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貧民窟的防疫路
印度孟買達拉維貧民區千方百計遏制住了新冠疫情。如今，這裡的人們需要設法渡過嚴峻的經濟困境。撰文：Ari Altstedter、Dhwani Pandya
在印度首都孟買最大的貧民區達拉維（Dharavi），正常情況下，庫雷希（Khwaja Qureshi）經營的廢物回收站不會是能讓三隻新出生的虎斑貓久留的地方。在印度因為遏制新冠肺炎而導致經濟陷入停滯之前，這座大約32平方米的水泥房裡一直有人不停地忙碌著。五名工人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2個小時，將壓扁的飲料瓶、折斷的電視機殼和丟棄的午餐盒丟進一部轟轟作響的鐵質破碎機，然後將製成的塑膠碎粒裝進麻袋，等待賣給塑膠加工廠作原料。但筆者不久前來到這裡，發現破碎機無聲無息，也看不到工人的影子，他們已經離開此地，回到他們在印度北方農村的家。這給小貓咪留下了足夠空間，它們在光禿禿的地面上玩耍，在一隻舒服的紙箱裡睡上一覺，或是跟來找它牠們玩的鄰居小孩嬉鬧。
這家回收站是庫雷希的父親開的。今年43歲的庫雷希身材魁梧，有一雙粗壯的手。他基本不理會回收站裡這些陪伴他的小貓咪。一連很多天，他坐在一張塑膠椅上，一杯一杯地喝著奶茶，和路過此地談生意的其他達拉維生意人聊上一會兒，他們全都從事孟買極其高效但完全不正規的物資回收行業。大家的看法都很悲觀。印度經濟正處於歷史性的低迷，經濟活動減少意味著廢棄的物資更少，相應地，用回收的物資生產新產品的需求也會下降。所有人對形勢能很快好轉都不抱多大希望。
諷刺的是，在大約生活著100萬人口、可能是地球上人口密度最高的達拉維，新冠病毒竟然大致被控制住了。這個貧民窟4、5月的疫情似乎已經失控，但在當地官員的積極應對及居民的踴躍參與下，到9月底時，這裡每天的發病率降至平均每10萬人口僅1.3宗（作為對比，葡萄牙的數字是每10萬人7宗）。這成績讓達拉維成了一個不可思議的防疫模範，引起其他地區的傳染病學家紛紛效仿他們的做法，還得到世界衛生組織（WHO）的特別讚揚。與此同時，它與印度其他地區的災難性疫情也形成了鮮明對照。全印度目前已報告超過650萬確診病例，照此速度，不久就可能超過美國。其死亡病例數超過10.3萬。
但是，達拉維的經濟災難或許才剛剛開始。一直以來，這片由帆布帳篷、非法搭建的簡陋住宅和小作坊組成的迷宮是整個孟買的商業引擎，在印度金融之都孟買的心臟地帶，它是商業交易和創業家精神瘋狂彙聚的十字路口。這次疫情之前，這裡每年能創造超過10億美元的經濟產值，為印度從製陶、製革到廢品回收和服裝貿易的多個行業提供了基礎。雖然貧困在達拉維隨處可見，但它同時也是一個社會加速器，它讓極端貧困人口可以從這裡開始追求更大的財富，進而加入消費大軍，為規模達3萬億美元的印度經濟增添動力。庫雷希一家就是這樣一個例子。他父親出身於印度內陸一個貧困的佃農家庭，後來到達拉維，在一家紡織工廠打工；最後他發現，廠裡用的新線軸送來時附上的塑膠外包裝有利用價值，於是開始進入廢品回收行業。
目前，在市政官員、同時也負責達拉維地區新冠防疫工作的迪格卡（Kiran Dighavkar）的帶領下，達拉維人正在爭取在不會造成新一輪疫情的同時恢復經濟活動。他們的成敗將成為全世界其他類似地區的重要樣板 。這類貧民區生活著全球六分之一的人口，沒有任何一個政府可以忽視它們。不論是肯尼亞內羅比（Nairobi）的基貝拉（Kibera），還是巴西里約熱內盧（Rio de Janeiro）的山頂棚戶區，貧民窟經濟與它們週邊的城市有著難解難分的聯繫。在某些國家，生活在貧民窟的人佔到城市非正規就業人口的90％左右。他們當中有大量的建築工人、小商販、流水線操作工、餐廳服務生等，是發展中國家大都市維持運轉所必不可少的勞動者。他們的生計從來都不容易，但相比貧困鄉村枯燥無味的生活還是更稱心一點。
達拉維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安全地恢復這種活力。「現在我們必須與這種疾病共存，」迪格卡在一間臨時醫院接受採訪時說，這是他組織籌建的數家新冠肺炎專門醫院之一，「達拉維是各種活動彙集的中心，我們不能放手不管。」
達拉維地區的現代史始於19世紀末，當時，穆斯林製革業者為了在英國人統治的孟買週邊找一個地方經營氣味難聞的製革生意，就在這附近建了一處簡陋的聚居區。到了1930年代，這裡開始吸引其他各路移民：有來自古吉拉特邦（Gujarat）的製陶工、來自印度北方的金銀飾品匠人，還有從講泰米爾語（Tamil）的印度南方來的皮革工人等等。這些群體都在這裡新建了自己的生活區，能找到什麼材料就用什麼材料，根本不在乎他們是否非法擅自佔用政府的土地。
隨著英屬印度結束，獨立後的印度人口激增，這片日漸擁擠的貧民窟終於發現，它所在的地方已經不是城市邊緣，而是接近其地理中心。這時，這裡的許多帳篷已經被水泥、磚塊和瓷磚建築所代替，他們圍繞公共水井排開，使用市政電網的電，雖然基本沒有哪戶居民有正式的地契。這裡的居民越聚越多，終於到了無法驅逐也無法忽視的地步。於是，到1990年代，有政治家為吸引選票，開始在這裡實施小規模的改善行動，如修建公共廁所等。在2008年上映的《一百萬零一夜》（Slumdog Millionaire）一片中，達拉維一夜成名，加上孟買其他地區居住成本飆升，引得一部份想在市中心尋找廉價住處的白領人士也將目光轉向這裡。
與此同時，孟買市政府開始提出種種對達拉維進行再開發的設想，其中一個想法是興建現代公寓，來取代私佔土地者造的那些歪歪斜斜的房屋，並將工廠和作坊遷往專門建設的園區，選址可能會是孟買大都會區的其他地方。不過，雖然他們接二連三地舉行磋商、提案、招投標和遠景演示，但都沒能達成任何計劃。原因之一是當地居民反對。即使改善計劃能帶來更好的房屋條件，但他們的工作可能會被遷到遙遠的工業區。
37歲的迪格卡原是一名科班出身的土木工程師，他懷著樸素的願望來到達拉維。去年他被任命為孟買G Ward North城市區劃區的助理市政專員，達拉維就在這個區劃區內。之前他的工作職責主要是在歷史建築保護方面，他曾主持過一個著名項目，是在建築精美的維多利亞式鐵路樞紐希瓦吉火車站（Chhatrapati Shivaji Terminus）前方建造的觀景平台。有了這個平台，遊客們無需擠進擁擠的人流就可以拍照。他還因為建了這座城市最昂貴的公共廁所而深感自豪，這個廁所綜合體位於熱鬧的海濱步道，造價約12.1萬美元。
由於再開發計劃懸而不決，迪格卡的上司對向達拉維地區大筆投資毫無熱情。因此，迪格卡上任後的頭幾個月先把重點放在達拉維邊上的中產階級生活區。他在那裡鋪設了新的人行道，並進行一些象徵性的改動，比如將斑馬線紅綠燈上的行人圖示從男性換成女性。
達拉維的第一個新冠病例是一名去世的病人。今年4月初，一位56歲的居民去世之後檢測出新冠病毒呈陽性。當時，印度總共只有約2000宗確診病例，大多與國際旅行有關，因而這個消息似乎顯示問題很嚴重。在達拉維，超過整個三藩市的人口擠在一個面積比紐約中央公園還小的土地上，這樣的環境要想保持社交距離幾乎不可能。這裡大約80個人共用一處公共廁所，而且，一家八口擠在不足10平方米屋子裡的事毫不稀奇。病毒很快就在這裡迅速傳播開，這促使孟買市政府開始實行嚴苛的管控措施。整條街道被封鎖，並設置了哨卡把守，街道上有警察巡邏，頭頂上有安有鏡頭的無人機在轟鳴。除了少數例外，所有人都不得外出，實際上也沒什麼地方可去：當時，孟買的其他區域乃至整個印度都實行了封城措施，雖然執行力度比達拉維要小很多。
但迪格卡很快就明白，要讓貧民窟的人一直待在自己家裡是不可能的事。最起碼，這些人必須到外面上廁所、到公用水龍頭打水、領慈善機構捐贈的食物。經過一段時間，他和他的同事們找到了一種更細緻的辦法。他們不是坐等被病毒感染的人自己說出來，而是由政府派出醫護小組去尋找，逐家逐戶詢問有無症狀、提供免費的發燒篩查，對那些最有可能感染病毒的人進行檢測。他們還徵用婚禮大廳、體育中心和學校作為隔離場所，將疑似病例與其他人分開。那些檢測結果為陽性的人被送往專門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醫院，同時，負責追查密切接觸者的人員抓緊查找跟患者相處過的人。
有人不願配合這些工作。達拉維有很多人從事的是無牌經營的小生意，一直都有被取締的危險，所以他們會盡量避免跟政府的人打交道。但是，迪格卡手下的人還是逐漸贏得了他們的信任，這歸功於被隔離的人，他們回來以後告訴鄰居說，隔離期間他們的生活環境很好，並且得到了充份照料。到了7月，達拉維新發病數已降至平均每天10宗，雖然此後數據有少許上升，但與5月時每天45宗相比已大為改觀。
一些科學家指出，病例宗數明顯下降並不全是實行公共衛生措施的結果。今年夏天的抗體普查發現，孟買部份貧民區有接近60％的人口攜帶新冠病毒抗體，這表明，或許在一定程度上是群體免疫在發揮效果。但是，即使是最相信宿命論的病毒學家也認為，借助人口偏年輕化的優勢，迪格卡的模式可將死亡率維持在較低水平。達拉維總共只有270個確診死亡病例，是印度各大都市新冠肺炎死亡率最低的地區之一，隨著新冠肺炎在印度中小城市迅速蔓延，全印度目前都在推廣達拉維摸索出來的防疫模式。
雖然新冠病毒在達拉維得到明顯遏制，或者至少沒有產生最壞的後果，卻沒能讓該地區的人逃脫經濟上的打擊。這裡有許多人都與伊萊雅拉雅（Valli Ilaiyaraaja）有著類似經歷。伊萊雅拉雅過去在達拉維附近一個居住區為三戶人家做清潔工，但她說，即使6月全印度都結束封城措施之後，也沒有任何一家願意讓她回去工作。發生疫情後，這些家庭所在的社區一直禁止外來幫工入內，擔心清潔工或廚師會帶病毒進來。整個孟買目前仍在實行類似的規定。
這給孟買的中上階層人士帶來了一些不便，當地一家公司甚至因為洗碗機訂單激增而不得不暫停銷售。但對伊萊雅拉雅這樣的人來說，這不只是不便，而是一場財務災難。她和三個年幼的女兒現在完全依賴她丈夫一個人的收入生活；她丈夫以前是一名電焊工，封城期間失去工作，現在靠給貨車裝貨，每天只能賺100盧比（約1.35美元）。這點收入遠遠不夠支付他們回印度南方鄉下老家的路費。如果回到老家，他們不用付房租，也不用支付女兒們的學費。因此，這家人現在心神不定地在等待經濟能夠恢復，也等待外界加在貧民窟居民頭上的污名能消退。「我們簡直受不了了，因為這場病毒，還有每天每夜等待這場噩夢趕快過去，」伊萊雅拉雅在她那間簡陋的隔間小房子裡說，兩個女兒害羞地坐在她旁邊。
今年夏天一個悶熱的日子裡，七名戴著口罩、看上去很焦急的人從一輛小車下來，走進達拉維郊區一處寬大的帳篷。它所在的位置原本是一處停車場，現在被改造成有192張床位、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臨時醫院。這裡經過精心的設計，對前來的病人進行分隔，以防他們傳播病毒。這群人經過一道雙扇門，來到一個寬敞的、有三腳架上的熱敏攝像儀監控的等候區。就在它後面是一個密閉的觀察室，阿薩德汗（Asad Khan）醫生一面通過麥克風發出指令，一面從監視器上觀察攝影機傳回的圖像。
這套系統如果偵測出有發燒病人，監視器的圖像上就會在患者周圍顯示一個紅框，而體溫正常的人就會彈出綠框。不過，此時他們全都是綠框。這讓接待已確診新冠病毒攜帶者的醫生感到很意外。於是，阿薩德汗醫生詢問剛到的這幾個人為什麼會被帶到他這個帳篷醫院來。一名年輕男子自發代表大家走上前來，跟醫生一番對話之後，醫生才知道，他們沒有一個人作過病毒檢測。他們都是某些陽性病例的密切接觸者，按理應該送到隔離中心，而不是這家醫院。幾分鐘後，他們開車離開了。
坐在觀察室裡的迪格卡看到這一幕很高興。一輛車誤來到這裡只不過會造成一點無傷大雅的混亂，但如果讓七個原本可能健康的人與已經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人接觸，那將是一場災難。熱敏攝像儀和阿薩德汗醫生的詢問制止了這種後果的發生 — 對於迪格卡來說，這表明這套系統是有效的。「這是我們自己發明的，」他針對這種攝像儀加詢問的流程說，「這是程式，非接觸式登記。」
不過，迪格卡也意識到，隨著越來越多的活動開始恢復，一套在經濟活動停滯時期足以遏制病毒的系統將面臨嚴峻考驗。進入7月，達拉維部份區域開始緩慢恢復正常生活。乞丐的身影重新出現在十字路口，雖然他們在一輛輛小汽車之間穿梭的時候通常都戴著口罩。布料批發商們拉開了捲簾門，街角的店舖重新成為一群群當地婦女聚會聊天的地方。
讓迪格卡擔心的是工廠復工後可能帶來的後果 — 這些地方通常擁擠不堪、通風不佳，工人們在裡面人擠人一連工作數小時。「一旦工廠重新開工，我們或許會有更多病例，」他在辦公室裡說。在他那張寬大的辦公桌前，有人已經整整齊齊擺好了一排排椅子，好讓下屬們集合，像學生開會一樣。「我們必須保證安全措施得到切實執行，」他說。此時，他最緊迫的優先任務是為工人們搞到防護設備，越多越好。市政府已計劃免費向各家工廠發放口罩、手套、面罩和消毒液，並對地下工廠網開一面，以期它們的老闆願意接受幫助。迪格卡表示，不管它們是不是合法商戶，「我們都會負責。」
達拉維地區的製造業未來或許會發展成像International Footsteps一樣。這是一家為Aldo等西方購物中心常見品牌生產涼鞋的工廠。要抵達這家工廠，你必須先從這個貧民區多條喧鬧的商業街中的一條轉個彎，進入一條擠滿蓋著防水布和波紋鋼板的破敗樓房的巷子，走一段路之後，進入一片類似公共廣場的地方。在這裡，你跳著腳避開地上的一灘污水和一隻死老鼠，躲過頭頂上的一簇簇亂七八糟的電線，會來到一條黑暗潮濕的隧道，穿過隧道，眼前像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在一條一塵不染的大理石走廊上，告示牌上用多種文字寫著讓到訪者用牆上一個分裝瓶裡的消毒液洗手。不遠處是一個光線充足的車間；筆者前不久拜訪這裡時，看到八名熟練工盤腿坐在地上，相互之間大約隔著半米距離，這比他們今年以前要寬鬆多了。管理人員之前清理了樓上的儲物區，使員工之間可以留出更多空間。所有人都穿戴著一次性罩袍、口罩和塑膠面罩，這些都是公司出錢購買的。這些保護措施增加了成本，「但是為了每個人的安全，這是必需的，」工廠負責人凱瓦拉尼（Vijayanti Kewlani）說。他也穿戴著一套同樣的裝備。
對於International Footsteps以及達拉維的其他企業來說，問題在於，「每個人」都跟以前不一樣了。達拉維只有大約三分之二的人是居民；其餘都是來自農村的民工，他們之前大多在工廠地板上過夜，或住在多人合租的房間裡，一年回幾次家探親。但這次全印度封城期間，沒有政府補貼他們的工資，這給他們的生計造成嚴重危機。由於小吃攤和快餐食堂都關了，即使是那些還吃得起飯的人也很難找到足夠的食物。
很多人除了回老家別無選擇，但他們只能選擇步行，因為政府為遏制病毒傳播，已經將鐵路和巴士都停了。這可能是自1947年發生的伴隨大量暴力衝突的印巴分治以來，印度最大規模的一次迫不得已的遷徙；而且，這波遷徙產生了一個事與願違的後果，將新冠病毒傳播到偏遠的印度鄉村。由於全球經濟低迷抑制了城市活動，大量民工之後一直待在農村。
International Footsteps設法與員工們保持聯繫，封城後的第一個月給他們發了80％的薪金，第二個月是60％。它還給工人提供返回廠裡的路費，並正在考慮為復工的工人安排更寬敞的住宿，甚至有可能配有難得的洗手間。儘管如此，只有30％的員工回來上班，而且大部份是達拉維當地居民，這讓該公司面對大量訂單卻缺乏足夠的人手。
艾哈邁德（Suraj Ahmed）是為數不多的從老家回來復工的員工之一。他的家鄉在北方邦的一個小村子。他負擔不起之前跟兩名同事合租的屋子，因為那兩人都沒回來。所以，公司允許他在找到穩定住所之前免費住在廠裡。艾哈邁德說，廠裡已有的防疫措施令他覺得更安全。此時，他將一根做工精緻的皮帶裝到一雙新涼鞋上，捲曲的鬍鬚從他的口罩底下露出來。不過，更令他感動的是他因為回來復工而加了10％的工資。他說，「我必須賺錢維持生活。」
儘管有大量民工離開且防疫措施收緊，但達拉維的環境仍有可能極其適合病毒生存，如果有民工集中返回、導致大量病毒重新進入這裡的話就更是如此。迪格卡說，唯一的解決辦法是「篩查、篩查、篩查」，堅持不懈地追蹤感染人群並將他們與社區隔離。「從現在開始這將是我們持續進行的工作之一。」
執行迪格卡計劃的前線主力將由婦女組成。他所在的部門已經召集了近6000名主要來自達拉維當地的衛生工作者和志願者，並給她們配發了溫度計、血氧儀，還針對如何發現新冠病例進行了基礎培訓。迪格卡的計劃是派她們每天挨家挨戶上門訪問，對達拉維的每個角落進行不間斷的地毯式排查，並反覆進行這一過程，直到疫情結束。這一計劃無疑要消耗大量資源，但如果疫情死灰復燃，對人員和當地經濟造成的損失將會大得多。
今年7月的一個早晨，在孟買季風期多年未見的一場大暴雨過後，大約十多名婦女在一家公立醫院集合，領取了她們今天要去排查的住戶地址，並穿上防護服。有人採取了比較巧妙的辦法，先將身上紗麗的下擺拉起來向後壓進兩腿之間，然後將布料都塞在腰後面，最後鑽進發給她們的白色連體防護服。將防護服的帽子把頭髮收緊之後，她們的模樣看起來很有點像雪人。
波亞（Sunanda Bhoyar）的穿著比較特別，她身穿一件印花收腰上衣，下身一條粉色寬鬆褲，套防護服時很方便。她是名護士，是這個小組裡少數幾名專業人士之一。她的任務是指導那些經驗不足的員工。不久她就進入達拉維居民區的核心地帶，這裡道路擁擠，一條條步道和小巷狹窄得容不下兩個人並排走。路兩邊的房子因為隨意加蓋，已經升到承重結構可能難以支撐的高度，導致陽光幾乎照不進來。
波亞熟悉路線，很快就找到了她要去的地方。這是一對老夫婦的家，不久前他倆剛剛確認新冠病毒陽性，正在住院治療。波亞告訴出來開門的年輕男子說，房子裡住的所有人都必須去隔離中心觀察並接受病毒檢測。但這名男子不想去。他說自己是某家保險公司的銷售經理，他和他的三名兄弟共有四個房間，有足夠的空間進行居家隔離。但波亞不同意。她要求在他們每個人手上打上不可擦除的墨印，確保他們會被帶去隔離。（這種墨印也被印度用來防止有人在選舉中重複投票。）
沒過一會，波亞到了旁邊一戶鄰居家，這位鄰居不相信自己有感染風險，稱他和他妻子並不認識已經感染的人。但密切接觸者調查結果顯示，事實並非如此。波亞耐心地跟他解釋，他9歲的女兒跟那家兄弟的孩子之一是好朋友，她經常到他們家玩。她說，這戶鄰居家不必隔離，但會有人再次上門查訪，看是否有人有感染症狀。在波亞跟他講話的時候，一名市政清潔工過來，準備對這所房子噴灑消毒液。波亞迅速集合手下的人一起前往下一家拜訪。
這是一種單調而乏味的工作，沒有所謂創新療法的科技光環，也沒有某種有效疫苗能作出一招制勝的承諾。雨又開始下大了。波亞說，她相信在達拉維，這種辦法足以阻擋病毒入侵。「預防將是我們今後的關鍵重點，」她說，「包括保持距離、注意衛生、發燒篩查和清潔消毒工作。」波亞還說，即使這個龐大的貧民區正在逐漸恢復正常活動，「我也並不害怕。」 — — 譯：許諾
本文原刊於2020年10月28日出版的第206期彭博商業周刊/中文版。如欲閱讀更多本刊深度報導，請到https://www.bbwhk.com/order.aspx訂閱。
