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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媒體人往事(完整版)

作者:影子,校對:大飛

本文為 LateBlog 會員文章,系列文章會在 LateBlog 陸續發佈

一、1984,廣州 289 大院

1984,反烏托邦作家喬治·奧威爾筆下的著作,但這個數字在廣州 289 大院,它建立起了眾多媒體人的記憶,這一年,左方和關振東兩人在這裏創辦了《南方周末》。

開創:左方時代

左方本名黃克驥,年幼時,左方的父親死於戰場,其母親便極力反對左方參軍,但 15 歲那年,左方執意要參軍,便與母親關係鬧僵並斷絕關係,後更名為“左方”,左字取自左聯(即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左”字,方字取自《南方日報》的“方”字。

1962 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係的左方在堂哥的引薦下,在《南方日報》擔任文藝部副刊編輯一職,後來北京搞政治審查(文革期間,左方等人因反江青),左方被審查了一整年。到了 1978 年 1 月,審查結束後,左方被調到資料室當資料員負責剪報,一剪就是 6 年,也是在這 6 年內,左方形成一個新的思想:啟蒙,即改變中國人的思想素質。

南方周末及南方都市報大廈/wikipedia

1983 年 10 月,《南方日報》報社借鑒國外新聞模式希望成立周刊小組以此增大報刊量,同時開創報業的廣告市場(當時的《南方日報》沒有廣告),《南方日報》總編輯、社長丁希淩和副總編輯劉陶推薦左方為組長,而關振東擔任主編一職,兩人負責該周刊的編務工作,左方便將啟蒙思想融入到該周刊。該周刊試刊第一版名字為《〈南方日報〉星期六周刊》,試刊第一版結果並沒有“一舉成名”,直到收取了珠江電影製片影評作者祁海的建議,將名字改為《南方周末》。

期間,左方為提高《南方周末》(下稱《南周》)的知名度,拉到了陳李濟藥廠的讚助,由此搞贈報活動,結果贈報活動的第一天就被廣州市郵政局局長臭罵了一頓,因為參與贈報活動的人數有 12 萬多,無形中給郵局的工作人員增加了“不知情”的壓力。之後,郵局局長與左方達成協議,由《南周》的人員來負責蓋郵戳。

1986年,《南周》發行 40 多萬份,在解決了發行量問題後,左方開始著手廣告問題,即征集廣告詞,當時的《南周》和 30 個企業達成合作。也正是在這一年,《南周》從《南方日報》分離出去,並正式成立編委會,由賴海晏擔任主編,左方和佘達擔任副主編,陳兆川擔任編委(因當時內部有規定非黨員身份不得擔任主編職位,故左方在這裏掛職副主編,直到後來取得黨籍後,才轉為主編)。

1987 年,《南周》報道類型轉型為輿論監督,到了 1993 年年底的時候,文化部因《南周》刊登王蒙私人生活(被視為唱反調,王蒙當時卸任文化部部長不久,新任文化部部長賀敬之對王蒙極為不滿),向北京中宣部(下稱中宣部)投訴,不久,中宣部常務部長徐惟誠便口頭下令停刊《南周》傳話給廣東省委宣傳部,時任廣東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的鄒啟宇拒絕徐惟誠的“口頭停刊”,翌日,中宣部發火,要求必須停刊,廣東省委宣傳部部長於幼軍便將停刊一事轉達給南方日報社社委會(下稱社委會)。

與此同時,公安部(因《南周》發表《襲警案》一文)和國安部(因《南周》發表《白領階層的黑色行動》一文)也分別向中央政法委告狀,中央政法委傳話給中宣部,要求嚴肅處理《南周》,最後在時任中宣部部長丁關根的指示下,下令對《南周》的停刊整頓通知。

當時,社委會恰逢年慶,前任省委書記、時任廣東省人大主任林若參加年慶(林若也是南方日報的領導人員),了解該情況後,聯係時任廣東省委副書記、秘書長黃華華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員會書記謝非帶話,得到該消息的謝非讓其秘書當天返回廣州回應同意《南周》不用停刊,並傳話給中宣部,但中宣部拒絕這種“口頭傳令”,要求有書麵的公函。

謝非最後建議《南周》主動刊登檢討文章,同時指示於幼軍和《南方日報》分管的副總編輯李孟昱和《南周》的主編遊雁淩一起赴京向丁關根承認錯誤。之後在徐惟誠的指示下,改由於幼軍一個人向丁關根彙報,最終丁關根同意謝非的意見不用停刊,但對《南方周末》編輯部必須嚴肅整頓、嚴肅處理。

兩個月後,中宣部要求左方前往南寧開檢討會,社委會建議左方不要去,換由遊雁淩前往,最終遊雁淩因家事無法前往,再度換回左方前往檢討會,檢討會取得良好結果,中宣部沒有處罰《南周》,但社委會有所顧慮,最後口頭帶話向中宣部保證,稱《南周》目前還在整頓之中,整頓之後會選擇一個政治業務很強的人來任《南周》主編。

1995 年的中秋,社委會換屆,李孟昱擔任社長,江藝平新任社委會委員,李孟昱不再分管《南周》,改由江藝平分管《南周》,錢鋼擔任《南周》副主編職務,但因時任主編的遊雁淩拒絕和江藝平合作。無奈之下,社委會將遊雁淩調走,讓遊轉當《南方日報》總經理助理。

第二年,江藝平正式接任《南周》主編職務,成為《南周》第六任主編,緊接著遊雁淩之後(前四位主編分別為關振東、賴海晏、李孟昱、左方)。江藝平起初並不同意擔任《南周》主編,後來在以左方陪同她一起渡過世紀之交的前提下,江才同意該職務,這段時間同時也是左方返聘時期,直至中宣部傳話。

巔峰:江藝平時代

江藝平與左方的不同點在於左方一開始是極左分子,在經過多種磨難後,才成為反左分子,而江藝平從一開始就是典型的才女,業務能力強,溫和有力,左方很欣賞江藝平,一開始就想把江藝平挖到《南周》,但當時江藝平的領導拒絕左方的請求。此外,江藝平和謝非是老鄉,不僅如此,兩人在思想方麵也是較為開放和自由,也正是在這種思想環境下,江藝平任職期間的《南周》成為了無數媒體人的淨土,大量的新聞精英加入其中。

江藝平擔任《南周》主編期間,中宣部兩次召她進京談話,多次通報批評,根據左方自傳的內容可以知道,江藝平每次都能沉著應對。同時不少媒體人則評價,(江藝平)尤其善於發揮年輕人的積極性,事實上,在江藝平擔任《南周》主編的期間,是《南周》最巔峰的時候,她將《南周》的十六版成功擴充為二十四版,也正是如此,媒體人員也得以逐步增多。

直到 2000 年年初,廣東省委會宣傳部受中宣部指示下令將江藝平調離《南周》,正是在此期間,《南周》的第一批主力記者楊海鵬(調查記者)、陳菊紅(騰訊副總裁)、方三文(雪球創始人)等人相繼幾年內離職。

2003 年,社委會調離江藝平負責主管《21 世紀報係》,而《南周》主編由來自廣東省委宣傳部的向熹接任,向熹空降《南周》後,不想《南周》的報道頻繁“招惹”中宣部,便暗地裏招收“黨性”較高的實習生,但計劃最終沒有得逞,新來實習生總是因《南周》的環境最後和之前的記者站到了一起。

而江藝平在接管《21 世紀報係》沒過多久,《21 世紀環球報道》又被中宣部下令停刊,次月,恰逢南方日報集團內部發生南都案。到了 2006 年,時任南方報業社長範以錦選擇退休,由楊興鋒接任該職位,兩人提撥江藝平為南方日報集團副總編輯,管理因南都案受重創的《南方都市報》(下稱《南都》)。

同樣是好景不長,江藝平在分管《南都》兩年後,因在《金融時報》發文批評中國當局的西藏政策,被社委會撤離分管職務,調離去負責分管《南方農村報》和南方新聞研究所,而《南都》轉由楊興鋒和曹軻兩人負責,另一邊,中宣部也派出檢查組入駐南方日報集團(下稱集團)。

2003:廣州收容和南都案

孫誌剛之死的報道是中國新聞行業無法被跳過的大事記,它是近些年的媒體展示第四權最成功的代表事件之一,它代表著中國媒體人的巔峰一刻。在孫誌剛發生的同時,集團內部也發生了影響較大的人事變故,程益中、喻華峰、李民英被廣州市當地檢察院指控貪汙、行賄、受賄、私分國有資產等罪名逮捕及判刑,即南都一案。

2003 年 3 月 20 日,武漢科技學院畢業生孫誌剛死於一家位於廣州收容人員的醫院,院方對外回應孫誌剛係正常因病死亡。但孫誌剛的家屬及同學表示,孫生前無任何疾病,稱院方回應的“因病死亡”並不是孫的真正死因,並不能接受院方所謂的死因報告。

在當時,並沒有媒體報道孫誌剛的“因病死亡”這件新聞,對於大眾而言,這是一件再普通不過的事件,自然也不會進入媒體報道的範圍內。幾天後,《南都》調查組記者陳峰在西祠胡同(論壇)關注到該事件,恰巧孫的同學在該論壇上透露了自己對孫的死亡疑點看法,這引起了陳峰的注意,於是聯係到這位透露疑點的同學。

不久之後,陳峰與同為調查組的記者王雷介入對該案件的調查,發現該案件出現各種疑點,如法醫鑒定的死因非常模糊,最讓人可疑的是院方在當時拒絕媒體對該事件的采訪。兩人對孫的死進行了大約一周時間的調查,最終將調查結果發布在《南都》上(《被收容者孫誌剛之死》一文),內容揭露了大學生孫誌剛隻因沒有暫住證就被當地警方強製收容、慘遭毒打最終致死的真相。

4 月 1 日,該報道發布後的幾天,時任《新京報》總編、《南都》前總編程益中,《南都》原副主編兼總經理喻華峰,《南方日報》社委李民英等人被廣州檢察院指控於 2001 年 6 月利用職務便利挪用公款,涉嫌經濟犯罪問題並對其刑事拘留,依法逮捕。

也是在此期間,廣州警方迫於社會公眾的壓力,不得不重新對孫誌剛案進行再度調查,爾後,在同年 6 月公布其調查結果,確認孫誌剛死亡原因係生前醫院護工喬某琴、李某嬰和同房病人等犯罪嫌疑人毆打致死。

同月,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對涉事人員及早期涉案官員進行終審,開庭的當天,案件從中午到了晚上仍未結束庭審,控辯雙方進行了激烈的辯論,庭審過程,孫的父親因無法接受兒子被殘忍毆打致死的真相當庭昏倒被送往醫院搶救,而在法院外,不少關注此案的學生和群眾及記者也焦慮的等待著庭審結果。

值得注意的是案件雖為公開審理,但當地法院還是限製了可以進場的記者名單,並且規定準許進入的這些少數記者不允許帶任何采訪設備,當時的中央電視台兩名記者還因此無法進入庭審現場,最後隻能選擇在法院外等候案件庭審結束。

案件庭審最終除判處主犯喬某琴死刑外,其餘 17 位涉案人員判處對應期限有期徒刑,其中原天河區黃村街公安派出所警員李耀輝、原江村住院部副主任張耀輝和原廣州市精神病醫院江村住院部工作人員彭某軍等 6 人被控犯有玩忽職守罪。

在孫誌剛事件發生之前,北上廣深規定外來務工人員必須辦理暫住證。否則當地警方“有權”抓捕違反規定的人,並把其人員遣返原籍或者關押於收容所。案件發生的 3 個月後,2003 年 6 月 20 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簽署《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並在同年的 8 月生效,同時廢除了當時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

此時,中國新聞行業迎來了首次高光時刻,一個混亂的社會因為記者的報道變得更加秩序和法治起來,來自五湖四海的調查記者們仿佛找到屬於自己的“使命”。到了 2004 年 8 月 27 日,廣州當地檢察院以證據不足為由釋放了程益中,程益中(之後)不久前往香港,喻華峰和李民英兩人則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 8 年和 6 年。

2005 年,孫誌剛案發生後的翌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和中宣部分別引發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輿論監督工作的意見》和《加強和改進輿論監督工作的實施辦法》,正式阻止了新聞行業的監督權。但記者們並未因此止步,此後,新聞禁令的印發愈發頻繁。

最後聚餐:離開新聞行業

在江藝平擔任《南周》主任時期,左方以返聘形式繼續為《南周》工作。後來中宣部背後流傳左方掌握《南周》決策權不放,左方為了避嫌,在當年提交了解職報告,結束了在《南周》編輯部長達 14 年的工作。

2021 年 11 月,南方報業發布《訃告》,《南周》創始人左方於 2021 年 11 月 3 日下午 4 時 30 分因病在廣州逝世,享年 86 歲。左方的逝世,媒體人感概《南周》也將徹底死亡,但早在 2013 年,《南周》就已經被賦予“死亡”的定義。

時間回到 2012 年 5 月,庹震從新華社副社長調任為廣東省委會宣傳部部長,庹震的政治立場更加強硬,集團內部又有中宣部的調查組,在第一年,《南都》深度部主任喻塵就被辭退,接著《南周》要求每期新聞選題都要上報給廣東省委宣傳部。根據不完全統計,僅在當年,《南周》編輯部被改、被撤的稿件不低於 1034 篇。

2013 年,受限於身體緣故,《南周》的調查記者們真的跑不動了,加之在這種媒體環境下的無力感,《南周》的記者們在一次聚餐中,曹筠武向其他記者表達了一個觀點:“兄弟們,我們或許要換牌了。”

那一年年初,《南周》發生“臭名昭著”的新年獻詞事件(亦稱南周事件),這一年,正好是孫誌剛事件的第十年。大概正是因為該事件的發生,《南周》的很多核心主幹和記者們逐漸散去,大多選擇就此離開新聞行業,最早離開是江藝平,在當年的 9 月底提前卸職南方報業副總編輯一職。到了 2014 年,南方報業共計 202 名記者及編輯人員選擇離開。

根據後來的情況,馬昌博和林楚方共同創辦“壹讀”;郭力和潘曉淩分別進入阿裏巴巴公司旗下不同的部門;雷磊創辦《真實故事計劃》;楊繼斌擔任今日頭條高級公關總監;朱紅軍則是在螞蟻金服擔任營運總監。

二、中國最危險的女人

胡舒立對自己的家庭從不多言,但認識她的人都知道胡舒立算得上出生新聞世家(其外祖父、母親都是從事新聞的),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專業畢業後,胡舒立選擇前往母親所在的單位《工人日報》從事新聞行業。

之後在 1987 年 6 月去了美國遊學,後受到美國那邊新聞專業主義的影響,形成了一直堅持的新聞理念,說媒體不能被收買,新聞應該是獨立的,決不能受利益集團和人情世故的影響。

1997 年 1 月,胡舒立在《開發區導刊》雜誌擔任首席記者,正是在這段經曆,讓胡舒立萌發獨立辦刊的想法,後來胡舒立找到王波明(原外交部副部長王炳南之子,原中信證券董事長)合作,創辦了著名的《財經》雜誌。

當時,就已經有媒體人猜測胡舒立與王波明的合作之路不會長久,因為胡舒立是那種被努力擺脫資本控製的人,但時間來得更晚些,2009 年 11 月初,根據知情人士透露,胡舒立與聯辦集團(中國證券市場設計研究中心)之間因廣告收入的分配和《財經》報道內容的方向產生了矛盾(根據當時《財經》編輯羅昌平的透露,時任《財經》社長的王波明對稿件一審再審)。

換言之,胡舒立希望繼續提供給讀者更廣泛的新聞報道,而聯辦集團希望報道內容專注於金融數據。

月底,《財經》 內部員工向外透露雜誌總編輯胡舒立已經辭職,且超過 80% 的編輯記者亦計劃追隨胡舒立離開公司,消息還稱《財經》空缺職位將由《投資者報》的總編趙力和執行總編何剛來取代。另一邊,《第一財經周刊》總編輯何力也向公司提交了辭呈,準備前往《財經》就職。

2010 年 12 月底,浙報控股出資 4000 萬元人民幣投資胡舒立的財新傳媒,成為最大股東,2012 年 7 月,騰訊也跟隨投資《財新》。即便如此,在這段時間,胡舒立也一直在尋找夠理解她的資本家,直到黎瑞剛的出現。

傳媒大亨:黎瑞剛

畢業於複旦大學新聞係的黎瑞剛同樣有著自己的新聞理想,但比起前者卻又更加懂得資本的運作,2011 年,黎瑞剛成立了 CMC 資本,中國國內首個文化產業私募股權基金,資金用於投資各種傳媒行業。

2013 年年底,黎瑞剛從浙報控股購買全部財新傳媒股權,成為財新傳媒的董事長,浙報控股退出(財新傳媒)股東身份,黎瑞剛讓財新傳媒既有采編方針不變,胡舒立則繼續擔任社長,財新傳媒刊號則由北京轉移到上海,有媒體人評價,這是胡舒立的堅持所換來的好結果,事實上,黎瑞剛和胡舒立也是多年好友。

次年,也是在黎瑞剛(資金)的支持下,第一財經傳媒旗下《第一財經周刊》(下稱《一財周刊》)總編輯伊險峰辭去職位,與同在《一財周刊》的主編楊櫻、資深編輯黃俊傑聯合創辦《好奇心日報》。

後來,黎瑞剛在回憶收購財新傳媒時說道,嚴肅的媒體在今天的壓力很大,嚴肅的平麵媒體壓力更大,我們有責任去維護和幫助財新傳媒在如此多變的環境中保持穩定,保持尊嚴,同時去探索新的出路。

黃粱一夢與人間正道

2010 年,在《南都》待了三年的龐皎明,辭職加入成立不到一年的《財新》,2011 年 5 月 9 日,在胡舒立的同意下,龐皎明以筆名“上官敫銘”發表了《邵氏孤兒》,對這篇報道,胡舒立私底下還給了龐皎明一筆錢作為獎勵。

不久,中宣部查到“上官敫銘”就是當年的龐皎明(因 2007 年報道武廣高鐵劣質建材醜聞,即武廣高鐵粉煤事件,被鐵道部方麵投訴至中宣部,被迫離開《中國經濟時報》),大概 4 個月後,龐皎明被中宣部勒令開除,但胡舒立並沒讓龐皎明離開財新傳媒,而是讓龐以新筆名的方式繼續為財新傳媒工作,龐將筆名“上官敫銘”改為“黃依夢”,寓意“黃粱一夢”,但胡舒立覺得這個名字太“悲涼”,建議使用“鄭道”這個名字,寓意“人間正道”。

到了 2013 年,中宣部再次查到“人間正道”是龐皎明,便對胡舒立施加壓力,此時,胡舒立已經無力再保龐皎明,龐皎明便抱著對新聞行業最後的希望從《財新》辭職,隻身前往中國最後的新聞之地 — -香港。

也是在這一年,《南周》的編輯部迫於廣東委宣傳部的壓力,將其新年特刊中的新年致辭及相關內容進行大幅刪改,由原本內容的呼籲性質改為歌頌性質。事件曝光的當天,不少媒體人為此站出來了,以此挽回媒體人該有的尊嚴,但最終還是無力回天,這也使得後幾年裏媒體人處於沉默之中。

而調查記者也是在這一年匿亡的,之後再無調查記者一說,新聞行業也低迷了兩年,直到非虛構寫作的初現。

三、曇花一現的非虛構寫作

2015 年,中國媒體行業的寫作方式即將蛻變,當年的 6 月,記者魏玲筆下一篇特稿《大興安嶺殺人事件》於當月發表在《時尚先生 Esquire》上,故事講述了一宗發生在大興安嶺阿龍山小鎮的偶發殺人命案,當地林業局出動了 200 名警察對凶手進行追捕,最終凶手自殺未遂選擇自首。

《大興安嶺殺人事件》講述了當地的林業現況、生活環境、主角人物性格三條敘事線,當三條敘事線彙集在一起時,便是命案的發生,故事像一部戲劇但又是真實發生的。這種新聞敘事方式在新聞圈內引起了廣泛的注意,標誌著中國媒體人的非虛構寫作即將拉開序幕。

切爾諾貝利的悲鳴

2015 年,中國三明治創始人李梓新以非虛構寫作發起“破繭計劃”,並邀請了網易人間的關軍,界麵“正午”創始人謝丁和郭玉潔,騰訊“穀雨”項目執行人魏傳舉、《時尚先生》主筆林珊珊和杜強、《人物》雜誌副主編張卓、《智族 GQ》主編何滔等人參與該計劃,並打出 slogan 為全民提供一個非虛構的寫作平台。

這一年,也是切爾諾貝利事件的 30 周年,白俄羅斯調查記者兼作家斯維特蘭娜 · 阿列克謝耶維奇以非虛構文學作品《切爾諾貝利的悲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使得非虛構在圈內引起注意,這為中國媒體人接觸非虛構寫作起到了催化作用。

早在 2011 年期間,非虛構寫作體係在中國內地就有零星的媒體人以此來寫作了,其中以李梓新、紀許光、李海鵬等媒體人為代表,這也為後來加入的媒體人鋪開了最前麵的道路。

也有一說,中國媒體人使用非虛構寫作最早可追溯至新聞特稿,按照這個說法,時間點會更為往前,最早在 2003 年的時候,代表作品有李海鵬筆下的《舉重冠軍才力之死》,但考慮到當時還沒“非虛構寫作”一詞,故本文將時間端點放在了 2011 年伊始。

潮起:海洋上人性的罪惡

時間來到了 2016 年 1 月 14 日,記者杜強在《時尚先生 Esquire》發表了《太平洋大逃殺親曆者自述》一文,該文章采訪了太平洋大逃殺案剛出獄不久的當事者。故事以詭異的視角切入,船員們出海的第一天,負責夥食的廚師無緣無故喊救命並且跳海,好在船員們還是找到了這位廚師並把人送了回家,也因此不得不換了一位新的船員當廚師,而新的廚師卻成為了該命案中第一位被殺害的人。

整個故事更是令人無不感受到人性是如何扭曲和變得陰暗的,一艘遠洋漁船,出海的一個多月後失聯,船員們在此期間上演勾心鬥角,變節等戲碼。中國漁政局最終在日本海域找到該船隻並將其拖回,此時,港口處 11 輛警車和大批警察早已在此等候,船員們被一一問話,最終得知真相,原本 33 名船員,在失聯的這段期間 20 人被殺,2 人失蹤;而剩餘被救回的 11 個船員參與了這場血色劫殺。

該文章發表之後,在互聯網上的閱讀量達到 3000 多萬,《太平洋大逃殺親曆者自述》使得非虛構寫作再次引起媒體圈的關注,而《南都》與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也以此聯合舉辦了非虛構寫作研討會,並邀請原文作者杜強到現場介紹寫作經驗。

不僅如此,《踏雪尋梅》的導演翁子光聯合樂視以高價買下該文章的影視改編權,但最終因無法取得廣電總局批文而未開拍(後來改為廣播劇),除此之外,文章還被改編成遊戲《單程票》。

至此,非虛構寫作在中國媒體圈內迎來最奪眼的一年,非虛構寫作似乎可以為中國媒體人免去新聞采編權的審查,本質上非虛構的內核更多是“故事本身”,而非“新聞”,這也讓更多的機構和媒體人選擇加入這一風口。

湧入:百花齊放

到了同年的 6 月,此前離開《南周》的雷磊獲得了由平安創投和高樟資本合投的 300 萬天使輪融資,啟動了非虛構寫作項目《真實故事計劃》,第一個故事《臨終者聯盟裏的布道人》便成功證明了非虛構寫作的潛力,在 24 小時內超 100 萬人閱讀。

2017 年 1 月,華創資本、韓寒名下的“亭東文化”(現易名“有樹文化”)旗下、原《南周》記者李海鵬聯合推出了非虛構寫作團隊“ONE 實驗室”,上線的第一部作品《飛越十三號室》,講述了楊永信和臨沂網戒中心的故事,該文章在微博上的閱讀量超過 159 萬。

2017 年 11 月,騰訊網聯合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陳一丹基金會創建了一個非虛構寫作項目“穀雨計劃”,由魏傳舉做為負責人,項目 slogan 為耕耘中國故事,尋找優秀的創作者和作品,支持重要、嚴肅內容的創作與傳播。

12 月,NGOCN 啟動了關注現實社會議題的非虛構寫作項目「聲音計劃」,該項目於 2020 年與香港媒體端傳媒達成合作,所有作品都在端傳媒首發。

潮落:變現與審查的十字路口

非虛構寫作在中國內地經過一年多的洗禮便出現了“瓶頸”。2019 年,三明治出現虧損,全職團隊縮減到六七人左右的規模,創始人李梓新則表示現階段的非虛構寫作趨向於“一看標題就知道大概講了什麼,沒有點開的欲望”,但也聊勝於無。

被視為中國非虛構寫作代表人物之一的李海鵬在接受《端傳媒》采訪時則表示非虛構寫作就好比是“沉船上的桅杆”,傳統媒體已經沉船,隻有桅杆還立在上麵。不久之後,李海鵬加入的《ONE 實驗室》解散了團隊,好在原班人馬和穀雨實驗室獨家合作,成立新的工作室《故事硬核》。正午故事團隊則是熬到了 2020 年,直到 3 月底團隊才宣布解散,並把全部平台賬號移交給了界麵新聞,《GQ 報道》雖然還在,但保持著低頻率更新。

唯有背靠資本的穀雨實驗室(騰訊旗下)、人間(網易新聞旗下)、極晝工作室(搜狐新聞旗下)從中能夠“獨善其身”。非虛構寫作也有商業變現取得成功的,其中雷磊名下的《真實故事計劃》一開始就探索影視改編,後成功出版多部非虛構作品的影視改編權,但內容重心似乎走向都市、中產、情感方向。

非虛構寫作發展的同時,不僅麵領著如何商業變現問題,同時依然麵臨著互聯網新聞(內容)審查,其中穀雨實驗室在 2020 年 2 月份的時候因“違規自采、傳播不實信息”就遭到了網信辦的處理。歪腦的文章內容則指出,一家非虛構平台在報道了 2019 年響水爆炸事故後,賬號隨即被封,更換新的馬甲後又在選題上不斷自我閹割,記者們常常感歎“不知道還能做些什麼”,編輯們整日思考“怎麼做才是最安全的”。

四、網媒崛起,至暗時刻亦悄然來臨

2008 年過後,互聯網的普及改變了很多事物的發展形態,即便是普通網民也能借助博客、社交媒體等網絡媒介充當公民記者一角色,而專業媒體人不僅在社會角色上受到了稀釋,還麵臨著傳統媒體如何通過互聯網轉型的問題。媒體人喃喃細語紙媒的黃金時代已然過去,此前固有的單向話語權被削弱,沒有媒體人能夠重返舊世界,即便黨媒亦是如此,這促進了傳統紙媒伊始發展網媒(泛指新媒體)業務,其中也不乏有媒體人直接獨立門戶創辦網媒,媒體人步入網媒時代不久後,非虛構寫作進入中國內地市場。

另一邊,隨著網媒的崛起,北京方麵也在逐步跟進對網絡新聞管控的力度,2011 年 5 月的時候,中宣部從本部抽調人手兼管互聯網新聞監管局,直接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加掛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的牌子成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簡稱網信辦,由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的王晨任命為網信辦第一任主任。到了 2014 年,網信辦分離出獨立的領導小組(正式名稱為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中央調任魯煒接替王晨的網信辦主任一職。

執權者構建“美麗新世界”

魯煒同樣是中宣部副部長,但魯煒的立場比王晨更加強硬、行為更加高調,魯煒上任後便發展自身的價值觀,即提出“六點希望”和“七條底線”,之後以“雷霆且嚴厲”的整治手段而聞名。

中央網信辦設立於北京市朝門內大街 225 號的 636 辦公室 / 圖片來源:YouTube 截圖

第一批受難者是微博上的大 V,魯煒認為“擒賊先擒王”,互聯網大 V 的影響力最大,就應該先“矯正”其價值觀(後被譏諷稱為“抓大 V”運動),一些大 V 也因此遭受牢獄之災或央視批評,抑或直接被封殺,頓時,簡中互聯網滿目蒼夷。時至今日,在一些政治事件發生時,明星等具有影響力的大 V 仍然需要在微博表明立場。

魯煒的高調做事甚至被外媒評價為“中國互聯網的守門人”或“中國網絡沙皇”。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一次北京舉行記者會上,魯煒回答在場記者問題時說:“我們沒有關過境外的任何一家網站家裏,我怎麼可能跑到你家去關你家的網站呢?”

魯煒不僅約談互聯網大 V,還擅長塑造所謂的“正能量人物”,其中最有名要屬借著《夢碎美利堅》出名的周小平,在此之前,周小平籍籍無名,但在魯煒的“包裝”下,抨擊美國成為一種正能量形象。但大多數網民們即便愛國也並不對周小平買賬,其中喊得最大聲的應屬知名“打假人士”方舟子,隨即新浪微博便將其賬號禁言。

直到 2016 年 6 月,魯煒為自己的“高調做事”買單,消息傳出魯煒卸任網信辦主任一職,僅保留中宣部副部長身份,此時,網上已有風言風語,所謂的“內部消息”也不脛而走。中共十九大過後,事情的真相悄然揭開,北京當局發布通報,內容稱:“中共中央宣傳部原副部長魯煒涉嫌嚴重違紀,目前正接受組織審查”,這大概是大多數網民意想不到的事情。

當月,中紀委官網連發 3 篇評論批評魯煒,直指魯煒任內,中央網信辦“四個意識”不強,貫徹落實習近平重要指示和工作要求不夠堅決、不夠及時。港媒方麵引述知情人士披露,魯煒得罪了習近平、俞正聲及王岐山等人,這似乎更加能解釋中紀委為何連發 3 篇評論,魯煒落馬後,周小平也逐漸淡出網民的視野。

魯煒的落馬並未讓網信辦就此中落,而是轉由習近平的親信徐麟接任,徐麟更懂得習近平的“四個意識”。到了 2018 年,中央黨政機構改革,中央網信領導小組升級為中央網信委員會(全稱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辦公室),並列入中共中央直屬機構序列,由國務院和黨中央直接管理。與此同時,全國各省級、地市級黨委跟隨腳步成立網信委(即省委網信辦、市委網信辦),至此,一張巨大無形的審查網就此形成,隨時隨地等待收緊。而徐麟調任廣電總局擔任局長一職,中央網信辦主任轉由莊榮文接任至今。

網信辦的“轉正”,不僅上台各種相關法律條文,單由中央網信辦發布的法律法規在 2017 年一年內就出台了 11 部,其中 3 部專門適用於管理互聯網新聞,並且各地網信辦也在不間斷地約談各家媒體,對其進行處罰、整治、關停。根據 NGOCN 的不完全統計,僅在 2017 年,全國各省級、市級網信辦約談 了2003 家網站,累計 3 年內關停了超過一萬家“違規網站”。

理想主義者難造“烏托邦”

2022 年 3 月,上海因疫情愈發嚴峻,當局將“上海分區分批封控”調整為“上海全域靜態管理”,伊險峰和他的幾隻貓在《小鳥文學》辦公室待了兩個月,活動範圍也僅限在弄堂。

在上海一個采取封控管理小區,有民眾隔牆取食 / Aly Song / Reuters

伊險峰是《好奇心日報》的創始人之一,2013 年的時候,在黎瑞剛的資金支持下,伊險峰與同在《一財周刊》的楊櫻、黃俊傑三人聯合創辦了商業媒體《好奇心日報》。到了 2015 年,《好奇心日報》逐步轉型報道社會議題,由於前後報道內容的政治立場偏自由主義,加之在 2017 年 7 月的時候,《好奇心日報》曾發表文章《關於自由,你值得看這 20 本書,並為之紀念》隱晦地紀念劉曉波的逝世。

2018 年,好奇心日報團隊先後一年內分別被北京網信辦和上海網信辦接連三次約談,要求停運、整改,之後迫於運營資金問題,在 2020 年 11 月的時候內部消息解散團隊。其團隊內部解散後,黃俊傑前往北京加入由《財經》副主編宋瑋內部創業的小晚團隊(即晚點團隊的前身),而伊險峰和楊櫻則留在上海,兩人繼續合作創辦了以“文學”為主題的媒體《小鳥文學》。

時間再往前,騰訊《大家》的首任主編賈葭被通知《大家》已經關閉時,正在家裏做飯,對於此事並沒有過多的驚訝(賈葭於 2018 年卸任該主編一職位)。大約在 2012 年的時候,騰訊的幾位高層領導前往香港邀約賈葭回北京負責一個專業評論類型的媒體,當時的賈葭在《南都》前總編程益中創辦的《陽光時務周刊》擔任副主編,彼時的《陽光時務周刊》正麵臨著停刊問題。

後來,賈葭回到北京創辦了騰訊《大家》,隨著《大家》的成功,隨即也招納了兩百多位不同行業的知名人士做為簽約作者,其中就包括單田芳、李淼、茅於軾、蔣方舟、袁偉時、閭丘露薇、韓寒、馬家輝等人,期間還出品了係列同名 MOOK,得到了中國內地不少社會菁英人群的青睞。

武漢封城的的當月,時間為 2020 年 1 月,《大家》在其公眾號發表陳季冰的文章《武漢肺炎 50 天,全體中國人都在承受媒體死亡的代價》,文章主題呼籲政府對待疫情信息應該公開透明,引發內地網民熱議。有關部門對此非常不滿,隨後,在中央網信辦的指示下,《大家》微信公眾號自主注銷、官網緊跟著關閉,連同穀雨實驗室也被波及(網站短暫關閉,後重新開啟)。

《大家》被關閉發生很突然,以至於《大家》的部分讀者對此事後知後覺,後來其讀者評價該事件為《大家》被賜死,並稱其“死得悲壯”。2020 年 2 月,賈葭在接受采訪時回憶說:“總會有這麼一天的,而且她(騰訊《大家》)堅持到現在已經很不容易了。”

不同於《大家》突然的“消失”,由前《鳳凰周刊》執行編輯黃章晉創辦的《大象公會》則早早就有“征兆”可言,早在 2014 年 3 月的時候,《大象公會》的微信公眾號就因為涉及政治敏感類話題被禁言一個禮拜,對此,黃章晉表示,之後的選題可能要遠離敏感題材。

2021 年 7 月,大象公會和黃章晉的多個平台賬號被各平台永久封禁,就連《大象公會》團隊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導致的,但其讀者猜測封禁的原因與黃章晉自由派背景有著莫大的關係。同一時期被封禁的還有深受內地網民喜愛的科普類自媒體回形針 PaperClip,該自媒體因一名前編輯出身美軍實驗室和另一位前編輯曾發表過反華言論而被內地各平台永久封禁。

並非隻有商業性質的媒體被迫關閉,一些非營利組合同樣難以生存,2020 年 4 月,由 ICS(中大公民社會中心) 帶領轉型的 NGOCN 因資金帳戶被廣州民政局凍結(因 NGOCN 屬於非盈利組織,歸當地民政局負責),後起訴失敗宣布解散團隊,結束長達 15 年的公益之路。

非營利組織被迫解散還有土逗公社和尖椒部落,前者因創始人吳瓊文倩支援深圳佳士事件被廣州警方“抓捕”,其團隊於 2019 年 9 月被迫解散。後者則在 2021 年 8 月發布公告宣布解散,對於解散的原因工作人員三緘其口,但其公告內容稱“倉促的告別在過去預演了很多次,但我們這次真要走了”,該組織與 NGOCN 都致力於報道關注勞工權益、底層社會、女權主義、中國 Metoo 等議題的文章。

另一邊,以“獨立記者”或“自由撰稿人”為身份報道新聞的媒體人也受到較大的阻力。國內 #metoo 發起人之一的黃雪琴,曾為《南都周刊》的調查記者,後轉為獨立記者身份。2019 年中旬的時候,因發文記錄香港反送中事件被廣州警方拘禁,2021 年年初獲得保釋。2021 年 9 月,廣州警方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再次“抓捕”了即將前往英國進修的黃雪琴,一同被“抓捕”的還有勞工和殘疾人權利捍衛者王建兵,兩人至今無法獲得保釋。

原華商報社首席記者張文敏也選擇了獨立記者的身份,張文敏曾獲得《南周》頒發的 2002 年度“傳媒公眾服務傑出表現獎”,以及央視 2003 年頒發的“全國八大風雲記者”頭銜。2013 年的時候,被告知所在報社“不能再談民主法治”議題,於是前往行內最敢言的媒體《財新》擔任調查記者。

2015 年 7 月,恰逢網媒和非虛構寫作崛起,張文敏選擇離開《財新》,用筆名“江雪”創辦了公眾號《雪訪》,後來網信辦發布了《微信十條》,《雪訪》被封號,隨即江雪相繼開通“新雪訪”、“新新雪訪”、“小雪訪”等新號,但無一例外都被封號。於是江雪索性給《端傳媒》撰稿,到了 2020 年 5 月,江雪因發表《在國家哀悼日,我拒絕加入被安排的合唱》一文被西安警方拘禁訊問,後來,2021 年年末至 2022 年初,西安正值封城,江雪發表《長安十日》,再次引起了中宣部的關注。

2020 年 2 月底,《政見》創辦人之一的方可成名下的《新聞實驗室》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封號,但在封號的隔天,網信辦發布了新版的《網絡信息內容生態治理規定》(下稱《新規》),有部分媒體針對《新聞實驗室》被封號一事評價為《新規》的第一個製裁對象,但兩者關係似乎更接近後此謬誤,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方可成的文章核心價值本身確實與網信辦的管控理論背道而馳。

《新規》不僅清除帶有政類內容的公眾號,在 2021 年 7 月,網信辦再次大規模清理公眾號,同樣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各大高校關注 LGBT 的公眾號無一幸免得被封號,據豆瓣網友的不完全統計,此次被封的賬號包括清華大學 purple、北京大學 colorsworld、複旦大學知和社、中國人民大學 RUC 性與性別研究社等。封號的隔天,外交部發言人在對記者提問此事時,回應道:“中國政府依法管理互聯網。”

財新於 2018 年在北京某地發布的廣告 / AP Photo / Mark Schiefelbein

到了 2021 年年底,中央網信辦印發了新版的《互聯網新聞信息稿源單位名單》,值得注意的是,在該版名單中,一向以著有自由主義立場的《財新》被除名,一同被除名還有《經濟觀察報》。《經濟觀察報》向來有其它內地媒體不敢接稿的,它都敢接稿之稱,而《財新》在中國內地是為數不多影響力較大的非官方媒體,彭博社對此分析,新版名單移除《財新》意味著北京方麵在刻意削弱《財新》的影響力。

在武漢封城期間,《財新》記者奔波在武漢市內的各家醫院,用鏡頭和文字為網民呈現疫情真實的一麵,並且《財新》在疫情期間取消了付費牆,讓公眾了解及時、全麵的疫情信息,因此迎得了不少內地網民和媒體人的讚許,其中就包含《 武漢肺炎 50 天,全體中國人都在承受媒體死亡的代價 》一文的作者陳季冰。

五、香港變局,跨境獵殺最後的媒體人

2000 年至 2001 年,《南周》編輯部先後因調查山西割舌案真相、挖掘湖南張君案背後社會因素,引起當地省委、省政府的不滿,聯名向中央告狀,最終中宣部下令調離江藝平、錢鋼等人。不同於江藝平的調任,錢鋼則是選擇離開《南周》,前往香港中文大學任訪問學者,這也間接促使後來在《南周》實習的鄒思聰前往香港進修,在同一年前往香港還有被迫離開《財新》的調查記者龐皎明。

離開《南周》,前往最後的新聞之地

2012 年的時候,鄒思聰還在川大讀書,實習選擇去了《南周》成都分部,到了 2013 年,鄒思聰並沒有繼續待在《南周》,而是前往 JMSC(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 繼續深造,選擇後者大部分的原因是當時的 JMSC 主任是錢鋼(鄒思聰在此前就有透露錢鋼是自己的精神導師)。

後來在 JMSC 就讀期間,錢鋼介紹鄒思聰給張潔平認識,當時的鄒思聰在自己名下的公眾號《鄒思聰的新聞筆記》(後更名為《思聰的的南方紀事》)寫作,頗有點小名氣,而張潔平已經離開《陽光時務周刊》和《號外》,正為《紐約時報》中文網和《獨立評論》撰稿。2014 年,鄒思聰以港大實習生身份來到了《亞洲周刊》,邱立本、柴子文等知名媒體人當時都在《亞洲周刊》,鄒思聰進入《亞洲周刊》沒多久,便以該刊記者的身份專訪了自己前東家的創始人左方,從某種意義上算是告別了《南周》。

時間來到 2015 年,自由撰稿人身份的張潔平在香港受投資人邀約創辦一家專為全球華人報道新聞的媒體,這家媒體即《端傳媒》,張潔平邀請鄒思聰加入到《端傳媒》在評論組擔任編輯一職位,當時評論組的主編則是賈葭。

鄒思聰在香港當記者的時間並不長,從《亞洲周刊》到 《端傳媒》一共待了 5 年,離開《端傳媒》後,也暫短結束了自己的職業新聞事業,先是回到北京,跟著自己的叔叔合開了一家火鍋店,之後來到香港對岸深圳的一家科技公司做了一段時間的公關經理,後又去了上海,再次回到香港時,此時的香港因反送中事件已經變得“千瘡百孔”。

香港區選大勝,但媒體人因《港版國安法》敗走麥城

2019 年,反送中運動方興未艾,香港政府與民眾的關係愈發緊張,香港仿佛一座撕裂之城,充滿迷與思,區選即將來臨,建製派表現得勝券在握,外媒報道部分內地媒體也早已擬好慶祝稿件。

或許是香港公民不想讓香港繼續動蕩下去,索性將票權投給了民主派,最終區選民主派拿下 388 個席位,北京方麵對此次區選結果感到吃驚,之後發表言論對外宣稱此次選舉是在“不正常”的政治氛圍下進行的。就在外媒評價民主黨將如何更好治理香港時,北京方麵已在悄然加快《港版國安法》(亦稱《港區國安法》)的落地。

香港警方與反送中人士發生衝突,傍邊還有普通公民 / 網絡圖片

2020 年 6 月 30 日,由北京政府在兩會期間出台的《港版國安法》即時生效。早在同年的 3 月份,中美兩方關係緊張,中國(記者)在美國境內活動受到阻礙。北京政府為反製其行為,下令宣布驅逐《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和《華盛頓郵報》的駐華記者,不得在中國地區采訪,值得注意的是本次驅逐為首次明確驅逐地區包含香港和澳門。儲百亮、何偉因等人因此無法獲延期或續聘而選擇離開中國。

回到香港本土的獨立媒體,第一個成為目標的是香港反共人士黎智英和他的《蘋果日報》,香港政府以《港版國安法》先後拘捕《蘋果日報》的多名高層,之後凍結該公司的資金流,導致其資金斷鏈。2021 年 6 月 24 日,《蘋果日報》發布公告宣布停刊。

《蘋果日報》停刊事件的發生,無疑加劇了香港(及在港)的其他媒體人之擔憂,明眼人見微知著,時間到了 8 月,《端傳媒》第三任執行總編吳婧在《端傳媒》六周年專文《端傳媒六週年:在探尋自由的新開端,與你相遇》中透露其總部將遷至新加坡,此時,張潔平已經拿到(台灣)就業金卡,並在台灣運營 Matters 社區和為台媒做顧問,到了 2022 年上半年接手獨立書店飛地 Nowhere。當月,駐港的境外媒體也緊跟腳步,其中《紐約時報》宣布將亞洲總部遷至韓國首爾。

事態的發展正如媒體人所擔憂的一樣,2022 年初,獨立網媒《立場新聞》被指控共謀發布煽動性內容被香港警方突擊逮捕,之後宣布關閉。由多名資深傳媒人創立的香港網媒《眾新聞》也在事件發生後主動宣布將在當月的 4 日起停止營運,理由是當前香港的執法界線模糊。

2022 年 5 月,無國界記者組織(RSF)發布《全球新聞自由度》,中國新聞自由度排名全球倒數第 6 位,香港排第 148 名,相較去年下落了 68 個點。該組織同時報道還指出,中國目前至少拘押 122 名記者,依然為全球最大的記者監獄。

2013 年,內地媒體人因新聞審查選擇前往香港繼續新聞事業,2022 年,香港媒體人也因新聞審查選擇離開香港。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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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影子,一個匿名寫作者,我關注中國大陸互聯網文化和媒體文化(會交叉寫到港台媒體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