最重要的「解放軍」：這裡不提中環軍營、赤柱軍營、石崗軍營等等的「駐港部隊」，這些部隊就算不是Cantonese Empire，祗是（武力）港獨，那也已要納入考慮。我們要談的是原「廣州軍區」、現屬於「南部戰區」的該部分軍力。

對此我們有幾個迷思。第一，我們認為這些部隊在「支爆」或其他大規模動亂後，會迅速割據自立。我們忘了還有「黨指揮鎗」這四個字。第二，我們認為就算開戰，Empire force祗需要對付這個戰區的軍力。戰區劃分是人為的界限，可以建立，也可以輕易打破。第三，我們基於恐懼或盲目的樂觀（或曰對「支那軍」的鄙視），不是過於高估他們的戰力，就是過於低估他們的戰力。

我們要搞清楚，至少在珠三角區域（以及粵西、粵東的一部分），這（些）是海權的影響範圍。儘管我們在兵員上不佔優勢，但盟國的海上優勢（實際而言，是指航母等等）足以抵消掉解放軍的人海戰術。不懂得海陸夾攻於這一區域的軍事優勢，在內陸（狹義而言，指粵北和粵東山區，這裡用廣義，即離海邊50公里外的區域）和解放軍血戰，那是必然要遭到失敗的。

如果Empire force心裡想的是「不惜一切成本（或曰代價）取得勝利」，那麼他們就必然會注意到這些：

大亞灣核電廠 廣東深圳 1號機組 2號機組

嶺澳核電廠 廣東深圳 1號機組 2號機組 3號機組 4號機組

臺山核電廠 廣東江門 1號機組 2號機組

陽江核電廠 廣東陽江 1號機組 2號機組 3號機組 4號機組 5號機組 6號機組

韶關核電廠 廣東白土 在建

營運這些核設施（對於新Empire政府而言）非常困難，但要破壞則簡單得多——然而這是極端的玉石俱焚做法，尤其前兩廠，它們離香港的距離如此之近，實際上的效果已不是花園口決堤，或者荷蘭水淹法軍（路易十四時代）可以比較，而與日本二戰後期的「一億總玉碎」沒有分別了。

當然，我們馬上留意到，也許Empire force不想破壞，但另一方的行動則無法估計（如果他們沒有輕敵的話）。自行造成核洩漏，然後把責任推在Empire force頭上，解放軍暫時（提早）往北撤退，把爛攤子留給Cantonese收拾（人道、環境等等災難自不在話下，更要命的是對外交的衝擊），待攤子收拾到一半，大軍再迅速經湖南（沿京珠高速）、江西（沿粵贛高速）攻入，撲殺反抗勢力。

寫到這裡，我們是時候回歸「現實」（或曰食藥，雖然我的用法和坊間相反，即在未食藥的情況下，我纔是清醒的：故我服用的是「迷幻藥」）。以上的推斷過於天命行空——但我要提醒各位，這些都是以Empire force有能力執行各類（中規中矩的甚至天才的）戰略為前提的。香港根本沒「人」（武裝反抗者），或者糊里糊塗成立了新政權，但壽命比巴黎公社還短，又或者能打出香港，但政府中途發生政變、軍隊發生嘩變……這些都已非我所能逐項估計的事。

1928年以後的國民黨就處在（這種）地位上。為什麼日本人不敢打北洋政府？不是因為日本沒有這個實力，也不是因為北洋政府怎麼樣賣國。關鍵在於北洋政府是一個國際體系中的良民，而日本也是一個要做良民的國家，你們雙方都是良民，那麼當然不能打架了。有糾紛，到派出所去解決啊，到法院去打官司啊。你自己打起來那你自己不變成犯罪分子了嗎。所以日本不能打。日本為什麼可以打國民政府？因為國民政府通過革命外交把自己變成了通緝犯，你既然是通緝犯，那我隨便打你都行啊！所以日本就去打你了。

（數卷殘編，<古今之變的關鍵節點>）

Cantonese Empire是對國際局勢——具體點是東亞秩序的一項衝擊。它的提出、它的執行、它的實現，都必然始終伴隨這類擔心：你（香港）究竟想點？可以想見，（儘管已經說出來，）開始時仍會將有相當部分的人以為，這是重建中國、或者說建設民主中華的（其中一項）舉動。但當粵軍止步於越城嶺、都龐嶺、萌渚嶺、騎田嶺、大庾嶺，停下來進行國家施政，人們就會驚愕於這個近代以來從未有過的國家，忽然之間出現了。

引發的當然是多米諾骨牌效應。今天可以有Cantonese State，明天也可以有什麼湘人共同體；但我們該擔心的不是這些。我們該擔心的是越南迅速派大軍攻入廣西，逼近廣州——我們認為這也是天方夜譚，但歷史上已發生過幾次越南圖謀兩廣的事，而且祗要時機合適，它會再次發生。Cantonese State自身的力量過於虛弱，一旦被擊敗，便無法翻身。相較之下一國一制反而輕微得多，儘管我們都當這個是世界末日般的，我們總是先驗或實證地否決這個可能性。一國一制，香港固然暫時地「沉淪」了，但在失去國際大都市光環的時候，奪取全粵的正當性，實際上是增加了——香港不再是「特殊的」、「高高在上的」，它和廣州、中山、東莞站在同一位置上，這於香港人自然是失落與屈辱感，但反過來說，其他城市的警戒心也隨之而減少。

無論Cantonese Empire以什麼方式在首輪建立，它必須達致這幾項外交的成果：

1、攻佔海南島後，盡速處理South China Sea問題，有風度地（diplomat或有diplomat思維的人應會知我在說什麼）放棄九段線（不必理會「中華民國」這個殼，至於臺灣，它有心無力），在順利解決外交爭端的前提下（若有衝突，則不考慮），設法保住西沙與東沙的部分島礁。

2、盡速表示承認《核不擴散條約》。

3、承擔廣東省政府此前的對外債務，歸還或足額賠償foreigner在廣東省的資產。

其餘可做的事還有很多，總之要及早造成既定事實，入不入去聯合國還是其次。但像什麼「利用廣東作緩衝區抵抗支那」之類的祗打算採取軍事行動，但沒有管治措施配套的辦法，最後必然是導致以鄰為壑：祗要香港不遭受戰火，可以隨心所欲地毀掉深圳、東莞或廣東的任何一個地方。這類決定導致經濟甚至全面制裁（主要是美國）的機會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