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帝國」之路(六)

當我們談論戰略時,我們明確一點:可行性的差別不單是從理論演繹而來,也就是說,並非「紙上談兵」,爭拗一番就可有落著;而是取決於時勢、戰略的運用次序以及執行者的質素。

前五篇我已然粗略地談及Cantonese Empire的可能。那麼,為何作為廣東人的我,要這麼大公無私(或曰「慷慨」)地為香港勾勒這幅藍圖?因為我自己本來該是born as (BNO) Hongkonger?

不,不:我們必須非常清楚,任何戰略都有上限和下限,這既意味著,我們要守住我們彼此賴以認同的元素,也意味著我們不能太好高騖遠,以免「蛇吞象」後消化不良、甚至撐爆自己的肚皮;但它更意味著,縱然我們談論許多種大計,最後能得以付諸實踐、取得成功的,大部分時候祗會是其中一種。舉個極端例子,假設香港大城邦得以成立(而掌權者又正好是C.P.R.),那我作為這轄區中的一人,因著我與C.P.R.(爛頭卒們)的恩恩怨怨,我必然要展開逃亡之旅的,或者到廣州、或者到韶關……總之遠離該勢力的直接管治。

若人們在1848年左右便建立德意志國,那麼它與1871年的德意志帝國,在發展路徑上必然有許多差異。我們知道,後者屬於歷史事實,而前者不是——但我們總不能否認1848年前後,存在這項可能性(儘管如今看來機會很低)。如今的香港,在我眼中正是如此。這並非說,我一心以為我主張的,或者我描述的進路必然會勝利;這其中尚有許多變數,而我並不是歷史決定論者。

然而我們若因此抹殺這條進路的任何可能性,那麼我們就不僅是錯,而且大錯特錯。香港已拿到了Empire的先手牌,直到這張牌被放棄,例如人們根據靜態的人口統計,廣東有上億人、但香港祗有700多萬云云,認為談論這些事是天方夜譚,一再坐失時機(拒絕的理由將是非常「清醒」的),那麼該牌便會發到Cantonese atmosphere中的其他勢力。在這之前,我仍有必要保持我的「參與」(發表閒言閒語)。

我並不寄望,通過這些效勞,獲得什麼「些微回報」;我們不妨先看看以下言論:

以上言論並不能代表香港所有人,然而我預感到,某程度上這代表了香港其中一種潛在取向。毫無疑問這是港人中心的;一開始祗是為了取得「緩衝區」(中間的反駁祗能佔嘴上的便宜,當我們發覺香港SDR並不如臺灣、日本那樣有海洋作為天險憑借,而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直接的陸上接壤時,兩害取其輕,我們寧願倒向「冇食藥」的另一方),但祗要香港人踏過深圳河,無論一開始人們心裡面想的是什麼、追求的是什麼,那已意味著帝國的開端。

此處我們稍微引用國府北伐——這是個依靠外國勢力的好例子。我們可以看到,之前並沒多少人在乎廣東(蔣中正)在想什麼;然而當光頭不僅打出廣東,而且還接連擊敗對手時,人們纔後知後覺,這時候已然太遲了。國府的架構已然被確定,這是個首先服務於江浙派——或曰上海的霸權。

香港尚未有完整的Empire theory;而在各種(勉強算)「接近」的觀點中,我看不到任何能真正容納廣東人(常見的是「殖民廣東」論調)的理論。若按照這些理論,在香港的統治下,廣東人甚至連拉丁人之於羅馬人(見「拉丁公民權」Latin Rights)的待遇也無望得到:

A number of political proposals had attempted to address the growing discrepancy whereby Italians mad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Rome’s military force, while receiving disproportionately small shares of land and citizenship rights.
(Wikipedia, Social War 91–88 BC)

簡要言之,這是個冷酷的帝國——而不幸地,我不是香港人。這使得我沒法坐以待斃;我必須親自參與Empire building,以防止我自己被「利維坦」(儘管按照我的追求,這應是我期望的,但若有更好的可能,我便沒可能讓自己接受如此差的下場)咬死。

當然,總會有「人」(爛頭卒)提醒我夠鐘食藥:你何必這樣杞人憂天呢?香港人怎會對這些瘋言瘋語有興趣呢?我已說過,這些機遇並不是無期限的。時機一旦過去,香港縱有帝國主義者,他們成事的難度也大增,甚至最後的效忠對象並非香港:正如我現在的藍圖也不是為廣東而描繪——那就真的是「他朝君體也相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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