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编手记：进入历史暗河

文/王一苇

七个多月的生日报连载，到了尾声。62篇文字，书写从反右到文革结束将近20年的历史。每个人的故事看似独立，实则互相勾连、印证，串起中国在毛泽东时代的执政逻辑。

今年1月，刚接到生日报的编辑任务时，我期待却忐忑。期待从大家大国的主线里打捞出那些浮浮沉沉的个人故事。忐忑着虽尽全力不知能否交出满意答卷。

“生日报”项目的所有作者，都曾上过钱钢老师的中国传媒史课程。对我，这堂课是一次全面补习，梳理建国后的传媒发展，政治是主线，也兼及经济。学生们印象深刻的是不同领导人治下“五种力”的博弈图。五种力指的是“政治权力”、“市场经济”、“新闻媒体”、“资讯科技”和“公民社会”。

其中，毛泽东时代的图只有一个大大的红色圆圈，中间写着“权力”。“毛时代，权力吃掉媒体”，钱老师如是注解。

接受这一结论是简单的，但如何从父母生日报的材料中求证？从几十篇报道中抽出值得深挖的信息，需要探测用语的变化、判断宣传力度的强弱，注意一些语词的出现和消失 — — 做到这一点也许不需要严谨的学术训练，却依赖于对历史的充分敏感，和细致入微的洞察力。

找准节点，回到历史现场

学会提问，是回到历史现场的第一步。

1960年的内蒙古报纸，为什么把“红旗”写作“红旂”？来自内蒙古的女生注意到《昭乌达报》上奇特的繁简混合用法，得出地方报纸比中央报纸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要“慢半拍”的结论；一只“童子牛”怀孕，为什么能登上1961年的《解放日报》？上海姑娘由这则“喜讯”生疑，读出大饥荒时连牛都营养不良，无法生育的讯息。

有些问题，同学们在浏览报纸时自然而然会提出；而有一些信息的重要性，则需钱老师提点才能意识到。比如，担任了55年人大代表、为“妇女解放”代言的申纪兰，为什么每逢政治运动都会在报纸上接受采访或者发表文章“表态”？结合她“从来不投反对票”的行为，可推演出什么样的逻辑？又比如，马来亚共产党原本要就要放弃武装斗争，为什么领袖陈平访华后，路线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在钱老师的指引下，每个人都在生日报上找到了进入历史的独特节点。而通过资料检索，同学们梳理、核对基本史实，还历史以清晰的本来面貌。这些史料，包括《炎黄春秋》杂志文章、文革学者宋永毅主编的当代政治史资料库、《毛泽东文选》等等。

积累历史感

仅仅回到历史现场还不够。面对历史材料时，我常感到自己“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看到事件本身，却不知如何分析事件背后的逻辑链条。相信这也是很多同学的困惑。

尤其当遇到一些离我们遥远而陌生的词语。教育革命、四清运动、斗私批修、批林批孔……这些文革中掀起一阵阵巨浪的运动，究竟目的何在？它们的轮番击打，对国家和个人的命运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而运动频发的事实背后，是什么样的执政思路？

要了解这些，除了理清语词本身的小脉络，更需摸透家事国事背后的大脉络。以1960年代中苏交恶为例，自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推倒斯大林的神像后，中苏关系就起了微妙变化。浙江同学发现，苏联专家于1959年停止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中国自此只能靠一己之力，把原子弹试验推上日程；来自钢城武汉的妹子则注意到，1953年就开始援助武钢的苏联，突然在1964年拒绝了中国工会的“五一”邀请，由此牵出武钢与苏联的一场“爱恨情仇”。

当争论逐渐公开化，中苏在明面上撕破脸时，来自古城开封的男生发现1963年的《人民日报》上整整三版文章，竟然全文刊载苏联对中国的攻击文字，正自疑惑中共的报刊为何如此信心满满；另一位北京同学就看到了第二日中共报纸发动的大规模反击：《9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第一篇正式亮相。

外交布局也因此改变。湖南的女生惊讶于六十年代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异乎寻常地慷慨。原来，阿尔巴尼亚对待赫鲁晓夫的态度和中国一致，曾在1960年的一场社会主义国家会议上公开支持中国，和苏联唱反调；贵州同学发现母亲生日那天原定举行的“第二次亚非会议”无限延期，看到了和“老大哥”闹翻后，中国外交面临的四面楚歌和举步维艰。

看似毫不相关的角度，却能归因于一个主题。历史感的积累，来源于这样一步步的探索。

回归家庭故事

真正赋予生日报生动色彩的，是每个人的家庭故事。

有一位来自内蒙古的同学，在爸爸生日前几天的报纸上看到关于“爱国卫生运动”的报道，和奶奶一聊才知道，爸爸作为早产儿诞生，正是因为奶奶在这场运动中打扫卫生时，从小凳子上摔了下来。

另一位来自河北邢台的同学，则发现自己的奶奶之所以精神失常，是因为1963年的邢台水灾后，遭遇了以“反资产阶级复辟”为旗号的抢粮。而这一切，要追溯到八届十中全会提出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还有一位同学来自香港，他从旧报上读到往来港澳的“佛山轮”沉没的消息，由此展开探索，想知道这艘他爷爷曾经工作并随之沉没的轮船，有着什么样的故事。

因为生日报，同学们与家中老人展开未曾料想过的对话。这些话，如果我们不去问起，也许只能停留在他们记忆中，随时光消散。我们用录音笔、微信语音记下这一场场回到过去的时光旅行，也记下与长辈相处的珍贵日子。

也因为这一个个故事，我们终于感到自己和50多年前的这段历史有了不可分割的血脉联系。我们的父辈诞生于此。我们虽然不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却有幸成为它的记录者，甚至讲述者。我们仿佛进入一条历史暗河，用自己的一点微芒照亮水面。

1958年到1976年，这段历史离我们不再遥远。

1985年，邓小平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时，用不到300个字总结了这段历史。他说，“一九五七年开始有一点问题了，问题出在一个‘左’字上。”文化大革命则更是“走到了左的极端，极左思潮泛滥”。直到今天，这话仍是黄钟大吕，时时警醒后人。

作者介绍
王一苇，2014级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硕士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